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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
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只
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
不是我在80 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
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
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
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
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
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
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历史上的例子不
胜枚举。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
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民意如果不
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
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
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
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
“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
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
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
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 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 年代竟会谈
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
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少数”，
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大多数”提供一个冷冷的声
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
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
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力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
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
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质不够成熟，不够
健全。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两百年前，而我们，
毕竟也才只是十年罢了。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愧对历史。
第2 节 反省之可疑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
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
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这个论调里，
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
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
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
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
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 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爱媛
县政府在1981 至1986 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
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八九
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
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
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
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
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
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
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
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
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
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
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
性？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
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
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
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
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
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
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
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
也要等到60 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
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
促成。
原子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由于原子弹所造成的人
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深重的
被害者。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
因为他觉得“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
厘清。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
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
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
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
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
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
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
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
什么得到平反？50 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
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
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
下。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
制。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
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
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我倒是觉
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
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
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
么简单。
第3 节 崇明岛在哪里？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 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 年9 月的那一
页读到这样的新闻：“8 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
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
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
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
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
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
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历史何其相似。1944 年3 月23 日，
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
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
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
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
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
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
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
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
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
死亡。仍是3 月23 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
体埋在瓦砾之下。
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
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
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
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
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
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 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
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
1944 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
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
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
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
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
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
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
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
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
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
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
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
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
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
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8 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
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
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
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
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
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
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
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
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
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
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
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
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日本老人的脸
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
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
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
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
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
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
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
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
里？（原载1996 年10 月8 日《文汇报·笔会》）
第4 节 懵懂的时候
——1——街道是空的，空下来让英雄行走。人群密密麻麻挤在两旁，
踮起脚尖，伸长着脖子，眼睛望向远伸的空街，充满兴奋。头上乌云密布，
暴雨急打下来。
十六岁的瑞典少年夹在情绪紧绷的德国人群里：“没人在乎那暴雨，所
有的热切、所有的光荣，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站在黑色的车上，慢慢驶进
广场。他看着那大声呼喊泪流满面中了魔似的群众..他踩过红地毯，步上
讲台。突然之间整个安静下来，只有雨打石地的刷刷声。领袖，说话了。”“我
从来没见过那样强烈的情感爆发，”瑞典少年说，“我和别人一样大声欢呼，
一样举手行礼，一样感动地大哭，一样爱死了这一切。”这是1934 年的德国
古镇魏玛。
瑞典少年带着满腔憧憬乌托邦和伟大的激情回到故乡，发现他身边的
人和他一样地雀跃。长他数岁的哥哥成立了瑞典纳粹党，身为牧师的父亲以
投票支持。他的老师每年夏天赶到德国去参加党卫军开会，他的亲戚长辈们
在茶余饭后热烈地讨论纳粹德国的美好。
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
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
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
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2——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
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
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
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
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
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
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
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
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
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
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
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
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
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
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
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
格曼，日后要成为20 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3——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
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
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
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
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
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印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
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
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
不缺任何人。”作为孩子的印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
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
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
——4——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
吧？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
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
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
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
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
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5——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
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
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