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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
们懵懂的时候。
（原载1997 年4 月9 日《文汇报·笔会》）
第5 节 金钱，使人腐败？
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
他所经营的饭店里，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肴，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
竟是老板。他苦着脸，指责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金
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大陆传媒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
种种批判。文人从商，以“下海”称之，就像从前人说良家妇女“下海”伴
酒一样，是斯文扫地，是自甘堕落。
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金钱，却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
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
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
头锐面。资源的充分，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
者的人。当他行有余力，他可能在乡里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他飞黄腾
达，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残疾基金帮助照顾残疾，文化基金鼓
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策励学子，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
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比较可以达到“谋
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心路历程。我们
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舒敞、人文气质高尚的地方。公园池塘里
的天鹅优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开自落，无人撷取。搭
地铁公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诚实购票，不需检查。
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疗，账单以后寄来。张
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
度婉转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对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实是经济的塑造。
如果张贤亮在50 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洒下来的巧克力
糖，满脸胡頾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弯身捡拾烟蒂，年轻的女人千方百计接近
英美大兵以换取丝袜和口红。
马歇尔经援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动起来。
经济发展所带来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
作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章杂志上也就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斯
文扫地”。但是当然，评者自评，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 年代初，
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
持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
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文化人或农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谈灵魂上的事情，
却和左邻右舍比较冰箱的品脾。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言辞的道德指控：精神污
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德国知识分子们沉痛地问：西方文化往哪里去？
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最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
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
