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东听着听着坐起来了。
三十几年前，当他刚升入高三，李建国当由小学生成为中学生时，他这个“小业主”的儿子，对李建国这个县长的儿子，确乎是心存巴结之念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是李建国的诽谤。而当他成为“红代会”的常委以后，情况反过来了。李建国开始巴结他了，这也是一个事实。对李建国的巴结，他是进行过政治分析的。他分析的结论，与李建国自己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所“坦白”的，完全一致。但，两个事实，经由李建国的口，大声嚷嚷地说道出来，还是使他感到万分的震惊。在人和人之间，某些虚伪关系不撕破，人和人之间还可靠另外的关系维持表面的亲和甚至亲爱。而一旦撕破，就会使双方陷入僵冷。就会使双方都觉得，连另外几重关系，哪怕是双方都企图维持住的关系，也会变得虚伪了，变得仿佛利刃划肤一样皮开肉绽怵目惊心了。此时，双方都会感到心里疼痛。区别在于，仅仅在于，主动撕破关系给对方看的一方，可能并不尴尬，反而快感。而对方却会在心里疼痛的同时，尴尬得几乎无地自容。
李建国正是那么地快感着。三十几年前，他多想像今天这样对赵卫东大声嚷嚷地说出刚才那番话啊!但三十几年前他哪敢?今天都2001年了，他怕什么呢?他觉得他不但被在岷山的雪下埋了三十几年，连他撕破虚伪扒开真相给赵卫东看的勇气，也被粗暴地压制了三十几年似的。他觉得再不说出那番话，他的勇气就会由于长期憋在心里而变质了。他觉得自己好傻——“文革”成为历史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好?中国大变样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好?城市里到处吃喝玩乐的地方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好?如果自己真能顺利渡过眼前面临的生死关，当年的同代人都四十多岁五十来岁了，而自己却仍是一名初二男生对自己有什么不好？这一切加在一起对自己多好哇!可自己却仍傻兮兮地跟着赵卫东的感觉对抗2001年的中国!是的，是的，他对抗那一座城市里的现实，对抗2001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演给赵卫东看的。是为了给赵卫东这么一种深刻的印象——在政治上他是绝对可以信赖的……
然而现在他急切地要摆脱赵卫东对他的思想的左右；急切地想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急切地想要了解2001年；急切地想要知道，在自己死了的这三十几年中，是他祖国的这一个国家经历了怎样的一些事件怎样的一些转折?……
他的话不但使赵卫东尴尬极了，也憎恨极了。尴尬和憎恨掺对成的那一种震惊，如同液体毒药迅速地流在他的血管里，并通过血管注入他的每一脏器。他觉得他的身体内部在处处燃烧。他似乎能听到燃烧的嗞嗞声。似乎能感到烟和腥焦味儿一阵阵从胃里从肺里直冲口鼻。仿佛，毒药就下在他刚刚喝的那一杯水里；仿佛是李建国诱骗他喝的；仿佛李建国只不过在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我下的毒，我下的毒，我下的毒……
他头脑里只剩下了一个意识——开始了!众叛亲离开始了!先是一记耳光，然后是毒药……
“你究竟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你看你刚才，多习惯地就接出了一杯凉水呀!那是什么水?那不是自来水!那是
纯净水!那东西叫纯净水器!一按红色的龙头出热水，一按蓝色的龙头出凉水，你看一眼想当然地就明白了是不是?可其实你第一次见识到了纯净水器，第一次喝了一杯纯净水!三十几年前有那东西吗?你享受着二十一世纪的成果你却偏要与二十一世纪对抗到底似的，你怎么回事?我们有何功德?你有何功德?配被高干似的对待着?再看这些报，是专为我们印刷的!要花钱的!谁欠我们的债还不起，必得如此讨好我们吗?你知道为了使我们活过来，为了使我们继续活下去，已经花了多少钱了?‘老院长’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一笔账，一百万都不止了!接下去还要花多少钱没法儿估计!”
李建国的这一番话，简直等于在训斥了。每一句都像一枚钉子，一枚接一枚“射”入赵卫东耳中，洞穿耳膜，钉入头脑。如果将赵卫东的头脑比作一块木板，那么它上面怕是已经被钉子钉满了。
赵卫东表现得异常平静。他离床开了门。
李建国奇怪地问：“你开门干什么?”
