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怠感在弥漫

这是相对于30余年间时代的亢奋发展状况而言的。亢奋发展的时代必然在方方面面呈现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因而必然是浮躁的时代。时代发展的突飞猛进,有时与亢奋的急功近利的违背科学发展观的现象混淆在一起,重叠在一起,粘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其状况作用于人,使人无法不倦怠。

在某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倦怠呈现为“匀速”,甚至呈现为有意识的“缓速”发展时期。这是一种主动调整,也是对亢奋的自我抑制。经济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于是普遍之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从浮躁状况脱出来,转向悠然一点儿的状况。这一种状态还说不上是闲适,但已向闲适靠拢了。在这些城市,真正闲适的生活也仅仅只能是极少数人才过得上的一种生活。然而,大多数的人们,已首先能从心态上解放自己,宁肯放松对物质的更大更强烈的诉求,渐融入有张有弛的生活潮流之中。故那一种倦怠的状况,实则是一种主动,一种对亢奋与浮躁的自觉违反。

而在另一些城市,倦怠是普遍之人们真正的生理和心理的现状,体现为人与时代难以调和的冲突,体现为一种狭路相逢般的遭遇。时代无法满足人们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人们也几乎不能再向前推进时代这一超重的列车。时代喘息着,人也喘息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每天都在照常运行,甚至也有运行的成果不时显示着,但又几乎各阶层各种各样的人们都身心疲塌,精神萎靡,心里不悦。男人倦怠,女人也倦怠,老人倦怠,孩子也倦怠,从公仆到商企界人士到学子,工作状态也罢,学习状态也罢,生活状态也罢,皆不同程度倦怠了。当各阶层人们付极大之努力,却只能获得极少有时甚至是若有若无的利益回报时,倦怠心理不可避免。

在这些城市,倦怠尤其意味着是对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种惩处——在不该追随着亢奋的时候也盲目亢奋,在应该悠着长劲儿来图发展的情况下耗竭了本有的能力。好比是万米长跑运动员,却偏要参加百米竞赛,非但没获得好名次,仅而跑“岔气”了,而且跑伤肺了。

倦怠了的人们不能靠刺激振作起来,要耐心地给以时日才能重新缓过劲儿来。回顾一下已经过去了的30余年,几乎天天大讲“抓住机遇”,仿佛一机既失,非生便死,等于是一种催人倦怠的心理暗示。早十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就好了。

亚稳定及其代价

凡事,站在相反的角度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倦怠之众,易成稳定之局。然而毕竟不是正常的稳定,故只能称之为“亚稳定”。好比身心疲塌的人,也是变得很顺从了的人。喝之往东,遂往东也;引之往西,则向西去,全没了热忱反应,也没了真诚,没了对许多事的责任心。对于这样的人,许多事情也都变得极其简单——谁发话?怎么干?反倒谁都宁愿做一个随大流听吆喝的人了,因为那意味着即使错了也可以不负责任。而必须充当手持令旗的角色的人,总还是有的。但连这一种人的责任感,其实也只不过是别犯错误这一底线上的最保险的责任感而已。

若将亚稳定视为稳定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因为那一种稳定通常只不过是一盘散沙。当需要统一步伐、统一意志之时,步伐倒还是能统一,但意志往往仍是一盘散沙……

原态个人主义

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不是曾盛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那是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即每一个人都应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于是提升全社会的发展能量。并且进一步强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言“责任”,乃指社会公益责任。

原态的“个人主义”,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指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即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包括非正面能力),以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到此为止的“个人主义”,“个人”惟是一个人,也包括性质不同的“法人”。若希望能力越大的同时责任也越大,“个人主义”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主义”,中国还需经过很多很多年文化的培养……

文化两难

公正地看,1949年以后,中国之文化艺术,从未像今天这般繁荣过。而且其繁荣,是越来越多元化的一种繁荣。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太不平衡,“欧洲加非洲等于中国”,此言虽有夸张意味,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中国不同地区人民大众现实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收入的差距也是令人咂舌的。

