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所有的革命都是误解的结合。
东德的精英作家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
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
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
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
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
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
围墙。
5
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
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
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
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
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
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
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
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
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6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
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
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
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
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
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
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
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
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1
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
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
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
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
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
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
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
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
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8
1915年8月， 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
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
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
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
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
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
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
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
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
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
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9
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
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
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
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
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
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
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10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
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11
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中此节删去——扫校者注）
附 录
一只白色的乌鸦[1]
龙应台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来的董桥夫妇、为《当代》杂志献身的金恒炜夫妇、刚从
瑞士回国的我，和从通霄北上、一身乡村气息的七等生。
我们谈到民族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问题。地球村里，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臭氧层中一个破洞，对纽约高级住宅区中绅士淑女的影响和对南美丛林中的印第安
部落土著的影响一样。伊索比亚的饥民手中的奶粉来自瑞士，也来自加拿大。到一
九九二年，整个西欧要变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邦联。在这个彼此息息相关的新世界
里，民族主义是不是该淡化？
“种族、国界，对我都没有意义，”七等生说，“我相信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
值；那价值是共通的……”
与我初识的七等生，留着齐颈的长发，用温文而缓慢的声调讲话，讲的是他对
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里透着梦幻似的光芒。
我心里暗笑：完了，碰到了一个比我还严重的理想主义者！
在殖民地生长生活的董桥往梦幻骑士的头上浇下一杯冰凉的水：
“你有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当兄弟吗？”
“弱势民族有没有资格谈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锐的金恒炜也浇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头，无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国来的妓女，就是当作柬埔寨的
难民；对你不是轻视就是屈尊的同情。这个时候，你怎么来跟他谈‘人的价值是唯
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温柔的七等生成为众矢之的，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我们。
※ ※ ※ ※ ※
那个时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确实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欧洲》这
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泰国来的？》，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然而
在现实环境中，又确实有那么多泰国来的卖春女郎、为换取护照而结婚的亚洲女子、
背井离乡为生活奋斗的亚洲难民；我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成见，而又必须每天面对
