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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 作者:龙应台
自序:我的第一本书
《啊,上海男人!》结集成书了,才发现,这竟是第一本我为大陆读者
所写的书,收入文章多数在《文汇报》发表过。在此之前,所有的书都是“转
载”。这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两天德国编辑问我的话:“在
你的写作时间分配上,亚洲和欧洲所占比例如何?”还没人这样问过,沉吟
了一会儿才能回答:“1995 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给欧洲,八十给中国台湾;
1995 年以后,百分之二十给欧洲,百分之四十给中国台湾,四十给中国大
陆。”面对三个读者群,每一个读者群的知识范围和关心的题目非常不同,
可是,我之所以能够在三个文化圈之间“游艺”,表示这些读者群仍有一个
共同的文学品位,因为一个我,即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可能有两个表现风格。
1995 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一年,《文汇报·笔会》副刊
开始有我的专栏,像一扇窗子突然敞开——正值古老中国的20 世纪,生命
躁动一如初始:我看见,我聆听,我印证脑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崭
新而陌生的印象;还没回过神来,一半的我,已是一个大陆作家。
这本书里有三场论战,分别发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
人!》刊出的当天,听说《文汇报》编辑们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愤怒的上
海男人的电话;可惜这些愤怒的声音没有文字呈现,否则一定是最鲜活生动
的上海话!这里所收的十来篇议论文章——来自大陆各省、台湾以及法国、
加拿大、美国、日本,我相信肯定还有我没机会看到的——并不曾解决任何
问题,严重的各说各话使得讨论失去焦点,等于没有讨论;但是各说各话在
这里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体地突现了在不同文化氛围里的人们对
文化认知可以错离到什么程度。大陆人和台湾人也许使用一样的词汇:解放、
女权、自主意识等等,但是每一个词所蕴含的意义却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
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场关于上海男人的争论显得有点儿光怪陆离,我觉得,
倒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之后,一位当
地作家说,一夜之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文字能使一个人成
为“人民公敌”,还真是对文字的高度赞颂。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
人、香港人以及留美华人都加入了这场论战,每一个人都因为见证过不同的
历史而对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处在相对闭锁
的社会里,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如何形成判断?一个人若对自己
毫不怀疑;他又如何能倾听别人、与别人对话?可是认知不同岂止限于文化
与文化之间?画家何怀硕与我同属一个社会,而且是朋友,却也可以爆发一
场小小的辩论。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和一个民主体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
地位,发挥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识分子容易成为英雄;在后者,他
觉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间悖论在于,英雄时代的他本来就致力于社会由专
制转向民主,转向成功之后,他却怅怅然找不到自己!我们之间的争执多多
少少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经验的价值变迁。
没有一场争论是我事先设计、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场争论对我个人
都有一个震撼:如果没有理性和知识作为基础,任何讨论都只是口沫横飞的
幼稚争吵而已。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知识程
度来衡量吧。有一个念头总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没有
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凉的,除非你在里头恰好碰上几
个可爱的人。《文汇报》的《笔会》为我打开一片繁花似锦的世界——在一
个写作者的眼里,丑陋也是美丽的——我为这样的机缘觉得谦卑而感谢。
第1 节 初识——给上海读者
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
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
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第二次,是
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
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台湾读者,我当然熟
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
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
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
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
知识性格。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
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
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
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
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
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
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
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
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
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
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
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
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
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
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 月1 日
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
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
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
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
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我说:“我知道。”他弯身
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
花给挤坏了..”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
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年轻人
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我仍旧捧着鲜花,
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
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
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
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
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
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
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
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我很怀疑他的
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
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
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
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
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
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
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
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
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
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
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
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
潦绕。
(原载1996 年6 月19 日《文汇报·笔会》)读者来信(一)龙应台女
士:您好!
我是个五十七、将近六十岁的老太了。从前天的《文汇报》上看到您
说您还没有发现老太喜欢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有,我就是
一个,而且非常之喜欢看您的文章。
自从您在报上发表专栏以来,我几乎每期都看,我觉得您的文章很适
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后,我更加喜欢,因为我也是湖南人。
我觉得我们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为之高兴和自豪。
对于您的文章内容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龄及每天的家务太忙
的关系,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忘。只觉得您很有个性,很倔强。敢想敢说。看
问题很敏锐。笔头锋芒四射。我就喜欢看这种文章。
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去排队买您的书呢?说实在话,我不怕您见怪,我
从小就喜欢看书,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书看过。小时候家里很穷,想看书时
只是去新华书店柜台边看,或去图书馆借来看。从没有想过自己去买书看。
以后有了工作结了婚,应该说条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觉得买书不划算。
一是要花去很多钱,二是要收检和有地方存放。我们房子这么小,连住人都
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个很喜欢买书的人,常去书店买书,但他是不大考虑钱和收
检的问题,因此经常为这事吵吵闹闹。当然吵归吵,看我还是要看的。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时更忙,更累,因为有了第
三代,要帮他们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务。
因此像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排队买书看呢?有时一年到头都不去
一趟上海市里。尽管还有些这方面的灵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让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陆人们心中有何
等的影响,更加增强您的自信,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这里同时我还要告诉您,我的女儿也很喜欢您的文章。
祝您永远前进宝冶读者1996.6 读者来信(二)应台先生:您好!
拜读19 日刊于《文汇报》您的《给上海读者》,为您的一片至诚所感,
冒昧奉函,谈一点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岁的男性读者,一个以绘画为主业的文化工作者,“文
革”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绘画、读书、记日记于吾如吃饭、喝水一样重
要。
读先生的文章也仅从今年《文汇报》改版后的《笔会》上《龙应台专
栏》开始,很惊喜,看到就读。
您是我中国当代一位难得的睁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写的东西
让人觉得实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气,有一种中国古代大文人和外国大作家
所共有的大气;特别可惊喜之处,这样的文笔又是出自我们民族近现代“又
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长廊中”走出来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陆的男读者憋闷得慌。扫视大陆文坛,数十年来,少有能挺着脊梁、
亮着喉咙、坦然说话的,总是不得已说些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不知所云的
话。我们很少读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闷得慌!除了数
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陆女作家中大气的作品似也少见。一个女子走
出学校,走出家庭,面向社会大声说话,慷慨陈词,怎么能过多推崇“小女
人的文章”呢?
第2 节 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
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
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
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
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 日一早,周敏
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
“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
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
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
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
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
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
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
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
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
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
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
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
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
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
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
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
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
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
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
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
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列女
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 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
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
的,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
每天趴在地上拖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
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
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
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男人——”我小心翼
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我并没有那么无知,
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么不可以?”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
样去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
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
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
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
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
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
我他怎么怕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
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
他用身体去碰马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
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
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
姻上的苦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
“在家里呀,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
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
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
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
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
不麻烦,不麻烦,她说。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
来吃,厨房却仍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
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
下厨。果真不麻烦。
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
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
们后头,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
台湾可不可能?”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
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
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晾在阳台上。
我大惊失色。”“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我也
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
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
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
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
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
天空的男人!我们20 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
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眼,一脸不屑,“长
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
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