“平均收入”以及“平均收入的增长”,在中国其实是喜悦值很小的一种数据。

文化被逼仄在以上差距的峡谷之中,每感两难。

电影在全世界都是最大众化的文娱形式,但在中国,13亿人中的十之七八,是舍不得花钱看大片的。无论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支持院线票房的,往多了说也就百分之零点几。对于人民大众,电视节目仍然是最廉价的文娱提供,自然也是他们的最爱。而对于电视台,每一档节目的收视率即是它们的生命线,其内容的娱乐性质与收视率息息相关。

大众分明已经厌烦了一味的娱乐供给,但还没准备好接受非娱乐性质的文艺类型。继续厌烦而又继续娱乐着。电视台也已经腻歪了每天供给大量的娱乐内容,并且有不少娱乐栏目的从业者事实上已经是做好了转型准备的,也是不乏转型潜质的。但转型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电视台,都意味着是在冒险,故他们也只有继续腻歪着又继续供给着。然而,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化将会依赖其自觉性,整合一切有利能量,最终发生某种“凤凰涅槃”。

腐败既隐且敛

腐败现象自然还会存在,但明显的、有恃无恐的腐败将越来越少。以上一种腐败,是以权力院落为保护伞的。从北京到其他城市,此种权力院落盘根错节,相互倚重,其不可动摇的权力地位往往固若金汤。此等权力院落保护之下的腐败,有时仿佛畅行无阻。

但,俱往矣。

显示着某种史性威严的权力院落,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保护伞也许还是有的,但大抵都够不上威严了。中国毕竟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能见度已不可逆转地渐呈清晰。腐败未经暴露则已,一旦暴露,谁保护谁都是很难的了。无论谁企图充当保护者,都将付出个人代价。

故我们这个时代的腐败,将会变得越来越善于钻法纪的空子,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且越来越具有文明的艺术性,甚至无懈可击的“专业”性。

那么,“反腐”也必将同样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倘不如此,其反亦难……

第四章 里巷村野的“微型中国”

这儿的舞台,更像是生存场。每一位表演者,或许都有类似祥子和小福子的命境以及梦想。他们的人生况味,非是台下的看客们所知晓的。他们的苦辣酸甜,肯定最不愿道予看客们听的。他们需要看客,然而依我想来,未必就不鄙视和嫌恶着看客。

1.紧绷的小街

迄今,我在北京住过三处地方了。

第一处自然是从前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自1977年始,我在这里住了12年筒子楼。往往一星期没出过北影大门,家、食堂、编导室办公楼,白天晚上数次往返于三点之间,像继续着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出了筒子楼半分钟就到食堂了,从食堂到办公室才五六分钟的路,比之于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两三个小时的人,上班那么近实在是一大福气了。

1988年底我调到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这里有一条小街,小街的长度不会超过从北影的前门到后门,很窄,一侧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墙。当年城墙遗址杂草丛生,相当荒野。小街尽头是总参的某干休所,所谓“死胡同”,车辆不能通行。当年有车人家寥寥无几,“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进出于小街的车辆除了出租车便是干休所的车了。小街上每见住在北影院内的老导演老演员们的身影,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骑电动小三轮车,车后座上坐着他们的老伴儿。他们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掷地有声。当年北影的后门刚刚改造不久,小街曾很幽静。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摆摊的。渐渐,就形成了街市,几乎卖什么的都有了。别的地方难得一见的东西,在小街上也可以买到。我在小街买过野蜂窝,朋友说是人造的,用糖浆加糖精再加凝固剂灌在蜂窝形的模子里,做出的“野蜂窝”要多像有多像,过程极容易。我还买过一条一尺来长的蜥蜴,卖的人说用黄酒活泡了,那酒于是滋补。我是个连闻到酒味儿都会醉的人,从不信什么滋补之道,只不过买了养着玩儿,不久就放生了。我当街理过发,花20元当街享受了半小时的推拿,推拿汉子一时兴起,强烈要求我脱掉背心,我拗他不过,只得照办,吸引了不少围观者。我以10元钱买过三件据卖的人说是纯棉的出口转内销的背心。也买过五六种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盗版书,其中一本的书名是《爱与恨的交织》,而我根本没写过那么一本书。当时的我穿着背心、裤衩,趿着破拖鞋,刚剃过光头,几天没刮胡子。我蹲在书摊前,看着那一本厚厚的书,吞吞吐吐地竟说:“这本书是假的。”

卖书的外地小伙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顶我:“书还有假的么?假的你看半天?到底买不买?”

