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论说许多国家一百年前也是这样……
一百年后的中国搬用这种逻辑意味着什么呢？
有理论说许多国家都这么样富强起来的……
不这么样肯定富强不起来吗？
不错——蝴蝶是由毛毛虫嬗变的。但一切美丽的东西必先在某一阶段是毛毛虫吗？
谁们在进行如此之放肆的公然的掠夺、瓜分和占有？又是谁们为他们敞开方便之门？他们曾打着怎样的冠冕堂皇的旗号和招牌？一个时期内，放纵他们的那些人们，依仗法权又从他们空前的掠夺、瓜分和占有中，获得到怎样巨大的贿利？
当许多人遑论改革理论的时候，仔细想想，现实是否在予以嘲弄？
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你能说谁比谁傻多少？
“救命！”
斯时九月三日，上午，我在北大签名售书至十一点半，回到家里，匆烩剩饭，复热残汤陪儿子吃了几口，打发儿子上学后，顿觉倦惫，倒身便睡。说睡，其实并不曾睡着，昏昏然躺着罢了。长篇《浮城》之后，一部四十五集电视剧《年轮》，似乎消耗尽了心血，亦落下了严重的头晕症。下午尤甚。自思可能颈椎部生了骨刺，压迫神经所致，却拖拖挨挨的，懒得上医院。每日散步时，在小树林中，撑树做遍别人传授的牵引动作而已。
“救命！”
北大学子们当面提出的种种问题，驱之不去地仍在头脑中纠缠不清。尽管对于我来说，皆属懒得讨论、懒得交流的问题，无非——“你对作家‘下海’怎么看？”“你对《废都》中的自然主义性描写怎么看？”“《霸王别姬》为什么曾经遭禁？”“《画魂》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公演？”“目前的反腐败斗争能挽救改革大计吗？”“据说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指出‘左’的势力又有所抬头？”……
切莫以为当今的大学生们多么关心时事，他们不过是依然的喜欢“侃”所谓“热门话题”罢了，否则还叫“大学生”吗？不是我这么认为的，我猜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是这么认为的。和大学生们对话已经是我最厌烦的一件事了。他们的浅薄是常常令我讶然而且发怔的。特别是遇到了那种自以为思维方式特“形而上”的，他爸妈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尽在“形而下”地不能再“形而下”的现实之中活着，包括他自己，你说他装出一副特“形而上”的样子图的什么呢？装给谁看呢，跟谁学的呢？但一想他们的年龄，也就少了些“友邦惊诧”，多了点儿“理解万岁”。凡是有幸迈入大学校园的男女，谁不是打故作高深的岁数混过来的呢，何况他们或她们那“形”终究也升高不到那么“上”处去，一旦告别校园，走向社会，便将纷纷如自由落体，很可能掉到比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更“下”的思维的地面上，无须别人告诉，他们或她们自己便会明白事实真相——原来满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国，在今天，有不少是卖“狗皮膏药”的……
“救命！”
喊声里充满了乞怜和恐惧。
醒了醒神，分明的，听来那求援的喊声是真实的，不是幻听，也不是做白日梦。
我猛起身，推开了窗。午后阳光，炎炎普照三层楼下的小街，宿舍楼对面，小街的那一侧，松青草绿，茂茂密密，覆盖着元大都土城墙的残垣。在它的后面，是美丽的一处公园。
有两个我们北京市的男人，正揪住一个乡下的蹬平板车送汽水的青年。他们——那两个我们北京市的男人，都特壮实，年龄都在三十五六岁。其中一个，还戴眼镜，半斯文不斯文的。而那蹬平板车的乡下青年，却精瘦，年龄绝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无疑刚才正是他呼喊救命。我以为他准是因为卖假汽水被识破，而那个揪住他的半斯文不斯文的北京汉子，要么是卫生检疫部门或市场管理或税收方面的工作人员，要么是受坑了的买过他汽水儿的人，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教育。
