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什么！吵什么！不许吵！”
二十五六岁的小治安警，竭力重新维持好秩序。
“别搂着抱着的！放开，放开！”
他用警棍敲打着搂抱住前者后腰的人们的手，并将溃散了队形的人们，往那一队里推搡——那情形，真的，人不大是被当成人对待了，而像是一群羊，一群骡马，一群牲口。
我和我身前的一个人，也就那么被推搡到了队里。我身前的人，是沈阳某大学的一位中年教师。按说，被推推搡搡，应是我们中国人很习以为常的事。尤其，被治安警之类的人推搡，更应表现得习以为常。我自己当时就表现得极其习以为常，并和他低声聊着什么，没有丝毫逆反心理。真的没有，不是假装。公平论之，那小治安警，也确实是在尽职尽责啊。你总不能要求二十五六岁的人家，一边尽职尽责，还言语温良，举动得体吧？
那沈阳某大学的中年教师对我嘟囔：“把秩序搞乱了，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做得不好……”
坏就坏在他的这句话上。
那小治安警，本已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却猛地转过身，倏地扬起手臂，手中警棒指着他：“你说什么？”
也不知那小治安警的耳朵怎么那么好！
中年教师一怔，害怕了，忙道：“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呀！”
如果事情至此，那小治安警肯放他一马，接下来也就没我什么事了。可那小治安警，不知心里憋了一股什么邪火，竟在他已经分明地感到害怕的情况之下，仍不肯放他一马。
小治安警手中的警棒依然直指着他：“没说什么？没说什么难道是我耳朵出毛病了！”
其言呕呕，声色俱厉。
他更加害怕了，脸上堆下难堪的笑，只好承认：“我刚才是说了一句，其实也没什么恶劣的用意，只不过是认为，本来原先秩序好好儿的，是你们售票的人做法稍欠考虑，才……”
“你刚才还说，是我们自己把秩序搞乱了，对不对？”
“我……我并没有直接地那么说……”
“按你刚才的话说，也是那么个意思！我在这儿维持着秩序，你散布那样的言论，是什么居心？”
口中出一句话，警棒朝那大学教师胸前捣一下。
“我……没什么居心……”
“我看你居心不良！你还狡辩你没什么恶劣的用意！我看你用意很恶劣，是煽动！”
我从旁看不下眼去了。
请读者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刚才我还和那大学教师聊着，聊得还挺投合的，这会儿他只因嘟囔了一句多余的话，而且又不是自言自语嘟囔的，是对我嘟囔的，眼见得有被揪扯进治安值班室去的可能（读者诸君比我清楚，一个人一旦被揪扯到那种地方去，将会发生多么令人屈辱的结果），你们说我可能将脸转向一旁，目光望向别处充聋作哑吗？那样子我自己也会感到很尴尬啊！
我不得不开口劝解：“朋友，别这样，别这样对待人家，人家好歹是一位大学教师，又没犯什么法，你这样对待人家不好！”
“没你什么事儿，你就少插嘴！”
警棍又倏地指向了我的脸。我也一怔，立即缄默了。
小治安警继续训那大学教师：“你下次记着点儿，公共场所，少胡言乱语！知识分子更要少胡言乱语！还嫌这社会治安你们搅得不够乱啊！”
如果我当时能再忍一忍，人家小治安警也就会转身离开了，那么后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但我竟没能忍住。须知那大学教师身上所有的那么一种毛病，我自己身上也是一向有着的啊，而且比他只有过之，毫无不及。
我欲忍而终究没能忍住地说：“同志，你这话的打击面就太宽了。你是人民警察，这样子对待公民，影响就不太恶劣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秩序本来就是由于你们售票人的做法不当才搞乱的嘛！要去吃饭，也应先有你们的人出来帮着把两个队并好，再关上售票窗。如果那样，何至于……”
“你他妈是干什么的？”警棒狠狠捣在我胸口……
我又识相地缄默了。
那大学教师见势不妙，也很够意思，立即赔下笑脸，替我“认罪”：“同志，算啦算啦，我的看法，我现在已经认识到是完全错误的了，所以他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其实是同意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嘛！我代他，我们两个，都向您承认错误行不行？”
小治安警，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悻悻地转身走了。我和那大学教师对望着，都不禁摇头苦笑。
我尽量压低声音说：“这跟解放前的旧警察作风还有多少区别啊！”
那小治安警刚走出几步——鬼知道他的耳朵怎么那么的灵！他第二次猛地转过身，气势汹汹地就朝我奔回来了，还没等我有任何反应，他已来到了我跟前，一把揪住了我衣领。
“你他妈给我出来！”
他用力一抡，将我从队列中揪了出来。
“走！”
他将我的一条胳膊拧到了身后。
那大学教师脸色都变了，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了。再也不敢替我说什么话了……
他拧得我胳膊好疼。
我大声嚷：“朋友，我还得买票哪。你要打，就在这儿打我得啦！我保证打不还手……”
“谁他妈跟你是朋友！”我肩上挨了一警棍。
