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依我想来，“但”字其实很伟大的，因为往往可以进行“推倒”事实后的另一种想象。那另一种想象，非用“假如”而绝不能够展开。
那么假如阿Q当年没被砍头，他以后的人生又会怎样呢？
想来他断不会去参加真的革命。因为他胆小，更因为他骨子里的奴性。并且，他见过革命党人被砍头的情形。虽然，他讲起所见情形，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夜里却是会做自己被砍头的噩梦的。并且，惊醒了会一身冷汗。早期的革命党，即尚未意识到革命要达到成功，必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时的革命党，是绝不允许阿Q混入的。他企图混入，门儿都没有。他那个年代土匪很多。有明目张胆的土匪，有打着“革命”旗号的土匪。连土匪也会拿蔑视的眼光看他的，那么他也就混不到土匪堆儿里去。他们会像假洋鬼子那般对他怒喝：“滚！……”肯定还会朝他的屁股狠踹几脚。
骨子里奴性成为“自然”人性的人无不是胆小的。
而胆小，这正是我们假设的依据。
众所周知，阿Q被砍头完全是冤枉的。还是他自投罗网的结果。赵家遭抢了本不关他什么事，他原本是要去衙门里告假洋鬼子只准自己造反，却不许他也造反的“唯我独革”之状的。他的前科，也只不过是趁火打劫，掠点儿东西，罪不该死。
假如这样的“误会”并没发生，阿Q活下去的概率是极大的。
我们也都知道的，后来中国真的革命实现了。真的革命首先是为了使中国的劳苦大众来一个彻底的翻身，当家做主。
阿Q属于大众一员这是不存争议的。
革命成功之前阿Q的人生苦吗？想来，我们也总得人性化地承认，确乎比较苦，还被视为下贱。
阿Q勤劳吗？鲁迅笔下没怎么详写，字里行间给我们的印象是懒散，游手好闲。但我们可以这样推理——他倘若不劳，那便会饿死。像他那种年龄的男人，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乞讨是讨不成几次的。那么，他并没饿死，证明他总归还是得靠打工活着。
总而言之，“劳苦大众”之于阿Q，虽符合得不太完美，但大体上还是符合的。
那么，阿Q在乡村的地位当然也应来次彻底的翻身。
不消说，土谷祠分给了他，于是他有了合法居处。对于“劳苦大众”，革命只负责翻没翻身的问题，一般不解决有没有女人的问题。
但正像阿Q骨子里有奴性一样，他骨子里也有对女人的强烈需求。鲁迅笔下的他，对女人的强烈需求，也可以说是欲求，每呈现为一种痛苦折磨。
那么，既然翻身了，没人敢再公开地蔑视他了，革命不便代之解决的问题，他自己势必是要自行解决的——当然指的不是自慰。
在小尼姑、吴妈、赵司晨的妹子、邹大嫂的女儿之间，他总之是要拥有一个的。从鲁迅笔下看，阿Q在这方面并不忒胆小，还算敢想敢做。比如对吴妈，对小尼姑。我们有根据推断，“翻身了”的阿Q，后来做了丈夫的可能性极大。也许他“拥有”的女人既不是小尼姑也不是吴妈，而是别庄的一个什么女人。是的，对阿Q而言，结婚只不过是“拥有”的广告，妻子只不过是男人之拥有物。他是不太会与任何女人行苟且之事的。不仅因为胆小，还因为“传统道德”的约束。和奴性一样，“传统道德”也是存在于他骨子里的东西。那是外因长期暗示的结果。
在农会时期，阿Q会是积极分子。分田地，分大户财产、控诉赵老太爷、游假洋鬼子的街——这些都是阿Q特高兴参与的，能使他获得真“翻身了”的感觉。何况，他骨子里有爱跟着起哄、亢奋于刺激之事的遗传。
互助组期间，阿Q大约就很耍奸。经常装出病歪歪的样子，可怜兮兮地央求别人互助他，在分到他名下的那一小块地里种或收。而互助别人嘛，他往往不见踪影了。即使被动员去了，也肯定拈轻怕重，作演假出力之秀。阿Q并非名副其实的农民，他对土地没农民那种感情，劳动也从来不能带给他任何愉快。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能。
公社化后，阿Q肯定由农会时期的积极分子变成了消极分子。虽然他对土地毫无感情，但已经分到了自己名下再“公”到一起去，阿Q是一百个不情愿的。
他在心里会这么骂：“妈妈的，早知如此，老子农会那会儿才不积极！……”
但阿Q很愿意搞“阶级斗争”。尽管从阶级成分上分，他只不过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已，却一向声称自己是苦大愁深的贫下中农。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虽然已成专政对象变为弱者了，阿Q仍经常扇他们嘴巴子，那时他心里就很快意，每每这么想：妈妈的，尽管把地又收回去了，但新社会总归比旧社会好！
