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长期望寻，望得眼都累了，却并没望到过。
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却未必各个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谈不上有多少正义感。
与他们相比，我倒宁肯与那些虽无什么独立思想可言，甚至几无思想习惯，心灵里却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为伍。
中国的“新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在他们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旧人”更旧、更丑陋、不可救药的心性。
美国电影中反复出现过坏得难以想象的坏人。
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人中的大多数确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么坏的人也是个别现象，生活中还是好人多。
中国小说或电影中一旦出现较好一点儿的人，尤其反映现实生活一类——看后的中国人会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个别现象，真实的生活中才没几个真的好人。
我想，八十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时的梁任公，后来又郁闷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传说。
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的笔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每稍一歇搁，转而便写一个又一个的好人，或感觉到的，或听说的，即使他们只不过好那么一次、好那么一时、好那么一点儿。
因为我知道，好人在中国绝对并没绝种。
我不写好人，对不起好人的存在。让善的种子永远在我的文字中发芽、生长，对我也是不那么做“就会感到烦恼”的事。“行为艺术”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变物质”这一句话。对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响了某些人，善良会沉淀在他们的身体里形成物质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间所言“善根”。
八
在2008～2010年创作《知青》的过程中，我确乎是将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盘地“种牛痘”般地刺种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里了。我预料到那将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但我当时的想法是：管那些呢！让我所感恩的好人们先在我的笔下活起来！何况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结交了多少好人啊！他们使我不以一篇题为《感激》的散文纪念便感觉罪过。
“文革”也不是好人绝种了的时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学生费孝通怀里；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认领了傅雷夫妇的骨灰……
当变疯了的沈力手举磨得锋快的镰刀威胁战友们，而赵天亮久久凝视他，终于默默从他手中接过去镰刀时，唐曾那一种目光使我为之动容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
除了《知青》成为我的机会，使我得以如愿以偿地呈现“文革”年代一些知青们心底的善；在现实中，我又能另外“幸获”什么机会呢？
我对人性善与人格正义，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
人们啊，不管处在什么年代，只要没被关进集中营里，没被剥夺起码的言行自由，能像他们那样好一点儿，好几次，其实不是“难于上青天”之事……
5． “郁闷”的当代文化
中国有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都是科学院。胡适先生说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就是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也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也是社会学知识分子的科学思想、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科学与文化从来都是相互渗透的。这个题目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的文化人没有科学精神，得赶紧请科学家来往文化人的头脑里注入一些科学精神，这太小看我们文化人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下，我们的文化人也罢，科学知识分子也罢，都叫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缺点什么，我认为缺的是士精神，就是士人风骨，这一点冰心老先生去世前说过：“无士当如何？”那时冰心已经看到无论是从事科学的，还是文化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缺了士精神。现在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骨子里是缺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群体都缺。