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卖火柴的小女孩》确是安徒生的含泪之作。对于人世间的不平，它也确是一面镜子。但是它所要唤起的并不是憎恨和革命，而是同情和国家人道主义。
对于一个民族也罢，对于一个国家也罢，人道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教育。
没有同情的人道主义不是人道主义。
没有人道主义的人文文化不是人文文化。
我只知道那不是，坚信那不是。至于究竟是什么，说不大好。
安徒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写《卖火柴的小女孩》、《柳树下的梦》、《依卜和小克丽斯汀》、《老单身汉的睡帽》、《沙丘的故事》、《丑小鸭》……
王尔德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写《快乐王子》。
麦加菲也是懂得以上道理的，否则他不会在写给美国孩子的《成长的智慧》一书中，将同情和善良列为第一、二章，且为第一、二章写了全书最多的短文……
否则，屠格涅夫不会写《木木》和《猎人日记》……
斯托夫人不会写《汤姆叔叔的小屋》……
托尔斯泰不会写《午夜舞会》……
契诃夫不会写《伊凡的信》……
高尔基不会写《在底层》……
雨果不会写《悲惨世界》……
左拉不会写《萌芽》……
纵然一向以笔做投枪和匕首的鲁迅，大约也不会写《祝福》吧……
而柔石则肯定不会写《为奴隶的母亲》……
一个人的头脑里不会天生就产生出以人道主义为人性之最高原则的思想或曰作为人的基本情怀来的。人需要人道主义的教育。那么，《卖火柴的小女孩》究竟是写给谁们看的呢？作为童话，它当然是首先写给孩子们看的，但它绝对不是首先写给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们买不起安徒生的一本童话集。《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不必为了生存在新年之夜于纷纷大雪之中缩于街角快冻僵了，还以抖抖的声音叫卖火柴的小女孩们看的，基本情况差不多是写给生活不怎么穷的人家乃至富人家的权贵人家的小女孩们看的。通常，这些人家的小女孩晚上躺在柔软的床上或坐在温暖的火炉旁，听父母或女佣或家庭女教师给她们读《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们的眼里流下泪来了，意味着人世间将有可能多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善良的母亲。而母亲们，她们是最善于将她们的同情心和善良人性播在她们的孩子们的心灵里的——一代又一代，百年以后，一个国家于是有了文化的基因……这是为什么全人类感激安徒生的理由。
同样——屠格涅夫的《木木》和《猎人日记》并不是写给农奴和农民看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是写给黑奴看的；《午夜舞会》不是写给被冷酷拷打的士兵看的；《伊凡的信》不是写给孤苦伶仃而又不得不给地主老爷做童仆的小伊凡们看的；《在底层》不是写给人生陷入无望困境的失业者们看的；《悲惨世界》不是写给冉·阿让们看的；《萌芽》不是写给当牛做马似的矿工们看的；《祝福》也不是写给祥林嫂们看的……
以上一些书的及时问世，及时地体现着文化的良知。
当文化也没了良知，集体朝理应被同情的阶层和人们背转过身去佯装未见的时候，那样一个国家也就向和谐的宗旨背转过身去了。
而打压文化的良知，乃是打压全社会最底线的良知。
而连文化的同情都获得不到的一部分民众，乃是最不幸的民众。
我以我眼看世界，凡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其文化之意义曾体现于特别重要的两个方面——启蒙了穷人和教育了富人，从而，文化了国家。我认为这是比革命伟大的意义。文化当然绝不仅仅有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但倘竟从来没有好好地起到过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其文化的品质，无论怎样提升了来进行评论，都是可疑的。
于是联想到了“希望工程”，据有关资料统计——它的绝大多数捐款者，乃是小学生、中学生和退休了的老人们。
我们中国的老人和孩子们还具有同情心和善良，这实在是中国的安慰。
我以我眼看中国，我们的孩子们和老人们，并不是人文主义的文化首先要教育的对象。
自然，旁人们也不必首先接受此种教育。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不配当公仆。因为他不可能有什么人文主义的情怀，非当也当得很冷漠——对人民的疾苦……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纵然富了，也不可能是一个可敬的富人。因为他将宁肯赠豪宅和名车给女人，哪怕仅为一夜风流，却不太会捐出区区一百元帮一个穷孩子上得起学……
人文主义文化在教育西方国家的公仆和富人方面，真的不可谓不成功，起码是比较地成功。
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多少安徒生们呢？需要多少个时代呢？全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因而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合理性。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会发现，思考的过程、产生思想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这种快乐是其他快乐无从取代的。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因而活得更像个人，更愉快，更自然……