赵卫东说：“让那些自称为我们服务，自称为我们花了一百万都不止的人们听听。你多么激动地充当他们的口舌啊。这证明你已经是他们的人了。他们不但应该信任你，还应该向你颁奖章。我不敞开门也让他们听到，你不是邀功无据了吗?”
李建国一下子跳起，冲到赵卫东跟前，反指着自己心窝，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不是为了讨好他们!我是为了你别再糊涂下去。”
赵卫东以小学生在课堂上提问那种口吻问：“我糊涂不糊涂，是我个人的事，与你有何相干?”
李建国诲人不倦地说：“虽然我们不再是红卫兵战友了，但我们毕竟还是老乡，而且是同命运的人!”
赵卫东冷冷一笑：“我，你，无论我们过去和现在，谈得上什么同命运?”
李建国也冷冷一笑：“起码我们现在是同命运!都只不过是僵尸复活。说得好听点儿，都只不过是‘文革’的活化石!”
“你说完了?”
“今天到此为止。”
“那么，滚吧！”
“别忘了，这个房间并不是你家……”
“滚!”
李建国悻悻而去……
李建国气呼呼地走到自己房间门前，手已搭在门把手上了，却不立刻推门进屋。
他因不被理解而特别委屈，一转身又去找肖冬云。
肖冬云仍独自在房间里落泪。李建国问她怎么了?她就将看见赵卫东挥舞铁锨朝铁栅栏门发泄，以及自己如何扇了赵卫东一耳光的事，抽抽泣泣地说了一遍。李建国便将自己刚在赵卫东房间里劝了些什么话，以及赵卫东竟用“滚”字下逐客令的经过，也细述了一遍，未了问：“他是不是……”
肖冬云抬起泪眼望他，静待他说下去。
“他是不是……是不是那个那个……神经错乱了呀?”
李建国本欲说“疯了”，但又不愿那么说。吞吐之间，终于想起“疯了”的另一种较好的说法。
“胡说!再不许这么说他。”
肖冬云当即对赵卫东的正面形象予以严肃的维护。
“那他是怎么回事?”
“……”
“我劝他那些话有什么不对吗?”
“你那是劝人往明白处想的话吗?我要是他，你对我说那些话，我也用‘滚’字往外赶你!”
“就算我的话说得太坦率了，那总比扇他耳光强吧?”
“所以我正后悔呢。”
听肖冬云这么说，李建国也多少有点后悔了。
二人相对着默默无言地坐了一会儿，肖冬云长叹口气，自言自语似的又说：“也许，他真的有理由蔑视我们?”
李建国听得不大明白，低声“请教”：“他指谁?我们是我们四个，还是我俩?”
肖冬云又叹口气，心存内疚地说：“他除了指卫东，还能指谁呢?我们当然首先指的是我俩，也可以包括上我妹妹。”
李建国板起脸问：“他凭什么?凭什么轻蔑我们?”
“与他比起来，我们是多么轻意地就放弃了信仰啊!”
“信仰?什么信仰?”
“就是我们在‘文革’中几乎天天发誓的那种信仰啊!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头可断，血可流，‘三忠于’、‘四无限’，‘文革’中我们不是几乎天天这么发誓的吗?发誓时还热泪盈眶，还写血书……可现在呢，不须上刀山；不须下火海；不须断头；不须流血……我们只不过好比睡了一长觉，一睁眼时代变了，我们就思想落后了似的赶快跟着变。别人认为我们当时荒唐，我们也马上觉得自己当年可笑。扪心自问，我们又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就不像我们，他起码还表现得是一个坚持信仰的人。仅就这一点而言，你总得承认他比我们可敬几分吧?”
由于肖冬云说到了“血书”二字，李建国的脸红了一阵。
他也学赵卫东的口吻问：“你说完了?”
肖冬云点头。
“呸!”
李建国的唾沫溅了肖冬云满脸。
“当年那也叫信仰?”
“……”
“我问你，别人把你妈妈的头发剪成鬼发了，往你爸爸脸上泼墨汁，狠踢他腿弯逼他跪下，你看着时，内心里真的拥护那种革命吗?”