这些成见，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桥终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之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自然敏感。恒炜一向有
世界视野，又在种族杂处的加州生活过几年，对强弱民族间的矛盾也难免有所感触。
而我，一年来老被人问：“您是泰国人吗？”和幼儿走在街上，陌生人—会走过来，
塞给我几块瑞币，“给可爱的孩子买点东西！”他们亲善地说，那是使我觉得有点
难以消化的亲善。我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七等生，沐浴在
太平洋的海风中，面对的不同“种族”是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他应当可以
谅解为什么我们几个人浑身是刺。
※ ※ ※ ※ ※
在国际笔会上，我看见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穿梭会场之
中，又受镁光灯及人群的包围与簇拥。我看见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安静而谦逊
地隐没在各个角落里。而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
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的身上。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
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
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去年在瑞士开的笔会，在我眼中，充份流露着白种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我开始考虑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立足点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第几世界的作家，
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
完全不属于欧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美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
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强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
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
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
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
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
一把尺——以强势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
全不能接受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
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
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点不安，他就
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 ※ ※ ※ ※
“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身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
在所谓种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
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子野
蛮人” 。 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
“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在苏黎世的街头，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
心主任话里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我们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蛮人，但是不要说出来，伤
了感情。
在“野蛮”的瑞典，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犯还有假期；不久前一个间谍在与妻
子“度假”的时候溜跑了，西方诸国引为笑谈，瑞典不以为忤，坚持“犯人也有人
权”。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于医院门外，没有鳏
寡孤独年老者会因为无人抚养而死去。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言论不
当”而被囚禁起来，也没有人会把幼女贩卖到妓院作为雏妓。
一个来自高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子”；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亚洲作
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妓女、难民；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
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点，而是“人”的弱点吧！
或者作梦的七等生竟是对的。
※ ※ ※ ※ ※
《人在欧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
星》以及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
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离开瑞士，移居西
德，眼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
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三个和一个
——龙应台杂文散议
杨际岚
综观当代杂文界，龙应台是个“异数”。
在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以前，全台湾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龙应
台” 这个名字； 仅仅过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后，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龙应台”三个字。
她的经历似乎极为平顺、简括。
无妨展视一下履历表：原籍湖南省衡东县，一九五二年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大寮
乡水源地；一九六九年，进入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学美
国，攻读英美文学，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
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湾，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
八五年八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苏黎世；一九
八八年五月，迁居联邦德国法兰克福。
她的创作历程，似乎也不复杂、漫长。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投稿《新书月
刊》，批评《孽子》；十一月，“龙应台专栏”于《新书月刊》上开设；撰写《中
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野
火集”专栏于《中国时报》上开设；六月，文学批评集《龙应台评小说》由台湾尔
雅出版社出版；十二月，杂文集《野火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其间，还以“胡
美丽”的笔名，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不定期撰写有关女性问题的杂文。一
九人六年十二月，在“人间”副刊开辟“人在欧洲”专栏。一九八七年二月，《野
火集外集》由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六月，杂文、随笔集《人在欧洲》
