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井 作者:蒋晓云
《桃花井》是蒋晓云复归文坛完成的首部作品，也是她的首本长篇小说。
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到台湾的李谨洲老先生经历大半生离乱颠沛后，晚年回到家乡。老人寻回了失散的长子，更进一步找了个桃花井的寡妇董婆续弦，打算在老家重新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城乡的差距、父子的代沟、个性的冲突、利益的挤压等问题交相上演。且看老人如何智慧布局，在命运荒谬却又见真情的人生过程中，遂其所愿，落叶归根。
〔代序〕都是因为王伟忠
近几年台湾“眷村”爆红，还形成文化现象，表演工作坊更把“宝岛一村”舞台剧演到了北京和上海。一时之间仿佛台湾的外省人都与眷村攀上关系，这让我在佩服眷村代言人王伟忠先生的营销能力之外，也激发了讲讲我所知道的台湾“外省人”故事。
和王伟忠一样，在生长的环境中，我透过父母的社交圈认识很多台湾“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着头想，也想不出哪个叔叔或伯伯，家是住在眷村里的，更谈不上跟着父母去眷村串门子了。我自己倒是因为结交过眷村里的小朋友，进去过眷村。造访那种有围墙和卫兵的“军区大院”，对我这个墙外的“外省人”来说，当年也是很神秘和刺激的。
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来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着国民党军队撤退的军人，可是也有“纯难民”，他们是和当时国民党政府没有太多渊源或理念交集的民众，用眷村的说法，是一群“老百姓”。他们中直接迁移到世界各地，变身“华侨”的是姓孔宋的少数，很多过了罗湖桥到香港受英国人的庇护，有一些就去了台湾。除了不是跟着部队开拔，他们到台湾的理由林林总总，也许是给垮台的政府再一次机会，也许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了时辰，被断了归乡路的(我就认识这么一位到台湾来度假的长辈)。
偏偏我的家庭社交所接触，和知道的，就是这么个“非主流”群体。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叔叔、伯伯、妈妈、阿姨，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博学的大儒，也有之无不识的文盲，有显贵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乡，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调、其他省份的因为国共内战而流浪到台湾的外省人。
我没有统计数字佐证，我只能猜想他们是一个很小的样本池。可是群体虽然小，却因为比大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统一背景，我听到的事就很多样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爱党气氛不同的是，这些人对当时国民党的不信任常常溢于言表。我的想法多少也受到生长环境的影响，和我所认识的眷村朋友大不同调。
那个时候，台湾最大的雇主应该是政府，这些叔叔、伯伯、妈妈、阿姨中有文凭的，不管喜不喜欢国民党，为稻粱谋，很多都进了公家机构做了公务员，不过他们一般比较喜欢教书，因为当公务员好像一定要入党，可能有违他们的初衷；教书的自由度相对比较大，可是常要公开讲话，哪怕面对纯洁的学生，多说话还是个危险的职业。