“我一没碰着你们人，二没撞着你们自行车，我为什么跟你们走？我知道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
“你他妈逆行啦！你他妈违犯交通规则啦！明天‘七运会’，就开幕了你知道不知道？”
“甭跟他啰唆！跟我们走！不走老子揍扁了你！”
“你们还骑自行车带人了呐……”
“敢还嘴！”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连我在三楼的窗口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我不跟你们走，打死我也不跟你们走！你们狠！把我弄死在哪儿，我家里人还不清楚我怎么死的呢！”
那精瘦的，蹬平板车送汽水儿的，软弱可欺的乡下青年哭了……
啪——他又挨了一记更响的耳光。
世上有那么一种人，是见不得以强欺弱之事的，非常遗憾，我正是那么一种人中的一个。我尤其见不得城里人欺负乡下人，更见不得北京的城里人欺负乡下人。
遇到这类事，总该有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平息了之才对。既然偏偏让我开窗看到了，我想，我该出去说上几句公道话，顾不得换鞋，穿着拖鞋，匆匆下楼。我怕迟了一步，那乡下青年再挨一耳光……
来到外面，却见我们童影宿舍的楼前，路这一侧，已聚集了些人，隔街观望……
一位妇女已对周围的人小声说：“在街口就挨一顿打了。跟到这儿又打，我亲眼看见的，的确没撞到他们，在街口那儿，他们逼人家给他们二百元钱才肯了事。人家拿不出，他们就用汽水瓶子打人家头。幸亏两下都躲过去了，要不然还不头破血流呀！”
原来是两个企图找借口敲诈的家伙！
我听了不禁七窍生烟。
我们这条小街，是一条南北马路上岔出来的小街。马路是由北向南的单行线。而由南向北要拐入我们这条小街的骑车人，将车蹬上一段三十来米长的人行道再蹬下来，亦算不得违犯什么交通规则。交通规则，不可能是对一切小街、一切胡同都照搬有效的……
这时，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因不能将蹬平板车的青年拖走，众目睽睽之下，也不便公然将手伸入青年的衣袋抢钱，而且，为了达到敲诈之目的，已耗时过久，于是显得愈加暴戾凶恶起来。
他用一条胳膊夹住青年脖子，并用膝盖猛撞青年腹部。那青年由于窒息，脸涨得紫红，大张着嘴，却喊不出声……
我觉胸中一股怒火直燎头顶！
“住手！”
厉喝一声，大步跨过路去。两个家伙闻声同时望向了我……
“三个数以内，你不放开他，老子管叫你脑袋瓢开花！一、二……”
我想我当时的样子，大概确实使他们意识到——碰上了一个不要命的。颈椎病，令我的脖子不能完全伸直，即使正视别人的时候，脖子也是显得硬挺地梗着，头也是侧着，尽量将目光向上挑起而已。打个比方，斗牛场上的斗牛，一般就是那么地瞪着斗牛士的。戏剧舞台上的牛二，也是那么地向杨志进行挑衅的。
不待我数到三，确切地说，我刚开始数一，那个用胳膊夹住青年脖子的家伙，就心虚地将那青年放开了。
“你！……你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低声嘟囔：“碰上了打抱不平的……”
我大声说：“对，老子今天就是要打这场抱不平，活该你们两个王八蛋碰上了！”
“你！……你敢骂……”
我一手攥着一只汽水瓶向他们逼近：“对！老子就是敢骂你们两个王八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公然敲诈勒索，大打出手，难道还不该骂吗？”
他们一步步向后退去……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其中一个，先自软了下来。
我瞧瞧那被欺负的青年，见他脖子，已被勒得皮下瘀血。仍胆胆颤颤，一副怕得要死的样子。我又指着他的脖子怒斥两个王八蛋：“你们他妈的欺人太甚！”
“算啦算啦，我们饶了他……”
另一个推起自行车欲走……
我怒喝：“站住！”
他朝我一瞪双眼：“你还想怎么样？”
我说：“道歉！认错！还我们社会一个公道！”