对于阿Q，新社会的好，主要体现在想扇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耳光时，是完全可以的。不但不会有人干涉，还有人围观，发笑。阿Q喜欢他扇什么人嘴巴子的时候有人那样。
到了“文革”，阿Q再次变成了一个神气活现的人。
“妈妈的，造反！造反！这才妈妈的像种造反的样子！只要高呼着万岁，怎么造反都不会被杀头，妈妈的，这种造反才来劲儿！……”
他带头造农村干部的反，因为他们曾很不好地对待过他。
阿Q造反造得出了名，就被城里的造反派请去，当上了“农宣队”的小头目，趾高气扬地占领城里的文化和教育阵地。
阿Q从没听说过什么“上层建筑”。城里的造反派们告诉他——就当成当年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的家吧！
于是阿Q立刻就明白了什么是上层建筑。
那时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已经死了。
阿Q也很少回未庄去了。
他喜欢城市，喜欢“上层建筑”占领者那种优越感。他很是学会了一些革命的话语，也能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有时手痒难耐，便扇“臭老九”们的嘴巴子。扇彼们的嘴巴子，那种感觉尤其的好。因为彼们以前的地位，比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高多了，而且又都是文人。阿Q本能地痛恨文化，因为文化是他骨子里压根儿没有的。想有很难，不是能抢得来分得来的。某种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在别人的脑袋里，抢不来也分不来，这使他恨。
“妈妈的，嚓！……嚓！……”
阿Q时常想砍下“臭老九”们的头，将手伸入他们的头里掏一把，看那种叫作“文化”，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只不过时常那么一想罢了。
终究，阿Q并不特别凶残。有时装出凶残的样子，却是下不去狠手做很凶残的事情的。
他只不过心里面缺乏同情。
他最狠的时候，也只不过就是扇别人嘴巴子。
“文革”一结束，阿Q成了“三种人”，须老实交代他在“文革”中的罪行。
那时的阿Q又未免可怜了。
他终究只不过扇过别人的嘴巴子，而且没文化，而且又是“翻身农民”，故对他清查了一阵子后，又将他释放了，并没被真的定为“三种人”。
阿Q自是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的。
但他其实并无忏悔意识。
没文化的人不一定就绝然没有忏悔意识。忏悔意识也往往是人性善根的枝叶。
阿Q虽非凶残之徒，心灵里却也没有什么善根。
他的忏悔是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明智。连高等动物也有的明智。
如今，阿Q已经很老很老了。
他太能活了。他没什么养生之道的。但偏偏就是太能活，而且活得还极健康。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没什么科学道理可解释的。
阿Q的性能力很强，使他的女人为他生了不少儿女。他的儿女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替他生了不少孙儿女。儿女和孙儿女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他的种种基因。
回忆成了阿Q如今活着的基本内容。
“想当年……”
阿Q经常对儿女及孙儿女们话说从前。说时表情极庄重，绝无丝毫戏说的意思。
未庄的人生经历他是不说的。
“文革”前他的史事种种他也没多大情绪说。那一时期没他的什么光彩，连与众不同的苦难也没有。
他基本上只回忆他占领“上层建筑”的事迹。
“妈妈的，那年月真过瘾！那才是中国人最好的年月啊！……”
那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却又不说在那年月，他冲锋陷阵地占领“上层建筑”，也主要是为了不再干他从没热爱过的农村劳动——他不再干还给他记全工分，秋后照分粮菜，造反派们且每月发给他两元“革命补贴”。那很划算。
但这种“革命动力”的真相，他是绝不说一字的。
他一开始“想当年”，某些儿女及孙儿女就转身离开了，有的还忍不住与他争论。