我的创作开始在报章杂志发表时，我的父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虽然得意女儿名字因好事见报，却又怕我胡编瞎写惹上文字狱一类的麻烦。有一阵子我忽然对老兵感到兴趣，打算写一系列他们的故事，才写了第一个短篇，有杂志约稿，就交了出去。主编是位前辈，特为找了我去，告诉我退伍军人的题材不要写，把稿子当面退了。我回家骂骂咧咧，觉得老人家想得太多，我的父母听说却差点没去函致谢，觉得真是碰到好人。
我小时候对一些事有记忆，向父母求证，问他们：“你们那天晚上说过什么什么？”他们就斥我是“做梦”。最后我也分不清自己脑子里那些片断的印象，是梦是真？可是管它真假，我小学就开始编故事、写小说自娱了。
真正记得，可以印证我这个外省家庭与别人不同的时候，我已经念高中了。因为在学校积极参加文艺活动算个活跃分子，教官要我入党，如果没记错，几位同学还一起跟当时的青年救国团主任李焕座谈，搞一场小菁英入党的戏码。当年高中生加入国民党真是一件小事，却惊动了我的父母。他们认真地讨论要怎样婉拒才能面面俱到，不至于影响我的前途。我大不以为然，不入就不入，讲一声就是了，国民党哪有那么不讲理？我爸爸把我臭骂一顿，内容完全忘记了，只记得他气急败坏地对我妈妈说：“你看她被洗脑了！”最后我被逼得灰头土脸地去跟教官说，父母说入党是“大人之事”，我还“未成年”。
比较戏剧性的一次，是一九七五年以后我已经得了《联合报》小说奖开始发表小说，不知道是什么公家单位邀请青年作家餐叙，我应邀前往，席间被安排坐在主任某将军的旁边，回家后自然要被父母盘查细节。我叙事的时候没有直呼其名，而是照着被介绍时的称呼，叫主人官衔“某将军”，我爸爸很不屑地说：“什么将军？帮别人养私生子的裁缝，也是上将了！”
那时候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忽然小时候这里那里，乱七八糟听来的闲话都连连看一样地连起来了，原来不是做梦。一个父执对有“太子”和“太子党”都是极看不惯的，常对我父母发牢骚，最喜欢讲经国先生的闲话，所以我大概小学时，就听说了许多小蒋的风流韵事，只是对时人不熟，兜不拢谁是谁，更没把小时候大人嘴里形容的“猪头猪脑”的猪哥“太子”和经由选举出来的领袖和他的家庭连到一块去。（闽南语“猪哥”是好色之徒的意思。）
和眷村里日子过得简单而笃定的外省家庭相比，我生活里的大人真是复杂又彷徨得多了。他们爱批评时政，对政府不满，意见又多，常互相通风报信，说是谁谁多言贾祸，又给抓了进去，可是显然不自我警惕，有时还故意给自己找点麻烦。
我有一位父执是从前的“万年国代”，一天兴奋异常地对我父母描述他们几个如何在行使投票权时串联投下废票，抗议“总统”一再竞选连任“违宪”，他们冒着严重的后果希望起码让第一次表决不能通过，“给想做皇帝和拍马屁的人一点教训”，这些书生对独裁微弱的抗议现在讲起来似乎很可笑，可是连我那么小，都知道他们在谋大事。
这件事后来的发展好像是有人临阵退缩，折腾半天，唯一的候选人还是得了个“万民拥戴”的投票结果。我多少年以后才知道，这位长辈是参与立宪的“国代”，虽然他们后来在台湾都是别人革命的对象，当年他们也是有过理想的。即使在独裁的强人政权下，他们也曾经卑微地维护过那本他们参与制定的“宪法”。
有时大人不小心让我听到的事，不用他们说，我自己也觉得是做梦。倒是年纪渐长以后，读到一些东西，居然会和我儿时的那些片断的“梦”产生联结。我记得一个世伯是“西西派”，小孩自然不知道西西是什么东东，问了人家大概又说我是“做梦”就打发了。也要到多少年以后才知道是CC，不是西西，应该也是确实听到过这个说法，才知道世上有“西西派”(CC派)让一堆贴到标签的外省人都倒了霉吧。
王伟忠和他的工作伙伴们，带着各种文艺作品在大陆四处巡演和推广，他们在台湾以外也得到热烈的回响真是一件喜事。可是他出了本新书，说是“写给当年未随亲人来台、留在大陆家人看的一本书，告诉他们国民党老兵在过去六十年是怎么过的，以及第二代外省人所经历的成长背景”，这就让我这个第二代外省人要举手抗议了。
若干年前，朱天心在她《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一文中给我也派了一间房，我当时没吭声。在台湾没有眷村庇护的外省人，是小众也是乌合之众，和眷村的鸡犬相闻不同，我们这种人家里出了事是不会有隔壁张妈妈李妈妈来关切或帮忙的，只会连夜搬家，消失在人海里。
