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还没说完，又有两位外国作家匆匆进入法庭。我认出走在前边的是左拉，后边紧跟着身材高瘦的高尔基。
法锤却再次敲响。
法官们交头接耳一阵，其中一位宣布休庭。另一位说，要将开庭情况向领导们请示汇报，再决定何日二次开庭。
左拉却大声说：“我的《小酒店》，我的《娜娜》……啊哈，你们中国的许多底层人，像极了我的《小酒馆》中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你们中国的娜娜，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有她们的身影……”
他被他的两位同胞——雨果和巴尔扎克劝走了。
高尔基却被中外记者们包围了，七言八语地向他提出问题。
不知是不是因为他耳背，反正他一个问题也没回答，只是重复自语：“我明白，我明白，请诸位相信，我明白这一切……”
那时我被一只蚊子叮醒了。
后来许多日子里，我每恍恍惚惚的。一会儿觉得自己清醒着，一会儿觉得仍在梦中似的……
9．公平是社会改革的基础
所谓“公”，释意颇多，这里只谈公正、公道。而所谓公正，不过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是耳。首先是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绝不是符合少数，更不是符合极少数人心感觉的。
比如盲道，是为方便盲人铺设的。盲人是少数，他们自然会有此要求。若他们的要求被漠视，则他们心中会有不公正之感。反之，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心中的公平感就会增加一分。
但，为方便盲人而由政府出钱在许多地方铺设盲道，其实也符合绝大多数社会公民的心愿，实现之，绝大多数社会公民也会感到，社会对盲人的关怀，体现了自己对好社会的理想。
故，“普遍人心感觉”这句话，在为了方便盲人而铺设盲道这件事上，包含了不普遍的也即多数人之心的感觉。
又比如，某些公共场所，严格禁止人们带宠物进入。宠物的某些主人，会觉得对于他们是不公正的。
但，养宠物的人毕竟是少数，希望可以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的人，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不论他们的感觉多么不快，社会还是要采纳多数人的意见，根据多数之人心的快与不快制定并颁布法规、法律。
故，“普遍人心感觉”这句话，在禁止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这件事上，是以不照顾不普遍的即少数人之人心的感觉为前提的。
所以，“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这句话对文明的社会而言，基本符合公正的含意。社会越文明，“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便越加符合公正的含义。因为，文明社会之普遍人的眼和耳，会更加有意识地看到，听到原定之法规、法律的不周全，予以改变，使之符合更文明了的普遍人心之感觉，使公正更接近人们所希望的程度。
于是我们应当理解，公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论在任何国家，都是变态的原则。
再比如死刑——杀人偿命，几千年以来，符合普遍人心的感觉。但是在西方某些国家，给忏悔了的罪犯以人性改造的机会这一主张逐渐被普遍的人所接受。那么废除了死刑，但某些罪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公愤，也就是不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所以死刑又在某些废除过死刑的国家恢复。
废除也罢，恢复也罢，须经受公众委托代表“普遍人心感觉”的议会讨论通过。
一旦废除，废除即当时“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
一旦恢复，恢复也体现以上原则。
总而言之，“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确乎一直基本符合普遍的人们对公正或不公正的理解。
符合，既公，于是正。
不符合，既不公，于是失正，无正。
那么，公道的意思可以解释为由公众来说道。
即——公正之事，一定是经得起公众议论、争论、评论、说道的。
经得起公道的事，才更接近公正。
至于“平”，我想，其实并没多少人认为非得体现为“平均”。
“普遍人心感觉”所要求的“平”，只不过是相对的平等。
极少数人占有一个几乎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绝大多数由金钱所代表的财富（目前金钱仍代表世界上的一切财富），普遍中国人之心的感觉怎么会“平”呢？只能是不平啊！
中国人又不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种。
而经不起公道的事，即使一个时期内形成为法规、法律了，那也肯定是欠公正，甚至违背公正原则的，迟早有一天要按“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改变，以实现公平。
又得用到“但”这个字了；但——以上只不过是关于公正的一般性常识。这一般性常识，自古以来，又被认为是一种心理意识。或反过来说，又被认为是由意识所决定的心理反应。
意识者，思想形态也。