“你倒是回答呀!”
“我……”
“我什么我?你们姐儿俩其实和我李建国没什么区别的!心里在恨恨地想——他妈的，不怕你们闹的欢，就等将来拉清单!凡是呸过我父母，凌辱过我父母，打骂过我父母的人，我将来都要一一替我父母算总账!”
肖冬云被诬蔑似的叫起来：“你胡说，那不是我们姐妹的想法!纯粹是你个人的想法!我们当年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根本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说出来听听嘛!”
“我们姐妹想，想……我们的父母，肯定是有罪过的，要不‘文革’不会革到他们头上……”
“可你们父母第一天被批斗时，你们姐儿俩在家里相抱着哭作一团过，我到你家去安慰过你们，你能否认有过这件事吗?那又怎么解释?!”
肖冬云忽然往床上一扑，呜呜痛哭。
李建国顿时慌了，坐到床边，轻轻推着她肩，变换了一种赔罪似的语调说：“你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我只不过是和你讨论讨论嘛，这也不能算是欺负你吧?”
肖冬云边哭边叫嚷：“你走你走你走!滚!滚!”
李建国也像肖冬云刚才那样，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又长长地叹了第二口气……
他不胜忧伤地自言自语：“你还哭，我就不走。唉，还动不动就互称战友呢，才由僵尸变成活人不久，就俩俩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了。再过些日子，还不谁瞧着谁都不顺眼了呀。现在的人们也是的，何必多此一举把我们全都救活呢?倒莫如让我们还在岷山上做僵尸，也省得你烦我恼的了……”
肖冬云猛抬起头嚷：“你才是僵尸呢!你愿意再做僵尸，自己回到岷山上去!没人拦你!”
嚷罢，复埋下脸哭。
李建国苦笑道：“我一个人回去多孤独啊，要回去，也得动员冬梅陪我一起回去……”
肖冬云又猛地抬起了头……没等她口中说出什么话，或对李建国怎样，门一开，乔博士一脚迈了进来。乔博士见他俩那种情形，一怔，之后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事急忘了敲门了……”
随着乔博士关门退出，肖冬云由伏在床上而坐在床上了。
乔博士在门外轻轻敲门。
肖冬云赶紧掏出手绢擦泪，而李建国则去开门。
乔博士重新进屋后，也不坐，连连又说：“我有失礼貌了，请原谅，请原谅……”
肖冬云大不自然，扭头一旁，不吭声。
乔博士站在门口，望着李建国说：“你欺负冬云了吧?”
李建国也大不自然起来，讪笑道：“我没欺负她。我欺负她干吗呀?我刚才只不过和她讨论问题来着。”
乔博士也笑道：“既然是讨论问题，而一方哭了，那就证明另一方的态度值得反省了。关系亲密的人之间，讨论问题更要心平气和。”
李建国觉得乔博士误会了什么，澄清地说：“我和她没什么特殊的亲密关系。我和她妹妹是一对儿，而她和赵卫东是一对儿。”说完还看着肖冬云问：“是这样吧!”
肖冬云不但大不自然，而且大窘了。她怎么说都不妥，狠狠瞪了李建国一眼，面红耳赤起来。
李建国又说：“你脸红什么呀!都2001年了，谁喜欢谁，谁爱谁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呀?我不澄清一下，让博士心里误会着，就对啦?”