和我的父母一样，作为外省第二代的我也习惯保留隐私，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连故旧如天心，也错以为我是她眷村的兄弟姐妹呢。王伟忠接下朱家姐妹以及其他能显父母的眷村子弟的棒子，用更有威力的传播工具把眷村的故事讲得这么热闹，已经让眷村和台湾的外省人画上了等号。可是我知道的那些眷村外的长辈，他们和眷村里的长辈，从同一个时代走过，从中国其他各省到了台湾，他们也都年轻过，热情过，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可是他们没有王伟忠代言，没有电视剧和舞台剧，也没有纪念馆。
缺少代表性不表示不存在，我父母作古多年已经无法反对，可是为人子女的我，不忍心让王伟忠的成功把他们一整个时代都搬进眷村。唉！可惜我们家大人说话，小孩是不兴旁听的，所以我懵懵懂懂地长大，所知极为有限，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让我与闻大人的“反动言论”，起码我有多些的素材写小说来纪念他们的时代，让后人知道台湾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军区大院”外面也有异乡人的血泪斑斑。
现在怎么办呢？已经多年不再创作的我，又开始拼凑那些片片断断，童年“梦”中听说的事，写我自己也真假难辨，可是事假情真的小说。我知道自己浅陋，我也知道小说的读者在凋零，可是我不忍心让斯人独憔悴，我想要记下他们的人生逆旅。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九日
去 乡
呛呛呛，咚咚咚，呛呛呛，咚咚咚…
扭秧歌的队伍像洞庭里一个浑浊的浪头：退进进退退进进进，黄黑面皮蓝色列宁装的外乡人，踏着简单的步子，舞在这湖畔第一大城的市街上。
不管是怎样的世局，锣鼓对中国百姓仍然有绝对的号召力；远远听见，就有人探头张望，等着游行的队伍走近，小孩子更是从家里奔出，迎了过去。
其实从解放军进城以来，这样子的游行几乎天天有。南津港大桥炸毁，粤汉铁路还未通车，货运不便，许多铺子借这个名目上了门板，免得收进当不得用的货币。可是不两天会有人来敲开门，建议立即照常营业，就不用担心扰乱新社会秩序。于是街上的大小店铺又都重新开张，伙计也上工，只是柜台、架上却都空荡荡，表示原来所言不虚。连两家照相馆都能见机，早先橱窗里陈列的本城名人富绅玉照，都已悄悄取下，把三两张大幅风景照排到中间，填充场面，岳阳楼、洞庭湖、君山就这样无言地被关进了玻璃橱子里，浅墨深灰的楼宇山水又把玻璃衬成了镜子，里头可以看见秧歌队伍的映像正走过来，只是比真的模糊了一些。
游行的队伍就舞在这样一个既热闹又萧条的街上，街两旁挤满了人，像从前看游神的人一样多，可是没人评论喧笑；也许因为没有炮仗硝烟，所以气氛不对，也许因为大家都还记得前两天就在这条街上开公审大会，枪毙了五个人。
一眼望过去，那挤着的重重叠叠的路人面孔，好像都是一号表情；仿佛他们眼前蓝色列宁装的队伍只是戏台上的过场龙套，不值得发表一点意见。只有那边，那边一个店铺伙计站得高，人头堆里就看见他一嘴包不拢的龅牙，很开心似的笑着，他右手斜斜向上扶住一截断垣，是鬼子轰炸后未修复房子的余烬。
杨敬远避开人多的地方，净拣僻静巷弄绕着走。他穿蓝布长袍，帽檐压得很低，他最不愿意遇见熟人，人家跟他打招呼，或是装了不认识，一样教他心烦。他一直低头匆匆走着，到要转弯了才就势一瞥大街上那欲行又止、弄了半天还差不多在原地的秧歌队伍，入眼的却是队伍最前面一幅红布大旗，上面的镰刀锄头被风一展，竟像就要破空向他飞来，他心中一懔，赶紧走了开去。可是锣声鼓声传得远，呛呛呛咚咚咚地始终紧跟着他；他一双黑面布鞋疾疾走在石板路上，却怎么也走不乱那锣鼓声，它们硬是把他送到了家。
杨家的大宅子战后重新增修过，进深极长，前后两面面街。前面临大街建成铺面，原来出租给农民银行办公；后面是巷路，可以通湖边，另筑围墙建院落起大门圈起新建的洋楼并其他的房舍错落在新修的大花园中；花园太新不及命名，街上的人只叫杨家花园。敬远抄近路，穿过银行办公厅，再走穿堂、过天井回家。
