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 作者:梁晓声
类型:官场沉浮
内容简介
安庆市,西部某小城,二十年前还是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如今却发展得近乎神速,人口、环境、经济都有了跳跃性的飞跃,是一个能让人心稳定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安庆市的发展变化离不开李一鸿。李一鸿,性别男,刚过知天命之年,丧偶,育有一儿两女,为人正直不阿、善良朴实、热心助人、不为名利。李一鸿的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却在某一天得知自己被以前的老馆长推荐成为市政协委员。这本来是件让人高兴的好事,却让从来没有从政过的李一鸿犯了难。
当上政协委员,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百姓称道,家人发难。一天,一封来信打破了李一鸿心中的平静,信中所描述的教育腐败惨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此外,信中锋芒所指的安庆市一中,自己的恋人杨亦柳就是该校校长。检举信在无意中丢失,过段时间后却被人在网上以李一鸿的名义“晒”出来。信中的内容被人添油加醋,此信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挺李派”和“倒李派”斗得不亦乐乎。
儿子儿媳留在农村,李一鸿无意发现全村人都在加工生产一种“优质大米”。李一鸿顶风而上,孰料儿子一家却遭到了恶意报复,儿媳被吓得流了产,不得已躲到市里,家里又被洗劫一空……
大雪无痕,苍天在上,李一鸿以昭彰正气平复了诸般腐败污浊之气,这时接到任务:组织调查小组深入虎穴。同行的是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政协委员。这一路上是凶是吉、是险是幸?李一鸿又会碰到怎样的对手?他能本着自己的良心,继续当好这个政协委员吗?李一鸿整整衣袖,便轻装上路了。

【作者简介】
梁晓声,原籍山东荣城,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插队北大荒,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进入复旦中文系创作专业,1977年毕业。
曾任北京电影制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国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梁晓声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以知青文学代表作《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雷》蜚声文坛。
至今已发表作品近千万字。其作品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他的名字被收入到英、美、澳三国“世界名人录”。


安庆市是西部某省的城市。

李一泓是安庆市的名人。

百余年前,全世界总人口才十六亿多。那时北京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了,超百万。而现在,连深圳这一座二十几年前才开始形成的城市,仅常住人口就四五百万了,加上流动人口,过七百万。三十年前毁于一旦的唐山,市区人口又达到四五百万了。人口多了,城市占地面积今非昔比。至于西方国家那类二三十万的城市,如今在中国连一座大城市的区都够不上,充其量只能算是县级市,小县城而已。

想想吧,以北京为例,仅海淀一区,人口已多达一百几十万,而朝阳区比海淀区还要大。海淀区的一个街道,比如学院路街道,竟将近二十万人口。

二十年前安庆是一座小小的县城,有十几万人口,占地面积也很小,但很紧凑。它是一座古城,虽古,却又默默无闻。古城得由古代名人衬托着,方能显出古的历史价值。安庆历史上并没出过什么古代名人,它的古从不曾被任何人任何方面重视过。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的二十几年间,安庆的人口已经八十余万了。它周边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形形色色的房地产开发商买断,建起了一处处市民小区。而一处处农村随之消失,一批批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城市人口,那是中国农民们几辈子以来的梦想。于是它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市政府鼓励农民们变成城市人口,只要在城市周边买得起一处商品房,就会获得城市户口。许多农户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家中凡是能出外打工挣钱的人都出去了,房价竟也像大城市一样在持续上涨,只不过不像大城市的房价涨得那么离谱那么疯狂。已经变成为城市人口的农民,自然很是庆幸。举动晚了一步,梦想尚未实现的农民,对房价的上涨难免心急火燎,枉自叹息,更加只争朝夕地挣钱,或迫不及待地借钱。

可以这么说,如今安庆市的人口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二十几年前的农民,对新的身份特别珍惜,都尽量显出既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又是文明的城市人的觉悟。他们都明白,如果不愿被视为城市里的二等居民甚或差等居民,最好自觉地那样。

总而言之,安庆是一座人心相当稳定的城市。虽然还远谈不上和谐,但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忧的不稳定因素。

