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 作者:梁晓声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讲述历史同时针砭当下的时政作品。上半部分以时间为序，梁晓声回忆这个半个多世纪自己亲身参与或见证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八十年代后期等鲜为人知的敏感历史，以散文的笔法真实记录半个世纪名人高干、大小官员、各色商人、各等物的命运，用一个个在那个极端年代里的人物经历拼凑出来这个年代的大环境，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牺牲品。融叙述与议论为一体，以个人命运反应大时代特征。以故事的方式剖析当今的中国现实，解读大国成长道路上的坎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被隐藏的一段苦痛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不该忘记，并且值得去反思。
下半部分关注日本与美国社会问题，从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梁晓声近些年出游美日、法，从海外视角启发，并在世界范围内对国民性及历史进行思考的文章。
全书无论是回望过去，还是刻画当代，无不针砭时弊，一阵见血，无不寄寓着梁晓声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殷切希望。书稿既保持了以往的梁氏叙事文风，其中，部分文章采用了实验写法写杂文，借用多重隐喻进行“魔幻写作”，并穿越时空进行评论，以飨读者。
媒体推荐
★这是二零一四年“两会”期间的第一声呐喊，也是对习李新政的试底。
——港媒《南华早报》报道
★这是一部讲述历史的同时又针砭当下的经典之作，更是一部耗费作者毕生心血之作，书中更是首次曝光梁晓声若干“颇经坎坷”、“不易见到”的名篇！
★上篇以民间的视角回顾了从建国初期到现在的历史，故事也折射了当今的中国现实；下篇从海外视角获得启发，对美国、德国、日本进行了评论。
★此书是作家梁晓声第一本以民间视角解读国家历史的著作！重新挖掘出那些曾在历史中呼风唤雨的“官二代”故事！再改革又成热门词，哪些改革的“硬骨头”要碰？二零一五新时局如何？又逢两会，政协委员梁晓声自然要说。
★忘记历史，容易重犯错误。到底有没有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新中国成立这些年，我们为何过的如此沉重？传统文化的回归动力与空间在哪里？古城与小镇能拯救中国吗？对颇受国人关注的梁晓声来说，历史的感受和现实的思考是融为一体的。
重磅观点
◆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时，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利益之间架设桥梁，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
◆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决无信任感可言的。对国内行为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对国际行为反省的缺失，则将带给周边国家的不安，譬如日本。倘德国乃是一个亚洲国家，它的存在再强也不至于又使我这一个中国人不安。
◆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吐槽”一通：先言自己的怀才不遇，接着批评别人有眼无珠；先言自己的卓越能力，接着感叹别人妒贤嫉能。“吐槽”自己生活的那座城，那个省，进而整个中国。……却很少有人承认，是由于自己身上的某些毛病恰巧与社会的某些毛病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惯性撞击，才使自己陷于狼狈之境。
编者说明
我们习惯于存敬畏之心，听人正儿八经地说史。
评书好听，那是野史。更鲜活的历史，在庙堂，也在民间、在国内外。
对国内行为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对国际行为反省的缺失，则将带给周边国家的不安，譬如日本。
这是每一个普通人大都经历过的历史，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微末节组成的历史。
前三章以民间的视角回顾从建国初期到现在的历史，以故事的方式剖析当今的中国现实，解读大国成长道路上的坎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被隐藏的一段苦痛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不该忘记，并且值得去反思。
后四章则延伸海外视角，关注日本与美国社会问题，从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并在世界范围内对国民性及历史进行思考，尽管很多历史事过境迁，但其影响深远，今天读，意义仍然非凡。
对故人、故事的珍贵记忆，记下来，他们就活在民间的“真历史”中。
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文革”却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
诚然，除了白色，任意别色的布、纸、皮革、染料都可使玻璃映出影像。
但只有水银能使效果最佳。
