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谈到“爱情”了……
因为爱情
在爱这个字的后面，加上“情”、加上“心”、加上“意”，爱就处在主语的位置了。“爱意”是所有世间情意中最温馨的一种。使人感觉到，那乃是对方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所能给予自己的临界极限的情意。再多给予一点点，就超越了极限。超越了极限，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因为在极限上，所以具有着相当特殊的令我们深为感动的意味儿和意义。
在我曾是知青的当年，在我接连遭受种种摧挫心灰意冷的日子，曾有姑娘以她充满“爱意”的目光抚慰过我。那绝不仅仅是同情的目光，绝不仅仅是怜悯的目光。那一种目光中，的的确确包含有类似亲情，但比亲情还亲，临界在亲爱的极限上的内容。在那一种目光的注视之下，你明白，她对你的抚慰没法儿再温柔了。她将她能给予你的抚慰压缩了，通过她的凝眸注视，全部的都一总儿给予你了！我们正是因此而被深深感动。
只有丝毫也不自重的人，那一时刻居然还想获得更多的什么。
充满“爱意”的目光，乃是从女人的极其善良的爱心中自然流露的。它具有母性的成分。误将此当做和“爱”或和“爱情”有关的表达去理解，不是女人们的错，是男人们的错。据此进一步产生非分之想的男人，则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
“爱心”是高尚又伟大的心境。“爱心”在人类的心灵里常驻不衰，人类才不至于退化回动物世界。
“爱心”产生于博爱之心。
绝大多数的人心难以常达此境。我们只能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某一件具体的事上，半麻木不麻木的“爱心”才被唤醒一次。我们一旦能以“爱心”对人对事，我们又将会对自己多么的倍感欣慰啊！
我最尊崇的人，正是一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会羞惭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了。我遇到过这样的人，非是在文人和知识者中，而是在普通百姓中。我常不禁地想象，这样的人，乃是“隐于市”的大隐者，或幻化了形貌的菩萨。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儿，卧在那儿伸手乞钱。而又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儿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儿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的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人也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将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地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
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想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
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
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蛋。
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
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
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了，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蛋。
有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买她的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
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
她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儿，他哪儿去了？”
我也只有以摇头作为回答。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善良是“爱心”的基础。
“爱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响力的。除非人拒绝它的影响，排斥它的影响，抵触它的影响。
是的，我真的认为，“爱心”这个词，乃是“爱”这个字处在主语位置时，所能组成的最应该引起我们由衷敬意的词。这个词，被我们文人和知识者说道得最多，书写得最多，应用得最多，却不见得在我们心灵里也同样地多。