安庆市文化馆对安庆市所起到的文化作用却依然责无旁贷而又无可取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市民,对于农村文化娱乐的种种形式仍存眷恋,情有独钟。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老市民在文化娱乐心理上亦多半怀旧,文化馆乃是保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文化故乡”、温馨的“娱乐场景”。一言以蔽之,对于安庆市,文化馆的文化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甚至等同于文化部。

李一泓这一位安庆市的名人,是文化馆的副馆长。除了正馆长齐家轩,他是馆里唯一的另一位“领导”,副科级。李一泓除了是文化馆副馆长,还是市“古体诗词爱好者联谊会”、“舞狮爱好者协会”、“收藏爱好者协会”、“书画爱好者协会”的会长……总而言之,民间头衔不少。而使他名人地位最为巩固的民间头衔是——“安庆市太极拳爱好者协会”的终身会长。

他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农家子弟,而他的父亲李志达却曾是老安庆县城里威名远扬的太极拳师。当年,安庆县城里最富有的商绅严世鹏极为敬重李志达的武德和人品,将独生女儿许配给了李志达。但商绅的女儿却没成为李一泓的母亲,她在和他父亲成婚前死于匪患。李志达出于怜悯痛不欲生的严世鹏,也为了报答人家对他的垂爱,遂认人家为义父并郑重发誓十年不娶。李志达从此为严世鹏担负起了保家护店之责,同时继续教人习武,收点儿学费,自己养活自己,一点儿也不沾义父的光。本愿做他老丈人却不料做了他义父的严世鹏,越发感到他品行难得,干脆投一笔资,买一处宅院,使他教人习武有了固定的场所。李志达的徒弟成倍地多起来,挂牌势在必行了。而他坚决不以自己的名字挂牌,非以严世鹏的名字挂牌不可。严世鹏又哪里拗得过他呢?最终只得违愿而依。于是择个吉日,邀请小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齐来捧场相庆,设宴、舞狮、放鞭炮、唱戏,热闹之中悬挂起一块体体面面黑漆红字的大牌匾是“世鹏武馆”。这么一段从头到尾的过程,从前的县志里详细记载着。徒弟多了,收入自然也丰了。李志达从中扣除少许的生活费用,其余尽数交到严世鹏的老账房那儿。严世鹏不解了,说志达你这个人啊,咱俩都是义父子关系了,你还何必在钱财方面和我划的这么清呢?我女儿已死,我又再没有儿女了,将来遗产不都得归在你的名下么?我严世鹏虽然身在商道,但毕竟也是个仁义之人,也顾惜名声,也要好口碑。你的做法,我打心里佩服。可传出去,免不了飞短流长,岂不是使我授人以柄了么?

李志达听罢就给严世鹏跪下了。他说义父啊,你对我的恩德,我一辈子铭记在心。你将来的遗产,却绝对不应该属于我……

严世鹏急了,说不应该属于你,那应该属于谁呢?我连至亲的亲人也没一个了,一辈子苦心经营置下的这份家业,传给你,我不认为会辱没了你的什么清名……

李志达说我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清名不清名的呢?我不是顾虑那个,也根本不配顾虑那个。论清名,义父乐善好施,仗义疏财,饥荒年月,赈灾救穷也一向慷慨大方,义父才是一个配考虑身后之名的人啊!

严世鹏问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李志达便趁机劝义父重立遗嘱。说一份家业,这样那样,其实都不如捐给了社会的好……

严世鹏又问,当今时局动荡不安,兵荒马乱,贪官污吏多多,怎么就算捐给社会了呢?倘白白肥了男盗女娼之辈,我在九泉之下多懊恼啊!

