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红：民国素人志 作者:蒋晓云
《四季红：民国素人志》是蒋晓云所著的“民国素人志”系列第二本，讲述了一九四九年后大批迁移海外及港台的这一特殊族群的离奇跌宕的人生。《四季红：民国素人志》里的民国女子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的爱得轰轰烈烈，有的纠结到令人扼腕叹息，有的还拥有简单朴素却令人敬佩的人生观。她们被动地卷入历史的洪流，却一个个有其真真切切的悲欢离合、血泪交融。《四季红：民国素人志》中，上海滩显赫金家姊妹的传奇，更添波折，金家7姊妹在历史的洪流中，有着各自不同的遭遇，让人更深切的感受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而他们曾经的富贵荣华，也不过是天边的一抹余晖，艳丽却短暂。
目录
四季红
傻女十八嫁
小楼寒
歧路
风乍起
四季红
在地形狭长，形状像个烤地瓜的台湾岛上，台北市的信义路由东到西，横贯大半个台北盆地，以岛上标准衡量算条大路。靠近台大医院那边是“一段”，到了后来的一〇一大楼已经叫“五段”了。
现在信义计划区这一带是台湾首席商务中心，几十年前除了一座兵工厂和周围的眷舍，可谓人烟稀薄，一派田野风光。靠近山脚的丘陵带，更是墓园、坟山、乱葬岗参差，简直是荒郊野外。
当时本地有翁氏一族，几代勤俭，累积致富，成了地主。到了秀枝上面一辈，却出了个她老爸翁次郎，生性嗜赌，等当家老头子一往生，他那一支的几兄弟赶快跟赌鬼划清界线，早早分了家产。排行第四的秀枝出生时，次郎分到的祖产已经被变卖殆尽，只剩下没人要的一座小山丘和山脚下全家赖以栖身的一幢农舍。
山坡地订了长约租给人家种竹子，微薄的租金几年才一收，农舍又没有独立产权，连赌桌上也抵押不出去；家中其他一切典当俱空，两件不动产却因为无法脱手保留了下来。上面有三个哥哥的秀枝，在那年阳历二月底的动乱之后，本来是殖民地百姓箪食壶浆迎来的祖国政府，以清乡为名出动军队镇压本地示威民众，军警全岛追捕带头请愿士绅，外地口音的平民又受池鱼之殃遭暴民报复，岛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那个春天，呱呱坠地。
附近有户姓郭的邻居，原来世居台湾中部，一年台风后浊水溪暴涨，河路改道，淹没了家园，郭家阿祖带着几个儿子来到台北打拼。他们先是承租翁家的田种菜，自产自销，勤奋发家，十几年之内竟然陆续从次郎手上买下几块地，后来还帮当黑手学徒出师的长房长子郭三福，在自家地里违章建起铁皮棚屋，开了铁工厂，带头迎向工业时代。
秀枝两岁那年，山坡地的租金到手还不够还次郎积欠的赌债，眼看生计无着，秀枝老母带着走路都还不大稳的小女儿去央求已经将菜地荒废，围起篱笆来堆铁工厂废料的邻居。傍着郭家围墙旁的一小块畸零地种些菜，沿街叫卖，惨淡度日。
同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带来大批难民，也带来建设需要的人才和其他资源。
数年之内台北都市迅速向外围扩张发展，郭家脑筋灵动，配合政策自行拆除部分围墙让路，临街盖起铁皮棚顶的商品房出租给人开店营生。秀枝老母失去了种菜维生的畸零地，只得带着已经半大的秀枝去帮越来越发的邻居家打零工。郭家同情老邻居，即使刚满十岁，只能打打杂的秀枝，也让她和其他工人一起吃大锅饭不说，有时候还算给她半个工的工钱。
家庭这样穷困，秀枝小小年纪就要出去做童工，三个哥哥倒一直上学；原来翁氏家族早在清朝就拨有公田鼓励子弟读书；可是闽南风俗重男轻女，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日后嫁人他姓，也不进翁氏祠堂享用香火，自然不受祖宗庇荫。虽然时光流逝，业已共和，翁氏一族仍然沿续旧制，只是“进京赶考”的“京”，从北京换到了东京。