公而论之——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也不能只怪人家小治安警，还怪我，怪我多嘴多舌。更主要的，怪我那一天的穿着。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那一天穿得稍微体面些，比如，起码穿件呢大衣，脖子上搭条围巾，也就是说，多少像点儿正派人的样子，人家兴许就不至于那样对待我了。而我那一天，穿了一件很旧的也不太干净的“棉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已提高了不少。穿“棉猴”的男人，实在是很少见了。何况不是羽绒“棉猴”，是布面儿的，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一种。何况，肩上还背着一只旧的黄帆布书包，也没刮胡子。这就使我的形象看上去极不像一个好人，极其可疑，可能人家刚才已然对我是不是好人起疑心。我想，设身处地，如果反过来我是治安警，大概也会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盲流”或者“死不悔改”的上访者……
又来了一名治安警，两人一人拧着我一条胳膊（自然是朝后），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拧入治安值班室。门在我身后一关上，我就被朝一个角落猛推过去，趔趄了数步，才站稳在那个角落。
几名治安警正在吃饭。他们中有人抬头扫了我一眼。有人连头也没抬一下，连看也懒得看。分明的，习以为常了。
“靠墙站着！”
我乖乖地靠墙站着，还——在这些生人面前害羞似地笑着。我想，我居然笑，那样子，肯定是有些近乎于无赖，挺恶劣的。可我当时，确实觉得，事情到了这一步，与其感到愤慨，还莫如觉得滑稽。但，如果我书包里没有证件的话，到了那么一种地步，到了那么一个地方，我还笑得出来吗？还敢笑吗？还会觉得滑稽吗？当时，我一边古怪地笑着，一边替更多更多的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一种悲哀……
我的书包被一把扯了去。
“干什么的？”
我说：“盲流。”
“看你这样就像盲流！”
我暗想，我今天要看一看——果真是一个“盲流”，又没有犯什么法的情况之下，仅仅因为说了那么两句也许不该说、但说了也不算什么大罪的话，究竟会落个怎样的下场……
我的书包被兜底儿一倒，所有的东西全散落在桌上。
对方见有好几个记者证，一一拿起。
“哪儿来的？”
我说：“我刚才说了句开玩笑的话。我不是盲流。证件都是我的。”
对方一一打开，审视我，口气顿时缓和了：“照片怎么不像你？”
我说：“刮了胡子就像了。”
“你还在北影待过？”
我说待过的年头还不算短呢。
“我认识你们北影的陈佩斯！”
我说陈佩斯不是北影的。我跟他不熟，不过我跟陈佩斯他爸挺熟。于是另外的“朋友”们就凑了过来，饶有兴趣地问我那“老爷子”目前在干什么？“下海”没有？“父子店”还打不打算继续开下去？……
我一一作了回答。终于轮到我问他们了。
我问——我是不是还要靠墙站着呢？
他们就都笑了，都说当然不用了。有人挪了把椅子让我坐下。拧着我胳膊把我押进来的那一个，还客气地向我敬烟。
我又问——咱们的事儿可怎样了结呢？
他说就算根本没发生过吧。
我说——那，看来我的票是别想买上了……
他说那没问题，他可以替我弄一张，说着，就起身出去给我弄票了……
刚关上的门，“嘭”地又被撞开了——一名女治安警，将一个男人往屋里拖。那男人四十多岁，戴眼镜，穿得挺体面，头上还扣一顶褐色的贝雷呢帽。女治安警很年轻，看去比把我押进来的她那个同志还要小一二岁，她脸气得彤红，嘴里怒不可遏地骂着：“我只不过推了他一下，这王八蛋就敢骂我！”
那“贝雷帽”双手扳着门框，任她怎样拽，死活也不肯往里进，分辩着：“我没骂她！我光说她耍野蛮了！”
屋里的一名她的同志，朝他一指，厉声道：“进来！有话进来说！成什么影响！”
趁他一愣，她使劲一拖，将他拖进来了……
门刚一关上，她就开始扇他耳光。他个子高，她个子矮，她的手扇不着他的脸。她急了，一把从自己头上扯下警帽，用警帽抽他的脸。抽得他双手紧抱头，却一声不敢吭……
我站了起来。我还应该制止吗？我有那种权力吗？
看来，即使穿得比我体面，一旦使他们觉得触犯了他们的尊严，后果也肯定是自讨苦吃的……
我将我的东西收入书包里，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我走了。我坐这儿看着，于我们双方都不自在。”
她这时才发现，有我这个陌生人在屋里。转身困惑地上下打量我，又一一扫视她的同志们，用目光询问他们——谁？干什么的？
被我看到了这一幕，她似乎略略有些不安。
她的一个同志说：“搞电影的，求咱们帮着买张票……”
那四十多岁的男人，头朝墙，蹲下身去，竟像个孩子似的哭泣起来……
我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那沈阳大学的中年教师，一直守在门口，一见我出来，迎上前悄悄地问：“挨揍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
旁边有一个人说：“挨揍了你也不敢说吧？”
我说真没挨揍。
他不信，说要不就是我不好意思承认。
大学教师告诉我，那人的一个出差的伴儿也被弄进去了。我这才知道，他是在等着屋里那个“贝雷帽”被放出来。
我不禁同情地望了他一眼……
大学教师真是个好心人。虽然我被弄进去了，人家却替我代买了一张票，还替我担着份儿心……