那李志达膝行近前,仰脸望着义父,言恳意切地说:“义父啊,想咱们中国,时运也衰,民心也散,定非仅靠几个仁人志士的努力,便能拯救,便能振兴的。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义子虽识字不多,平日里但凡有闲,书也喜欢看,报也喜欢读的。某些有识之士,在书中报上,主张教育救国。我读了看了,自然也会替咱们中国想一想,便觉得他们的主张不无道理。又联想咱们安庆县,十几万人口,竟连一所中学都没有。义父将来,何不将偌大一份遗产托付给县里可信任的人们,要求他们用以办起一所中学呢?果而如此,将来的人们,一定会纪念着您,连我也会觉得光荣。那光荣,就等于是义父留给我的最好遗产了啊……”

严世鹏说,即使我依你所言,又为什么非信任别人呢?我在安庆县虽也不乏过从甚密的朋友,可要论及信任二字,非你莫属啊!

李志达道,义父啊,我是一个见识短浅,能力有限的人。此等大事,我做不成啊!

那严世鹏就沉吟起来,良久,慢条斯理地说出一句话是——“我本以为我已把你看得很透,今日听了你几番话,还是错看了你。”

李志达不安了,流下泪来,说义子感激义父的知遇之恩,自然要经常为义父思考身后之事,所思所想,绝无私利左右。倘义父认为荒唐,还望不生反感。否则义子日后心存惶恐,就不知再该怎样了……

严世鹏则起身离开座位,将他扶起,说你多心了,我的意思是,想不到你不但有一等的仁义,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我以前竟不了解你这一点,所以惭愧啊。来来来,跟我去书房里,咱们父子筹划筹划……

翌年,严世鹏去世,那是一九四五年。在病床上得知日本人投降了,精神为之一振,主动要吃一碗鸡汤面。刚吃几口,碗落于地……

第二年,“世鹏中学”在安庆县落成,首批招了二百余名学生。

这一切,县志里也有记载……

至于李志达的武功究竟有多高,老辈人中传说多多。县志里只记载了一件重要的事——某年有拨土匪扬言要血洗安庆县城,说李志达如果有胆量到他们指定的地点去会他们,也可以开恩,不那么做了。严世鹏给李志达临时凑了一笔钱,劝李志达远走他乡,躲此一劫。武馆的弟子们却聚集起来,发誓非与土匪们血战一场不可。李志达并未逃走,还驱散了弟子们。他对严世鹏说,他心里也清楚,土匪们不是真要血洗县城,而是专冲着他个人下帖子的。是劫躲不过。倘若自己逃走了,不但被土匪们耻笑,自己在本县的英名也灰飞烟灭了。那自己他日还能再回到安庆县来么?土匪都是欺软怕硬的人,一旦被他们觉得安庆县城里连条汉子都没有,放心大胆地闯入县城胡作非为烧杀奸掠一番反而是很可能的了。所以,自己得去会会他们,以诚相见,或许反能于杀气笼罩之际,为全县人的安危争取到一份转机。

他就去了。

刚在匪巢里的一把宾椅上坐定,背后上来两条大汉,一人伸出一只右手,往他双肩上按将下来。土匪中也有武艺高强的人啊,李志达的双肩感觉到了两股大力的压迫,却不动声色。眨眼间,但听一阵裂响。匪首低头一看,四只椅腿连同李志达的双脚,不但使几块方砖碎了,而且塌陷下去了。匪首顿时抱拳拱手,起身施礼,说是手下人调皮,只不过想跟李师傅开开玩笑,还望李师傅海涵。接着设宴款待他,推杯交盏之间,用短刀挑起一片好肉送至李志达嘴边,请他“尝尝咸淡”。李志达咔嚓一口,连一寸刀尖都咬断在口中了,嚼了几嚼,咽下肚去。还说:“不咸不淡,就是脆骨没剔干净。”

一桌无法无天的猛人目瞪口呆。

结果是,匪首和李志达拜了把兄弟……

小县城的县志,大抵总有些演义成分的。但那一拨土匪,以后再也没怎么滋扰过安庆县城,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

建国后,安庆县的第一代执政者们,当年便将“世鹏中学”改为“安庆一中”。他们认为,中学是为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摇篮,怎能以全县第一号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资本家的钱是哪儿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劳苦大众获得的吗?生时剥削劳苦大众不算,死了还要用剥削来的钱为自己树碑,企图流芳百世,是可忍,孰不可忍?!校园内严世鹏的一座半身像,也理所当然地被砸了……