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了。我想起了叶企孙，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物，我是在《读者》中偶然读到了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的一篇文章《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柴静说她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说来惭愧，我也不知道叶企孙，但是我看到柴静那篇文章后，非常感动。我在大学上的大课有二百多名学子，就将文章内容全罩上，只在投影上放出了一张叶企孙的照片。一张头像，像正规的标准工作照。我让我的学生就这张面容来谈谈印象。学生们说，首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内心有秉持，然后能看出他善良。但是，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才补上了“知道他的存在”这一课。
关于文化，我认为文化在政治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何为科学发展观，有文化的发展观而已。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是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文化在政治之上，自古如此，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文明，没有文化的进步也根本不可能有进步的政治。中国的问题，最终就是对文化的认识而已。当然，这里所言的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优雅文艺，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都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同时我们要看到，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整体上不能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同行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决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还是难以真正地获得尊重。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包袱一代代地压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响我们的民族，似乎也没别的办法了。这将是漫长的文化任务，但也应是文化知识分子必须担起的任务。
我们文化的启迪影响力不够。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人文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悔之晚矣的后果。
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这个时期，我们其实仅仅将文化当作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且这种宣传并不指向人心。那时文化只是政治的“齿轮和螺丝钉”，并没有把文化作为一种保证社会和谐运转的“机器”中的主机来看待。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又转为一种沮丧的想法，觉得文化起不到那个作用了，甚至想干脆就放弃此种文化作用，因此现在的文化变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丧失了文化的自觉性。
文化具有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限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或在官场周边争风吃醋……
反观近几十年的中国，分明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哪怕仅仅几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文化都会抓住机遇，自觉而迫切地生长具有人文元素的枝叶，这是令后人起敬意的。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与从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论到文化自觉，恐怕理应发挥的人文影响作用与已然发挥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异的。
与从前相比，政治对文化的开明程度也应说今非昔比了。但我认为，此种开明，往往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头脑中存在有“异质”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但同样包容在某些人士看来有“异质”品相的文化本身更为重要。
我们当下某些文艺门类不要说人文元素少之又少，连当下人间的些微烟火也难以见到了。真烟火尤其难以见到。
倘最应该经常呈现人间烟火的艺术门类恰恰最稀有人间烟火，全然不接地气，一味在社会天空的“积雨云”堆间放飞五彩缤纷的好看风筝，那么几乎就真的等于玩艺术了。