谢过他，和他告别后，依着我的性格，我真想找站里负责治安的领导去，把我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讲给对方听听……
但最后我还是打消了此种念头，换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说服自己——生活也许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时刻，也许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里，都同时发生着警察粗暴地对待公民的事吧？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一点儿不比别的国家高多少。说三道四的，是否会显得自己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善于发现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阴暗面呢？是否倒显得自己太矫情、太少见多怪、太小题大做了呢？
于是似乎也就顿悟了、释然了……
正是从那一天起，离开家门，我总是要摸摸兜儿，提醒自己，带上“护身符”。有时候，它们还真的保护过我啊。即使带了，遇到我看不过眼的事，能说服自己一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也不太勇于“仗义执言”了……
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或许，我们每个人，迟早总是要被生活改变成它所乐于认同的样子吧？
3． 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如果说以上所述那件事，只不过使我从中吸取了一次以情节剧开始，以“黑色幽默”告终的教训，那么在绥芬河市的经历，就很有点凶险了……
年初我应邀到那里采访。一天清早起来，去逛中俄自由交易市场。逛着逛着，忽然前边一片喊打之声。抬头望去，见几个人在围打一个人。问身旁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答曰在打小偷。问偷了什么？答曰偷了某摆摊的一块“苏联表”。我想小偷者，确如过街老鼠，是差不多人见人恨的。遭一顿打，也算是受一次惩罚吧。于是继续逛我的。孰料那小偷突转而逃，朝我这个方向逃来。也是个青年。看样子是南方人。我这里的几个摊主，不约而同地纷纷一跃而起，几乎就在我面前堵截住了那小偷。于是堵截者和追赶者双方合起伙来，一齐痛打。即不但动拳脚，还用起他们支棚子的棍棒来。参加打的人，几乎是转眼间便由原先的几个发展到十几个二十来个。
“打！往死里打……”
“法不罚众，打死不偿命！”
他们一边打一边喊叫着。
有人打到了一拳，或踢到了一脚，面带一种获得极大满足的笑意，退回到他们的摊位接着幸灾乐祸地看……
有的则打起来没完，而且越打越发狠……
最初我还能听到那小偷的求饶声、惨叫声，顷刻便只能听到棍棒落在肉体上的声音了……
我觉得，那小偷，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具活的人靶。
我看得出来，不少的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早已蜷伏着某种想要打某一个人的野蛮冲动了，只不过尚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借口。而打一个小偷，这理由是相应充分的，这借口似乎也是正当的……
当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之所以特别规定出对犯人（包括死刑犯，当然也包括尚未被宣判罪名成立的疑犯）的人道原则，那实在也是因为，法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蜷伏在不少人潜意识里的野蛮冲动早有敏感的觉察和透彻的分析，并希望成功地抑制它。这一种野蛮冲动的心理历史渊源极其悠久，它证明人类的确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娱的劣根性的。这一点是人有时候连动物也莫如的，而人尤其卑劣处正在于还要为此制造理由和寻找借口。在一个普遍的人们之尊严缺少保障的社会里，普遍人们的潜意识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蜷伏着想要将某一个人打翻在地并予以践踏之的野蛮冲动。某些时期某种情况之下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们会旋即扑向任何一个被指喝为小偷、流氓、无赖之类的人，哪怕他们明知被指喝的人并不是真的坏人。而且，当我们对此种现象予以特别的观察，我们定会发现，他们中，某些家伙本身即小偷、即流氓、即无赖……
“打！打！”
“奶奶的，往死里打……”
那一时刻，耳听一片喊打之声，目睹凶残施暴之场面就发生在近前，
——打这个“狗崽子”！
“住手！不许往死里打人！”
我从后拽开两个正起劲儿地参与围打的人，突破人墙，一头钻入了进去……
于是我也陷入了重围。
