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今日之中国城里人，“意见党”分子是很有一批的。但这一“乌合之众”中，根本产生不了什么真正的“意见领袖”。某一时期“意见党”分子们会由于心理所需捧出一位，但过不了多久，便会被别的“意见党”灭掉，或者直接被自己曾经的拥戴者们灭掉。今日之中国城里人，精神上被领袖需要伤得甚深。不论年轻者、年长者，心理深层其实是排斥领袖的。在年长者的语境中，“领袖”一词已成“老词”，他们愿意用现代的“国家领导人”取而代之。而在年轻人那儿，拥戴谁崇拜谁信任谁是绝无长性的，是将谁当成一时所需的“精神玩偶”罢了。“精神玩偶”是要相陪着“粉丝”玩儿的。既不但要玩儿精神，也要玩儿互动之亲密关系。而玩儿精神，自然包括玩儿“不同政见”。在今日之中国，没点儿“不同政见”，也够不上“精神玩偶”的范儿啊！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一朝玩儿厌了，也自然首先是“粉丝”们玩厌了，于是双方面另逐新欢。“粉丝”不反目、不落井下石，对“精神玩偶”便是好结果，幸运也。
网络是个好东西。网络真的好极了。网络的威力足以消解革命。
网民们以为，人自话筒了，“自媒体”了，掌握“人肉搜索”的威力无比的强大武器了，于是自己们由往昔沉默的大多数，一下子变得具有声讨实力了。
这当然是事实的一方面。
但据我看来，事实的另一方面乃是，或曰真相乃是——网络首先利好于政府。
不就是官员们吸什么烟、饮什么酒、扎什么皮带、穿什么鞋被曝光了嘛！不就是他们的儿女干了不争气的事儿了、他们的夫人拎什么包也被曝光了嘛，那人家今后小心谨慎就是了嘛！被揪住了不给个说法网民们不肯罢休的，降了撤了就是了嘛！中国还缺干部吗？
我说网络首先利好于政府，理由如下：
人人都可以上网发泄种种不满，社会不良情绪便大面积地消解于网上了。有革命冲动者，可通过网络实行“虚拟革命”，想象自己真的革命了一把。过足了革命的瘾，于是离开电脑转身回归自己一如既往的社会角色。又于是，现实社会之不安定因素大减，盛世更加太平。
人人都可以上网揭露官员的腐败现象及社会的不良现象，而这就既帮助了各级纪委又匤正着社会风气。纪委得到帮助也是党得到了帮助，社会风气好转也是各级政府所乐见之事。
民间有冤情，哪一级政府不作为，甚或捂盖子，一旦在网上引起公愤，准会有上级官员下指示督办之，于是凸显了上级官员的亲民、爱民。既是网民的正义获胜了，实际上也使一些官员获得了好名声。
政府因某种愚蠢做法被“拍砖”，可促使各级政府自我反省，以后变得不愚蠢，甚至聪明。
政府若看着某些人不顺眼（通常是知识分子），抓住其什么把抦，可调动“水军”灭其一把。现而今，灭知识分子，几乎仍和“文革”时一样，还会有许多人参与“网诛”、“网伐”。灭“大知识分子”，连“小知识分子”也乐于参与的。
不知有没有统计过，四亿多网民中，有百分之多少其实只不过是网上看客？网上鸡鸣狗盗、污秽不堪之事层出不穷，倘恰恰是那样一些事最吸引中国看客之眼球，那么对政府是更加的有利了。好比孩子众多的家庭，娃们终于有了整天玩儿也玩不够的东西，那家长少操多少心啊！
网络当然已改变了世界。
也当然已改变了中国。
许许多多的事已可足不出户就在网上办了怎么能说没被改变呢？
但谁若言靠了网络，足够加快中国民主、文明、进步的过程，我以为是太乐观了。
一个网上看客多多的国家，并且还是一个在“顶层设计”方面急待有所改变的国家——依我想来，是一个挺可悲的国家。
看客只不过是看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是靠本国看客推动的。
恰恰相反，看客越多的国家，它的进步越迟缓。
因而，我曾以网络对我们中国做出过另一种比喻——看客之中国。
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每觉自己是在“走钢丝”。一个情节、一个细节、一句台词，经常犹豫再三，迟迟难以落笔。因为，倘考虑不周，写了也白写。不但白写，也许还会成为剧本变成电视剧、电视剧被允许播出的障碍。“走钢丝”者，双手是须握着平衡杆的。我深知，我所能握的创作“平衡杆”，无非“极左”年代在人心里也还是未完全泯灭的人性之真、善、美而已。
于是想到，对于我们中国，也好有一比，曰“钢丝驻足台上的中国”。