我们只要愿意发现，就不难发现，并且不得不承认，往往是从最普通的某些人们身上，亦即寻常百姓中的某些人们身上，一再地闪耀出“爱心”的动人的光晕。在寻常百姓的阶层里，充满“爱心”的故事，产生得比其他一切阶层多得多。形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也许是这样的——其他一切社会阶层，足以直接地或间接地，靠权力的垄断，财富的垄断，文化的艺术的垄断，使自己们活得更滋润更优越起来。而寻常百姓，却几乎只有本能地祈求“爱心”的普遍，才似乎更可能使自己们的生活增添温馨的色彩。因而其他阶层说道得多，实际付出得少。寻常百姓说道得少，实际需要得多。他们这一种实际需要，其实较难从别的阶层获得，所以他们在自己的阶层里互相给予。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其他一切阶层都更加懂得要想获得必首先付出的道理。当然，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寻常百姓阶层的“爱心”互予的传统，历来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污染。这一污染在当今空前的严重。“爱心”之于百姓阶层，原本是用不着官僚阶层煞有介事地号召，文人碰头巴脑假模假式引经据典的论说，知识者高高在上的所谓启蒙的。究竟应该谁启蒙谁，是很值得商榷的。倒是官僚们的腐败，文人们为了名利攀附权贵的心理，知识者们为了明哲保身放弃社会正义感早已习惯于说假话的行径，对中国百姓阶层原本形成传统的“爱心”互予的生活形态的破坏，是很值得忧虑的呢！
除了“爱心”这个词，在“爱”这个字处于主语位置的一切词中，“爱情”这个词就是最令人怦然动心的美好的词了。
“爱情”也如“爱心”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寻常百姓阶层之中。某些文人和知识者最不能容忍我这一种观点。他们必认为我指的根本不是“爱情”，只不过是“婚姻”。
而我固执地认为，“爱情”若不走向“婚姻”，必不是完美的“爱情”。
天下有情人当然不可能全都终成眷属。
但从一开始就排斥“婚姻”目的之“爱情”，成分是可疑的，起码是暧昧的。甚至，可能从一开始本质上便是虚假的。
美国现代舞蹈大师与俄国戏剧理论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她和他将要做爱之际，他忽然问：“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呢？”
她一怔，继而哈哈大笑，继而索然，匆匆穿衣离去。
她要的是爱。正如流行歌曲唱的——“只求此时此刻互相拥有”。
而他考虑到了将来对子女的责任问题。他是将她对他的“爱”，误当成“爱情”来接受的。
没有任何责任感为前提的男女性关系，不是“爱情”，充其量是“爱”，甚至可能仅仅是“性”。
渥伦斯基第一次见到安娜时，正如时下许多男士女士们所言的那样——心中像被电击中了似的，安娜心中当时有同样的感觉。这是异性相吸现象，这现象在生活中频频发生，这是“爱”的现象。
当安娜坠入爱河以后，她毅然提出与自己的丈夫卡若林离婚。她不顾上流社会的谴责，毅然决定与渥伦斯基结婚。这时，“爱”在安娜心里，上升为“爱情”了。她期待着他为他们的“爱情”负起“婚姻”的责任。她自己能做的，她已做到了。但是渥伦斯基并不打算真的负起什么责任。他要的只不过就是“爱”，而且获得到了。责任使他厌烦透顶，因而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因而绝望的安娜只有卧轨自杀……
渥伦斯基“爱”安娜是真的。
安娜对他的“爱情”也是真的。
悲剧是由二人所要求的东西在本质上不同造成的——安娜要有责任感的“爱情”，它必然与“婚姻”连在一起，成为完整的要求。渥伦斯基仅要不附加任何责任前提的“爱”，他认为有爱已足够了。连安娜为他们的“爱”而毅然离婚，在他看来都是愚蠢的，不明智的。
“007”系列电影中，英国大侦探詹姆斯邦，每片必与国籍不同肤色不同的女角床上云雨枕畔温柔，但那都是“爱”，过后拉倒的事儿。
而《简·爱》中那个其貌不扬的小女子，之所以跨世纪地感动着我们，正由于她所专执一念追求的，不仅仅是“爱”，而是“爱情”。如果仅仅是“爱”，她早就能在那庄园中获得到了。当然，后人也就没了《简·爱》这一部传世之著可读。
当今世界，“爱”在泛滥着，使“爱情”更需谨慎，更面临危机，也更值得以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责任感加以维护了。
一个现象是——某些大谈“爱情”至上的男士们，其实本意要的仅仅是“爱”。“爱”当然也是美好的，其美好仅次于“爱情”。男人宁多多益善地要没有责任前提的“爱”，并且故意将“爱”与“爱情”混为一谈向女人们娓娓动听地尽说尽说，证明着男人们在起码的责任感方面毫无信心。这是一个男人们为女人们预设的圈套。他们的种种“至上”的论调，说穿了，其实是他们贪婪而又不愿付出的需求“至上”。女人们若不甘做“007”系列片中那些詹姆斯邦的女配角，不愿落安娜那一种下场的话，就不应该钻入他们的圈套。
但另一个现象是——渐多起来的女人们，也开始为男人们预设圈套了。她们以自己为饵，钓男人们的钱财。她们一谈起居家过日子的平凡生活，委屈而牢骚满腹。仿佛平凡的家庭生活，将她们理想中的“爱情”王国整个儿捣毁了。但是她们为了钱财、权力去引诱男人们的时候，又是那么心安理得天经地义。她们要的其实连“爱”都不是，直接要的便是钱财和权力。这样的女人，尽管不足取，但对绝大多数男人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性。因为他们不进入她们猎获的视野。但是钱财并不雄厚，权力也没大到定能满足她们虚荣心的不自量的男人，若一厢情愿地将她们当成了理想伴侣苦苦追求，那也是愚不可及。
牛郎织女式的夫妻，在寻常百姓中一对儿一对儿的依然很多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离不开生儿育女，离不开萝卜白菜。离不开吵架拌嘴，但也离不开责任感。责任感是他们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圣的相互承诺。谁主内，谁主外，大的开销究竟谁说了算，小的花费谁有自主权，诸如此类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内容，在他们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是据我看来，这些俗内容，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一对儿一对儿的夫妻恩爱着。