我说我就是梁晓声,而我从没出版过这么一本书。

他说:“我看你还是假的梁晓声呢!”

旁边有认识我的人说中国有多少叫梁晓声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晓声。

小伙子夺去那本书,啪地往书摊上一放,说:“难道全中国只许你一个叫梁晓声的人是作家?!”

我居然产生了保存那本书的念头,想买。小伙子说冲我刚才说是假的,一分钱也不便宜给我,爱买不买。我不愿扫了他的兴又扫我自己的兴,二话没说就买下了。待我站在楼口,小伙子追了上来,还跟着一个小女子,手拿照相机。小伙子说她是他媳妇儿,说:“既然你是真的梁晓声,那证明咱俩太有缘分了,大叔,咱俩合影留念吧!”人家说得那么诚恳,我怎么可以拒绝呢?于是合影,恰巧走来人,小伙子又央那人为我们三个合影,自然是我站中间,一对小夫妻一左一右,都挽我手臂。

使小街变脏的首先是那类现做现卖的食品摊——煎饼、油条、粥、炒肝、炸春卷、馄饨、烤肉串,再加上卖菜的,再加上杀鸡宰鸭剖鱼的……早市一结束,满街狼藉,人行道和街面都是油腻的,走时粘鞋底儿。一下雨,街上淌的像刷锅水,黑水上漂着烂菜叶,间或漂着油花儿。

我在那条小街上与人发生了三次冲突。前两次互相都挺君子,没动手。第三次对方挨了两记耳光,不过不是我扇的,是童影厂当年的青年导演孙诚替我扇的。那时的小街,早六七点至九十点钟内,已是水泄不通,如节假日的庙会。即使一只黄鼬,在那种情况之下企图蹿过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某日清晨,我在家中听到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俯窗一看,见一辆自行车横在一辆出租车前,自行车两边一男一女,皆三十来岁,衣着体面。出租车后,是一辆搬家公司的厢式大车。两辆车一被堵住,一概人只有侧身梭行。

我出了楼,挤过去,请自行车的主人将自行车顺一下。

那人瞪着我怒斥:“你他妈少管闲事!”

我问出租车司机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刮蹭着人家了?

出租车司机说绝对没有,他也不知对方为什么要挡住他的车。

那女的骂道:“你他妈装糊涂!你按喇叭按得我们心烦,今天非堵你到早市散了不可!”

我听得来气,将自行车一顺,想要指挥出租车通过。对方一掌推开我,复将自行车横在出租车前。我与他如是三番,他从车上取下了链锁,威胁地朝我扬起来。

正那时,他脸上啪地挨了一大嘴巴子。还没等我看清扇他的是谁,耳畔又听啪的一声。待我认出扇他的是孙诚,那男的已乖乖地推着自行车便走,那女的也相跟而去,两个都一次没回头……至今我也不甚明白那一对男女为什么会是那么一种德性。

两年后“自由市场”被取缔,据说是总参干休所通过军方出面起了作用。

如今我已在牡丹园北里又住了十多年,这里也有一条小街,这条小街起初也很幽静,现在也变成了一条市场街,是出租汽车司机极不情愿去的地方。它的情形变得与十年前我家住过的那条小街又差不多了。闷热的夏日,空气中弥漫着腐败腥臭的气味儿。路面重铺了两次,过不了多久又粘鞋底儿了。下雨时,流水也像刷锅水似的了,像解放前财主家阴沟里淌出的油腻的刷锅水,某几处路面的油腻程度可用铲子铲下一层来。人行道名存实亡,差不多被一家紧挨一家的小店铺完全占据。今非昔比,今胜过昔,街道两侧一辆紧挨一辆停满了廉价车辆,间或也会看到一辆特高级的。