3.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广泛极其丰富的概念。我想仅就中国文化中的思想现象，而且主要是关于国家、民族、民主和知识分子们亦即古代文人们与权力、权势关系的某些思想现象，向诸位汇报我自己的一点儿浅薄之见。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传说和古人追述之中的朝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距今4000余年了。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那么商朝应该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文化史的端点。其后一概思想现象，皆由此端点发散而存。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了，那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历史阶段，统治权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可谓波澜动魄，时事惊心。也许正是因为那样一种局面，促使和刺激中国古代的思想者们积极能动地思考统一与统治的谋略。他们相互辩论，取长补短，力争使各自的思想更加系统、成熟，具有说服力。那是中国古代思想者们自发贡献思想力的现象，后人用“诸子百家”来形容。而孔子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一时期的思想家。
以当时而谈，孔子们的思想确乎是博大精深的。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文化、风俗、人和自然、家庭、人以及自身的关系，如生老病死，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当时都想到了。
我们的古代思想家们，是特别重视思想美感的，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比如“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句古代名言，道理并不深奥，但与天与地进行了修辞联系，语境宏大开阔，不仅具有思想美感，而且具有极为亲和的说服力。因为其修辞暗示显然是——且不论你能否做到，只要你愿意接受此思想，你仿佛就已经是君子了。而是君子的感觉，当然是人人都愿有的令人愉快的感觉。正确的思想，以美的语言或文字来传播，才更有利于达到其教化作用。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既不但重视思想力的美感，分明还深谙并尊重接受心理学。
看我们的当下，有些官员的话语，即使在宣传很正确的思想时，也往往是令人打瞌睡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极其反感的。他们宣传思想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难以令人恭维的，缺乏形象生动的词汇，仿佛一旦撇开人人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的那一套“政治常用词”，便不会以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了。还每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思想特权者的盛气凌人的语势训人，使别人感到思想压迫。
我认为，他们尤其应该向我们古代的思想家们学习。我们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还是很精粹的。
比如“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绝妙比喻，即使从文学角度来看，也堪称佳句经典。“苛政猛于虎”，则一针见血。
曾经有一段时间，简单粗鄙的思想方式特别流行，比如“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应该说这句话的本意是不错的。但“破”字，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都更应该是一个包含智慧性的动词才对，是指尽量采取智慧性的主动态度。好比一盘看起来的死棋，也许并非真的每一个棋子都没有活步了。也许发现了哪一个棋子的一步活步，便全盘僵局改变，所以才有一个词叫“破局”。在作文章方面叫“破题”，数学、几何里叫“破解”。而在某些人士那里，“破”的意思似乎便是彻底“破坏”掉，以摧毁为能事。
我个人认为，铲倒性的思想力，难免更是思想冲动力。思想冲动力也是浮躁之思想力。目的纵然达到，代价往往巨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方法和目的之关系方面，是很重视代价大小的。
我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遗产有如下特征：1．农耕时代以农为纲的思想；2．渴望明君贤主的抱负寄托思想；3．求稳抑变的保守主义思想，这里指的是后来成为历朝历代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现象另当别论；4．道德理想主义思想；5．文人实现个人功利前途的特质；6.唯美主义的思想力倾向。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思想家或思想力这一概念，同时也必然是封建时代思想家和思想力的概念。既然是封建时代的，再博大再精深，那也必然具有封建时代的杂质，存在有服务于封建秩序的主观性。所以，我个人绝不是所谓“传统文化思想”的崇拜者。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之思想的一大兴趣点，往往更在于为帝王老师。这是我不崇拜的主要原因。好为帝王老师，难以做到在思想立场上不基本站在帝王者们一边。
当然，站在帝王身侧的一种思想立场，也往往贡献出有益于国泰民安的思想。比如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善修睦。”——这样的思想，帝王们若不爱听，其实等于自言自语。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比较自信只要自己们苦口婆心，是完全可以由他们教诲出一代代好的帝王的。
