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由于有了他这种人的参与，往往的，必演变为暴乱。
不久前，我行在一条街的人行道上，那人行道摆满了供食客吃海鲜的排档餐桌椅。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追逐于其间，引得一黑壮汉子大怒。他对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一串串大声骂出极肮脏的话，那是我的笔不能写出来的。
他心中有我不可能知道的一股恨。
然而我发现，他短粗的指上戴着极大的金戒。
那家海鲜馆颇有名气，真的底层人是不在那儿消费的。
我立刻联想到了红眼睛阿义。
而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被吓得怔怔地呆住了。
我又想，倘底层人们组织游行，正当表达自己的诉求，那汉子必会带着他那股邪火，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以伪装底层人的“自己人”。倘底层民众情绪失控，那汉子肯定会趁乱下狠手，行恶事。
于是骚乱成为暴乱。
红眼睛阿义就在“民”中，兴许就在我们附近——爱国的人们也罢，反腐败的人们也罢，要求社会公平、正义或直接要求涨工资的人们也罢，瞪大双眼，警惕他们啊！千万不要因他们和自己们喊同样的口号而误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他们是给底层抹黑的家伙！
当他们一旦打、砸、抢、烧、杀时，全社会的共识应是——他们是一切人的敌人！
13． 不甘于当“花瓶”的政协委员
算来，我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参政议政，已有十五个年头了。
起初五年，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人们都知道的，政协委员履职的方式主要是议政。议政非清谈也，更非空谈。议就是要坦率谈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问题所在；并及时反应公众对政府服务的种种合情合理的希望、诉求。也能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最好。仅仅指出不足、问题，督促政府各部门尽量予以解决，亦可。
我曾对两件事特别关注——一是出租车司机们享受国家所规定的主要长节假日期的权利问题，如“十一”长假、春节长期。但这一件事多次征求各方意见后，并未正式写过提案。因为在委员中看法其实也不统一。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行业，与出租车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劳务合同具有特殊性，其出勤与否、休息与否、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而这一灵活性也就是相当大的自主性，包括了长节期日在内。所以，这一关注后来我自己放弃了。
二是国企高层管理者的高工资和高奖金问题。
这里所言之国企，是指北京市政府所直接任命高层管理者的公有制企业。他们既是企业高管，同时也是政府向企业派出的干部。某年北京市“两会”期间，我听说有一家公有制性质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年终奖金居然七百余万元。于是试图深入调查了解，却极难获得第一手材料。因为那属于“企业机密”。但凡是询问到的人，皆言之凿凿七百余万元奖金属实，却也都言那是“奖励条约”明文规定了的，属“合理合法”所得。并且，当年“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主张乃是主流声音，我的质疑有“左”的嫌疑，附合者寡，也只得作罢。
但我的质疑并未打消，后以文章方式多次批判此现象。
我认为，所谓国企“高管”，一级国企也罢，二级国企也罢，他们首先是国家干部、党员。他们的工资以及奖金，理应限制在符合中国国情的范围之内。若高出普遍国企员工工资近百倍、百余倍，不可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
2002年我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后，被公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同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区别在于，某届某级政府的产生，须经“人大”代表们表决通过方为合法，固直接参政的特点更显然些。而政协委员的素质，则主要体现于监督的自觉和议政的水平。
在两届十年区“人大”代表之履职期间，也有两件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是，某年区政府的财政报告显示，上一年政府行政办公经费，年终余额近两亿元，这使代表们连发追问：钱没花完是什么原因？是否证明当初的预算高了？中央政府一再号召各级政府要成为节约型政府，预算为什么还往高了定？既然事实证明定高了，下一年的预算又为什么反而更高？区政府干部只得一番番解释，但代表们不依不饶。最终，当年财政预算报告，仅获“原则通过”。
关于两会代表、委员，不过“花瓶”而已的说法，我知久矣。我自己也每认为，不管自己多么认真，只不过是想不仅仅做“花瓶”的“花瓶”而已。那件事给我一种教育，即如果大家都不仅仅满足于做“花瓶”，则监督作用是会逐渐发扬光大的。
第二件事是——海淀区内，有一处老旧商场，多年前被拆除了，说是要盖一处更大的商场，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购物需要。但旧的没了，新的迟迟不见动工。我那一代表小组内，有人询问何时才能盖起新的。我默听问答良久，倍觉蹊跷，不禁拍案猛起，大声曰：必有腐败！并希望以全组名义，联合别组，要求主管副区长在全体代表会上做出详细汇报。