故——有时看历史中的女人们是怎样的，听女人们的当年话语，有助于想要了解从前的男人们更清楚地认知以往岁月……
我的书《郁闷的中国人》里有一篇文章，叫《国与国的竞争就是女人和女人的竞争》，那篇讲的是近十年的中国女人。这次，我索性把近半世纪的女人全都写出来。
用她们之眼看中国，或许能知道得更多。
一、羡慕、嫉妒，但少见恨
我以少年的眼所识之女性，当然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性。
哈尔滨市当年的市区主要是道里区和道外区，当年南岗区还没成为主要市区，动力区也还没成为主要重工业区，香坊区乃城乡交界地。
道里区是哈尔滨最有特点的市区。一条马蹄石路直铺至松花江畔，叫作“中央大街”。两侧鱼刺般排列着十二条横街，叫作“外国”一至十二道街。因是早年俄人所建所居，因得“外国”之名。少年时期的我，家在道里区，但不是在道里区的中央大街那一带，而是在距中央大街三四站路的偏脸子。
哈尔滨市早年有几处老居民区，偏脸子便是之一。这些老居民区，几乎一概为沙土路。路两侧挖有夏季流水的沟，叫“阳沟”。“阳沟”乃相对于“阴沟”而言。阴沟之上铺木板，人可行走。至我少年时，阴沟已基本不存在了，老居民区只剩阳沟了。
一条条阳沟后，便是一排排临街的住宅。而临街的窗，都用木板障子围着。木板障子其实便是栅栏的一种，只不过比栅栏高，不那么整齐美观罢了。木板障子使城市里平添了几分乡村的景味儿，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自然，用木板障子围成的临街园子里，皆有树、花和草生长着。有些木板障子，原先肯定也曾美观过。木板的上端，锯出齿形，或更好看的桃形、方块形。天长日久，渐渐地朽了，缺断了，于是补以不美观的、带皮的、长短不齐宽窄不一的杂木板、木条，也就只有叫“板障子”了。故板障子也可以看做“栅栏后”。
修栅栏是俄人的乡村居住习惯。富裕的俄人，早年居中央大街一带。不太富的和穷的，早年居偏脸子一带。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向苏联遣送了一批俄人。于是那些住宅易主，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家。栅栏也罢，木板障也罢，当然都是为了家的严紧，不致使人站在路上一眼从窗户望进屋里去。
阳沟上每隔几米，便有小桥。叫小桥未免夸张，其实是过踏板。从板上过阳沟，迎面往往便是院门。那院门也皆为俄式的，大门上开小门。入了院门，就等于入了一个城市小“部落”。少则四五户，多则七八户、十几户，异姓而居。和北京异姓而居的四合院的情形一样。俄人住时，一般都是一院一户。中国人住时，就一院多家了。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原本也基本上一院一户。既然异姓而居，便有公共义务。如轮流着每晚几点关大门，天亮几点开大门。如雨季共同疏通阳沟排水，冬季共同清雪。
我少年时期，那些院门大抵已朽损，但毕竟还都能算是门。
也有一院一户的，非普通百姓人家可向往，是政府部门的小官，科长、副科长的家。再稍大点儿官，绝不至于住偏脸子。或新中国成立前的殷实人家，院子房子是早已买下的，属私产。当年偏脸子属私产的院子不少，约占一半。故许多人家之间的关系，不但是邻居，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
就是在如此这般的一条条街上、一座座院子里、一户户人家中，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各式各样的女人，也领略过与我同龄的少女们的风情。有的是小知识分子之家，有的是工人之家，有的是小干部之家，有的是小贩之家，有的是被“共产”了的富人之家或被“合营”了的小业主之家。有的人家在街头开爿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有的人家在街尾开修鞋铺、理发亭；还有的人家靠男人收破烂儿，女人夏天卖冰棍儿、冬天卖糖葫芦养家糊口……总之，没上层人家，但有最底层人家。没太富的人家，但有很穷的人家……
我的少年的眼和心，观察过、亲近过的，便是这些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平民和贫民人家的母亲们和女儿们。
先说那些是母亲的女性们。她们当是我母亲的同辈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年轻的三十七八岁，年龄大些的四十五六岁。她们不仅是那条街上，而且是偏脸子千家万户的人数最多的母亲。看来，中年母亲是任何一个时代母亲群体的主要成分。
她们大抵没工作，更没职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是女性走出家门竞相谋职的年代。她们大抵是比较典型的传统的家庭妇女。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之妻、小干部之妻、解放前的富裕人家之妻，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都是文盲。她们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城市中的新一代居民，平均定居城市的时间为二十余年。有的是在少女的时候进城投亲靠友谋生，一如当代的打工妹，赶上了“光复”，于是索性嫁与城里的男人为妻。当年落城市户口容易，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一个有城市户口的男人。好比今天的出国女性，获得长期居住权的最简单的途径是嫁给外国人。她们中后来有些人有了文化，是中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成果。