走钢丝者，不论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总之先要登上驻足台。那是开始迈向钢丝前，唯一可以站立的一小块地方，面积也就半张小学生课桌面儿那么大。而站在其上的，自然非是杂技表演者，而是中国的“大公仆”们。全中国都在望着他们，全世界也都在望着他们。握在他们手中的“平衡杆”，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的难以限制的特权，腐败以及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社会问题的多年积累，那样的“平衡秆”本身便一头极轻，一头极重，是名副其实的“不平衡秆”，还不如什么都不握容易掌握平衡。但那本身不平衡的“平衡秆”，却又是“大公仆”们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必须握在手中的。因为那也是他们的使命象征。
中国之改革，历经三十余年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无论国人有多少失望，不满甚至愤怨，有一点是肯定的——退是退不回去了。而且，原地踏步不前也不行。不前许多弊端不能从实际上得到解决，人民不再答应。若进，几乎每一步都会面临那些难以解决的新老问题，形同“走钢丝”。
革命比造反复杂。
改革比革命复杂。今日之中国，改革之复杂性，又如同“戴着镣铐舞蹈”。革命的一贯策略是借助群众运动。所以革命在中国每曰“搞革命”、“闹革命”。而改革因其复杂性，不能图一时快哉地去“搞”、去“闹”，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比号召革命的说服工作难多了。
何况，国际国内，望向“钢丝上”的目光中，确乎有等着幸灾乐祸的看客的目光。
若中国的“大公仆”们，能以大智慧、大胆识走过一道道“钢丝”，则我认为，完全可以断定地认为，中国之当代史上，将必会记载下几位值得国人发乎真心来纪念的名字。就像美国人民纪念华盛顿、林肯。
写到此处，又将中国好有一比，曰“曾经的游戏般的中国”。
小时候，我的同代男孩们，几乎都喜欢捡冰棍签子，攒冰棍签子，玩“挑冰棍签子”的游戏以搏输赢。
怎么个“挑”法呢？
将一捆一百几十根冰棍签子，竖着用力往地上猛地一蹾，于是四散开来。那单独散在一旁的，自不必挑，拨一下就赢到手了。但更多的，十之八九会支棱八叉、参差不齐、重重叠叠，这根压住那根，那根压住这根，犬牙交错，哪一根都难以挑开去。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便须借力。
若刮大风，或突发地震，当然那犬牙交错的情况也就变了。但我们小时候玩时，从没突起过大风，更没地震过。游戏规则却允许趴在地上，对着一堆冰棍签子，鼓起腮帮大口吹气。还允许摘下帽子脱了上衣扇风。一吹一扇之下，一堆冰棍签子的复杂格局，往往也就有了些松动，有了些变化。一有变化，某几根冰棍签子就挑得开去了。一次挑得开去几根，看似不可破解的复杂性，就一次又一次地逐渐化解了……
中国之当下情形，又很像那样一堆冰棍签子，期待着伟大的改革家来“挑”。
一般改革者之智慧对于中国已无济于事。
是的，今日之中国，这也迫切那也迫切，最迫切的是需要一批改革家，有大胆识也有大智慧的，称得上伟大的改革家……
4． 每一个国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国家病
1、特拉维斯先生是美国人，我认识他已有二十多年了，那还是磁带录像放映机刚开始在中国普及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我不但认识他，还特别熟悉他、了解他。我们每一次相见，都能进一步增加我对他的了解，以及对他的某些不寻常言行的理解。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并非朋友。
因为他是一个过分自以为是的人。
我也每每的自以为是。并且我认为，人人都有自以为是的时候。自以为是像舌苔一样，是人性与生俱来的缺点。只要人进行饮食，便有舌苔。人的身体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即使很小的问题，也会从舌苔的变化反应出来。进言之，古往今来，没有过一生从未自以为是一次的人。那样的人，完全可以说——不是人。但一个人过分的自以为是，喜欢他的人将是极少极少的。用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话说，那种人“有病”。
