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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20年，为什么不结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结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张自佳在1989年回到广东家乡，和一个中国女人正式结了婚，生了孩子，又只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边。
"我没有骗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国人嘛，总要落叶归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着他，使他有点腼腆地看向门外，这落叶归根有什么样的魔力呀，让一个人在异地生活了50年，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仍旧要抛开一切回到他出发的起点？他究竟是无情还是多情呢？
但是张自佳一时是回不了家的。一张最便宜的机票要近两千美金，也就是4万比索。一个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华总会书记的月薪也有那么多，而且能够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积蓄8年才能买一张机票。实际上，恐怕20年也不够。
1991年，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与俄罗斯中断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资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断炊绝境。卡斯特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非常时期"，开始粮食限量配给。在别的移民国家，华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古巴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华人和别人一样的一无所有。个人粮食簿上的每月供给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经半年未发）
布料 无货面包一天一小块（比小孩拳头小）
鸡蛋 一星期3个（很久、很久没见了）
咖啡粉400公克
只有病人和7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分到牛奶。鱼肉久已不见。政府有肉供应时，一个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没有，得再等个半年十个月。
"我以前还可以寄点钱回广东，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现在不准了。"
"你对卡斯特罗看法怎么样？"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过我们是外国人，跟政治没关系。"
张自佳抽了口烟，想想，又说："现在中国富了，没有人来这了。我很怀念中国。"
街上隐约传来乐声。这是"伦巴"、"曼波"、"恰恰恰"的国度，我却依稀听见唢呐高昂的音乐。真是唢呐吗？很可能是的。几十万身上烙了印记的华工中，有人曾带了支唢呐来，现在成了古巴嘉年华会中不可或缺的乐器。只是在黄昏的唐人街，那若断若续的唢呐声令人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灯一亮，突然恍惚不记得身在何处。
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华人死后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处。"中华总义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远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齐干净，有80万个坟，全在一处，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坟场。古巴的历代革命先烈都葬在里头，进去得付一块美金门票，俨然是博物馆。
华人公墓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像一个落寞的庄园，由几个白发老头守着。从边缘荒烟蔓草中的坟墓看起，石碑已被时光打磨，看不出字迹来。只有一座，模糊刻着"殁于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吗？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华工在卖身14年之后重获自由的一年。这个人，姓谁名谁来自广东哪个村子，难道在14年的苦工之后来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来？他的亲人可知道他最后的下落？有谁又知道他最后的愿望？他受尽苦难的脸朝向哪个方向？