乔博士又笑了。他说：“其实是你误会了。我没误会。我知道你喜欢冬梅，赵卫东喜欢冬云。我说的亲密关系，指的是你们一块儿长征的关系，不是指你们谁喜欢谁的关系。”
乔博士说这番话时，肖冬云抬头看了他一眼。她本想偷看他一眼的。不料他的目光也正望着她，她脸更红了，头也垂得更低了。不知为什么，她心跳加快了。她自然是每每暗自承认，她和赵卫东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的。即使不一块儿长征，那关系也是明明存在否认不了的。但毕竟是第一次有人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着她的面，用“一对儿”、“喜欢”、“爱”这种她觉得禁讳的词说出来。她尤其不愿乔博士认为她和赵卫东是一对儿，并认为她喜欢他爱他。不仅因为他的某些言行和表现使她大感牵连性的耻辱，似乎也还因为别的。还因为别的什么呢?她自己对自己一时尚不能分析清楚。何况她不觉得有什么分析清楚的必要。她本能地认为有些事还是模糊着好。至于李建国和妹妹的关系，照李建国的说法，仿佛他和她的妹妹已经是一种大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了!一个才初一，一个才初二，亏他说得出口!何况他李建国凭哪方面配和自己的妹妹是一对儿呢?如果不是乔博士在房间里，她定会扇李建国几个大嘴巴子……
她暗问自己：肖冬云啊肖冬云，你究竟是怎么了呢?从前你是一个多么好性情的初三女生啊!别人成心气你，故意逗你恼火起来，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现在你怎么动辄想啐人想骂人想扇人耳光呢?你的两名当年的红卫兵战友，怎么竟成了最惹你心烦的人了呢?他俩在长征途中是多么关怀你和妹妹，多么照顾你和妹妹呀?怎么他俩的每一句话你似乎都不爱听了呢?你其实是动辄想啐他俩想骂他俩想扇他俩的耳光呀!难道在你看来他俩竟是一无是处的两个人了吗?那么你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比如在乔博士心目中，就不是和他俩一样的人了吗?乔博士……你为什么在乎你在乔博士心目中是怎样的人呢?……
肖冬云不禁呆呆地坐着，低垂着头，陷入了自己对自己的迷惘与困惑。因为乔博士在，仅仅因为他在，她竟打算一直不抬头了。
乔博士说他刚才去了赵卫东的房间，亲自请赵卫东去打预防针。而赵卫东闭着眼睛仰躺在床，似睡非睡的，根本不理睬他。
李建国说：“我也刚从他房间出来。他肯定正生我气。”
乔博士就问为什么。
李建国再次将自己对赵卫东说过的一番话重复了一遍。
乔博士连连摇头道：“你不对，你不对。你怎么可以说那些话呢?那样说多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啊!”
李建国只得连连认错：“好好好，算我不对，算我不对。”
乔博士又望着肖冬云试探地问：“冬云，我的想法是，你看你能不能去劝劝他呢?他不听我的，但也许会听你的话吧?”
肖冬云终于抬起头，望着乔博士为难地说：“他肯定也生我的气。我在院子里扇了他一耳光，这您是看见的呀。”
乔博士说：“是啊是啊，我当然看见了。你那样对待他，也太冲动了。对亲爱者，尤其要有雅量……”
肖冬云的脸倏地一下子又红了。她打断乔博士的话，低声而态度明确地说：“我不是他的亲爱者，他也不是我的。”
李建国口中“友邦惊诧”地“咦”了一声，眯起眼瞧着肖冬云大摇其头，那意思是进行着无言的谴责——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肖冬云随着他那一声“咦”，迅速将头朝他扭过去，目光很是严厉地瞪着他，显然在用目光进行警告：你“咦”的什么?我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尤其我在说我和赵卫东的关系时，你少插嘴!
李建国识趣地低下了头。
肖冬云随即又将目光望向乔博士，仿佛也在用目光对乔博士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原则问题上我可不是一个态度暧昧的人!
那时的她嗔而不怒，羞而不窘，尽管脸红着，但红得并不尴尬。目光坦坦率率的，脸也红得煞是好看。
乔博士迎着她的目光微笑了一下。他歉意地说：“既然你表示反对，那么我承认我用词不当，收回我的话。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去劝劝他。我对你两个都讲了打那种预防针的重要性，你两个也都打了。如果他不打，对他意味着什么，你两个都清楚。”
肖冬云又低下了头。
乔博士接着说：“你有考虑之后再决定的权利。但我的责任要求我必须等着你的答复。而且，只能容你考虑五分钟。”
博士说完，就抬起手腕低下头，看手表。
毕竟事关赵卫东的生命。李建国听“老院长”讲了，那种预防针是对付一种腐蚀人的肉体的凶恶
病毒的。它们进入血液，药力对它们还能起杀灭的作用。而它们一旦进入人脑，药力就拿它们没办法了。它们会在一小时内裂变为千万，将人的大脑噬食得千疮百孔。那么人只有一个下场了——成为
植物人。
李建国虽然是县长的儿子，也没有一块手表的。他曾为他们四个从家里偷出过一只叫“马蹄表”的闹钟。其实就是表壳之上有自行车铃那种双铃的闹钟，响起来特别扰耳。但在长征路上遗忘在一个村子的一户老乡家了。所以他望着乔博士的脸，一手按着自己的脉搏判断时间。
一会儿，他说：“过了一分钟了。”
而乔博士眼望着手表说：“一分半了。”
又一会儿，他问：“过了两分半了吧?”