我不喜欢过分自以为是的人。
哪怕他是我的至亲之人，我也不喜欢。
特拉维斯先生还是一个心怀大憎恨，但却极善于掩饰的人。
他能在任何人面前伪装得彬彬有礼，面带意味深长的微笑。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一边寻思着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杀死你，一边微笑着与你握手，拍你的肩。他这种表演天赋，比许多大牌电影明星还高级。与后者们相比，他是天王级的。
这是特拉维斯先生极可怕的一面。
我怎么会与如此可怕的人成为朋友呢？
是的，我非常熟悉他。特别了解他，也特别理解他。
但我们绝对不可能成为朋友。
除非我也“有病”。
2、特拉维斯先生“出生”于1976年的纽约。他一“出生”就已经三十五六岁了——他是美国电影《出租车司机》的主角，在纽约开夜班计程车。
他还是越战退伍军人。在1976年的美国，不少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美国男人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们所经历的那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他们不啻于是一场噩梦。对于美国也不啻于是一场噩梦。美国后来对于越战的反思也旷日持久；而对于越南，那一场战争是惨烈的灾难。
许多越战后退役、退伍的官兵不仅留下了身体残疾，还造成了心理的精神上的创伤。他们是对越战反思最深切的群体。
特拉维斯先生却很侥幸。他的身体没留下任何残疾。他也从没做过战场噩梦。起码电影中没表现这一点。
但特拉维斯先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有时须服安眠药才能成眠。这一点是否与他的战争经历有关，电影没交代。
特拉维斯在越战中表现怎样？英勇还是怯懦？被战友相救过还是相救过战友？他残暴无比还是相对人道一些？他屠杀过手无寸铁的越南人民吗？在他战友们屠杀时，他会吸着烟或嚼着口香糖饶有兴趣地看着觉得像看战地节目似的吗？
以上一切电影中都没交代。
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历过越战的特拉维斯先生，既没有什么浴血奋战的特殊体验值得讲述，也没有什么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值得缅怀，或后来成为亲密兄弟。
他只不过入伍了，无惊无险地经历了，侥幸全身而退了。
故对于那一场战争，他的头脑之中没有铭记下什么，也从没进行过反思。
不少经历过越战的退役或退伍的美国官兵，虽然也像他一样幸运，但亲眼目睹那场战争给美、越两国人民造成的痛苦，那也还是要反思的。即使胸前佩戴着越战英雄奖章也要反思。
但是，看来特拉维斯先生与他们不同。
特拉维斯先生的大脑似乎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
其实这样的人也很少。比白狮或白虎还少。他们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中基因变异的一种现象。
对于所经历的坏事可以不反思，或曰大脑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就个体而言，换一种思维来想，简直同样也是一种幸运。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则是大的不幸、大的悲哀。换一百种思维还是。
像特拉维斯先生这样的公民多了，甚而在公民比例中成为多数的话，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就丧失了记忆。
而丧失了记忆的国家或民族会变成很“二”的国家或民族。它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只有当下。没有昨天的国家或民族不可能思考它的明天；不思考明天的国家或民族不可能真的产生改变当下的行动。而这样的国家或民族的人，行尸走肉般地很“二”地活于当下，其状态与非洲草原上的角马群是差不了多少的。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只不过是对社会适应与不适应的本能的生存反应，而不是理性态度。