处于中心的是几座公坟。左手是"国民党员公坟"，立于"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右手是"中华社会党员公坟"；两座坟平静地面对，共有一条长着青草的小径。
"陈颖川堂公立坟场"立于民国十九年：
"颖汾设新茔牲醴诘陈慈善会川流归故国鹃声啼罢短长亭"
"江夏堂先友坟场"上还留着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归魂白衣万人绿波千顷夏饲供祭礼青岛一束玄酒三杯"
什么人来这里亲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迁亡兄壮志未酬遽尔先归地府阳居昆仲致诚奉祝望汝早登天堂"
这些早期死亡的人，显然都还埋进了土里。立了石碑、刻了挽联，哀切优美的文字像一只温暖的母亲的手。这二三十年过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面墙可以装下五六十个棺材"抽屉"，一个叠一个，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长、八十公分宽的白粉标了号码的"抽屉"面上，有人用手涂上黑字：
"蒋绪缰广东新会梅阁连安村人杨惠明广东开平塘口胜平市人李国伟广东高要宗隆乡二冷水村人……"
没有一个让人得到一点安慰的字眼。在他们的家乡里，他们的墓碑上少不了"显考"、"恸子"、"不孝子"、"在天之灵"等等文明世界用来彼此抚慰的文字。这些在异国的天空下躺进"抽屉"里的人们只有一个号码。
或许，写下原乡村里的地名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地名至少表达了一个绵长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时将钥匙、照片、针线、眼镜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丝马迹都放进抽屉；在这里，人最后将自己的躯体也放进一个抽屉。再也不打开的抽屉。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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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白玫瑰
一枝白玫瑰
1
在我摊开地图的时候，他们说："你找什么？我们可以帮忙吗？"
哈瓦那最宽敞美丽的大街，阳光照亮了他们咖啡豆色的裸露的皮肤。金童玉女似的，男孩子搂着女孩子的细腰，对我露出细白的牙齿。
我其实不找什么特定的地方，而是在找我自己！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认得了一座城市吧。但是你们可以告诉我哪儿是古巴人爱去的酒馆，让我避开观光客的人潮。
我们离开大街，折向巷道，气味和色彩陡变。在观光客饭店背面的阴影里，漆自墙上剥落，木板因陈旧而断裂，铁栏杆布满锈色；光着胳臂的男人从三楼垂下一只空桶，让满头卷发的女人拿去水车要水。垃圾暴置街头，惹来的苍蝇停在没有肉的肉铺砧板上。不知哪里流出来的脏水横流过街，行人踮起脚尖。一只老鼠沿着墙角歪歪斜斜地摸索前进。
她，哈瓦那大学，教育系。男孩子用英语单字解释。我，哲学系，一年级。她，没有父母，祖母养大。跟祖母住。
天色黑得突然，整个哈瓦那黑影幢幢。又是一个停电的晚上，人们从闷热的房间走出，在石阶上坐下；一条街的人，都在独自发着幽光的天空下。谈话的声音此起被落、远远近近，像海浪的推涌。
父母怎么了？我看着女孩清澈的大眼；她正喝着啤酒。
死了，生病，她小时候。所以很穷，要做工，读书，男孩子叫了一杯可乐。我们要读完大学、结婚、到美国去。
要付账的时候，女孩子起身，说"等一下"。在柜台拿了包香烟回来，放在我面前。"买这给我吧？"她说。
男孩子拾起一双脚让我看他脱了底的球鞋。给我一点美金吧，他说，我快不能走路了。
连续几天，我都看见金童玉女在大街上，等着什么。
2
广场上有点儿假日的气氛。露天的咖啡座上一片花花绿绿的遮阳伞，伞下坐着来自欧美的观光客，穿着凉鞋、戴着墨镜、展露着海滩上努力晒出来的红皮肤。小书摊一落一落的，排满了广场。1997年啊，谁喝得起咖啡、谁买得起书？这假日气氛全是观光的布景道具。
书摊远看形形色色，近看却只有一种书：古巴革命，亩巴历代革命。只有英雄传记，反西班牙殖民英雄、反法西斯独裁英雄、反美帝英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是书的封面封底、是旗帜、是海报、是衬衫、是钮扣、是帽徽、是手帕、是围巾、是杯盘碗匙、是银币镍币金币铜币。
革命和英雄，和那花花绿绿的阳伞一样，都是观光业的道具。异国情调里掺进了壮烈的想象，对西方小资产阶级调配出多么不可抗拒的魅力。留着小胡子的书摊老板捧着一盘胸针，用拉美男人挑逗的语气挤眉弄眼地说：
"可爱的小姐，你要卡斯特罗还要切？"
我摇摇头，不，对这些死掉的和快要死掉的男人我没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你们除了革命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卖？（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岂不意昧着一次又一次的幻灭？你们是卖革命还是卖革命的幻灭？）