我脚下是业已躺在地下的那个小偷（很可能不一定就是小偷）。我前后左右尽是表情亢奋的呈现着快感的脸，和一双双受自己的或他人的野蛮冲动所刺激的眼睛。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男性的脸和男性的眼睛。有几张嘴还动着，嚼着什么。在绥芬河中俄自由贸易市场那儿摆摊的年轻男人，个顶个地拉出来大概都有一段了不起的江湖闯荡史吧？大概也少不了“黑道”上的小子吧？
我环指着他们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他偷了一只表，你们可以将他扭送到治安值班室去，为什么要这么残暴地往死里打他？”
一个声音叫道：“小偷打死了也不犯法！”
我的目光寻找到了那个人。我指定地说：“你这是法盲的话！你这是在煽动集体犯法犯罪！我记牢你的模样了，如果这被你们打的人死了，我第一指证的就是你！到那时看你犯不犯法！”
他们瞪着我——且目光咄咄一个个那么凶恶。
我也环瞪着他们——那一时刻我倒真的没有胆怯，只有充满胸中的厌憎……
试想——如果有人拎着砍刀追赶着要杀人，你能指望他们见义勇为吗？
如果有歹徒就在这个地方强暴少女，你能指望他们见义勇为吗？
如果有一批比他们更其凶恶的家伙来掠夺市场，你能指望他们率先起来抵抗吗？
如果有人就在他们面前将被烧死或将被溺毙将被压扁，你能指望他们伸出救命之手吗？
我越环视他们的嘴脸，越感到从心理素质和心理状况来讲，他们本身即是人渣。
为什么在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见死不救的事层出不穷？
为什么我们的某些大都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围观少女被轮奸、女性遭凌辱的人居然会那么多？
为什么在有人哀哀求救的时候总会有人恬不知耻地伸出手说要一万元或几万元钱？
心理素质和心理状况方面的人渣太其多了！
我在中学时读过一篇关于纪念“五卅”惨案的悼文。似乎是郁达夫写的，记忆是很模糊了。时隔几十年，只剩一行文字印在我脑中——陈尸街头的女学生们的裙子被撩了上去，短裤被剥了下来，在她们有的人的阴户里，还被插入了树枝和棍棒……
不要仅仅按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我的记忆。我越长大成人，越对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一个少年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除开对某些罪大恶极的人民的公敌，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当别论，除开对某些人间恶魔，诸如对某些不但杀人累累而且在杀前折磨人杀人后又食之的两脚兽，何以人对人竟会那么的邪恶？
当年是少年，我想那篇著名的悼文中所记的事实，肯定的皆是特务、宪兵和警察所为了。长大了，经历的事多了，复想也未必。你很难说那些不是人干的事，全系国民党特务、宪兵和警察所为。肯定也有心理蜷伏着邪恶冲动的我们之同胞干的吧？而他们平素就混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形形色色貌似正常的假面骗我们视他们为正常之人……
我在是一个小孩子的年龄，曾亲眼看到一些别的孩子怎么样残忍地虐待小猫小狗以肆娱……
我在是一个少年的年龄，曾亲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么样随心所欲地摆布一具无人认领的溺尸乐不可支……
近年来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说是多次地从严肃的大报而非故意耸人听闻的地摊小报上，读到流氓歹徒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少女，怎样毒打残杀弱者致死而围观者也就是“白相”者众的报道……
那一时刻我也确实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胆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围着我的那些嘴脸的凶恶样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从他们的眼里从他们的内心里似乎散发出某种东西，它氤氲一气，织成一种看不见的厚而密的氛围……
它使我仿佛感到窒息……
恐怖使我感到更加厌憎，也激怒了我——好比一条猎狗陷入了一群狼的包围……
“你们滚开！卖你们的东西去！”
我吼起来。
“他和小偷是一伙的！连他一块儿打！”
这一声煽动性的叫喊起了作用，于是拳脚棍棒一齐落在我身上……
我不由得蹲下了……
我从一个人手中夺下了一件打我的东西。那大概是可以伸缩的钢管钓竿。我双手紧握它，朝我身后狠狠一捣……
我听到有人“哎哟”一声疼叫……
危难之际，“救兵”仿佛从天而降，市委秘书奉命赶来寻找我。一路车多，他搭乘的是公安局的车，鸣笛而至。下车的自然也就不止他一人，还有几名治安警。
我从人隙中发现了他，大叫：“小×救我！”
于是人群被警棍驱散。
秘书高喝：“这是市长的客人！你们都老实点儿！”又问我，“怎么回事？谁打了你？”
我一一指着说：“他，他……还有那小子！”
几个人被带走了……
躺倒在地的小偷被抬走了……
秘书又问我：“究竟怎么回事儿？梁老师，不至于是怨你吧？”
我说：“一言难尽，回头再讲给你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