恋爱结婚——这是寻常百姓的定式。这定式给他们安全感，所以他们世世代代遵循着，其实并不以为是什么枷锁。
恋爱而不结婚——这是某些特殊的男人和女人的定式。他们在这种状态中获得到的幸福，其实未见得比牛郎织女式的百姓夫妻多一点儿。也许恰恰少得多。
在没有婚姻为载体的“爱情”中，到头来，遍体鳞伤的几乎注定了是女人。她们获得过的某些欢乐、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终的悲伤抵消得一干二净。
在没有婚礼为载体的“爱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妇”的角色。
而古今中外，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间自然关系的角色。即或那些专以猎名流傍权贵傍“大款”为能事的女人，一旦觉得巩固了“情妇”的地位，也还是要产生颠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对方妻子的野心的。这时的男人用他们“爱至上”那一套哄她们是根本没用的。所谓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辈子。结果男人大抵只有三个选择——要么离婚，承认自己“爱至上”那一套论调的破产，面对既又“爱”了，就还是免不了结婚“至上”的现实。要么给她们以多多的钱财，多到她们终于满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为止。要么，被逼得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杀了她们，或反过来被她们所杀。这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各所监狱里，几乎每天都被关进因此而犯死罪的男人女人。
所以，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真的处在正常的热恋关系中的男女，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他们的“情人节”。他们在那一天的拥抱和亲吻，不见得比在别的日子更温存更热烈。而既是“情妇”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讳那一天的。即使瞒天过海凑在一起了，各自心里的感受和感想也会很苦涩。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情人节”，让这个日子拉倒去吧！一个节不被足够数量的人承认，其实便不是一个节。
以上，是为答记者问，追记成文。“爱”与“爱情”等等诸词，本是无须加引号的。加之，格外强调而已……
12.国与国的竞赛，乃是女人与女人们的竞赛
新世纪以来，中国妇女未经什么“妇女解放运动”，总体迅然“现代”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从女孩到大婶，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女性“主体意识”明显亢扬。这里所言之“现代”，非指素质文明的高程度，首先是说与时代物质水平并驾齐驱的潮流意识。
某次我在摊床买水果，卖水果的四十几岁的农妇让我等会儿，并问“忧愁”二字怎写？——她在发手机短信。斯时我还没用手机，更不晓得怎样发一条短信。那手机看去很糙，估计是山寨版，据说七八十元便可成交。而从前的农村人，不论男女，从南到北，愁只说愁，大抵前边是不加“忧”的。愁乃日常语，“忧愁”可算是文词了。
还有一次，我走在回家路上，适逢小学放学，见一四五年级男孩跟随一女孩，央求她将QQ告诉他。我不上网，但也知道他说的是网上的聊天工具。
女孩不怎么情愿。
男孩竟说：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一个霸王杀毒软件！
听小学生们说QQ，说杀毒软件，令我大讶。
我的一位朋友是与电脑共舞者，但出了一点儿小故障自己也不能排除，于是向他不到20岁的侄女求助。而其侄女实乃农家女，毕业于计算机方面的技校，在北京某网络公司打工，几是一位修电脑的专家，组装一台电脑不在话下。
时代的职业多样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说。“上九流”皆达官贵人，意味着社会地位居高层，也当然是指职业。服官政怎么不是一种职业呢？而“下九流”，则意味着卑贱性，故“下九流”又是轻蔑语。文人、教书先生，归于“下九流”，地位排在农、工、商之后，仅在流民也就是“氓”与娼妓们的前边，所以“文革”中被辱为“臭老九”。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五行八作之说，是对“下九流”的职业细分。而包罗万象的概括说法，也不过是三十六行、七十二业。
而200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职业如翻江倒海——海底世界千般百种的水族，一下子被大浪掀到了陆地上似的。而水族的种类，远远多于陆地生物的种类。时代的乾坤鞭，指山山动，点海海翻，直教新女性随鞭弄清影，“新样靓妆，艳溢香浓”，争舞婆娑。
据说，全幅《清明上河图》有千余形形色色的人物。若其上每一人物代表一类从业者，也还是要比2000年以后之中国的洋洋职业大观少得多。
在如此众多的职业中，几乎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中国当代女性的身影。而且，在许多业界中，女性大展身手，她们竞比能力的自信表现，每使男子自愧弗如。
对于中国，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仿佛轰隆一声当空而落。