他们都是些接受过文化所化的儿女及孙儿女，对于“当年”，颇知道一些了，也都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们懂什么？那年月就是好！……”
斯时阿Q就极索寞了。
6．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
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来到家中，交换过对我即将出版的一部书稿的意见后，话题一转，不知怎么就谈到了中国当下的腐败。据朋友言，网上曾有一则消息流传——某省一不大不小的官员，除了接受行贿现金外，更喜欢接受房产。十余年间，已得房产近二百处。
我大愕。
尽管，对于当下官员之腐败，我的感觉已完全麻木，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甚至几百亿的贪污受贿现象，早已无动于衷，连点儿脾气也没有了。人民币也罢，美元也罢。仿佛中国本就是一个大公司，一概财富都属于他们的，所谓贪污受贿，只不过是彼门分配红利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但当时，我竟不由得一愕。
房产又不是鞋子、不是名表、不是金条；面积那么大的东西，不像名画可不时欣赏，珠宝可经常拿在手中把玩——要那么多房产空置着干什么呢？
朋友代答：升值后卖嘛。
我说：那还莫如直接要现金。
朋友代答：人民币不是一直在贬值嘛。继续贬值看来是大趋势。而房产，却是还要升值的。以长远眼光看，要房子肯定比要现金好哇！
我一时无言。
良久，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名下那么多房产，怎么填那份官员们每年填一次的“财产申报表”呢？
朋友代答：二百来处房产，并不全都归在他一人名下啊。老婆名下有，儿子名有下，父母、岳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舅，全家族的人都挂名，每人名下不过才二三十套呀！
那时刻，朋友仿佛就是贪官本人了，他的话替彼们说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意味。
我又哑口无言。
朋友与我相对苦笑。
送走朋友，独坐发呆。一时想不大明白——我与朋友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当然也都是憎恨腐败的人。打从何时起，我们这样的两个很爱国的中国人，对于雷人的腐败现象，都变得完全的没了脾气呢？
真的，不但当时我并没听得义愤填膺、血脉贲张；他说得也极平静，就像聊换季时节天气的冷暖。
也联想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同事对我讲的事，她说——她读大学时，班里有名同学，给大家印象颇佳的一名同学，忽一日被发现有偷窃行为。偷的既不是别人东西，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而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他专偷食堂里为同学们盛饭菜盛汤的塑料盒、碗。那是校方听了学生会的意见，每天为方便学生免费提供的。集中在一处地方，像纸巾一样随便使用的。食堂的人总是觉得每天被用的塑料盒、碗逐渐变少了，一直奇怪。直至有人意外发现，在那名同学的一切可以藏匿的地方，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里，占为己有的六七百个之多。
那名同学被医院诊断为“占有强迫症”。
毕竟只不过是值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校方并没处分他。老师和同学也很同情他，无一歧视者，患了古怪的病嘛！在大家的友爱和关怀之下，他的病渐渐好了。
又联想到，八十年代初，“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很惨的周扬，平反后痛定思痛，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了“异化”问题。而胡乔木主动向上边请示，遂发起一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使他至死又丧失了言论自由和自我辩护权。