甚至到台湾光复，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以后多年，翁氏子弟凡是在校学生，也一律由后来登记为“法人”的家庙代缴学杂费用，还能领取生活津贴。在这个制度奖励之下，家族成员渐渐丢弃锄犁，离开水田，穿起鞋袜，着上衣冠。可是也有像秀枝三个哥哥那样的，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可是年年留级他们也都赖在学校里不走，从日文一路读到汉文，虽然花的时间长了点，个个也都混到了小学毕业，哪怕“国语”改了，兄弟们也都没有变成文盲。
“文盲”却是他们唯一的妹妹，秀枝毕生的耻辱。遭遇坎坷，秀枝早就认了自己的“歹命”，可是年纪渐长，她发现任何痛苦的记忆都能够随着时间消逝而冲淡，唯独“文盲”的印记如影随形，跟一辈子。哪怕人生过了半百，以为所有的苦难都成为过去了，但凡遇见一点事，只要人家大声说：“你不识字，跟你讲了你也不辨！”她就马上变得像尘土那么轻贱，好像随便哪个都可以踩她几脚。
“不识字，我这世人才会常常给人欺负，给人骗去！”秀枝觉得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这辈子第一个骗了她的是她的父亲。就在她十三岁初经来后不久，一天次郎告诉秀枝和她妈妈，有人介绍女儿去温泉旅舍做工，东家供吃住，长大几岁以后可以担任汤屋“女中”（女佣），比在郭家和妈妈一起打零工“有前途”。
秀枝妈妈原先舍不得已经是自己好帮手的乖巧女儿离开身边，尤其她帮佣的东主郭家，答应下月起如果再要秀枝去打零工，就付一个全工的工资了。可是爸爸次郎却不由分说，强势推开口中碎碎念着的老婆，要秀枝将仅有的几件衣物打了个花布包裹一提，领女儿出门搭上公共汽车，到台北车站又换乘火车，几番折腾，从台北盆地的东边来到北边的山脚下。
即使时间倏忽过去几十年，那天火车到站后，跃入秀枝眼帘的鲜活多彩景物仍然历历在目：火车站蓝绿色的木柱，咖啡色的候车座椅，灰色的水泥站台，黑色的剪票口铁栅栏，走出车站后的艳阳下蓝天，以及抬眼可见、硫磺气味扑鼻、烟雾缭绕的翠绿山丘。还有那个中年站长看着她的，带点忧伤的眼神都仿佛透着青色。可是她不识字，迎面木牌上清清楚楚“北投”两个大字，虽然在她的人生中留下如火烫般红的烙印，这块木牌在她记忆中却是被无限放大模糊成一片的黑与白。
秀枝和老邹相好后常常聊到那一天，她感叹地下结论：“我要是识字，昔日就会知自己到了哪里，有机会我就会偷走！可惜我不识字，我的一生都害在不识字啊…”
如果识字，秀枝总是这么想：那被卖到“四季红”的那天，她就可以走到车站去坐火车回家；如果识字，秀枝告诉后来终于成了她丈夫的老邹：“我就会看（明）白我爸签的那张是卖女儿的纸。 ”
说卖太过，其实是押。秀枝老爸把虚岁叫十五的亲生女儿抵押出去十年，头五年是死约，收入归于东家，后五年三七分成，算活约，可以付出补偿金赎身。十年约满之后呢？烟花女子青春短暂，届时应该利用价值降低，去留随意。秀枝老爸次郎签约画押后，拿了他该拿的，把女儿交给大家尊称“女将”的温泉旅馆女管事，头也没回地走了。
“昔日他就那样走了，连一支冰都没有买给我！”五年后，实岁满了十八的秀枝哭着对她的妈妈说。
二〇〇〇年，台湾大学生支持公娼也有工作权，反对台北市长废娼时，在教授带领下做过台北性工作者的田野调查，当时数据指出，台北市从事公娼的以自愿者居多，大学生据此认为：如果台北性工业全部转入地下，就有逼良为娼、强迫接客，以及其他种种不人道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学生仔纸上谈兵的推论完全在上一世纪秀枝个人的娼妓生涯上得到佐证。在满十八岁，合格领取政府颁发的“妓女证”，成为台北市“公娼”之前，秀枝就是个无牌的小“私娼”，不但要大量接客，不从就遭拳脚交加，没有达到足够的客流配额，就没有饭吃，月事期间如果碰上店里生意好，还被打针停经强迫继续工作，有时候生了病，就抓点草药吃吃，连医生也不带去看的。