都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他们的餐馆侍者，见你没付账走了出去，还对你和
颜悦色。你也看见他们的国家拨出大笔大笔的钱给饱受战乱的波希尼亚难
民，给非洲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给民生困顿、政治不安的俄罗斯。他
们的大学，对全世界的学生开放，不收一文学费。
这种百川不拒的宽松，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钱，
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透过劳心劳力的挣取；如果这个劳心劳力挣取财
富的行为叫做“贪”的话，那么“贪”有什么不好？它根本就是一个经济动
力，使一个个人，不倚赖国家的豢养，以自己的力量求温求饱求物质的丰足；
没有这个动力，社会的经济是停滞的，停滞在贫穷中。你说金钱使人腐败，
我说贫穷使人腐败，匮乏使人堕落。“仓廪足而后知荣辱”倒过来说就是，
贫穷的压迫使人顾不及荣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沦丧呢。
在经济狂潮中我们所看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欺诈、勾心斗角，究竟
是来自对金钱的追求，还是来自对金钱追求的机会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
之争，后者，却势必释放出一个人对社会最深最痛的怨愤；集合无数个个人
的怨愤，那就是一股动荡不安的毁灭力量。孙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却
觉得，在某个发展阶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财富的
追求可以推动社会，使它在物质不乏之余往精神文明提升；如果游戏规则是
不公平的，传统价值的解体崩溃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噩梦。
我多么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板能欢欣鼓舞地经营他的餐馆，
大赚其钱。然后有一天，他的钱实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个乡镇图书馆基金
会，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儿童图书馆；他设置了一个以他自己为名
的文学大奖，刺激天下有志未成的作家竞技；他组织了一个翻译中心，使中
文创作译成全世界都能读到的各种文字..唉，钱的好处太多了。
有一天，当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时，谁知道，中国说不定还
要经援美国和德国呢。
腐败不腐败在于公平不公平；金钱，倒是无辜的吧。
（原载1996 年7 月18 日《文汇报·笔会》）
第6 节 版权所有，请尊重
——1——美国《读者文摘》的中文版要节录转载我一篇文章，从香港
传真到德国来征求书面同意。节录部分只有短短一千字，谈台湾人移民性格
的弹性。文章从“3 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开始，
叙述二哥用福特车载我们穿过大汉溪烂泥河床的一段经历。
回了同意函之后，传真又来了。《读者文摘》所刊文章属纪实作品，所
以紧接着是编辑部的“查证阶段”。针对这一千字的叙述，问题还真不少：
一、当事在哪年发生？二、当时到复兴乡看什么工地？三、当时同行者几人？
是谁？四、“二哥”的真实姓名？五、可否提供“二哥”联络方法，让他过
目所录文章？六、文中所述“德国大学”是哪一所？德国大学寒假一般维持
多久？七、大汉溪桥是否即大溪桥（位于大汉溪）？我一边作答，一边暗自
心惊：我不会捏造故事，但是大汉溪分上中下游好几段，我走过的那一段是
否确实如我写的叫大汉溪呢？是不是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查证？一
个月后回到台湾，二哥马上提及《读者文摘》已和他求证过文章细节。
“有错吗？”我问他。
“都对。”他说。
——2——《读者文摘》的求证是否吹毛求疵？当然是的，但我觉得问
题可以倒过来问：一个纪实作品是不是应该经得起吹毛求疵的查证？如果经
不起，纪实作品的根本价值何在？英美将出版品分成“虚构”和“非虚构”，
德国则分为“美文学”和“事实书籍”两类。虚构的或者美文学着重人的想
象；我们对出自想象的美文作品，诗、小说、抒情散文，不能以干燥的事实
去计量。有人抒发“昨夜微雨”的心情，没有必要去查证“昨夜”是日历上
的几月几日几时，没有必要去追究那个时辰是否确有微雨而微雨又是几分钟
内几厘米的雨量。
非虚构的作品建筑在一个基础上，德文表现得斩钉截铁：事实（SACH）。
“昨夜微雨”必须经得起几月几日几时几分钟几厘米的查证，因为纪实作品
如果有任何道德诉求的话，它全部的雄辩力量都在它所呈现的“事实”里。
纪实作者往往有具体使命：他想通过对一个事件的挖掘给读者传达一
个讯息。关心环保的作者也许叙述热带雨林的破坏，关心少数民族的作者也
许书写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部落情况，关心弱小的作者也许报道一个被
强权欺凌的乡下农民。
然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作者的使命感超过了他对事实的忠实。为了耸
动的效果，把雨林砍伐的面积稍稍说大一点：把部落中酗酒犯罪的比例稍稍
说高一点；把乡下农民的伤口稍稍说深一点。这添加出来的“一点”被读者
看穿的时候就是纪实写作破产的时候。读者要问：如果这“一点”是假的，
我怎么知道其他部分是真的？对纪实作者，我们有一个不可通融的要求：因
为我们要相信你的白纸黑字，而相信很可能酿成行动与后果，所以我们要求