银行早就停止办公了，部队在这里设了一个办事处，办什么事不清楚，只晓得白天都不在，晚上倒天天开会。这时近黄昏了，房子这一面刚好背光，柜台、办公桌椅，全冷然地坐在寂静的暗影里。杨敬远从亮处进来，眼睛还未习惯室内的昏暗，脚下却不停，一忽儿就走了出去。
隔天井再一独立小花园便是他自宅的后门，本来装有电铃，现在电力公司作业还没恢复正常，不能供电，再加上前面几个干部常常不请自来，关着门表示不坦白，只好一直任这小门敞着。敬远遥遥看见太太秉德正在那头前门送客，他这里就在小门边站住了脚。
那头半开着门还在讲话，他只能看到客人一点侧脸，拿不准是谁，他们家现在没有人愿意沾边，会来走动的都是来做他们工作的人。他耐心地等在小门旁边；八月天，哪怕夕阳都还毒辣，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下，可是他却到了家还不敢摘帽，那帽里硬硬的边衬压在他的眉上应该并不好过，他却似不觉，也许他但愿那帽檐突然膨胀成一张幕，让他能躲得更好。
那头终于掩了门，杨太太转身朝屋里走。她走得不快，微微低着头，院里草长，没了她的脚，她身上阴丹士林布旗袍被风吹动一点点。敬远看着她，仿佛觉得眼前走来的还是当日在街头演抗日话剧的活泼高女学生；又或者是他在学校外边等着，她是匆匆来赴约的初恋少女，脸上还留着被同学取笑了的羞红。时间就在她走来，他走去的那一瞬间退了回去，后来的一切好好坏坏也许都不曾有过。他晓得她的性子，念书的时候她就率先穿短袖子衬衫，用火钳子烫头发；躲鬼子逃难到乡下，走过塘边，她一定要照影掠掠头发。她就是这么个人，现在她无奈地穿着她早就扔在箱底的蓝布大褂，他从这上头都读得出他们现下处境的悲哀。
“怎么弄到这时候才回来！”她看见他，又忧又喜地道。
他点点头，顾自往屋里走。她跟在后面，用一种急促的声音说话：“我托人问消息，说是学校外面站满了带枪的民兵。怎么回事？我吓得要死…”
他自己宽衣，她收他的帽子，又倒水、递扇子、送毛巾，一面做事，嘴里说个不停：“…不就是开会，为什么还派了兵？说是借机一网打尽全县恶霸财主，说得吓死人…”
敬远褪去长衫，只着夏布褂裤，坐在沙发上打扇，眼睛茫茫然地望向窗外一株桂花，让秉德的声音在他的耳里跳进跳出。他知道她素来不是个唠叨女人，只这世界都变了，人又要怎么办呢？
“喂！你说话呀！”
他倏地转头，看见她一脸通红，已经动了真气。
“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担了一天心，”她声音都变了，“又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了，没事了。”他略感愧疚地宽慰她，“我们在里头的人还不是吓一死。”他想起这一天，也觉得十分疲惫。
“你坐下，我有事跟你讲。”他用扇子一指身旁的座位，她柔顺地坐下，脸上怒容未息，紧紧攒着两道不用描画的弯弯长眉。
“敏敏还没有送回来？”
“就快回来了。”她说。她身子弱，这儿子还是他们头一个，才九个月大，自己奶水不够，雇了奶妈。共产党进了城，奶妈子说待他们家里害怕，要辞工，幸好也就是街坊的人，说好每天按时来喂，也有时候干脆教她领回去带一会儿。
“嗯——”敬远鼻子里长长呼一口气，又轻轻摇起手上那把蒲扇，“今天他们又来啦？”
“谁？”她才问，旋又领悟，“哦！不是，来的是保长——”
“哼！”他鄙薄地哼一声。
“你别这样，人家也是真帮不上忙，他还不是要你快走。他今天就特为来跟我讲，照这情形，我们要赶快打算，公安局对你很注意，说是要你下乡开斗争大会。”
“要他来讲！”
“这还要他肯来讲呀！”她提高嗓子，“现在还有谁跟我们讲话？李子仁还是我们从前的伙计咧！”
他静默了，李子仁原是杨家的总管，是他原籍邻乡的人，城里的生意上还顶着他家总经理的头衔。战后告了老，自己在乡下置了产业预备安享晚年。共产党先解放了乡下，很快就听说他和两个儿子被自己的佃农开了批斗大会打死了，他的一个媳妇也带着两个小孙子自沉洞庭，一家都去了。