他说：“老子没向别人低过头认过错！”
我说：“那你是在今天碰上我以前……”
我放下汽水瓶子，手疾眼快，将他的自行车锁了，钥匙攥在我手里，转身往家便走……
这时我反倒完全冷静了下来。我已经对他们有了一种判断。这判断便是——他们还不算真正的流氓，更非亡命徒，充其量是两个“准流氓”，也就是那种在心理方面遭到流氓意识污染的人。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相当不少，并且正在逐渐增多。平时他们混迹在正常的人群中，一个个人模人样的，绝不至于被认为是流氓。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哪怕稍微特殊一点儿的情况之下，他们那被流氓意识所污染的心灵，受到自己的某些卑劣念头的诱发，便会产生出某些丑恶和邪恶，凶狠残暴起来。比如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幸灾乐祸、以强欺弱，等等。遇有可以坑人一次、骗人一次、害人一次、巧取豪夺一次、敲诈勒索一次、暴虐同胞以消遣取乐一次的机会，他们是绝不会错过的。区别在于，仅仅在于——真的流氓中的相当一部分，大抵同时是亡命之徒，而他们却缺少亡命的胆量。他们纵然装出亡命徒的架势，其实并不敢真的和谁玩儿命。尤其在对方凛然不惧的情况下，他们骨子里的“孱头相”就呈现出来了。刚才我闻到他们中施暴施虐的那一个，口中喷出些微酒气，我想，他们肯定的中午在什么地方吃饭时喝了酒，见那蹬平板车送汽水的乡下青年是个软弱可欺的，打算趁机敲诈勒索一百二百的，“埋单”的钱不是就又回到他们衣袋里了吗，偏偏那青年身上并未带着钱。如果带着，早已被他们抢夺了去无疑。于是他们企图将那青年的平板车连同车上的几箱汽水儿，扣在什么僻静地方，逼迫那青年只得取了钱或借了钱去“赎”。而那青年又不肯，似乎横下了一条心，命在车在。他们呐，原本不是打算要他命的，只不过想要钱。心思在钱，又要不成，难免的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即使他们与真正的流氓歹徒、亡命小子倘有区别，即使“事件”的全部“起承转合”不过尔尔，他们的行为也够可憎可恨的了，更令人可恨可憎的是像他们这一类人，日渐地多起来了。打个不太可能的比方——中国一旦又沦为殖民地，汉奸便会多起来。充当鹰犬欺压自己同胞的中国人，便会多起来。何况，现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到处流行的逻辑是——不怎样……白不怎样。比如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白不骗、不敲诈白不敲诈、不勒索白不勒索……
我想，他们如果要自行车，那么必得跟随着我，到我家里要他们的自行车钥匙。我不担心他们会在我家里把我弄死。谅他们也没那个狗胆，在我家里弄死我也不那么容易。起码我比他们更清楚——菜刀放在哪儿……
只要他们跟随我迈进了我的家门，我决定以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我会请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我会请他们吸烟，请他们喝茶，不想喝茶，想喝咖啡，家里也有——朋友送的，我不喝咖啡，妻子也不喝，儿子更不喝。他们如表示愿“笑纳”，我也可以拱手相赠。不过我真的希望，在我的家里，在另一种情况之下，在另一种气氛之下，我能和他们好好谈一谈。我要坦率地向他们指出，他们那一种趁机敲诈勒索的心理，他们那一种光天化日之下对同胞施暴施虐的行径，的的确确是卑劣的、邪恶的、丑恶的。人，尤其是男人，惧悍畏强而又同时欺虐弱小，的确是可以归入到王八蛋一块堆儿去的。或说我是想教育他们一番，也未尝不可。我并不好为人师。但我以为，于我们中国人而言，今天提倡互相教育教育，很是时候，正是时候，丝毫也不书生气，丝毫也不显得是一个矫情的愿望。我们中国人的有些愿望，分明的是很矫情造作的。或者说那愿望本身并不坏，甚至是良好的、美好的，但我们表示的方式，以及某些很矫情很造作的口号，有时候却是令人感到害臊的。中国人不在最起码的人性、人道、人心方面互相教育，自己教育自己，难道还要等着外国的传教士捧着《圣经》在中国大盖教堂来对我们进行起码的道德和灵魂教育吗？难道还要等到十二亿中国人中，已经有九亿在心理素质变成了“准流氓”、痞子、见死不救的心灵麻痹者，和有虐待症（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虐待同胞方面）前兆的人的时候吗？怕就太晚了点儿……