而西方古代思想现象的端点，却是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发散开来的。古罗马帝国是形成过民主政体的雏形的，故在西方古代思想的成果中，“天下为公”是不需要谁教诲谁的，是人类社会的公理，像几何定义一样不必讨论。
两种端点是很不同的，所谓“种子”不一样。
帝王统治不可能完全不依靠思想力。儒家思想乃是帝王们唯一明智选择的思想力，所以他们经常对儒家思想表现出半真半假的礼遇和倚重。这就形成为一种王权对社会思想的暗示——于是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曰中国文人，越来越丧失了思想能动力，代代袭承地争当儒家思想的优秀生，做不做帝王老师都不重要了，能否进入“服官政”的序列变得唯一重要了。当前，“儒家文化”似乎渐热，对此我是心存忧虑的。
在21世纪，对于一个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国，当代思想力并未见怎样地发达，却一味转过身去从古代封建思想家们那儿去翻找思想残片，这是极耐人寻味的。而如此一种当代中国的思想现象究竟说明了些什么，我还没想清楚，待想清楚了再作汇报……
4.做立体的中国人
（1）
二十几年前，倘有人问我——在中国，对文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恰如其分的鉴赏群体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大学。
十几年前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一结论。尽管那时我被邀到大学里去讲座，受欢迎的程度和二十几年前并无区别，然而我与学子们的对话内容却很是不同了——二十几年前学子们问我的是文学本身，进言之是作品本身的问题。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于作品本身的兴趣远大于对作者本身，而这是文学的幸运，也是中文教学的幸运；十几年前他们开始问我文坛的事情——比如文坛上的相互攻讦、辱骂，各种各样的官司，蜚短流长以及隐私和绯闻。广泛散布这些是某些媒体的拿手好戏。我与他们能就具体作品交流的话题已然很少。出版业和传媒帮衬着的并往往有作者亲自加盟的炒作在大学里颇获成功。某些学子们读了的，往往便是那些，而我们都清楚，那些并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现在，倘有人像我十几年前那么认为，虽然我不会与之争辩什么，但我却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真相。或反过来说，对文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恰如其分的鉴赏群体，它未必仍在大学里。
那么，它在哪儿呢？
对文学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姊妹艺术的恰如其分的鉴赏群体，它当然依旧存在着。正如在世界任何国家一样，在21世纪初，它不在任何一个相对确定的地方。它自身也是没法呈现于任何人前的。它分散在千人万人中。它的数量已大大地缩小，如使它的分散变成聚拢，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是确乎存在的。而且，也许更加的纯粹了。
他们可能是这样一些人——受过高等教育，同时，在社会这一个大熔炉里，受到过人生的冶炼。文化的起码素养加上对人生、对时代的准确悟性，使他们较能够恰如其分地对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乃至一首歌曲、一幅画或一幅摄影作品，得出确是自己的，非是人云亦云的，非是盲目从众的，又基本符合实际的结论。
当然，他们也可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根本没迈入过大学的门坎。那么，他们的鉴赏能力，则几乎便证明着人在文艺方面的自修能力和天赋能力了。
人在文艺方面的鉴赏能力，检验着人的综合能力。
卡特竞选美国总统获胜的当晚，卡特夫人随夫上台演讲。由于激动，她高跟鞋的后跟扭断了，卡特夫人扑倒在台上。斯时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当年我们的电视机还未普及），全世界约十几亿人都在观看那一实况。
卡特夫人站起后，从容走至麦克风前说：“先生们，女士们，我是为你们的竞选热忱而倾倒的。”
能在那时说出那样一句话的女性，肯定是一位具有较高的文艺鉴赏能力的女性。
迄今为止，法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海军女中将，当年曾是文学硕士。对于法国海军和对于那一位女中将，文学鉴赏能力高也肯定非属偶然。
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历史作用是举世公认的，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细想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深刻的。
是的，我固执地认为，对文艺的鉴赏能力，不仅仅是兴趣有无的问题。这一点在每一个人的人生中所能说明的，肯定比“兴趣”二字大得多。它不仅决定人在自己的社会位置和领域做到了什么地步，而且，决定人是怎样做的。
（2）
前不久我所在大学的同学们举办了一次“歌唱比赛”——27名学生唱了27首歌，只有一名才入学的女生唱了一首民歌，其他26名学生唱的皆是流行歌曲。而且，无一例外的是——我为你心口疼你为我伤心那一类。