“唉！”他手上扇子重重一拍椅靠，只恨拍不去这些愁烦，然而窗外桂花树上惊飞起一只无关的麻雀，却与这一拍正合符节。
他忽然正过脸来，眼睛灼灼地望住自己的妻：“秉德，我今天碰到一个人——”
他停下来，好像喉头哽了一下，连尾音都没有来得及说出。她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说得不错，是待不得了。”他向后一仰，颓然枕在椅靠上。却不接刚才自起的话头，胡乱说起国民学校开会的情形。
早上出门也是保长亲自来请，后面带两个枪兵，想不去也不行，到了小学校，才知道是造了名册请来的，都是城里殷实人家。会场气氛很紧张，八九十人坐在礼堂里，一副人人自危的样子，也有平时认识的，却都互不招呼。
“点完名后，上台一个人，不是本县的，谁也不认识，一上台就开始讲新社会怎么怎么好，后来话锋一转，说是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庆祝胜利，要大家买胜利公债，一份三元五角。”敬远直起身子，恨道，“那些人话都说得蛮好听，还说各人尽自己的力量，能买多少买多少。”
“后来呢？你买了多少？”秉德急着问。清算斗争的事还没有闹到城里来，乡下通来的消息却也一件件教人惊心。他们自己的产业也早有人来登了记，印刷厂、米厂都关了门，手上几个活钱通通贴在日子里头过，这屋里值钱的家私和些收藏更是一样都动不了。
“闹了两个钟点，卖出一百二十份。台上换人，旧话重提，只希望大家慎重考虑，因为这个公债虽然不强迫，可是一定要达到预定数量，至少十万份，达不到预计数量，今天就不散会。”敬远讲给秉德听。
“怎么可能？现在谁家拿得出这么多钱？”
“是没办法。礼堂两边门口站了枪兵，窗子里望出去，学校门口也有人把守，台上换人轮流给大家讲话，不但不能回家吃饭，大小便也要先报备，枪兵陪了去。”
“那后来怎么了结的？”
“不晓得哪个出的主意，要场内的人互相指派，大家望来望去不敢，他们索性发了纸，随你在纸上荐谁几份，不记名，交卷就放你走路。我把纸上画了个圈，交了就走了。”敬远说着又靠回去，想起会场里大家投票的情形，真是可笑可怜：一面伸长了脖子四处张望看看写谁才好，一面遮遮掩掩地写着怕人看见。他摇摇头。
“哎呀！那要是有恨你的，写个杨敬远五万份，那也作数！”秉德忧形于色。
敬远苦笑道：“那又怎么办？一屋子人出来，谁也不理谁，全多了别人的心又避自己的嫌疑哎——不管它了，我跟你说，秉德，我出来的时候，走到羊叉街碰见一个人——奶妈来了。”
秉德听说赶快站起来去迎。奶妈才要进屋，敬远先从窗户里望见的。
“敏敏回来啦，”秉德抱过儿子，用脸挨他，“乖不乖呀？”
“先生，太太，”奶妈思想不新，还向他们行礼，“我到后面去弄饭去。”
原来烧饭的走了，奶妈帮忙弄弄，秉德多贴她一点钱，她自己在家事上头手拙。
等奶妈走开了，秉德问敬远：“刚才你说碰到个什么人？”
“说起来你也是不晓得，赵广，还是我乡下私塾里同过学的。”她问得家常，他心里一下子松了，才能流利作答。他站起来，伸手要抱儿子，一面小声说：“他有条路子可以离开岳阳。”
秉德僵在那里，敬远已经接过儿子，她却没松手，只低而快地说：“那好呀，什么时候？”
“今天夜里。”
“这么快！”她失声道。
敬远忙要她噤声。那孩子先已倒向父亲肩上，妈妈没松手，他又顽皮地倒了过去。
“敏敏要困了，我抱他上楼去。”敬远说。
秉德会意，夫妻俩带着那孩子上楼进了卧房。
这里没旁人了，还不解事的婴儿躺在摇篮里，安然地玩着自己的足趾。
“赵广自己有条小船，帮人带点货，也带人，现在越来越紧，跑得少了。他跟我说，到了湘潭，火车就一直通广州，他的船可以送我到湘潭。今天夜里，同记金号的金癞子要搭他的船去办货，可以加我一个。从湘潭起旱到株洲有一条山路，知道的人很少，也没有哨，金癞子走过好几趟，我跟着他走，株洲站小，查得不严，从株洲上车安全得多。”敬远的声音越说越低。秉德坐在摇篮边轻轻推着，眼睛望向孩子，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他只觉得心口涌上一阵阵的离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