21世纪，对于一个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国，当代思想力并未见怎样地发达，却一味转过身去从古代封建思想家们那儿去翻找思想残片，这是极耐人寻味的。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不配当公仆。因为他不可能有什么人文主义的情怀，非当也当得很冷漠——对人民的疾苦……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纵然富了，也不可能是一个可敬的富人。因为他将宁肯赠豪宅和名车给女人，哪怕仅为一夜风流，却不太会捐出区区一百元帮一个穷孩子上得起学……
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多少安徒生们呢？需要多少个时代呢？全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实践了，将因而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合理性。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
6． 莫让将来变成当下
（记一次新生入校献词）
尊敬的各位同学，我代表全校教师，首先对诸君成为北京语言大学新一届学子，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以“尊敬的”称呼诸君，乃因为——虽然社会各届对中国高考制度指责多多，但我认为，这个制度目前还只能改良、完善，无法废除。所以我同时认为，诸君得以在高考竞争中跨入北语，终究意味着具有应试能力。而应试能力，毕竟也是一种能力。
我已是三年前就应退休的人了。
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作大会亮相，故我借此机会，向诸君提出以下几点建言：
1、希望诸君明了今日之大学与自己人生的关系。
在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的年代，一名北大学子若表示自己并不愿以后成为社会精英，蔡元培先生是会沮丧的。那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大学极少，大学学子占中国青年的比例也极少。有幸成为大学学子的青年，若竟没有日后成为国家各方面精英的志向，便委实是国家的悲哀。而今日之中国人口，已超过三个四亿五千万了。今日之中国，大学学子占青年的比例每年提高，故一名大学学子发誓不成为社会精英誓不为人的话，首先却可能使我这样的老师替他的人生观感到忧虑。一个国家当然还是精英越多越好。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包括欧美国家，也不是每一名大学学子毕业后都能成为社会精英的。如果诸位毕业后能成为优秀的社会公民，这已经不负北语培养你们的希望。而这一点包括如下能力——胜任愉快的专业工作能力；使这一种能力触类旁通，善于应变，因而可持续；良好的心理素质及文化素质，故不至于被社会的浮躁所裹挟，不至于被社会的歪风邪气所俘虏、所毁灭。以上几点，希望学子们与我们老师们共勉……
2、要对北京这一座大都市的负面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中国很浮躁，北京为首；中国人很郁闷，北京的郁闷者最多。浮躁之气和郁闷、愤懑之气，尤其容易在北京的上空笼罩不散。有些心理准备之人，才能于北京看到中国之总是会进步的希望。这希望也必然首先存在于北京。
3、大学并不是培养挣钱最多的人的所在。
倘某大学向青年承诺会使其成为日后挣大钱的人，我认为是最不靠谱的承诺。绝大多数中国大学老师们本身的工资与出色的“月嫂”们或“空姐”们的工资不相上下，此点基本是事实。但大学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重要贡献无可取代，这也是一个事实。我的一名研究生回家乡时，见着了她当年的初中同学，对方连高中也没上，靠摆菜摊自力更生，苦心经营十年，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存款有了。而我的研究生却仍一无所有，于是倍觉失落。我问：如果可能，愿不愿与之交换一下目前的人生？彼沉思良久，摇头。诸君如果想明白了她为什么摇头，便想明白了大学究竟是什么所在。倒是那摆摊者的身上，有着诸位也该尊重的人生精神。多付出一份努力，必多收获一份。在大学与国家之人才需要之间，诸位日后若能理性地找准就业位置，确定人生发展方向，那么二十年后，是会成为有文化又人生稳定的城市公民的。吃青春饭的青年另当别论，但北语不是艺术院校。
4、北京是中国文化中心。
以我的眼看来，全世界的文化近半个多世纪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异化。从嘻皮文化到雅皮文化到知识爆炸到文化泡沫再到娱乐至死。
我要说的是，诸君须当心，既要善于在北京吸收好的文化，并被好的文化所化；又应提防劣质文化的侵害，不被劣质文化所腐化。在北京，人若缺乏文化思想，被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性可言的文化泡沫所异化，沦为被那种文化所消费的快餐文化的消费者，几乎是一件被渐渐变傻还快乐着的事。
我给诸君的衷告是——大学四年转眼即过，尽量克制自己对快餐文化的嗜好，读一些值得读的书，并思考一些人生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最好形成笔记，以备日后之需。
我们北语是文科高校。我校既不但重视各类语言水平的培养，也极为重视对学子们的人文情怀之熏陶。
何谓人文情怀？
更文明的人以自身之文明影响并引领社会文明的自觉而已。
高科技是可以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
人文精神买不到。
所以希望诸君日后皆成为有一等从业能力、又兼备人文情怀的人。
鲁迅在他那个年代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故只能将中国之希望附丽于将来。
但这未免太悲观。
如果不能从当下之乱象迷离的现实中看到希望，并尽一己之力发扬之、光大之；那么所谓将来，还不是与当下一样的将来吗？
诸君，为着自己的将来，也为着中国的将来，将北语当成你们增长知识、成熟思想、接受人性洗礼、提升人格品质的新的故乡吧！
7． 教授之死