我对流行歌曲其实早已抛弃偏见。我想指出的仅仅是——这一校园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一代新人原来是在多么单一而又单薄的文化背景之下成长的。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在那一文化背景之下“自然”成长，也许从来不觉得缺乏什么。他们以相当高的考分进入大学，似乎依然仅仅亲和于那一文化背景。但，他们身上真的并不缺乏什么吗？欲使他们明白缺失的究竟是什么，已然非是易事。甚而，也许会使我这样的人令他们嫌恶吧？
到目前为止，我的学生们对我是尊敬而又真诚的。他们正开始珍惜我和他们的关系。这是我的欣慰。
（3）
大学里汉字书写得好的学生竟那么的少。这一普遍现象令我愕异。
在我的选修生中，汉字书写得好的男生多于女生。
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反而汉字都书写得比较好。他们中有人写得一手秀丽的字。
这是耐人寻味的。
我的同事告诉我——他甚至极为郑重地要求他的研究生在电脑打印的毕业论文上，必须将亲笔签名写得像点儿样子。
我特别喜欢我班里的男生——他们能写出在我看来相当好的诗、散文、小品文等等。
近十年来，我对大学的考察结果是——理科大学的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反而比较有真性情。因为他们跨出校门的择业方向是相对明确的，所以他们丰富自身的愿望也显得由衷；师范类大学的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亦然，因为他们毕业后大多数是要做教师的。他们不用别人告诉自己也明白——将来往讲台上一站，知识储备究竟丰厚还是单薄，几堂课讲下来便在学生那儿见分晓了；对文学的兴趣特别勉强，甚而觉得成为中文系学子简直是沮丧之事的学生，反而恰恰在中文系学生中为数不少。又，这么觉得的女生多于男生。
热爱文学的男生在中文系学生中仍大有人在。
但在女生中，往多了说，十之一二而已。是的，往多了说，十之八九，“身在曹营心在汉”，学的是中文，爱的是英文。倘大学里允许自由调系，我不知中文系面临的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倘没有考试的硬性前提，我不知他们有人还进入不进入中文课堂。
（4）
中文系学子的择业选择应该说还是相当广泛的。但归纳起来，去向最多的四个途径依次是：留校任教，做政府机关公务员，做大公司老总文秘，或是做报刊编辑、记者及电台、电视台工作者。
留校任教仍是中文系学子心向往之的，但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起码要获硕士学位资格，硕士只是一种起码资格。在竞争中处于弱势，这是中文系学子们内心都清楚的。公务员人生，属于仕途之路。他们对于仕途之路上所需要的旷日持久的耐心和其他重要因素望而却步。做大公司老总的文秘，仍是某些中文系女生所青睐的职业。但老总们选择的并不仅仅是文才，所以她们中大多数也只有暗自徒唤奈何。能进入电台、电视台工作，她们当然求之不得。但非是一般人容易进去的单位，她们对此点不无自知之明。那么，几乎只剩下了报刊编辑、记者这一种较为可能的选择了。而事实上，那也是最大量地吸纳中文毕业生的业界。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乃是，报刊编辑、记者早已不像十几年前一样，仍是足以使人欣然而就的职业。尤其“娱记”这一职业，早已不被大学学子们看好，也早已不被他们的家长们看好。岂止不看好而已，大实话是——已经有那么点儿令他们鄙视。这乃因为，“娱记”们将这一原本还不至于令人嫌恶的职业，在近十年间，自行地搞到了有那么点儿让人鄙视的地步。尽管，他们和她们中，有人其实是很敬业很优秀的。但他们和她们要以自己的敬业和优秀改变“娱记”这一职业已然扭曲了的公众形象，又谈何容易。
这么一分析，中文学子们对择业的无所适从、彷徨和迷惘，真的是不无极现实之原因的……
（5）
“学中文有什么用？”
这乃是中文教学必须面对，也必须对学子们予以正面回答的问题。可以对“有什么用”作多种多样的回答，但不可以不回答。
我原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当代问题，后来一翻历史，不对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时清华学校文科班的“闻一多”们，便面临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并被嘲笑为将来注定了悔之晚矣的人。可是若无当年的一批中文才俊，哪有后来丰富多彩的新文学及文化现象供我们今人津津受用呢？
中文对于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
中文对于具体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意义，却还没有谁很好地说一说。
学历并不等于文化的资质。没文化却几乎等于没思想的品位，情感的品位也不可能谈得上有多高。这类没思想品位也没情感品位的中国人我已见得太多，虽然他们却很可能有着较高的学历。所以我每每面对这样的局面暗自惊诧——一个有较高学历的人谈起事情来不得要领，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他们的文化的全部资质，也就仅仅体现在说他们的专业，或时下很流行的黄色的“段子”方面了。
一个人自幼热爱文学，并准备将来从业于与文学相关的职业无怨无悔，自然也就不必向其解释“学中文有什么用”。但目前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绝非都是这样的学子，甚而大多数不是……
（6）
那么他们怎么会成了中文学子呢？
因为——由于自己理科的成绩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只能在高中分班时归入文科；由于在高考时自信不足，而明智地选择了中文，尽管此前的中文感性基础几近于白纸一张；由于高考的失利，被不情愿地调配到了中文系，这使他们感到屈辱。他们虽是文科考生，但原本报的志愿是英文系或“对外经济”什么的……那么，一个事实是——中文系的生源的中文潜质，是极其参差不齐的。对有的学生简直可以稍加点拨而任由自修，对有的学生却只能进行中学语文般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