特拉维斯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认为他“有病”，也可以认为他很“二”。但千万不要被他彬彬有礼的假象所欺骗，忘了前边我所提醒的一点——他特危险。
3、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纽约的特拉维斯先生，以他的眼看到了纽约这座大都市的种种堕落与罪恶。夜幕下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声色犬马、道德买卖、肉体交易，不但使他这名夜班计程车司机越来越觉得不适，而且越来越使他内心里产生憎恨。
他从没憎恨过越战。
因为他对越战没有了记忆。所以既不谴责那场战争的发动者，也不拥护那场战争的结束。他只不过去了，回来了，彻底忘记了。
但是他对1976年的美国“当下”反应极度敏感，如同蛇对地表的震动那么敏感。
在他看来，纽约的堕落与罪恶当然代表整个美国的堕落与罪恶。于是他决定“替天行道”，充当黑暗社会的光复者。而光复者的行动不可能不是战斗行动，于是他买了四把手枪，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射击本领，决心替美国扫除一切“人渣”。在电影中，他复习射击本领的片段堪称经典——侧身而立，一手叉腰，一眼微眯，口中连连发出“砰”的“枪声”；之后嘴角浮现出一丝轻蔑而自信的微笑。对于整个“黑暗社会”他是极其轻蔑的，对于拯救美国完成光复使命，他是特别自信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光复者特拉维斯就要出击了……
4、特拉维斯认为：社会之所以黑暗，肯定是无耻政客们搞的。于是他将自己首次出击的目标锁定为总统参选人——参议员帕兰汀。而帕兰汀的竞选对手是另一位参议员哈瑞斯。
为什么他的出击目标是帕兰汀而非哈瑞斯呢？
因为他暗恋上了哈瑞斯的助选人员贝茜，一位美貌的淑女型的知识分子女性。在他那儿，逻辑显然又是这样的——解决掉帕兰汀就会使哈瑞斯大获全胜，也就等于助了心爱之人贝茜一臂之力。
至于帕兰汀与哈瑞斯之间谁较能负起总统职责，在他那儿是不予考虑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光复者特拉维斯，其实内心毫无正义原则，他的行为驱动力，只不过是病态的自我想象的“正义行为艺术”罢了。
他枪杀帕兰汀的企图因为引起了警惕而没能实现。
于是他拯救国家的行动又转向了拯救艾瑞斯……
5、艾瑞斯是十三岁的雏妓，她被皮条客和情人所控制，沉沦于卖淫生涯毫无自拔意识。
特拉维斯结识了艾瑞斯后，劝她回到学校去学习，而她对他的教诲不以为然。
特拉维斯先生同时受着生理需要的困扰——一方面，他为了解决性欲，已成为色情电影的常观者，囊中羞涩之时，甚至花很少的钱，去到“人渣”才去的不良之处通过猫眼看赤裸裸的性表演，间接“过把瘾”；另一方面，他对艾瑞斯的劝导可谓苦口婆心，完全发乎善意，仿佛连潜意识都纯洁如天使。
由此我们又不难看出，特拉维斯从心理到行为是多么的分裂！认为美国已经肮脏下流得不可救药的神圣光复者，原来自己便一贯的受用那肮脏和下流的提供。
他拯救艾瑞斯的行动，最后以独闯妓女户，血拼皮条客，击毙数人而达成。
起码他认为是达成了。
6、特拉维斯的名字见了报，他受到关注了，居然也能被陌生人认出了——他俨然成了英雄。
受到关注，俨然成了英雄的特拉维斯先生，似乎不觉得美国有多么糟了。他陶醉在知名度中，对同事和乘客更加彬彬有礼了。他甚至认为，现在有资本获得贝茜的芳心了。但是贝茜对他反而更加冷淡了。
她和他在人格标准上根本不是一路人。
她并非因为他是计程车司机而瞧不起他。事实上她起初觉得他是一个挺有趣的男人。他俩第一次约会时，他请她看色情电影；她虽不情愿，但犹豫一下竟顺从了。
她不屑于与他来往，是因为看出了他是这样一个人——没文化，没修养，偏执，心理具有暴力倾向，趣味低级，虽然还没堕落为“人渣”，但那只是近在咫尺早晚的事。
在电影的结尾，贝茜踏下他的计程车头也不回地走向家门时，特拉维斯又一次感受到了被轻蔑的滋味，嘴角也又浮现出了“黑暗光复者”的冷笑。