全组肃然，都认为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问题是，主管副区长当时病了，不能全程到会。
会后不久，闻其已被双规矣。并且，最终因受贿落马了。
我的体会是，不甘于当“花瓶”，便不是“花瓶”。重要的是怎么当的想法。患得患失，那就会每每三缄其口，确乎成了“沉默的花瓶”。自己当“花瓶”，还莫如看选美节目。两会上沉默寡言，还莫如干脆不当，在家中睡觉养生。
我属于“两会”上每每出言激烈的委员。故我的发言，记录员通常很难整理。往往我说了五分钟甚至十分钟，他们最后只打出几行来给我过目。我的话常带刺，不那么中听。他们出于对我的爱护，自作主张地替我删除。我理解他们的好意，难为死他们了。
我拍过桌子，甚至骂过娘，甚至与我们民盟的领导也针锋相对地辩论过。
但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会承认，生活中我是多么言语温和的一个人哪。
我在两会期间按要求谈过一两次文化。
而我的自由发言，主要谈的是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共享改革成果问题。
我知我一向被视为有“异质思想”的人。
并且我一再强烈要求，仅仅包容我这类人本身是不够的，更要包容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
其实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的核心那也不过就是——改革尚未成功，改革必须继续，深入，故中国仍须努力！
我的体会是——政协委员者，国家的复眼而已；重耳而已；社会观察员而已；警报员而已。将民间实况带到两会上的民间良心的使者而已。
14． “悲观”是一剂镇静药
我曾许多次地，与从草根到精英到大学教授到学子们的许多人讨论过我们中国的现在和明天。
我觉得长久以来，悲观情绪在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心中弥漫，这与在世界上尤其在西方国家间炒作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形成相反对比。
中国之发展速度和成就确乎令世界刮目相看。2016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很可能并非神话。
那为什么我们许多中国人却悲观种种呢？
我承认，经常的，我自己也表现得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悲观与乐观，在我头脑中冲突不止。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总体说，各占上风的比例对半。
更多的时候，我惘然于自己的迷惘，想使自己在悲观和乐观之间做出明确的立场的选择，却往往自相矛盾。
我随口即能说出十几条乐观的理由，也可以随口即能说出十几条悲观的理由。当我表现为悲观主义者时，主要依据乃是腐败难以根治，少数利益集团之特权利益日愈坐大。种种“潜规则”逐渐成社会“通规则”，不“潜”便不“通”，似乎全中国各阶层人都早已默认此点。所痛恨的只不过是——妈妈的，凭什么只龟儿子们天天在独享腐败这块“臭豆腐”！
所要的公平，似乎也只不过是——既然“臭豆腐”吃起来香，闻起来臭，为什么我辈吃不着，只配闻其臭？起码也该让我辈享用块小的！
或——哪一天老子要有了特权！……
当我表现为乐观主义者时，主要理由乃是时代终究要进步这一历史大趋势，还有就是我确乎看到了中国又现“深化改革”的曙光。
近来继继续续地读叔本华、爱默生、杜威——一日终有所悟。
叔本华的晚年，恰值“工业大势”席卷西方诸国的时代。在西方，形成了工业文明冲击农业文明的最强大的一股飓风。他的眼所见之光怪陆离、世风日下的情形，比我们今天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的感受一点儿都不少。那时的西方诸国，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兽。叔本华嫌恶半个世界“野兽化”，于是晚年之思想，被总结为“悲观主义哲学”。
此前很长的时期，我一直困惑——如果一种哲学教人以悲观，那对人有什么意义？
但若人处于“大转型”时期，一点儿忧患意识都没有，又何谈反思呢？没有反思，也就没有警示。
所谓“悲观主义哲学”的要义乃是警示。
叔本华不但警示了，还开出了药方，即所谓“唯意志主义”。一种教人以个人意志抵抗时代压力的思想方法。此法改变不了时代，但也许能使个人变得不脆弱。
爱默生比叔本华晚出生15年。他是传教士世家的后代，也是思想者世家的后代。
美国与德国不同。
德国是封建历史悠久的老牌帝国。
美国是刚长出牙齿的未成熟的新兴国家。美国没有德国的历史包袱。
建国以后的美国人，与农业文明的蜜月期极短，几乎集体地就“闯”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他们对农业文明谈不上多么留恋，对工业文明也谈不上多么反感。他们崭新的“美国精神”是——不论这样还是那样，只要对我有利。
美国的工业文明在初期就带给了全无历史包袱的美国以及对时代持极现实主义态度的大多数美国人较普遍的利益。
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留下了对那个时代的另一种“国家记忆”。
流水线比之于手工作坊，无疑对人具有更强大的异化性。
但今天，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世界的后工业生产依然赖于流水线在进行。若全世界的流水线一概停止，世界将陷于一概方面的大恐慌。
叔本华的眼看到的，以及预见到的是异化，所以他的哲学是悲观的。