早晨7点左右“商业活动”开始,于是满街油炸烟味儿。上班族行色匆匆,有的边吃边走。买早点的老人步履缓慢,出租车或私家车明智地停住,耐心可嘉地等老人们蹒跚而过。8点左右街上已乱作一团,人是更多了,车辆也多起来。如今买一辆廉价的二手车才一两万元,租了门面房开小店铺的外地小老板十之五六也都有车,早晨是他们忙着上货的时候。太平庄那儿一家“国美”商城的免费接送车在小街上兜了一圈又一圈,相对于对开两辆小汽车已勉为其难的街宽,“国美”那辆大客车是庞然大物。倘一辆小汽车迎头遭遇了它,并且各自没了倒车的余地,那么堵塞半小时、一小时是家常便饭。“国美”大客车是出租车司机和驾私家车的人打内心里厌烦的,但因为免费,它却是老人们的最爱。真的堵塞住了,已坐上了它或急着想要坐上它的老人们,往往会不拿好眼色瞪着出租车或私家车,显然他们认为一大早添乱的是后者们。

傍晚的情形比早上的情形更糟糕。6点左右,小饭店的桌椅已摆到人行道上了,仿佛人行道根本就是自家的。人行道摆满了,沿马路边再摆一排。烤肉的出现了,烤海鲜的出现了,烤玉米烤土豆片地瓜片的也出现了。时代进步了,人们的吃法新颖了,小街上还曾出现过烤茄子、青椒和木瓜的摊贩。最火的是一家海鲜店,每晚在人行道上摆二十几套桌椅,居然有开着“宝马”或“奥迪”前来大快朵颐的男女,往往一吃便吃到深夜。某些男子直吃得脱掉衣衫,赤裸上身,汗流浃背,喝五吆六,划拳行令,旁若无人。乌烟瘴气中,行人嫌恶开车的;开车的嫌恶摆摊的;摆摊的嫌恶开店面的;开店面的嫌恶出租店面的——租金又涨了,占道经营等于变相地扩大门面,也只有这样赚得才多点儿。通货膨胀使他们来到北京打拼人生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不多赚点儿怎么行呢?而原住居民嫌恶一概之外地人——当初这条小街是多么地幽静啊,看现在,外地人将这条小街搞成什么样子了?!那一时段,在这条小街,几乎所有人都在内心里嫌恶同胞……

而在那一时段,居然还有成心堵车的!

有次我回家,见一辆“奥迪”斜停在菜摊前。那么一斜停,三分之一的街面被占了,两边都堵住了三四辆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车里坐一男人,听着音乐,悠悠然地吸着烟。

我忍无可忍,走到车窗旁冲他大吼:“你他妈聋啦?!”

他这才弹掉烟灰,不情愿地将车尾顺直。于是,堵塞消除。原来,他等一个在菜摊前挑挑捡捡买菜的女人。那一时段,这条街上的菜最便宜。可是,就为买几斤便宜的菜,至于开着“奥迪”到这么一条小街上来添乱吗?我们的某些同胞多么难以理解!

那男人开车前,瞪着我气势汹汹地问:“你刚才骂谁?”

我顺手从人行道上的货摊中操起一把拖布,比他更气势汹汹地说:“骂的就是你,混蛋!”

也许见我是老者,也许见我一脸怒气,并且猜不到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还自知理亏,他也骂我一句,将车开走了……

能说他不是成心堵车吗?!