跨过小街，不过十几步路。朝家走时，我心里想了很多事，很多类我们中国人，很多种社会现象。不，当然不是想，那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那一时刻我头脑中思绪纷呈，如鹅毛大雪，飘飘扬扬……
“大哥，大哥，您别这样，有话好说……”
他们中的一个追了上来……
竟开始叫我“大哥”了，“准流氓”们的嘴脸和招数正是这样子的。
我站住了。
“大哥，我们还有急事儿，真的，还有正经事儿要办。您把车钥匙无论如何先得还给我们……”
并且——“您”起来了……我说：“要车钥匙？给……”他一接过就想走。我说：“先别走。”他站住了，回头困惑地望我。
我又说：“你得向被你们欺负的那青年低头认错。就当着这些围观的人的面。否则，你还是休想走成。除非你的车从我身上压过去……”
他望向那些围观的人们。
围观者中，有人流露出极为索然的神情，走了。我想，他们一定很讨厌我——因为由于我的出现，一场原本可以“白相白相”、可以预料准会有些刺激场面的街头戏，眼见得大概是“白相”不成了。“看白相”——这一种极其典型的三十年代上海小市民的丑陋心态，像前两年上海曾经爆发过的乙肝病毒一样，已重新传染向全国人。在北京，受到这种过去年代遗传下来的，我们可以称为“上海小市民白相病毒霉菌”传染的人，日渐地多了起来。这是一种跨地域、跨世纪的传染。个中原因细分析起来，是较复杂的，此不赘言……
由于那些一心“看白相”的围观者的离去，由于他们离去时脸上流露出的遗憾而又索然的神情，竟使那两个家伙又气势汹汹起来。即使傻瓜也能从这一“动态”中得出结论——原来在某些人的心里，他们并不可憎。
何况他们又不是傻瓜。
我内心里倏忽间涌起一股悲哀……
“不认错，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离去的人，有几个又驻足了。大概他们认为——还是值得看到最后的，说不定“高潮”在后吧？
这时，我们童影的一位同志，拍过电视剧《好爸爸坏爸爸》和电影《我的九月》的导演尹力，也跨过马路来了。
他指斥他们：“少废话，打了人，而且把人打成这样，就得低头认错！”
他们见多了一个打抱不平的，又软了下来。
他们中戴眼镜的那个，出于无奈，很识时务地，向那个被打的青年抱了抱拳，连说：“好好好，我没打你。他打你了。我替他向你认错行不行？”
既然他们这样说了，我便放开了拖住他们自行车后座的手。
事情到此，也该了结了，我也该回家去了。不承想却又发展出了一个“欧？亨利”式的结尾。原来，那蹬平板车送汽水的乡下青年，并非一个外地的乡下青年，而是北京“塔院”公社的一个青年。这“塔院”公社是北京“都市里的乡村”，和我们这一区域近得不能再近。周围几家单位的几幢宿舍楼，便是在“塔院”公社的土地上盖起来的。他还是我们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职工的侄子。那老职工退了休以后，在北影后门摆摊卖东西，自然也卖汽水。他的侄子，是从汽水厂拉了汽水给他送的，早有人向他报信儿——他的侄子在挨打受欺负。
他赶来了。
于是局面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我曾在北影后门那儿见过他，矮，较胖，一张红润的气色很好的圆脸，稀疏的刚刚剃短的白头发楂，装饰着亮光光的半秃的头。
显然的，孰是孰非，他已经知道了。
他仔细地看了看他侄子的脸、脖子——那青年嘴角有血迹，脖子皮下瘀血，耳后青肿。
他倒也理智，起码显得比我刚才理智，镇定地说：“走吧，上医院吧。”
又多了这么一个老头，两个欺负人的家伙完全陷入了被动。一把年纪的人，你推人家一个跟头，或许就闹出人命官司。
我想，人家的直接法人和保护人来了，我该悄悄隐退了……
趁那青年冤屈骤发，宣泄地蹲在地上大哭时，我一句话没再说，转身回家了……