现在看来，周扬是有深刻思想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仍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是看得准的。而胡乔木当年那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也显然是相当“文革”的。
我们中国在摆脱了“文革”之后，现如今，分明的，又被另一种病魔附体了。仅就干部队伍而言，“异化”之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异化”，借用医学术语来说，叫作“器质性病变”。“器”者医学上指，人体脏器也。病变发生于病灶，久而久之，使之病态严重。若治标不治本，必发展为癌。
从前也病，现在也病，首先都是病在“干部”。区别乃是，今天老百姓不叫他们干部了，而与时俱进地叫他们“官员”或“官吏”了。
于是我又联想到一部外国电影《索多玛120天》，这也是一部由好莱坞方面投资、由意大利导演拍摄的电影，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小说有副书名，曰“放纵学校”。时间背景为18世纪，地点为瑞士山中某城堡。而电影则将时间背景后移为20世纪“二战”末期；地点虚构为意大利北部一个叫作“萨罗共和国”的小国家。
同样是在山区，同样是在一幢古城堡里，接连120天，上演了一幕幕“萨罗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人物、商业大亨们对一些被诓入城堡的青年学生尤其女学生的种种心理的、生理的，包括性的虐待和摧残。
那些政治经济大权在握、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于公众眼前的显赫人物们，为什么在特定的时空会有种种的病态行径呢？
原因无非有二：
一、他们的权力是不受监控的，或者这么说，他们拥有绝对的、毋庸置疑的监控一切的权力，但“萨罗共和国”却又绝对不存在任何有资格监督他们的权力。所以，当他们想要或身心需要放纵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当然，他们的放纵行径一向不被公众所知。要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二、“二战”末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临近崩溃，而所谓“萨罗共和国”，乃当时之意大利的附属小国。那么，他们便产生了一种末日迫近之感。他们对于各自拥有的权力还能拥有多久，心中全然无数。正所谓“瞻念前程，不寒而栗”。于是，心理上的忐忑不安，促使他们“玩”出更加违背正常人性的放纵“游戏”。又于是，那“游戏”便呈现出变态的、病态的特征来。
《索多玛120天》一直是目前公认的世界十大禁片之一。
这样一部探讨现代权力对人的异化问题的电影，思想不可以说不严肃，为什么反而会成为世界性十大禁片之一呢？
因为它所展开的情节太过极端，极端到了必然会误导观众，却不可能对观众之思想有什么正面启示或启蒙的程度。
我为什么会联想到这样一部电影呢？
因为我认为——官员贪污受贿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这分明是病态的、变态的；官员以权谋私到几十套乃至二百来套房产，也分明是病态的，官员的情妇很多，还是病态。我们都知道的，外国的官员们，忽一日曝出绯闻，也不过就是与一位女子有婚外情而已。我们也都知道的，外国的公民们，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公民们，他们对某届政府强烈不满，主要是由于他们无能，断不会因为腐败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但我们中国人所难以容忍的，则恰恰是日甚一日，似乎遏制没辙了的、病态的、变态的腐败。
官员吸一两千元一条的烟是病态。
烟当然有优劣之分，但贵到一两千元一条，贵得太离谱了。究竟是先有了病态的官员，后有的贵得离谱的烟；或反过来，这需以另一篇文章来分析，暂且不论。
官员隔几日换一块名表戴，这也有点儿病态。
有消费能力的女人每天换一双高跟儿鞋是我们见惯不怪的。
但官员不应该是特享受虚荣的女人啊！
病态是被病毒感染了——好比电影《异形》中那些被外星球怪物之菌感染了的地球人，起初只不过出现红肿溃烂的皮肤征兆。
这时还有救。
变态就没救了。
变态的结果是——面孔忽然从嘴角那儿向两边裂开，紧接着整个面孔被撑破，从人的面皮下，暴露出黏液淋漓、滴答挂丝的狰狞怪物的头。