小胡子假作生气状，拍自己的脑袋："可爱的小姐，你太麻烦了，人家美国人来古巴就找这个。"
然后就和所有的观光客一样，踱进了革命博物馆，古巴的历史展现在墙上，图片和文字告诉你，这是一个屠杀史、殖民史、抗暴史、革命史。历史和照片一样：黑白分明。白人残杀土著，地主压迫农民，殖民者剥削被殖民者，而历史的前进就由一次又一次的揭竿起义推动。洒了热血、抛了头颅的英雄照片被放大到顶天立地，自墙头俯瞰人群。
我退到房间一隅，自窗口望向蓝色的加勒比海，深蓝，在阳光下跳跃着万片碎光，切割着我悲哀的情绪。悲哀，因为一点儿也没被墙上的屠杀史抗暴史所感动。
陪伴着切·格瓦拉在穷山恶水里打游击的那只驴子就站在对面，不是照片，是栩栩如生的被填塞了的标本。载着卡斯特罗在翻天大浪里抢上滩头的快艇"老奶奶号"就在右侧，由卫兵守着，像守护一座神殿。
如果没有这窗外的古巴，如果我只认得这座革命抗暴博物馆，我想我会感动涕零，为那些被欺凌被暴虐的凡人，为那些正义勇敢而纯洁的英雄。可是我知道这博物馆外面的世界。在外面那世界里，曾经正义勇敢而纯洁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欺凌暴虐的主使。
连最纯洁的革命理想都可能只是一种篡写历史的道具。
3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埃拉斯EduardoherasLeon说，他找了三位当代古巴最优秀的年轻作家和我见面。晚上7点，在我饭店大厅等候。
7点整，向我迎面走来一个男人，长发披肩，穿黑色衬衫、黑色紧身牛仔裤，裤脚塞进黑色长统高跟皮靴，皮靴上的金属配件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的两只手腕各套着一只镶了金属的黑皮镯。这样一个人，看起来不是重金属乐队里，歇斯底里的疯狂歌手，就是嗑药纵欲致力于自我毁灭的叛逆小子，总而言之，是那种如果在暗巷相遇会让我回头就跑的危险少年。（与我同行的摄影记者事后说：我远远看见那么个人向你走近，大吃一惊，心想是否该和你出去保护你，后来看到另外还有两个人，才放心走了。）
这个人虎虎生风走到我面前，一开口，就让人发觉他是只披了狼皮的绵羊："你是应台吗？我是约斯，Yoss！"
声音很轻，眼睛很稚气，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米谢Michel较高，明显地有印第安人血统，肤色像烤得恰好的面包，眼睛美丽柔和。一柬黑发扎在后头。
安格Angel似乎较老气，块头也大些，不怎么说话。
去海明威的老酒店吗？我问。
三个人都摇头，由会讲英语的约斯回答：那儿太贵，太贵了。
最后到了一个他们认为贵得可以忍受的地方坐下。是一间速食店，除了啤酒就只有玻璃箱里旋转着的一热再热皮都干掉了的炸鸡和汉堡。安格已用过晚餐，米谢叫了半个炸鸡。约斯开始大吃，原来的羞涩被克服了，他笑着说："好久没吃肉了。"
他吃了一份又一份。只有他真能说英语，于是一面吃，一面抹嘴，一面说。
我提了几个流亡西方的古巴作家名字，三个人意见相当一致："这些流亡作家也许在西方有名，但他们不见得是好作家。西方宠爱他们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不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成就。我们并不特别尊敬这些人。
"政治，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西方似乎有一种简化的想象：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得有异议作家，而且只有异议作家，才值得他们注意。
"我们三个对于文学表现本身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政治的兴趣。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在古巴，人们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为秘密警察工作——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里，政治以外仍有极端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题材：情欲、贫穷、信仰……
"当然我们并不刻意去逃避政治，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有被查封或没人敢发表的作品。像安格就写了不少古巴士兵在安哥拉的经验，写得很惨痛，完全不能被官方接受的，只能拿到墨西哥去发表。
"但我们都觉得只写政治是太窄化人生了。以异议分子面貌去赢得西方注意，更不屑为之。
"我爱女人。米谢和安格也是。光写女人就写不完呢。"
有人捧着满怀玫瑰花在兜售，我吃一惊：玫瑰花？每个人每天限量一个小面包了，还有玫瑰花，这是什么超现实主义？
米谢把卖花人唤近，抽出一枝含苞待放的白玫瑰，递给我，说：
"请原谅，只是一枝塑料玫瑰。"
他看着我将白玫瑰用丝巾细细包扎，静静地说：
"我们都很熟悉李白的诗，中国唐诗。我自己特别爱庄子。但是在哈瓦那简直不可能找到中国文学的书，不管是古典或当代的。你有什么办法吗？"
唉，让我想想办法吧。哈瓦那找不到的东西太多了：肥皂、卫生纸、别针、鞋带……买一条短裤可以花掉半个月的工资。你想找的却是李白庄子和中国文学，真是彻底的精神贵族啊。