那一年,“世鹏中学”,不,“安庆一中”,已有七百余名学生了……

“世鹏武馆”也被认为是一个将可能聚众闹事,给新政权添麻烦的地方。由一队武装人员前去,强行摘牌宣布取缔。

李志达据理力争,一再声明自己是一个从内心里拥护新政权的人,绝对不会将武馆变成使新政权不放心的地方。天下从此太平了,谁也不必再靠武功自我保护了,习武只不过成了一件强身健体之事,对新中国是有益无害的。

因为他与本县头号资本家那种义父子的关系,对方不信任他。他越表白,人家越不信任。何况他还和土匪拜过把兄弟!

武馆解散后,李志达成了一个身无长技,无业可操的人。自思继续在县城里待下去,以后的日子不会太顺心,便要求到农村去当农民。

执掌新政权的人们,也不愿让他这么样的一个人再呆在县城里了,所谓正中下怀,当即准许。但是呢,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近的村子,考虑到他这一个口碑不倒的人,在县城里的潜在影响仍存,还是有点不放心。若将他遣往一个离县城远的村子呢,又等于将他放任到监控视野以外去了,照样不放心。最终,替他确定了一个离县城不远不近的村子,叫“眺安村”。八十余里,说近它属于较远的村子之一;说远它毕竟并没远到山里边去,似乎正适合李志达这么一个没根据必须警惕却又没前提完全放心的人去落户……

那一年李志达三十六岁,正值一个男人的精壮年龄,仍是一条光棍。五年后他终于在眺安村成了家。第二年,喜得一子,便是李一泓。

李一泓自幼聪明伶俐,天生热爱纸笔,一点即悟,悟此通彼。所谓响鼓何须重锤,极顺利地读完小学,极轻松地就考上了县一中。当时县里已另外有了两所中学,但一中因为是最早的一所中学,又是当时唯一开有高中班的中学,名气自然大于二中三中。然而他成为中学生的第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李一泓在“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又耐心可嘉地在学校里泡了一年。第二年还看不到一点恢复正常的希望,只得怅怅然夹起铺盖卷儿回家了,从此也成为眺安村的一名“社员”。一家三口,都是能挣工分的人,过起了相依为命,互让温饱的农村日子。

李一泓十九岁那一年,时来运转。县一中教语文的郑讯老师被从学校扫地出门,安置在文化馆当了一名馆员。郑老师的出身在当年倒是没什么问题,属于贫下中农子弟。但他在一九五七年发表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杂文,是令在党的人们十分恼火的,几乎被打成“右派”。大学母校领导们念他出身还好,没正式给他戴帽子,属于“沾边右派”一类人。这样的人,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县的中学做教师,实属幸运。“文革”中又被“扫地出门”,却是自然而然之事。他颇有文艺才华,安庆县有文艺才华的人不多。在任何年代,主宰别人命运的优势者中,偶有惜才之人。郑老师幸运就幸运在,既有文艺才华,又被一个惜才之人暗中关照了一下。他档案中有一条结论是“可以利用,不可重用”。某个既主宰他命运又惜才的人,以“可以利用”四个字名正言顺地实行了对他的关照,否则文化馆那种“无产阶级文化的前沿阵地”,是不会允许他一个“沾边右派”的身影晃悠的。到文化馆不久,他百折不挠地搞起了青年文艺爱好者学习班。那正是文艺比油腥对于胃肠还缺少的年代,他的努力获得了各行各业男女青年的响应,连不少外县的青年也闻风而至,逐成青年文艺爱好者们所拥戴的人物。

李一泓曾是安庆一中学生会的文艺委员,给郑老师留下过深刻印象。郑老师写了一封信,言词恳切而又不失师道尊严地要求李一泓务必参加到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活动中来。而小学五年级就在报上发表过儿童诗并获过奖的李一泓,竟加入了美术学习班。文学离政治太近了,老师便是前车之鉴。父母就自己这么一个儿子,何况父亲还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他怕自己因文学而惹出政治事端来。从此点可以看出,李一泓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个处世相当谨慎的人了。