在那一运动中，她们每天晚上成群结队去夜校的身影，是当年城市里一道独特的、具有轻松喜剧色彩的风景。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这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她们每天早早起床，尽量轻手轻脚地做饭。那辰光正是丈夫和儿女们睡“回笼觉”的时候，扰醒了儿女无妨，儿女白天尽可以补觉。扰醒了丈夫，丈夫是要生气的。丈夫不生气，她们自己也会觉得罪过。将去上班的丈夫白天无处补觉，这一点她们是知道的。所以，即使谈不上罪过感，也会内疚。夫妻感情好的，便会生出一份儿心疼。这一点和今天的妻子们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妻子们虽然也做早饭，但已非义务，而是觉悟。何况自己也要吃了早饭去上班。今天许多人家做早饭的义务已移交给丈夫们了。倘丈夫们弄出大的响动，扰醒了妻子们，她们也是要不满的。今天的丈夫们如果不主动承担做早饭的义务，久而久之，妻子们是要牢骚满腹甚至提出抗议的。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绝少有丈夫们做早饭的现象。那样的丈夫将遭男人耻笑，同时那样的妻子也将遭女人耻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妻子们，没有因做早饭而发牢骚的权利，更没有抗议的权利。这一种任劳任怨，乃是由她们家庭妇女的角色所决定了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细粮为主的家庭不多。生活较优越的家庭每月三分之二的时候吃细粮，生活一般的家庭每月一半的时候吃细粮，生活贫穷的家庭每月仅三分之一或更少的时候吃细粮。那细粮也就差不多仅够丈夫一个人吃和带饭了。倘家中有老人、有小儿女，受优待跟丈夫们沾点儿吃细粮的光，于是，也就几乎只有妻子自己吃粗粮了。
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怨言，甚至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之事。更甚至，不愿实情被外人所知。当然是不愿在这一点上被别人家的妻女们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这一点上来自别人家的妻子们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她们，似乎意味着自尊所受的伤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有羡人富笑人穷的现象。与现在比，不是什么咄咄逼人的现象，但也毕竟不是令穷人家愉快的现象。
“瞧她，哪儿像个妻子，像雇的个老妈子！做在前，吃在后，而且只能吃粗粮糙饭！”
这是当年左邻右舍中一些口舌尖刻的女人们对穷家妻的讥嘲之一种。话里包含着对穷家丈夫的谴责，实际上也包含了对是穷家妻的女主人地位的贬损，因而使穷家妻的自尊最受不了。
所以，她们常常嘱咐儿女，对外人要讲全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而有些人家的女人，也的确每每心怀叵测地向别人家的小儿女刺探：“你们家吃一样的饭菜么？”
这种刺探没有太大的恶意。只不过是对别人家的隐私的兴趣罢了。企图通过那话刺探到这样的结论——别人家的妻子比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差，于是刺探者往往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儿，帮后者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此时，她们因自己心中的善而自我感动，自我满足。后者们当然也会受感动，也会获得被怜悯的满足。
倘非夏季而是冬季，则家庭妇女们就彼此串门儿。串门儿是她们冬季里的社交方式。自然，往往也都带着针线活儿。常有这样的事儿——张家的女人，腋下夹着没做成的一卷棉袄片儿或棉裤片儿去到李家。如果李家的女人也正做着同样的活儿，立刻让出一半儿炕面。于是两个女人相向而坐，一边各做各的，一边聊家常，聊她们少女时期的往事和家世。倘李家的女人没什么活儿可做，也会热情地腾出炕面，情愿帮着张家的女人做。
所以，张家丈夫的鞋底儿是李家女人帮着纳完的，李家儿女的衣服是张家女人帮着做成的，乃不足为奇的寻常之事。
倘同院女人们关系相处得不睦，或某一户的女人与别家的女人关系紧张，那么聊天和串门儿便由本院转移到别的院去了。可叫作交际的“外向型发展”。
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男人们训斥自己的女人或私议别人家女人的一句话往往是——“就生了一张嘴两条腿，串遍了街！”
倘在同一条街上也知音难寻，那么她们便向别的街去寻。
由这一条街到那一条街，是极方便的事。往往从本院或邻院的什么地方，比如矮墙的豁口处，比如两间房子的夹隙外，就可以穿行到前一条街或后一条街的某个院子里。哈尔滨叫“钻院儿”。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除了这一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地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地萎靡了。
上午十一点左右，她们又都回到了各自家里。丈夫虽不在家，儿女们还要吃午饭呢。
下午，她们可小睡一会儿。
下午的聊天和串门儿，是不时看表的，必得在四点半以前结束。