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近年来，龙应台尚在台湾《皇冠》杂志上
撰写专栏文章，透过“安安”视野审观大千世界。
然而，她却平地卷起了一阵“龙卷风”26野火集》一个月内销售五万多本，去
年已高达一百○七版，十几万册，台湾百多人中即拥有一册。《龙应台评小说》也
印行了二十几版。而《人在欧洲》初版即印行六千册。《野火集》和《龙应台评小
说》分别评选为“年度最具影响的书”。同仁们称她为“一九八五年最具影响力的
作家”。杂志评她为“一九八五年文化界风云人物”。
如今，作为大陆的读者，想要了解台湾杂文，不能不读龙应台杂文。迄今为止，
龙应台杂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烧“野火”的龙应台，谈“美丽”的龙
应台，“在欧洲”的龙应台，各具特色，纷呈异彩。
其一：烧“野火”的龙应台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话应于龙应台，再贴切不过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因为实在不能忍受荧光屏上一位女“立委”自
私自满的谈话，龙应台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并无太深关
系的《中国时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
的《野火集》来。正如龙应台本人所述：往往文章一出现，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
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老师
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邮箱里一把一
把读者来信……
不过，另一种声音却也嚣嚣不已——
“龙应台在‘中时’写文章，篇篇都是丑化我们中国，丑化我们中国人……以
一点概全般，丑化我们的社会……”
“他（指龙应台）遍撒野火，期盼燎原，但是，野火无主，易放难收，显然，
作者的用意，不在批评，不在建议，只想随心所欲地随手放火，火起之后，再拿一
本外国护照出国，隔岸观火。”
“用脚踩熄这点子‘野火’把，一如踩熄一截烟蒂。不值得再为此人此事写一
个字。”
更有甚者，“妖言邪魔”，“行险而骄、言伪而辩、激狭取宠”，“满纸酸溜
溜、脏兮兮、恶狠狠、火辣辣”，等等，一股脑儿地朝龙应台头上扣去。有些“特
定”的团体明令将此列为禁书；甚至匿名地寄去撕了一角的冥纸，诅咒她早日归阴。
热烈的掌声与凶猛的骂声，这一深具涵义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了龙应台杂文
的强烈的现实意义。
她严峻地剖视整个病态社会——
懦弱自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
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环境污染：地面、地下的污染，水的、空气的污染，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污
染”，立体化地四下蔓延，麻痹同胞的心灵，台湾犹如“生了梅毒的母亲”；
反仆为主：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四十年来患了政治“敏感症”，有许多陈腐观念
需要纠正， 却又怕被扣上大帽子而不敢吱声， 卫道者动机指斥为“民族叛徒”、
“赤色嫌疑”；
封闭教育：在生活上“抱着走”，在课业上“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骑着
走”，牺牲学生自立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
龙应台以她那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社会中
的种种病象， 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我们去自剖， 去反省。她坦率承认《野火集》
“很苦很猛”，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因
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她希望自己的批评“是不
受传统跟规范的拘束，超越出来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热烈”。
这也正是龙应台杂文风靡台湾的根本缘由。
其二：说“美丽”的龙应台
一条上了电视的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
一则某专科学校强迫已婚女助教及职员辞职的新闻，
一封被歹徒强暴而自寻短见的十八岁姑娘的绝命书，
一家新开设的专卖“给女人看的书”的书店，
一桩开会时让女警察提茶壶招待客人的寻常事，
一名妩媚而年轻的大使的辞职，
一位主持人关于某小姐的介绍，
……
龙应台以“胡美丽”的笔名，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发表了多篇杂文，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上观察、思考和评论女性问题。龙应台
藉自我访问的方式，这样评价这些杂文：“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
而言语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有的论者认为龙应台是理性的、中性的，“胡美丽”
是感性的、女性的，而其为“善”则一！
社会生活中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如上述那些事例，在龙应台眼里，却带有另
一番意味。她一针见血地揭示“结婚就得辞职”的真正涵义：一旦结了婚，在你眼
中，我就成为一张擦脏了的茅厕纸、一朵残败的花、一个已经被人家“用”过的肉
体——所以你要我离开。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受害者：杀了你女儿的，并不是那个丑
恶的暴徒，这个社会对男性的纵容、对女性的轻视逼使她走上绝路，无形的贞节牌
坊深深地建筑在每个角落。龙应台针砭痼疾丝毫不留情面，可又不令幽默感：一般
的书店不能满足女性心智上的要求，“女人书局”有个重要任务——时时提醒女人
不要“捞过界”来。对于那些抽象、宽泛的事理，龙应台常常用明快、简捷的语言
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述。比如，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每次见到她都会说：“胡美丽，
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你不像个女人！”什么叫做像个“女人”呢？龙应
台开列了女人必备的几个特质：首先，必须是被动的，第二个要件是害羞，最重要
的还在于比男性要来得“柔弱。 ” 龙——徐徐辩驳，而后举重若轻，一语中的：
“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被动、柔弱……），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
这‘一个’模子。“
说“美丽”的龙应台，尖锐、深刻，却又不带片面性。其文锋芒直指“愚女政
策”——“这不是缠足，这是缠‘脑’、缠‘心’！”在淋漓尽致地抨击轻视女人
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同时，龙应台毫不讳饰女性自甘示弱的顽症：从小到大你
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身体纤弱一点、头脑愚昧一点、学历低一点、知识少一点、
个性软一点吗？既然心甘情愿的作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
后？她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又不囿拘于一方的单角度，褒贬得体，尖锐而不尖
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说服力。
其三：“在欧洲”的龙应台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
子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龙应台在描述旅欧心路
时流露的情怀，几多无奈，几多感慨。
《人在欧洲》是龙应台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详尽、形象地显现了龙应台目前
的关注点：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
化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疑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有些基本信念，比
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弱势文化”中的作
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发出声音；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假如把《人在欧洲》的多数篇什概略地分类，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一，谈社会，