4
我带着一枝塑料白玫瑰回到欧洲。小心地将它插在书架与书架之间。
有些东西看起来是真的，其实是假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假的，其实倒是真的。
1997年7月19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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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
国破山河在
——知识分子的心灵流亡
1
4年了！你怀念那个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吗？"选择西德或是东德，"东柏林长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说，"就譬如要我选择霍乱或是鼠疫，选择一个豪华的或是普通的大黑坑……"东德不值得怀念，统一更不值得庆祝。只是每当电视上西德人将东德说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场不好笑的笑话，他就觉得彻底的受不了。
"西德和东德只是金钱的结合，新婚夜或许有几度性高潮，接下来的4年却是夜夜强暴。老实说，我并不在乎东西德的结合，只是头痛怎么结合了就无法再退出！"
2
东德时代炙手可热的作协领导康特说：我不跟你虚伪，坦白地说吧！对，我不得不怀念那被抹掉的国家，而且一丁点儿也不后悔曾经为她投入一切。
当年康特的书风行一时，东欧各国争着翻译抢印，还是全国莘莘学子的必读作品；现在，书绝版，没有人愿意再印。
不是由于言论箝制，而是，改朝换代之后，人的价值观和品味也翻个了，没有人还认得出作品的意义。
他所怀念的，其实不尽是独裁政治或共产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可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只有在独裁政治和共产制度中才能浮现出来。
3
反资、反美、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殖民主义、反消费主义、认同第三世界……．
你在说陈映真吗？
不是，我在说海涅·穆勒（HeinerMuller），东德时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身为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他曾经反资、反美、反霸权……现在，那个主义国家从他脚底下被抽走，他仍旧反资、反美、反霸权……只是，现在，所有他反对的东西：资本主义、美国、霸权、跨国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为德国的统一。对穆勒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栽培出来的精英而言，德国的统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扩展霸权、推广殖民的策略运作的结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发出警告："我们输了，就要被麦当劳吞掉！"东德的主义果然"输"了，诗人遂发出叹息：
社会主义走了，约翰走路来了！Sozialismusgeht，JohnnyWalkerKommt！
约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恶。而这充满罪恶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是文化），却要吞噬掉远远比它优越的德东文化。
究竟什么是德东文化呢？东柏林的精英告诉你：德东文化是质朴自然的、生机活泼的、开放诚恳的、重精神不重物质、讲合作不讲竞争的、不造假不媚俗的。西方文明（德西，只是美国集团的一部分，没有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不必单独称德西文明），则由于高度工业的发展，是雕琢假造的、呆滞单调的、虚伪做作的、重物质不重精神、讲竟争不讲合作、庸俗而诌媚的。
怀旧，尤其是思怀一个永远沉沦的旧，使这些昔时精英不愿意承认，或许在两个强烈的黑白对比中其实有一大片复杂的灰色地带。捧着受伤的感情，他不愿意承认：不管是东边人还是西边人，或许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藏身在那个说不清的灰色地带。
可是，要承认这个灰色地带，对一个自尊受严重损伤的人来说，真正是情何以堪！什么都失去了，谁还忍心去吹灭他头上那一圈道德的光环？
4
所有的革命都是误解的结合。
东德的精英作家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围墙。
5
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6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
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