六点钟左右，丈夫下班回家了。他进门片刻，喝杯水，吸支烟，饭菜就上齐在桌上了。出色的妻子，无论做什么饭菜，时间是掐算得极准确的。
如果饭桌上有馒头、白米粥，照例首先由丈夫、老人和小儿女分享。有剩下的，有她的份儿；不多，自然没她的份儿。
没她的份儿她也早就习惯了。因为她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她自己的意识里，承认自己是家庭中最不重要的成员。吃穿方面，无论与谁比，她自己往后排永远是合情合理的。
晚上七点钟左右，她开始为丈夫、儿女和老人烧洗脚水。
如果家里有收音机，丈夫往往一边吸烟一边听着，等着洗脚水端到脚前。而上学的长子长女，必在埋头写作业。
无论夏天还是冬天，八点半后，一般人家准拉窗帘了。
夏天，男人们吃罢晚饭也喜欢坐在院子里聊一会儿天，或下一盘棋，但绝不会聚到很晚。冬天，若非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男人们是不太串门儿的。
九点，十之八九的人家皆熄灯。有的人家睡得更早，往往八点多就熄灯。
没电视的年代有一个好处——无论大人孩子，睡眠都较充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并非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可以说大多数平民家庭都没有。谁家有，也是老旧的，只能听一两个台。记得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有人家买了一台八十几元的国产名牌收音机，一时几乎轰动整条街……
当丈夫和儿女们发出鼾声，家庭妇女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她们周而复始，一年又一年，过着内容完全相似的日子。直至发白了，脸皱了，在不知不觉中老了。
她们当然也是爱美的。她们往头上抹的叫“头油”，往脸上搽的叫“雪花膏”，润手的叫“蛤蜊油”——两片蛤蜊壳扣装的某种油脂，八分钱。而这三样，对她们而言是奢侈品，加起来一元钱左右。就算如此廉价的东西，有的女人一辈子也没用过几次。
平素她们洗发用碱水，洗脸用肥皂，手上的皮肤干裂了，涂点儿豆油。过春节了，才舍得预先买块香皂用。
她们也很少穿新衣服。新衣服毕竟是会有一两件的。比如结婚时穿过的，但婚后不久可能就叠起来压在箱底了。有人家的箱底，甚至压着她们当年穿过的旗袍。某个日子，往往是夏季的好天气晒箱底的时候，她会一高兴心血来潮地穿上，在院子里招摇一番。那旗袍当然已瘦了，穿着不合体了。同院的女人们就围拢了观赏、赞叹或遗憾。
除了结婚时拥有的新衣服，据我估计，她们中的大多数，婚后又为自己做过五六套新衣服，就算多了。说是五六套，其实不可能同时做，往往新衣服前年做的，新裤子去年做的，今年打算为自己做双新鞋。终于凑齐上下一套，留待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心情下穿。
新的衣服，无非是用平纹布或斜纹布做成的。平纹布三角多一尺，斜纹布五角多一尺。她们中大多数，终生在衣着方面的消费，细算下来，二三百元罢了。她们中某人猝死，往往没一套新衣服入殓，现做一套平纹或斜纹的送终。
她们当然是爱名誉的。贤妻、良母、孝媳便是她们至高无上的名誉追求。家庭妇女真的能在此三方面被公认为榜样，那么她会成为全院乃至整条街上极受尊敬的女人。倘三方面她做到了，那么她在邻里关系方面也肯定是能谦善忍的。即或刁蛮泼悍的女人，对她也不敢过分地冒犯，怕引起公怒。家庭妇女中也有侠肝义胆的女子，她们在一个院子里乃至整条街上主持民间正义，抑强扶弱，专替受欺辱的女人抱打不平。
家是她们每个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入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她们懂得这一点，所以，尽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穿得体面些。如果说顾不上考虑到谁，那么顾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们自己。而要尽到以上义务，对于她们已实非易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平民之家几乎是舍不得花钱买衣穿的，全靠她们一双手做。夏季的单衣做起来省事些。冬季的棉衣如果做上三四套，她们的手往往僵得难以弯曲了。说来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相信，我少年时那一条街上，有一家的女人极要强极要脸面。她夏季里生病，没能预先拆洗全家五六口人的棉衣。入冬了，病才好些，于是加紧拆洗，一心争取让全家人在春节时穿上拆洗过的棉衣裤，盖上拆洗的被褥。北方拆洗棉衣裤和被褥，还要讲究“浆”。那是一道很麻烦的工序。尤其在入冬后开始做，麻烦倍增。春节前，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她的双手残了，此后再也伸不直，得下了俗称“鸡爪子”的一种筋骨病。她的双眼差一点儿失明，此后视力严重下降，可怜那一年她还不到四十岁……
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
是的。
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如嫉妒别人家的住房。
有人家人口多，有人家人口少。有人家的房子举架高，可搭“吊铺”，增加了居住米数；有人家的房子低矮，窗和门皆陷地下，又背阴，终年不见阳光。有人家两间，有人家一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