爱默生恰恰相反，他从工业文明和商贸时代看到了人类喷发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所以他几乎是用思想推进工业时代的。
于是他表现为美国工业时代的乐观主义哲学家。
他说：“相信世界会变好并对此怀有希望是最了不起的。”
“我们抱怨商业贸易，但世上的历史学家将看到它是自由的本原；它使美国稳定下来，摧毁封建主义、缔造和平、维护和平；它将废除奴隶制。”
“我对待社会在性情上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动物性。”
他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如果我对待社会具有动物性，那么我便又少了一条最大的缺点。
鲁迅当年有一篇杂文是《中国人的脸》。
在文中，他感叹于中国人的脸上，少有欧洲人脸上的动物性，却有分明的“家畜性”。
爱默生所言之“动物性”，乃指人类本能的“自我”。在他看来，也是原始的“自我”。并且认为，这样的一些人类，是在以“原始”的经验看世界。而他是“超经验主义哲学”之父。他的话是在表扬自己和他的哲学。他说时也许还没有读过老子的《道德经》，读了会谦虚点儿的。鲁迅所言之“家畜性”，是感叹于我们中国人的绝顶顺服，连点儿动物也有的原始“自我”意识都在长期而严酷的封建统治之下丧失了。而鲁迅若活到“文革”，又当会感慨中国人“太动物性”了吧？
与鲁迅同时代，在爱默生之后，美国又产生了哲学家杜威。杜威从叔本华和爱默生的思想中吸收了不少精华，但又不完全同意他们，于是形成了经验主义哲学，即一种以重视态度研究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他尊重个体经验的价值和意义。
他说：“一方面，思维的力量使我们从本能、欲望以及日常琐碎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同时可能使我们陷入新的谬误之中，并使我们犯新的错误；使我们超越愚昧的同时，也往往使我们再次失足。”
他说：“再没有比经验的原则更严格地受制于理智发展及其方向的检验了。”
杜威不像叔本华那么悲观，因为他肯定新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也不像爱默生那么乐观，因为他同时看到了人类在进步道路上“再次失足”的可能性。
当我们的某些同胞对中国感到悲观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成就视而不见，而更意味着，他们对发展中的问题像叔本华一样敏锐、一样忧虑。即使他们不知叔本华是谁，对他的现代悲观主义哲学一无所知。此种悲观几乎无须哲学的影响，全凭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经验就足以产生，并且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当我们的另一些同胞乐观得接近盲目自大时，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现存的种种问题（那些问题相当严重，甚至严峻）有意回避，而意味着，他们各个都像爱默生，“相信世界会变好并对此怀有希望”，即使他们不知爱默生是谁，也从未接触过他的书籍。
而依我看来，更多的我们的同胞，几乎都是杜威式的“理性经验主义哲学家”，在对自己的国家之前途的悲观与乐观之间的焦虑、迷惘，试图开出药方却觉得每服药都难以解决全部问题。既怕药力过猛，又沮丧于药力太微。
我亲爱的同胞啊——连自认为比叔本华与爱默生都“高明”的杜威，他也不曾真的为世界开出过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药方呀！
世界进步到今天，谁还不是哲学家呢？上网看看便知，有几个不是在以哲学家的口吻说话的人呢？
中国人对中国的悲观，实际上也包含了全人类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的悲观情绪。只有将此种悲观的共性的部分排除开，所剩才是较“纯粹”的“中国特色”的国家问题，也才是最需要对症下药的。
窃以为，恰恰是中国之发展成就令全世界瞩目的今天，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悲观，反而意味着我们中国人思维的进步与清醒。因为，“居安思危”一词虽是中国典故，但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人经常是一隅“太平”，即使周边危机四伏，往往也会麻木地娱享偏安的。宋是那么亡了的，明是那么亡了的，清也是那么亡了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毛当年说过的话，符合杜威之“理性经验主义”之哲学。
在许多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当前，某些中国人的悲观，对中国不啻是一剂镇静药。
15． 活在“道德底线”上的青年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
倘我们放眼世界，并且对世界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过它们内容极为生动活跃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内容提要就是“青年时代”。
我用“生动活跃”来形容，意在表述不确定的、介于中性的词性。依我看来，政治进步、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是为生动活跃。反之，亦是。因既反之，便注定了有青年们被时代所利用、所抛弄于股掌之上，将自己的狂热附祭了历史反面的教训；也注定了有青年们吹响号角，摧枯拉朽，勇作铁血牺牲的大剧上演。只不过后一种大剧的“风格”往往是惨烈的，以“生动活跃”来形容未免轻佻。