那么，既然公正是相对的，是无法达到绝对程度的，可不可以通过思想说教，来使人们习惯于接受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豁达看待之、对待之呢？
当然可以。
数千年来，宗教，文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工作堪称卓越，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超过于许多政治家的作用。
还得用到“但”这个字；但——前提乃是，那不公正的程度，在“普遍人心的感觉”可忍受的范围以内。
若超出了“普遍人心的感觉”是可忍受的范围，即使上帝亲自做思想工作，那也无济于事。
因为如果超过了，普遍人心的郁闷、愤怒之感，则就会转变为普遍公民之生理的痛苦感觉了。
西方动物学家们近年的实验证明了此点。
他们的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分隔出空间不等的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用钢丝网壁隔离，相互情形可见，但无法穿过。那巨大的笼子象征一个国家的边界；那几个区域象征不同阶层；相互情形可见意味着社会信息达到的透明度。
如果——分给某些区域的猴子足够吃饱的桃子；分给另外一些区域的猴子根本吃不完，可以当玩具，甚至可以糟蹋的多种水果；而一两个特殊笼子里的猴子，不但多种水果堆积如山，而且夏天还可吃冰激凌，冬天还可以泡温泉，还有猴衣可穿、猴帽可戴，还有电子玩具可玩……
于是不久，只数最多的区域里的猴子，即其实拥有足够吃饱那么多的桃子的猴子们，不是企图破坏钢丝网壁去攻击那些享受高等待遇的猴子，便是一只只丧失了机灵本性，无精打采，行为怪异。
经对那些猴子的心理测试，它们几乎集体心理变态。
更有些猴子，对动物园管理者怀有无法消除的敌意和憎恨。
也有些猴子，莫明其妙地死了。
经对它们的脑体解剖发现——原来在它们的脑区中，已存在着一种可以叫作“先天公平基因”的脑细胞。
倘不公平的现象明明就存在于它们眼前，它们却无可奈何，那么它们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会发出痛苦信号，而那痛苦异常折磨它们。
猴子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是它们的脑进化的结果。
一般猴子的智商相当于三岁儿童。
聪明的猴子的智商相当于四五岁儿童。
动物学家由而明白，人脑中肯定也存在着“先天公平基因”。
故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目前中国所存在的官员生活腐败现象、贪得无厌现象，挥霍纳税人的钱像烧纸玩一样的现象，权力膨胀的现象，贫富差异巨大的现象——不但不符合普遍的也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之心感觉的原则；也不断刺激着中国人头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使人们经受着生理痛苦的折磨。
甚至也可以说，此种生理痛苦，使我们的许多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
思想工作怎能解除生理痛苦？
专治“先天公平基因”受到强刺激而引起的痛苦的药，还没研制出来。
那么，谁来帮我们的这些同胞解除这一种痛苦呢？
谁能，谁便是中国的上帝。
起码，是伟人。
10． 当“交管”撞上“人文”
此文所言“交管”，自然指“交通管制”。
全中国许多城市都实行过“交管”。北京是首都，也自然便成为全国“交管”次数最多的城市。
“交管”现象古今中外皆有。此是交通管理特殊措施，亦是必要措施。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公路恐怖袭击事件、自然灾害破坏公路的情况，交管部门必定启动“交管”措施。“大公仆”们出行视察，迎送要客、贵宾，肯定也必启动“交管”措施。一是为了保障他们的车辆行驶顺畅；二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我们都知道的，他们不无可能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进行袭击的对象，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
然而在中国，在北京，蓄意针对“大公仆”们或来华要客、贵宾们实行的恐怖袭击阴谋，似乎还从没听说过。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拦车跪呈冤状的事件罢了。即使这种并不多么恐怖的事件，居京三十五六年之久的我，也仅听说过一两次，并且拦的主要是京官们的车，还从没被新闻报道证实过。由此似可证明，中国之“大公仆”们，其实人身一向是挺安全的。也似可证明，其实中国公民，是世界上最不具有对公仆们进行暴力攻击性的公民。个别例子是有的，但都发生在外省市，且攻击对象每是小官吏。细分析之，那些小官吏之所以受到暴力攻击，通常与他们自身的劣迹不无关系。单说近十几年，不知怎的一来，为保障“大公仆”们之出行顺畅和安全而采取的“交管”，不但次数多了，而且时间分明更长了。
次数多是好事，意味着“大公仆”们经常在为国务奔忙。但每次“交管”的时间长了可不是什么好事，无疑会使北京本就严重的交通堵塞情况更加严重，结果给人民群众的出行造成诸多难以预料的阻碍。
我曾遭遇过三次“交管”。
一次是要乘晚上六点多的飞机到外地去开会。六点多起飞的飞机，究竟该几点出家门才不至于误机呢？我家住牡丹园，心想三点出家门时间肯定较充裕啊。那天“打的”倒很顺利，三点十五分已经坐在出租车里了，却不料半小时后，堵在机场高速路上了——遭遇了“交管”。这一堵不得了，一下子堵了四十分钟左右。“交管”刚一结束，前方被堵住的车辆极多，有两辆车都企图尽快驶上机场高速路，却偏偏在路口那儿发生了碰撞……