李一泓在美术方面也很快就令郑老师刮目相看。他画的一幅毛主席的半身油画像,被县革命委员会收去了,挂在常委会议室里。于是他因画而名,郑老师也跟着得意。出了名的李一泓,兴趣又转移了,热衷起表演来。演过“板戏”中的杨子荣、郭建光,还演过芭蕾舞剧中的洪常青,连郑老师都评价他演得“神似”。郑老师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允许李一泓成为自己的助手,县革命委员会特批了。因为青年文艺爱好者培训班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确实活跃了本县的群众文艺生活,被省革命委员会树为典型,组织各县前来“取经”。安庆县因而也出名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觉提自己也很光荣。一光荣,就高兴。一高兴,就什么要求都好说了。

于是李一泓有了双重身份——一年三百六十几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是农民,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是县文化馆的编外人员。在那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生产队遵照县革委会的指示,给李一泓记队里的平均工分。而文化馆,每月发给他十二元的补贴。

爱情不期而至。舞蹈培训班有一个好看的姑娘爱上了他。人家是县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宁肯为了爱情放弃县城户口,下嫁到八十里外的眺安村去。

面临如此真挚的爱情,李一泓起初诚惶诚恐,完全发懵,不知如何是好。郑老师知道了,跟他谈了一次话,说自己很了解那姑娘,她的坚定不移是靠得住的。说李一泓如果错过了真爱,就是“二百五”了。

他自然不愿是“二百五”。于是由郑老师做证婚人,欢天喜地将姑娘娶回了眺安村的家。

新婚之夜,他问妻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妻子回答:“更是对我自己好。”

“更是对你自己好?”——他不解了,又问:“怎么就更是对你自己好?”

妻子回答:“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会很幸福。”

他凝视着妻子,忍不住接着问:“你是不是对幸福是什么还不太懂啊?”

妻子回答:“幸福是快乐。”

他说:“你把幸福理解得太简单了吧?”

妻子回答:“只要有了快乐,幸福就简单了。连快乐都没有,幸福才复杂。”

他沉思良久,轻叹道:“除了快乐,我也再没别的。那么我保证,以后尽量让你快快乐乐的。”

说罢,捧住妻子的脸,深情吻她。

李一泓说到也做了——尽管生活是那么的清贫,但妻子经常被他逗得格格嘎嘎地笑。

·1·

如今,李一泓五十三岁了。

人生苦短,他已两鬂斑白,从不染发。和同龄人伫身一处,形象上竟还有几分男人的性感魅力可言。仿佛秋天的高粱,反比夏季时耐看。

李一泓的父亲母亲去世了。

妻子也去世了。

他早已是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了。儿子是老大,叫李庄,成家了;儿媳叫秀花。小两口仍生活在眺安村,是农户,没孩子。两个女儿,姐姐叫春梅,妹妹叫素素。春梅毕业于安庆市卫校,没当护士,在省城一家房地产公司里给老板当助理,自己在省城已经置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素素是安庆一中的学生,高二了。这孩子对高考胸有成竹,李一泓也认为她考上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毫无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郑老师的人生出现了良好的转折,入了党,当上了文化馆馆长,之后又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县改市后,接着当上了两届市政协常委,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地参政议政,是老百姓权益和福祉的名符其实的代言人,深受老百姓信赖和爱戴。不过他已经向市政协递交了一份请辞报告,认为自己超龄了,应主动把参政议政的机会让给有此热忱的年轻人。

李一泓已当了十几年的文化馆副馆长。是郑老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帮着把他和他妻子的户口落在安庆市的。他们两口子的户口落在市里了,素素的户口自然也就从农村跟隨过来了。一家三口城市人的身份稳固了以后,郑老师曾动员李一泓入党。李一泓想了想,委婉地说:“就不了吧。”郑老师问为什么“不了”。李一泓说他怕开会,如果让他工作一整天,他一点儿都没累的感觉,但如果让他今天开会明天开会,那他就烦了。郑老师说有个慢慢习惯的过程嘛。李一泓摇摇头道:“恐怕我难以习惯,还是不了吧。”郑老师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