这预示着，他将又一次出击了。
他的下一个暴力目标会是谁呢？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方式呢？
也许是贝茜啊！
7、如果将时间后延三十几年至当下的网络时代，或将网络时代前移三十几年至“特拉维斯时代”，那么情况将可能是这样——特拉维斯无须买四把手枪了，鼠标就可以是他的枪。他的“光复行动”任由其在网上进行得轰轰烈烈。美国现实生活中会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美国病人”，网络上会多一个攻击客、一个网上暴民。而网络上多一个攻击客，肯定比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准精神病患者强得多。
这是网络带给每一个国家的益处之一。
网络不仅是正义声源，也是名利校场。看不见的钱钞在网络上四处流淌，对点击率的贪婪追逐每使网络乏义可言。
我们不难想象特拉维斯手握鼠标在网上四面出击的亢奋样子。他口中发出的肯定不再是“砰”、“砰”的单音，而是“嗒嗒”、“嗒嗒”之模拟的机枪扫射声。
他会成为各网站宠儿，自己也会如鱼得水。
他会成为“网痞”吗？
答案是否定的。
造谣这种卑劣之事，以他的道德底线而言，大约是不会的。
但他会亢奋于传谣。传一切之谣。从危言耸听的政治谣言到鸡零狗碎的他人隐私。
如果网络上没了谣言，便会大大影响他的攻击情绪。
他只能不停止地攻击一切他认为必须攻击的人和事，否则他会在电脑前犯羊癫疯的。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多多少少地保留着想要证明自己的社会存在具有积极的正能量的愿望。
特拉维斯只能以那样的方式来证明。
因为他是病人啊！
还因为，他不曾被好的文化所化……
8、结束语
国家是地球上的各个单位。
每一个国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国家病。富国有富国的国家病；穷国有穷国的国家病；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病；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的国家病；专制国家有专制国家的国家病……
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摆脱其国家病。但往往的，旧病去了，又添新病。刚克急症，旧病复发。故一个国家的进步史，其实便是一个国家的“病史”与“治疗保健史”。
而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会有本国特色的“国家病人”出现。特拉维斯操枪时具有美国特色，但其暴力倾向一转向网络便具有了分明的中国特色。他们在网上的语言暴力表现，像极了“文革”时的红卫兵。
一个国家的特拉维斯们多了，证明病得不轻；而一个国家的病好起来，大部分特拉维斯们的病往往会不治自愈。
当特拉维斯们多起来时，连头脑正常的人也会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以为靠了他们，兴许能使国家的病好得快点儿。
但须知，改革需要的理性决断和智慧，特拉维斯们的头脑中是根本没有的。
不论哈瑞斯还是帕兰汀，如果真的具有国家公仆的潜质和使命感，那么一万个特拉维斯也顶不上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个的作用。
改革特拉维斯们不行。
革命特拉维斯们也不行。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连贝茜这小女子，也比他们具有推动进步的正能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特拉维斯们只有一种作用——验病作用。
嘘……
敲键盘的声音吧？
特拉维斯先生，您在线吗？
得小声问，否则会激怒他们……
5． 阿Q生活在当代
都知道的——阿Q确乎被砍了头，而且在游街之后。
但假如阿Q没被砍头，侥幸逃过了他人生中那一大劫呢？
“但”字不论在嘴上还是在纸上，都被用得太随便，结果似乎就很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