我自然误了点，所幸我乘的那次航班本身也晚点了，两小时后我还是坐到了飞机里。但不少人就没我那么幸运了。他们中有人要求改签时，与航空公司方面的服务人员发生了激烈口角。
一方责备误机的人应自己掌握好时间；误机的人却强调，“交管”又不像天气预报，怎么能料到半路遭遇？——“交管”属于“不可抗力”。
偏偏航空公司方面的人还认真起来了，以教导的口吻说“交管”根本不属于“不可抗力”。
旁边就有同样因那次“交管”误机了的些个人嚷嚷：那你们的飞机停在了跑道上迟迟不起飞，不是每每对已经坐在飞机里了的乘客广播是遇上了“管制”吗？如果“空中管制”是“不可抗力”，那么公路交通管制怎么就不属于“不可抗力”了呢？如果“交管”并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空中管制”也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如果“航空管制”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航空公司就应对乘客进行误事赔偿。
道理涉及赔偿不赔偿的，航空公司方面的更不相让了，说“空中管制”与“交通管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句话激怒了另几位因那次“交管”误机的人，都嚷嚷道先不改签了，非先将是非辩论清楚不可！
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今日之同胞，是多么的喜欢辩论啊！
幸而航空公司的一位领班人士出面了，批评了自己人几句，安抚了误机者们一番，唇枪舌战才算平息。
“航空管制”也罢，“交通管制”也罢，是“不可抗力”，或非“不可抗力”，我至今也没想出个明白。
但有一点我觉得那是肯定的——头一天像预告天气一样预报因“大公仆”们出行而必要实行的“交管”，有关方面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为那肯定属于安保机密啊！
我第二次遭遇“交管”，是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也是在出租车里。那天是星期六傍晚，从郊区返回市里的车辆极多，时间也是四十多分钟，公路几乎成了停车场。最大车距一米左右，最小的车距也就一尺。一辆挨一辆，堵塞了近两站地。有人内急，公路上又没厕所，干脆一转身，就在公路边尿起来。特殊情况下，那么解小手，尽管不文明，但也可以理解。问题是还有人竭力憋着急需解大手，那可就真是个痛苦的问题了。即使人人理解，不以为耻，“当事人”自己还觉臊得慌呢！人高马大的一个大老爷们儿，憋得脸色紫红，五官一会儿正常，一会儿扭曲，一会儿捂着肚子蹲下去，一忽儿出着长气直起腰。直起腰五官恢复了常位时，则就开始高声大嗓地骂娘。而车里车外，男的女的，开车的坐车的，无不望着他同病相怜地一起笑骂，笑骂的倒也不是“交管”这种事本身，而是时间太长……
我第三次遭遇“交管”，不是在车里了，而是在一座跨街天桥的上桥台阶口。那天一早，我跨过那一座桥，去往一处银行取款。银行九点开门，我八点半就排在门外边了。在我前边，是一对七十岁的老夫妇。他俩一早散步后，捎带存款。
等我办理完毕，走到跨街桥那儿，赶上了实行“交管”。原本以为，所谓“交管”，实行的只不过是对某一段公路的戒严。那日始知，还包括对于沿路所有跨街天桥的戒严。细想一想，谁都不能不为执行保安任务的同志们考虑得周到而心生敬意——许多跨街天桥上从早到晚总有摆摊卖各种东西的小贩，自然会吸引不少过桥人驻足。若有危险分子混迹于买卖者之中，待“大公仆”们的车辆从桥下经过，居高临下发起什么方式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没实现攻击目的，制造成了一次耸动的新闻也太影响社会祥和了呀！
所以，对某些跨街天桥也实行清除人员的戒严措施，不能不说是对“大公仆”们的人身安全高度负责的体现。也不能不说，是人民群众理应予以理解和配合的。
当时的我正是这么想的。
我周围的许多等着过桥的人也显然是这么想的，所以皆无怨言地默默等着。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但有一对老夫妇却等不及了，强烈要求允许登桥、过桥。他们是在银行门外排于我前边那一对老夫妇。
要求再强烈，起码得有理由。
他们的理由听来倒也充分——那位大娘急着回家上厕所。大爷替她请求地说，她老人家排在银行门外那会儿就想上厕所了，自以为憋半个小时没问题，可太自信了，那会儿就有点儿憋不住了……
每一次的“交管”时段，最有怨言的便是急着上厕所的人了。
在跨街桥两端的台阶口，各站一名年轻的武警战士。在我这样年纪的人看来，他们是孩子。对于那一对老夫妇，他们当然更是孩子。
大娘对守在桥头的小武警战士说：“孩子，你看大娘像坏人吗？”
小武警战士看去是那么的心性善良，他默默摇头。
大娘又问：“你看我老伴儿像坏人吗？”
小武警战士又摇头。
大娘便说：“孩子，那就让我俩过去吧，啊？大娘真的急着回家上厕所，不是装的。”
小武警战士终于开口说：“大娘，我知道你们不是坏人，也信您不是装的。可我在执行命令，如果我允许您过桥，那就等于违反命令，我会受警纪处分的。”
周围的人就都帮大娘劝小武警战士，说你既然相信这老两口肯定不是坏人，明明看出大娘不是装的，那就行个方便，别拦着了，放他们老两口过桥嘛！
周围的人那么一说，小武警有点儿生气了，沉下脸道：“不管你们多少人帮腔，反正我坚决不放一个人过桥！”
他这么一说，顿时可就犯了众怒。周围的人开始七言八语地数落他，夹枪带棍的，训得他一次次脸红。
他朝街对面也就是跨街天桥的另一端望一眼——那边厢虽然也有十几个人等待过桥，却显然没人急着回家上厕所，情况相当平静，看去那些人也耐心可嘉。