重新躺在床上，我再也睡不着了，头也愈加的昏晕。仿佛后脑已经岩化，已经没有了任何空隙似的，仿佛我思想一切事，只能在前半部分大脑中进行了。却依然的思绪纷乱，不由得不想，不能不想……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停下来，停下来，什么也不要想！梁晓声你所看到的、碰到的一切人、一切事，并不值得去想，徒想也无益啊！也许生活原本就是那样的。皆因你选择的活法，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活法。所以听到了、看到了、碰到了，便“友邦惊诧”。这无非是你少见多怪。今后见惯了，也就不会再怪了。也就不会再多管闲事了，更不会再抱打不平了……
思想却停止不下来。遇到有人格侵犯性质的一部分人虐待另一部分同胞的现象，不管前者们是警察，是公安人员，或是青皮、痞子、流氓，我都是难免要产生所谓“正义冲动”发出所谓“正义呼喊”的……就算是种疾病，而我已经得上了，而又是有些“先天性”的，且目前来讲，医学界又没研制出什么特效的药可以使我这样差不多不可救药的人得到救治。尽管长寿、减肥、壮阳、补肾和促进性欲亢奋之种种药物的广告满天飞，关于我这种病却至今仍无半点儿福音传播。那么让我可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我总不能因此就干脆一了百了，把自己弄死啊！何况，不少染上了梅毒的人还不想死哪，我也就死皮赖脸地姑且苟活着吧。
如今，足以诱发我这类“重病号”之人的病势反复发作日渐加重的直接的、间接的因素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对“康复”成一个较“正常”的中国人，也就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了。
既然想开了，不抱什么希望了，便不打算“正常”到什么程度了。再者说了，怎么样才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正常”的程度，也没有一个心理学或病理学的界定啊！
2． 被驯化了的社会“仗义”
教训是有的，不止一次。深刻的那一次，发生在火车站。我可不想白纸黑字明确指出是发生在哪座城市的火车站。事已过去久矣，你说在那儿发生过，人家说没在那儿发生过。人家肯定有旁证，而你已无法找到一个旁证，人家若把你告了，告你诬蔑，告你诽谤，你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将自己白白地卖给了大小开的垫脚纸，也就是那些专以“花边新闻”充斥正版内容的媚俗报刊了吗？
所以，为了不给自己引起“官司”方面的麻烦，不至于被推到被告席上，我郑重声明——我所经历的，读者可以想象是发生在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市的火车站的事。只是切莫和北京火车站想象到一起去。
那是在冬季，那是在春节前夕。我为北方某刊的一位副主编排队买返回哈尔滨的火车票，不消说，人相当多，队排得老长，但秩序还好。至十一点多钟，我离售票窗口只十二三米远。忽然，我那一队的前头乱成了一团。排在我身前的人到前头看了看，回来嘟囔说——售票员吃饭去了，窗口关了。这么一来，长长的一队人，便不知所措了。后面的人一下子拥到前面来了，有秩序的一列队不再是队了。这时就出现了一名治安警，是个小伙子，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两队并一队！两队并一队……”
他吆喝着。
然而旁边一队的人们，是不情愿让许多溃散了队形的人并入其中的。他们一个紧挨一个，有的甚至搂抱着前者的腰，同仇敌忾，不许任何人“夹楔”的样子。
溃散了队形的人们，都是巴不得并入那一队中去的。若不并入进去，岂不白排了一上午队吗？即使并入进去，至少也得再多排半个小时，一些人不得不并入进去；一些高喊着：“不许夹楔！”——一时间互相吵吵嚷嚷，激头掰面，两队都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