乔博士说：“已经过了三分钟了。”
李建国大为急躁，猛地站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肖冬云，你如果不去，你就等于见死不救了。赵卫东要真成了植物人，我也会替他恨你的。”
李建国赌气而去后，乔博士不看手表了，抬头看着肖冬云了。
他以请求的口吻低声说：“好姑娘，我知道你是特别仁爱的。也知道你是特别懂事的。别再怄小孩儿气了。快去吧，啊!”
肖冬云并非在怄气。她实在是觉得为难。在院子里扇了赵卫东一耳光，这事儿过去还不到一小时，她觉得简直没勇气面对他，也不知出现在他面前后该怎么劝他，万一他更加轻蔑地对待自己，自己可如何是好呢?但博士的催促，不容她再顾虑下去了。从前她觉得赵卫东一开口对她说话，她就被催眠了似的。甚至今天上午他的话语对她还有那样的魔力。但此时情况变了，似乎博士一开口对她说话，她就被催眠了。她觉得博士的话语，才是她所熟悉“文革”中又渐忘了的一种话语。一种在异国听到了久违的乡音似的话语，一种属于人类的话语。博士除了在讲解他们的命运时，对她所说的话语外，句句都像糖水滴进干渴的口中。其实博士并没有企图通过自己的话语向她表明自己是一个温柔多情的男人。他基本上是以很平常的语调和她说话。只不过有时为了安慰她，必须把话说得温柔一些罢了。在博士，那一种温柔是责任，是义务，是起码的道义的要求。而在肖冬云，他的话语仿佛是天堂之国的语言，使她听了有一种受感动的感觉。因为，自从“文革”一开始，另一种话语成了时代的主流话语。它一出自“造反派”们之口即咄咄逼人，强硬得具有明显的霸悍的意味儿。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冷漠的，目空一切的。在不一般的情况下，则便是呵斥的，气势汹汹的了。相对应的，产生了另一种话语。它是卑怯的，忐忑不安的，甚至是惊慌失措的，低声下气的。更甚至是罪人认罪式的，它是普遍的“文革”之革命对象们的话语。他们明智地那样说话，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点儿。他们若逞一时之勇不那样说话，那么他们所沦的境地就更悲惨了。即使在革命“造反派”们之间，以及红卫兵们之间，只他们所配的话语，亦即第三种话语，也是表演性的。戏剧台词式的，起码不是自然的，是刻意的，甚至是矫揉造作的，装腔作势的。仿佛彼此那样说话，乃是一种语言特权。好比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只有贵族才配才有资格说法语，哪怕说得语法蹩脚，也是一种身份的荣耀。成分问题，政治立场，划清界线或者“同流合污”，使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亲戚朋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乃至同校同班同学之间，以及街坊邻里之间，都不能再操他们出生以后所惯用的日常语调说话了。
是的，乔博士的话语，对肖冬云而言，确乎是一种久违了的，更喜欢听的话语。相比之下，赵卫东的话语怎能不失去魔力呢?她一想到就在今天中午，赵卫东还曾以从前那种话语关心自己的灵魂，就不能不因自己对他的话语的入迷而暗羞。
多么装腔作势的话语啊，自己怎么竟会对那么一种话语入迷呢?
但是她又不免的内疚——才几个小时过去，自己与自己所一度暗暗崇拜的，也明知暗恋着自己的人之间，竟彼此嫌恶起来了。不，不，不是彼此嫌恶起来了。他并没有嫌恶自己，他只不过是妒火中烧。而是自己嫌恶起他来了，连他的话语都不能再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