可他为什么要那样呢?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还有一次——一辆旧的白色“捷达”横在一个小区的车辆进出口,将院里街上的车堵住了十几辆,小街仿佛变成了停车场,连行人都要从车隙间侧身而过。车里却无人,锁了,有个认得我的人小声告诉我——对面人行道上,一个穿T恤衫的吸着烟的男人便是车主。我见他望西洋景似的望着堵得一塌糊涂的场面幸灾乐祸地笑。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车主。也可以肯定,他成心使坏是因为与出入口那儿的保安发生过什么不快。

那时的我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倘身处古代,倘我武艺了得,定然奔将过去,大打出手,管他娘的什么君子不君子!然我已老了,全没了打斗的能力和勇气。但骂的勇气却还残存着几分。于是撇掉斯文,瞪住那人,大骂一通混蛋王八蛋狗娘养的!

我的骂自然丝毫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交警支队的人,但那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了。在那一个多小时内,坐在人行道露天餐桌四周的人们,吃着喝着看着“热闹”,似乎堵塞之事与人行道被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十余年前,我住童影宿舍所在的那一条小街时,曾听到有人这么说——真希望哪天大家集资买几百袋强力洗衣粉、几十把钢丝刷子,再雇一辆喷水车,发起一场义务劳动,将咱们这条油腻肮脏的小街彻底冲刷一遍!

如今,我听到过有人这么说——某时真想开一辆坦克,从街头一路压到街尾!这样的一条街住久了会使人发疯的!

在这条小街上,不仅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嫌恶,还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怨毒气,还经常造成同胞与同胞之间的紧张感。互相嫌恶,却也互相不敢轻易冒犯。谁都是弱者,谁都有底线。大多数人都活得很隐忍,小心翼翼。

街道委员会对这条小街束手无策。他们说他们没有执法权。

城管部门对这条小街也束手无策。他们说要治理,非来“硬”的不可,但北京是“首善之都”,怎么能来“硬”的呢?

新闻单位被什么人请来过,却一次也没进行报道。他们说,我们的原则是报道可以解决的事,明摆着这条小街的现状根本没法解决啊!

有人给市长热线一次次地打电话,最终居委会的同志找到了打电话的人,劝说——容易解决不是早解决了吗?实在忍受不了你干脆搬走吧!

有人也要求我这个区人大代表应该履责,我却从没向区政府反映过这条小街的情况。我的看法乃是——每一处摊位,每一处门面,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生计、生活甚至生存问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在小街的另一街口,一行大红字标志着一个所在是“城市美化与管理学院”。相隔几米的街对面,人行道上搭着快餐摊棚。下水道口近在咫尺,夏季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

城管并不是毫不作为的。他们干脆将那下水道口用水泥封了,于是那儿摆着一个盛泔水的大盆了。至晚,泔水被倒往附近的下水道口,于是另一个下水道口也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了。

又几步远,曾是一处卖油炸食物的摊点。经年累月,油锅上方的高压线挂满油烟嘟噜了,如同南方农家灶口上方挂了许多年的腊肠。架子上的变压器也早已熏黑了。某夜,城管发起“突击”,将那么一处的地面砖重铺了,围上了栏杆,栏杆内搭起“执法亭”了。白天,摊主见大势已去,也躺在地上闹过,但最终以和平方式告终。

本就很窄的街面,在一侧的人行道旁,又隔了一道80公分宽的栏杆,使那一侧无法停车了。理论上是这样一道算式——斜停车辆占路面1.5米宽即150公分的话,如此一来,无法停车了,约等于路面被少占了70公分。两害相比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这条极可能经常发生城管人员与占道经营、无照经营、不卫生经营者之间的严峻斗争的小街,十余年来,其实并没发生过什么斗争事件。斗争不能使这一条小街变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将月无宁日,日无宁时。这是双方都明白的,所以都尽量地互相理解,互相体恤。

也不是所有的门面和摊位都会使街道肮脏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发店、照相馆、洗衣店、打印社,还有茶店、糕点店、眼镜店、鲜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卖鞋的小铺面;它们除了方便于居民,可以说毫无负面的环境影响。我经常去的两家打印社,主人都是农村来的。他们的铺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据他们说,每年还有五六万的纯收入。

这是多么养人的一条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万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层人家,或是农村来的同胞,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难道还不应该服从这一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