这时，人已完全异化，不复是人。
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便是被完全异化的官员。
不知我们的官员中，有多少正病态着，又有多少即将变态？
不知我们中国是否应该每年定期对官员进行心理测验，而不仅仅是体检……
7．可怜的中国父母亲
窃以为，近代以降，中国有四个时期做父母是很辛苦的，做儿女也是很辛苦的。
一是民国初期。统治了中国260余年的曾似乎固若金汤的一个大王朝，由于自身腐败，打击改良和进步，在外国攻击和国内颠覆之下土崩瓦解，亡于一旦。
这一时期，大批青年，尤其知识化了的青年，反而最不容易找到工作。报国无门，报父母养育之恩也难。而最糟糕的是，国人看不到国家方向与希望。父母看不到，知识化了的儿女们也看不到。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平民——贫民父母和他们的儿女。富人不同，贪官污吏与为富不仁的富人，即使在很烂的国家里，也照样活得滋滋润润的，幸福指数很高，甚至，国家越烂，他们越如鱼得水。
于是某些知识青年，干脆破釜沉舟地投身政治，以图先救国而后追求个人之人生目标。政治要抛头颅、洒鲜血的，父母们便成天为之提心吊胆。而许多青年，于是用生命祭了国家，或只不过祭了政治。不乏可敬者，亦有可悲者，令今人心疼。
二是抗战时期。中国千千万万的父母亲们，为保卫国家奉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所有——儿女。有时刚奉献出几个月甚或几天，儿女就粉身碎骨了。粉身碎骨在战场上还算幸运，被敌人严刑折磨而死的，更令今人心疼。我们必须承认，在那国难时期，优秀的中华儿女，坚卓毅忍者，共产党的队伍中有，隶属国民党的亦即国家正规军中同样有，表现同样可歌可泣，浩气长存。
所谓家国情怀，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在成千上万中华儿女心中，只体现为爱国情怀了。所谓忠孝，也只能做到以忠为孝了。
对于那些中华儿女，抗日便是“就业”。
三是内战时期。资料显示，抗战与内战两个时期，近三千万同胞死于战争，多半是青年。
那经常是白发人埋黑发人的时代。
当年被卷入战争的青年，犹如后来的青年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但前者们命运的惨烈，绝非后者们可与之相提并论。
四是“文革”及“上山下乡”时期。
那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父母，多到大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已经完全被剥夺了向儿女提出人生参考意见的权利。因为儿女们的人生，连儿女们自己也完全做不了主的。
在那么一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家庭之家庭教育，成了一件很可能是“罪行”的事。父母和儿女往往会同样受到批判的，甚至会都遭殃。
但许许多多并不等于全体。
我对鼓噪“文革”中全体中国人都疯了的说法嗤之以鼻。
我当年就没疯，反而于种种疯狂现象中越发清醒。我的父母也没疯，比以往年代更加善良，更富有同情心。
我班里与我要好的同学一个也没疯，他们至今仍各个都是中国善良的人，像我的父母和他们自己的父母一样善良，富有同情心。尽管他们上学的权利被硬性剥夺了，至今皆是平民百姓，而他们的父母，我当年再熟悉不过的那些底层人家的父母，一位位至死也未改变过善良本性。
故我认为，那坚持说当年全中国的人都疯了的家伙，极可能自己当年干了罪过的事，并且至今不肯忏悔，继续以“全中国人都疯了”为自己当年的罪过开脱。
以我的眼看来，中国民间具有极其本能的、蚕丝被套般的向善维护系统，以影响自己的儿女们不变恶劣。那系统也遭受过极大破坏，但所幸未被彻底摧毁。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文革”十年，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剥夺了几乎整整一代人的人生选择——为父母的无奈，是儿女的也无奈，家庭教育反而极其简单了。一句顶一万句地说，勿恶守善而已。
这不等于说“文革”好。也不意味着所有人家的家庭教育都那么值得称赞。而仅仅是要强调——善良的父母们，对儿女们的家庭教育责任，只能尽到那么一点了。
那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