从正面看中国历史，一部《三国》，青年英雄辈出；往前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青年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比比皆是；往后查，先秦统一的过程中，大唐建业的过程中，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精英聚结，俊杰代出。倘将中国各个重要发展阶段总结了论，凡社会转型期，几乎皆以各阶层青年立大志、做大事、图大业为时代特点。此特点推及世界史来分析，亦有共性。在这些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青年们往往在少年时期就萌生了相当明确的想法；二十余岁开始作为；三十余岁便受了种种的时代洗礼和实践考验；四十岁左右，大抵已是较为成熟的社会各方面的实践家了。
反之，倘时代出了问题，诸种社会负面氤氲一片，也会自然而然地滋长出破坏性的恶力。比如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迅成气候，便是借助了德国青年迷信大日尔曼民族优胜的结果。
所幸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以往的一页都已成为深刻的反省。
而20世纪的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在内，是明智地进入了空前理性的时代了。尤其中国，各阶层维护国家大局的意识也变得相当成熟。虽各阶层有其现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迷惘、困惑、无所适从和浮躁，也有相互之间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但并不妨碍顾全大局的意识的一致。因为有一点是都明白的：有安定才有发展，有发展才有各阶层乃至具体个人命运朝良好方面的转化。起码是可能有。
因而在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也最是青年们的人生希望较多，机遇较多，才能较容易得以呈现和发挥的时期。
从前的青年
——缺乏人生的能动力
从前的时代和社会
——失去了活力
从前的青年与时代、社会
——服从与主宰
如果回顾一下1949年建国最初阶段中国的年代特征，则任谁都不能不承认，总体而言，那是一个全民热情高涨的年代，并且尤以青年们的建国热情和人生状态最为积极而富有能动力。各行各业，年年涌现模范人物，如雨后春笋。
但，分析起来，那又是一种未免过于单纯，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动力。它基本上生发于这样一种理念——我将自己的热情、积极性和能动力，最大程度地奉献给国家，国家对我的人生实行“承包”式的、终身的安排。因而不可持续。
农村青年，除了极少数得以通过考入大学这唯一途径改写人生而外，其余一概人的人生注定了统统都是社员。全中国的农村青年的人生，几乎彻底地被时代所模式化了。时代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仿佛是一个加工厂，而且只“生产”一种规格的清一色的“产品”，那就是从事原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无论你有怎样的才能，你都难以改变你注定了一辈子是农民的“天命”。时代即“天”。若想像今天这样可以遍中国自由闯荡，甚至凭一技之长驻留城市，那是时代这个“天”绝对不允许的。若想像今天这样凭一副好容貌、一副好嗓子而摇身一变成演员、成歌星，更是做白日梦了。时代出于它本身的需要，偶尔也给予一展特殊风采的机会。但对大多数人，那往往仅只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的机会，而根本不可能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遇。无论主观上多么企图抓住抓牢都是醒着做梦，毫无意义可言。机会结束，仍要回去做社员，也就是农民……
那么，城市青年从前的人生形态，总体上是否不同一些呢？
答曰：否。
就人生的几乎无选择性这一点而言，与从前农村青年们的人生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城市里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中专和大学，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亦对学生进行道德评判完全一致，人生价值取向也完全一致的教化。在课堂和学校以外，社会文化继续着如出一辙的洗脑。所以，可这么说，比从前的农村青年容易享受到精神食粮的从前的城市青年，其思想意识之鱼儿，是游在同一规格、同一尺寸的精神的鱼缸里的。那简直又可以说是“泡在”。
而他们的人生轨迹的雷同，更是由时代这一位“阿姨”一揽子做主了的。几十年一贯制的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使几代中国人过着彼此彼此的日子。一切人对人生的个人向往和追求的冲动，几乎最终都以自行放弃转而对时代无怨无悔亦再无激情的服从为结局。人生多姿多彩的种种可能性，都在迫不得已的服从之下烟消云散。“上山下乡”乃是最典型的佐证。从前的城市青年们，只有其个人向往和追求的激情，因了时代的需要而受到肯定和支持时，才能够得以释放，否则绝对不能。举例来谈：
一名被分配在大集体性质的工厂的青年，若企图调转到国营性质的工厂去，倘无当官的父母动用权力去安排，那就是一辈子也别想实现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