普法教育改变了中国女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所进行的那一场普法教育当然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但法律意识一向比男性更为淡薄，依法维权的诉求一向比男性更为自抑的女性，一旦觉醒，打官司对于她们便不再是“丢人”之事了。她们开始明白，该打官司而不打官司，反而会让人瞧不起的。她们决定打起官司来所表现的勇往直前，每使成了被告的男人们后悔不迭，也每使别的男人告诫自己——以后当处处小心着点，千万别栽在她们手里。
中国男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女人委实的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
中国当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启蒙，是三十年来，中国做得较好的大事之一。我认为比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世博”于中国的正面影响深远多了。
尽管，现在犯法案件一点儿也没减少，甚至可以说五花八门，判不胜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
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
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人的现象。
对于大学扩招，校方、学者与专家们，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方认为——扩招无疑降低了教学水准。而且，并未真的缓解就业压力。
另一方认为——即使同样面临就业难题，是大学生、硕士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洞察机会的敏感、抓住机会的快速反应，那也还是要高过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比较而已。
我教过的大本生，尽管毕业前迷惘多多，我也忧心重重。但一年以后再一了解，绝大多数还是找到了工作的。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年只有望洋兴叹。比如当记者、当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起码的应聘资格是大学本科。
我所带过的研究生们，总体上说，中文从业能力无疑是高过本科生的。毕竟又在大学的环境中多熏陶了三年，毕竟与导师又讨论过某些文化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写出一篇通得过的论文，也毕竟是要再多读些书，多作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读”了，是不客观的。
我教过的大学本科生，带过的研究生中，是农家女的不在少数。由于她们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她们的家族中，便终于有一个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着脱胎换骨。
诚然，她们对已从事的工作不尽满意。她们原本的愿景要理想得多。她们对工资尤其大为抱怨。她们不得不租房住，那么工资所剩无几。她们有心反哺父母，回报家庭，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算种想法。她们是断然买不起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她们的公敌，房价是她们所憎恨的。
但，她们总还是要结婚的。并且早几年毕业的，确乎大多数已结婚了，也多数在租房子住。他们不敢轻率做父母，做父母之后的人生注定更加沉重而艰难。
然她们并不都打算做丁克族。那么，迟早是要做父母的。
那时，与她们相比，她们的孩子出生以后的命运将有先天区别。
她们曾是农家女，而她们的孩子是知识分子的后代了。尽管清贫，那也还是知识分子的后代，而不再是农家儿女。
她们的农民父母，当年除了竭尽全力供她们上大学、读研，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无法给予她们哪怕一点点帮助。
而她们则不同。她们不但也会竭尽全力供儿女上大学、读研，更可以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给予儿女胜任有余的帮助。即使并不执着地、刻意地，那种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的给予，对于她们儿女已属幸事。最主要的——由于她们已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了，她们的儿女的成长过程是城市化的。而城市给予她们的下一代的种种文艺的、科技的、人文的信息量，肯定要比农村巨大得多。负面成长影响无疑是会有的，但与有益的成长影响相比，利大于弊是无须争论的。
大学教育改变了她们，她们则在下一代出生以后就改变着下一代了——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也将是很深远的。
文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有几位作家、诗人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中年女性产生过相当普遍并被证实相当长久的心性影响。并且其影响是良好的——起码她们一直这么认为。
舒婷的诗在当年对广大青年女性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前不久我因创作电视剧《返城年代》重读我这位好友的诗，仍不免被一行行真挚的、温暖的或滚烫的、深情的或庄严的诗句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