如《清道夫的秩序》 、 《番薯》、《斜坡》、《思想栏杆》等。二，谈人生，如
《给我一个中国娃娃》、《烧死一只大螃蟹》、《阿敏》等。三，谈文学，如《诗
人拎起皮箱》、《视大奖·必藐之》等。换一个角度，从关怀面的宽泛和集中，还
可以划分：谈国际问题，如《德国，在历史的网中》、《丑陋的美国人》、《慈善
的武器工厂》等；谈台湾问题，如《台湾素描》、《台北游记》等。实际上，二者
融为一体，她议国际问题，总是把台湾作为参照对象，议台湾问题，无不置之于国
际环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贯之的，是力倡开阔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观：在彼
此息息相关的世界里，把人的价值摆在首位，从心灵的层面上真正地尊重人、关爱
人。
在龙应台写《野火集》的时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调侃她：“你的职业不是
教授、作家，而是中国。”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切，到了《人在欧洲》，转换成了
对于民族主义与世界公民关系的探寻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视野、胸襟等），
也获得匡正和弥补。
当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关切，但立足点更高了，视野更宽了；
台湾已经从贫穷进入富裕，但要从依赖变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两眼逼视现
实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线，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个‘人’，
也不可能做个有意义的中国人。在开发与未开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
观的宽还是窄，大还是小。”
“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
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龙应台的这段心路，虽然打上了个人切身经历
的印记，但它对于华人作家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省思和启迪是相当典型的。“这一个”
龙应台。
龙应台遭受的诸多诟责，“别有用心”和“哗众取宠”是其中主要的两项。
对于“别有用心”的罪名，龙应台坦然应承。她直言不讳：“不错，我是‘别
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
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
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连篇累牍，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
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
评的特点和价值：“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
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
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
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
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
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龙应台的结
论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批评！”
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传统，龙应台把一己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
去。她极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
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
—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
分子。”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巴人对鲁迅的一番评价：他一直面着现实，时时在观
察现实，掘发现实，分析现实。他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心，是在他那“热到发冷的
热情”（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的笔调中可以看得出来的。犀利、冷峻的字里
行间，跃动着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龙应台无愧为大写的“人”。
非议者还一再贬斥龙应台“哗众取宠”。以虚浮之辞“哗众”谈何容易！龙应
台杂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万读者。一位法律教授不胜感慨地说：“龙应台最
大的优点是以文学批评家的笔法批评社会问题，落笔率直，且能以大众化、浅白的
笔触突破过去的禁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换言之，感性的文学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为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统一，为大众化的
实际效果创造了基本条件。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
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
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
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按照鲁迅的看法，杂文的主要内容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批评不完全等同
于杂文。“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杂文离不开议论，但这种议论只有具备“理趣
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点，才有艺术感染力。龙应台相当讲究素材的
剪裁，结构的营造，语言的锻炼；她的杂文，融知、情、理为一体，议中含情，情
议相偕。
综观龙应台的杂文，无一不是缘起于具体事物，有感而发；但无一仅仅局限于
某一事物，就事论事。始终着眼于观念的探讨——作者和读者，肯定意见和批评意
见，都十分明了这一点。
龙应台认为，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即观念上的框框。她的杂文警策
人们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为以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观……每一篇大致都在
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出版者对龙应台的良苦用
心也体悟得很透彻：“长久以来的歌功颂德，已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批评建议的勇气，
传统文化的因循，促使一般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龙应台努力点燃的，正是
独立思考、勇敢质疑、热心参与的新观念。”无怪乎，对着名原子科学家孙观汉所
说的“小脚观念”、“小脚行为”，她的揭示是那么尖锐，那么严峻，那么不遗余
力。客观上，这是对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倡导人道主义的历史贡献的继承和延续。
新文学运动后，白话文兴起，杂文勃然盛行，名家辈出，佳作如涌。这三四十
年间，杂文在台湾也久盛不衰。论其指向，大体分为社会批评和人生杂谈两大类。
前者，率直、尖锐地揭穿社会缺陷，立懦敦薄，以促进社会改革。后者，由社会批
评衍生而来，可能有较严肃的议论文学，也可能是幽默地闲谈人生琐事，但无不以
议论的方式出现，以人类日常生活为主题。以社会批评见长者，柏杨、李敖等凌然
卓立。以人生杂谈专擅者，当然首推林语堂、梁实秋，台静农《龙坡杂文》的多数
作品评说人生，娓娓道来，平实中见深沉。而龙应台不落窠臼，独步健行，开了一
条新路。“龙卷风”终究要随时而逝，然而，龙应台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书写下的
锦文华章永远不会失却它的光彩。
一九八八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