教授六点半出门，去某报主编家。他是位社会心理学教授，应约为某报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题目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内容嘛，无须赘言，读者诸君自会明了。主编极欣赏教授的文章，已决定作为重点文章推出，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讨论。只不过对题目稍存异议，认为未免太直白了点儿，不似学者文章了。电话里说服教授改个题目。教授不打算改。他想，自己那篇文章非是在做学问，而是在谈社会现象。不是为研究生们写的，是为全社会人写的。所以直白的题目，正符合着自己的初衷。他此去主编家，就为一件事，反过来说服主编接受那个被认为“太直白了点儿”的题目……
教授是个很守时的人，他估计会提前五分钟到主编家。
他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因为女儿从美国来信了。女儿在信中向他“汇报”三件事：第一，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第二，已经有了心上人；第三，怀孕了。一个月后，将与心上人同时回国正式举行婚礼，此后定居国内……
这三件事，一件比一件令教授欢喜。当然，信中还有些别的内容：介绍未婚夫的性格、人品、专业，父亲是一位局级干部，母亲是一位高级会计师……
教授想，这门亲事，也可算是门当户对了。虽然他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毫无封建观念，但门户相当总归是好的啊！
教授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说是掌上明珠，也可以说是心中最大的安慰。
信中还夹了一张照片，是一对爱人的合影。小伙子形象挺斯文，清丽的女儿，小鸟儿依人似的，和他偎得那么亲昵……
从收到信那一天起，教授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教授在不是教授才是讲师的年龄被打成了“右派”，结果就由讲师而农民了。所以四十多岁才结成婚。当年的农村女子，嫁给讲师自然是一百个乐意的。但是按部就班地嫁给农民也无所谓。就是都不肯嫁给由讲师而农民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既没工资也挣不了几个工分，何况四十多岁了，何况还是“右派”。
当年坚定不移地要嫁给他的，是一名插队的女知青。她嫁给他当年在村里是一个“事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向反动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投靠”。尽管他一再“诡辩”——自己骨子里既不反动也不算“大知识分子”，但人们都认为他肯定反动无疑，而且够大的了。
她因与他结婚，也被时代划入了“另册”。
但是他们当年是何等的相亲相爱啊！
两年后她死于难产，他怀抱着刚刚出世的女儿痛不欲生。以后他的男人心中便渐渐有一种母性的情愫形成了。这是由于对女儿的双重的爱而形成的，并且每每不由自主地从内心里向外释放，待及他人。尽管他人不因此改变对他的阶级立场……
现在，他早由当年的讲师而教授了，还出了好几部社会心理学专著，还去国外进行过学术交流，全社会却没什么人拿他当“大知识分子”了……
教授一招手，一辆出租车停在他跟前。那是一辆“夏利”。教授坐入车里，伸出手刚要关上车门，后边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人的肩头撞在车门上。教授感到大拇指一阵剧疼，低头一瞧，指甲被骑车人的脚蹬子卡于车门，卡青了。
教授刚想说——你这人怎么骑的车啊？却首先听到了那骑车人的一吼——你他妈怎么停的车！
教授用另一只手捂着作疼的大拇指，扭头朝车外一看，见那么凶恶地发吼的，竟是一个女人。五十六七岁，高而且壮。对，不是胖，是壮。
教授想，我不是司机，这话不是问我的。
他向司机瞥了一眼，司机不动声色，暗示他关上车门。
教授只得向那身高马大的女人赔笑脸，抱歉地说：“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注意。”
他关上车门，车开走了。
司机嘟囔：“这女人，张口就他妈的，什么德行啊！”
教授又冲司机笑笑，息事宁人地说：“哎，在气头儿上嘛。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机朝教授的手瞥了一眼，挖苦地说：“您真有涵养，要是我的手指被弄成那样，今天和那女人没完。可恶的女人！”
教授说：“何必呢。她又不是故意的。”
车开出去没有五十米，一辆自行车从后边超到车前，车身一横，挡住了方向。
司机急刹车，教授的头呼地撞在车内的铁栏上。那真是好险的情形！
教授定睛看时，见是刚才那个女人。
她蛮横地叫道：“下次？这次就得说清楚！”
司机说：“是你自己撞在车门上，又不是我开车撞了你。”
那女人说：“就是你的车撞了我！你的车门撞了我！休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的事儿！”
司机说：“又不是我开的车门，是这位乘客开的车门，他开车门撞了你，还是你撞在开着的车门上，我也没看清楚，你有理和他讲！”
教授觉得很有必要替自己辩护了，他彬彬有礼地说：“女同志啊，您这就太过分了点儿。不是我开车门撞了您，是您撞在开着的车门上，对吧？一辆出租车开着车门，又是在大白天，几百米以外就可以望得清楚，对吧？何况，您也没撞伤，您究竟要怎么样呢？”
教授对目前的世相民风也是了解一二的。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抵是要靠钱来调停的，所以他才问最后那一句。如果对方要五十元钱，他会毫不犹豫立刻掏出来就给。他曾目睹过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撞了，感到自己欠理的那个问：“你说怎么办吧？”另一个捻动着手指回答：“咱俩也甭浪费时间，你给半条烟钱拉倒！”对方够爽快，掏出一百元往另一个手里一塞，于是二人都不再啰唆，跨上自行车各奔东西。教授打算向那个爽快的男人学习。但他身上只带了一百零几元钱，不能都给那女人，得留下五十元来回“打的”。他想，那女人不见得是女“烟民”，何况也不怎么占理，五十元是该打发得了的吧？他一心巴望那女人让开路，出租车快一点儿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