你给我们百分之百、不掺水的事实！当你所呈现的事实不是百分之百，不论
是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五，我们对你的信任已瓦解为零分之零。
不少地区都有报告文学；报告和文学掺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因为
两者的基本精神截然不同而且可能彼此抵触；一个深度报道固然可以写得
“美”，但它的“美”绝不能以“真”为代价，事实的真，几月几日几时几
分钟几厘米的真。在西方，报告文学因此不属文学而属新闻；在新闻学里，
对报道内容严格查证是基本专业道德。实际上能做到多少是另一回事，可是
这个认知已是约定俗成的常识。在新闻无法发展的社会里，深度报道以“文
学”的面貌出现，有迫不得已的苦楚。但是在迫不得已中，写作的人如何维
续读者对白纸黑字的信任不灭？《读者文摘》的吹毛求疵或许应该是纪实作
者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吧。
——3——被《读者文摘》节录的那篇文章其实已经赚了好几批的酬劳：
当发表时的稿费、成书后的版税、被编人别人书中的转载费、报刊杂志的多
次转载费。《读者文摘》为一千字付出四百美元。
转载费都这么多，太容易了？对不起，我不这么想。容不容易要看所
得与投资成本的比较。我从六岁读书读到三十岁；二十四年中父母不知投下
了多少教育经费，我自己在书房中不知白了多少头发。你到一家个体户面店
叫一碗阳春面，看那老板一身油腻、满头大汗把面端来，你心甘情愿地付钱，
还对老板说声“辛苦啦”。他做一碗面也许需要三十分钟，从洗菜切葱算起；
我写一篇文章可花了我三十年的酝酿和准备。为什么你付面钱觉得理所当
然，对我做出来的“阳春面”——我的文章，却觉得可以拿了就用，招呼都
不打？稿费、版税、转载费，都是写书人应得的“面钱”，不是吗？文章不
得同意而转载，在国外是法律事件；转载而不付作者酬劳，是对作者智慧财
产的掠夺。谁也不会想到冲进面店里抢一碗热腾腾的面拿出去卖，卖得的钱
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但是为什么杂志会转载作者文章，向读者收取杂志订费，
却不给作者报酬？为什么出版“大系”或“精选”的出版者会收入许多作者
的文章，卖书所得却又不与作者分享？抢了面拿去卖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抢劫
或欺诈，抢了文章拿去卖的行为，唉，叫什么呢？我的文章在大陆刊物上转
载了有十年了，不曾提出过异议。原因呢？一方面多年来两岸沟通不易，而
且编者转载文章用意也在文化的推广，多半不在谋利。另一方面——容不容
许我诚实地说呢？多年来心里总觉得似乎应给尚未上轨道的“第三世界”某
种不遵守规则的“特权”，无庸计较。近两年来和大陆接触多了，就发觉了
自己的轻浮。客观上，大陆沿海地区的经济成长和整体出版业的发展早巳不
是“第三世界”。文史书籍涵盖壮阔，尤其令台港学人趋之若骛。主观上，
基于对大陆文化人的感情和敬重，我也必须纠正自己的态度，对大陆出版界
提出和外面同样严谨的要求：转载文章，请先取得作者同意。
请注明文章出处，以示对原编者尊重。
请勿更动文字或标点符号，除非事先取得作者同意。
请付转载费，以示对作者知识财产的尊重；多少不拘。
在我个人的例子中，因为稿费邮汇海外不便，请将所有转载费以作者
名义汇入上海希望工程办公室，并请将副本寄我保存。
读书人造不出房子也砌不起墙，但是他能画出蓝图，蓝图看起来只是
一张薄薄的纸。一个懂得蓝图重要的社会才懂得如何去爱护它的读书人，也
才知道，蓝图上每一条线、每一个字，都是有代价的。版权所有，请尊重。
（原载1997 年5 月13 日《文汇报·笔会》）
第7 节 论公共空间之必要
一脚踩进去，大吃一惊，马上想回头就走，但是诺大的黄土高原上，
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厕所？于是犹豫不决地就站在那儿打量。
没门的厕所不是没见过，但是眼前这个结构嘛，非但没门，在坑与坑
之间只有一堵矮墙，也就是说，蹲着的人一偏头就可以看过去一排人头，当
然都属于别的正蹲着的人。若是不偏头直视前方，就得准备随时和那进进出
出的人打个照面..当然是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穿着衣服你半裸着，人家
从高处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只好
面对着墙壁，低下头来。至少在三面墙的环护之下，有被掩蔽的错觉；而且
也避免和别人四眼相对。我像一只缩头缩尾的病鸵鸟蹲在那儿。然后就听见
有人走进来；是新加坡来的作家。她叫了一声“哎呀！”就停在那儿不动。
过了一会儿，发现了我，遂也走了过来，默默地作了我的邻居。
在我们离开时，看见另外两个坑上也已有了人；两位来自河北的作家，
正蹲着聊天。那两个人是把背对着墙壁，脸向外蹲着的。这时候我们才知道，
我们两个海外人蹲错了方向！
“可是，为什么脸朝外呢？”我们边走边研究，那坑的结构极简单，没
有什么非要人朝外的科学理由；那么，“难道我们的鸵鸟心理这儿的人没有
吗？”恰好一个上海朋友走过来，我们问他，他露出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的
表情说，“那当然脸朝外啦！否则岂不是把光光的后面给别人看吗？”新加
坡人反驳得也快：“没道理呀！依照这个逻辑，那么脸朝外，岂不是把光光
的前面给人看了吗？”出来游山玩水的作家们乱哄哄笑一阵，这个不怎么适
合绅士淑女的笑话也就过去了。
但是对我这个喜欢对文化现象胡思乱想的人却没有过去；在笑话的里
层一定有一个文化的合理解释，一定有的。
离开西安，回到我宁静的书房里，终于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赠书好好
读读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么写西安。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写得