他突然光火了，抗议地说：“如果我犯了错误，我受处分了，你们谁又同情我？同情对我又有什么用？你们以为我穿上这身武警服容易吗？”
他委屈得眼泪汪汪的了。
又顿时的，人们肃静了。
那会儿，我对急着回家上厕所的大娘同情极了，也对那眼泪汪汪的小武警战士同情极了。
我明白他朝桥那端的另一名小武警战士望一眼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明白，对他的同情反而超过于对大娘的同情了。
我看出，我明白了什么，别人也都明白了——他是怕他这一端放行了那大娘和大爷，桥那一端的小武警向上级汇报，而那后果对他将是严重的；起码这是他自己的认为。
人们的那一种沉默，既体现着无奈也体现着不满。而不满，当然已经不是因小武警战士引起的了。
双方面都倍觉尴尬和郁闷之际，多亏一名外来妹化解了僵局——她先说大家那么气愤地数落小武警战士，对人家是欠公平的。后说她知道什么地方有一处公厕，愿引领大娘前往。
众人望着那外来妹和那大娘的背影，纷纷地又请求小武警战士的包涵了。小武警战士说没什么，只要大家也能理解一下他的难处就行了。他说罢转过身去，我见那时的他脸上已有眼泪淌下来……
我回到家里，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联想到《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从骨头里觉得……”
是的，当时的每一个人，包括小武警战士本人，分明都看得出来两点：一、那大娘和大爷肯定是大大的良民无疑；二、那大娘确实是要回家上厕所，也确实有点儿快憋不住了。
那么，放他们通过跨街天桥去，在小武警战士那儿，怎么就成了坚决不行，并且也要求被充分理解的“难处”呢？
如果他放行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戒严任务结束后，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十之八九会向领导汇报。倘他俩关系挺好，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大约不至于汇报。但我从他朝桥那一段望过去时的表情推断，他俩的关系并没好到对方肯定不至于汇报他违纪做法的程度。
如果对方汇报了，那么又有以下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领导认为他能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做得完全正确，非但没批评他、没处分他，反而当众表扬了他。并且强调在特殊情况之下，既要保障“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也要兼顾人民群众之方便；另一种可能是，领导既没对他进行警告、批评乃至处分，也没表扬，什么态度也没有，将事情压下了；第三种可能是，对那位“放行”的小武警战士进行严肃甚至严厉的批评，给以处分，为的是惩一儆百。
三种可能中，最大的可能是哪一种呢？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第三种情况。
交通管制是为了什么？为了确保首长们的车辆通行时绝对安全。确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怎么才能做到？那就必须提前戒严。身为武警战士，执行的正是戒严任务，那你为什么还要违反命令放人过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顺着这一种思想惯性思想下去，会思想出各种各样后果严重的“万一”来。
总而言之，若不处分，行吗？
结果小武警战士的命运就注定了特值得同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有人同情他，那同情对他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尤其是，如果他的直接领导是一位新上任的领导，那么采取最后一种态度的可能性几乎会是百分之百。不一定坚持给予处分，但批评和警告是绝对免不了的。
新上任嘛，来日方长，不重视执行命令的严肃性还行？
于是，会释放一种信息——为了确保“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特殊情况的，一切人的一切要求、请求，不管听起来、看起来是多么的应该予以方便，那也是根本不能给予方便的……
第二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会很小。有的前提必是——那个小武警战士的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心想多大点儿事呢，一直对下属要求严格，这一次就别太认真了吧，于是息事宁人地“嗯嗯啊啊”地就过去了。又于是，那小武警战士侥幸避过“一劫”。这种结果，只能是恰逢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连即将晋升都会是另一种结果。让我们假设他的直接领导者是位排长，他听了一名战士的汇报，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态度呢？那么，态度无非两种——一种是自己行使批评警告的权力，事后却并未向上一级领导汇报；一种是既然实行了批评警告，作为一种擅自违反保安命令的现象，自然还须向连长汇报。而一旦由排长汇报给了连长，再由连长汇报给了营长，那一件事，极可能就成为全团进行职责教育时的反面典型事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