深情款款，突然有几句话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
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
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地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
新闻，去公共厕所蹲坑，你也会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的内
容..”有意思了！他把酒馆，巷头，菜市场与公共厕所并列起来，显然表
示公共厕所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公共空间”..和今天的酒吧，广场，演讲
厅；从前的水井边，大庙口，澡堂和茶楼一样，是市民交换意见、形成舆论
的场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户户都有自用的卫生设备；马路边的公共厕所不
为居民所设，使用者是真正内急的过路人。过路人互不相识，解完手继续上
路，没有在厕所里说三道四的欲望和必要。厕所只有机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
能。在这种情况下，各人关起门来办各人的事儿最简单便捷，谁也不打扰谁。
门，是必要的。
可是当公共厕所是相属某一个社区的设施时，它不可避免地就担负起
交流的任务。都是街坊邻居，在厕所里碰面能不聊几句吗？若是和暖的春天，
人们可以在村子里头大树下边抽烟边谈话；若是萤火虫猖狂的夏夜，人们可
以抱着自己的凳子到庙前广场上边赶蚊子边论天下；到了寒气侵人的冬日
里，反正不能下去，难道公共厕所不是个颇为温暖的去处？至少那儿遮风挡
雨，那儿弥漫着人的气味，那儿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
儿的人在排完胸中块垒之后通常神清气爽，无所郁结，容易挺直了背脊畅所
欲言。再说，厕所里一目了然，不会有密探埋伏，竟也是个说话有豁免权的
自由天地。
老农蹲在大树底下聊天时，肯定个个把背对着树干，脸朝外。脸朝外，
才好左顾右盼，呼朋引友。在这种地方若有一个家伙脸朝着树干，把背给别
人看，显然是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厕所既然和大树一样是个互通气息、
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哎，我当然蹲错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间，有门不如没门吧？我们能否想象将咖啡馆的座位
一一间隔起来用门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龙性质的咖啡馆了。我们能否想象
将一个城市的大广场切成小块用一扇又一扇的门关闭？当然能的；从前的君
主们为了不让市民聚集论政，曾经在广场上建筑起七七八八的设施，用以抵
消广场的公共空间作用。但是市民“街谈巷议”的欲望是堵不住的；人们遂
流向公园，流向老庙，流向..公共厕所。伦敦有海德公园，台北有龙山老
寺；而“文革”期间，多少人在交代不出来的时候脱口而出：“是厕所里听
来的”？如果是个有高墙厚门、谁也听不见谁望不见谁的厕所，贾平凹又怎
可能在蹲厕时“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内容”？而且，我也绝
不会听到这么精辟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礼多话。上公共厕所时，一个
说：“真巧啊，您老也上厕所呀！天这么冷，幸好这厕所离得近。您先请先
请..”那另一个就说：“你也来啦！身体好吗？老爷好吗？大嫂几时..”
临走时，两个人还得再来一回合：“你老尿完啦？好吗？您..”而内向寡
言的陕西人据说是这样对话的：“尿？”“尿！”“完啦？”“完啦！”因为没有
防堵的门，所以市民对国事的看法得以交换而集思广益；人们对乡里的情感
得以交流而同舟共济，个人更因为胸腹中无所郁结而得以充分发泄个性才
情。作为一个责任重大的公共空间，公共厕所之有门无门朝里朝外，差别大
矣！
（原载1997 年12 月18 日《文汇报·笔会》）
第8 节 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
——1——常常听见国内的评论家说，西方报纸没有副刊。在这里，英
文又被当做西方唯一的语言了，因为英文报纸确实没有副刊，但是在德文报
纸里，副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而在首屈一指的《法兰克福汇报》
（F．A．Z）里，副刊更是自成一霸，举足轻重。
副刊和正刊一样，是独立的一整叠，平常的日子里每天有三四个全版
和两个半版。要了解德国的知识阶层对什么事情关心、有什么样的品位，《汇
报》副刊是一个标帜。
抽出7 月15 日的副刊：首页头条是一篇文化评论，对魏玛城的古迹维
修加以批评。同样大篇幅的是一篇艺术评论，讨论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
作品，加上一张主题照片。另外两篇短文，一篇讨论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
悼一位刚去世的出版家。全版只有这四篇文章、两张图片。
第二页总共有五篇文章：两篇书评，一篇电视节目批评，一篇广播节
目介绍，一篇小说连载。几个月来每天连载的是葡萄牙作家
AntonioLoboAntunes 的《异端审判者手记》。
副刊编辑推测1997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落在Antunes 身上，有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