从十三岁苦熬到十八岁，秀枝终于等到了领证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公娼”那天。这个台北娼妓的“成年礼”需要父母亲自到警察局盖章同意。彼日在北投警察局，是她离家后第一次再见她的老爸和老母。
“那日他就那样走了，连一顿饭、一支冰都没有买给我！”秀枝对狠心把她卖掉的父亲恨得不愿意再多看一眼，只顾抱着五年不见的母亲哭诉：“不是我爱吃，是讲他连看我一眼都莫！”
比记忆中憔悴的母亲用粗糙的手抹去女儿的泪，除了陪着哭，一筹莫展的她只能喃喃地安慰女儿道：“都是阮前世不修！你下世人一定要找到好父母…这也都是你的命！”
十八岁的秀枝没有办法像母亲那样把希望寄托到来世，她从小声啜泣渐至失望号啕。正跟警察在交关的父亲感觉受到干扰，转头狠狠骂道：“啊你是哭爸还是哭母！”
秀枝回嘴道：“我甘有父母可哭，你这样还算是别人的父母？”
秀枝老爸冲过去作势要打，被警察拦下告诫道：“喂！这里不能打人，是你女儿你也不能打！”顺手把已经缴好费用，贴了足够印花税票的一张证件递给了秀枝，说：“随身带着，临检的时候要拿出来查的，你离开妓女户的时候要记得来撤销。 ”
秀枝觉得“妓女户”很刺耳，她上班的地方是“四季红温泉旅舍”呀。她翻过那张内面贴着自己大头相片的证件，不认识正面几个大字是“妓女执业许可证”，而“妓户名称”一栏下面填的正是“四季红”。
“四季红”招牌上倒真没有注明“妓户”。从外观看来，四季红温泉旅舍也就是间进深极长，从门口看不见走廊尽头的日式木造建筑。
小小的前院栽有松柏，具体而微地造了景，只有一株樱花树，罔顾园中其他盆栽般谦卑的植物，旱地拔葱似的自在生长，张扬得突兀。沿街一寸未让的是座和式栅栏入口，当门却有一面中式照壁，上面还垂下两盏红灯笼，黄昏时亮起，行人经过就看见白色照壁上血红的店名。
在山路蜿蜒的温泉乡，像四季红这样提供侍应生陪浴服务的日式温泉旅馆沿着窄街一栋接着一栋，白天安静陈旧，连门口坐着打盹的看门人都像个入定的老僧，哪里知道入夜以后能热闹成妖精打架的乐园。
北投掺了温泉硫磺味道的风花雪月原来是日本人在殖民岛上的心头爱，二战结束，日本人被遣送回国，捧场客换了本地和唐山来的生意人，红灯依旧，风光旖旎。到了一九六五年美国介入越战，利用外围地区做后勤补给基地，台湾虽然没能像日本凭借邻国内战，工业和经济得以从战败后的灰烬里重生，也还是在越南遭受战火洗礼的恶运之中受到些小惠，起码几个官股单位拿到了一些美军军需用品订单，替台湾赚进外汇；某些民间休闲娱乐行业也直接赚到美元，因为台北和香港、东京、马尼拉、汉城一起列入了驻越美军的度假地点。只是当时一般来到台北度假的美军都只在充斥着洋泾滨英语，有西洋乐团驻唱的中山北路酒吧街上流连，罕得有人找到只通中文和日文，份属台北后花园的北投来。虽然两地相隔不远，中山北路上的“披头士热 ”（Beatlemania）对硫磺起到的加温作用却很有限。在包厢中跑场了半个世纪的温泉旅馆“那卡西”小乐团，只把三弦琴换成了吉他和手风琴，持续唱着浓浓东洋风味的演歌，在弯曲起伏的北投山径上继续流转它特有的风韵。
除了跟随小乐团走唱的歌女往往有天籁美声（例如日后成了台语歌后的江氏姐妹花），北投不少风尘女郎也能哼唱几句，好替人客酒后助兴。可是秀枝不会唱歌，她的五音不全，声音嘶哑。以前她妈妈就说过，秀枝稚龄时常常饿急而哭，很早就把嗓子喊坏了。
饿过的阴影可能对长大后的秀枝造成一定的影响，起码让她对食物特别渴求。贪吃也让她在四季红的前五年特别苦，年纪小不耐操不说，饭吃得又慢又多，整个抵触老板需要尽快从“抵押品”身上回收本利的原则。从秀枝老爸次郎那里取得秀枝人身所有权的妓户老板，在商言商，不讲感情，让秀枝往往在“当班”的时候，还要惦念着刚刚没吃完的那碗白米饭。
好不容易等到她满十八岁领证之后，和东家也发展出“不会跑路”的互信了，秀枝的待遇才好了一些，除了市政府为了避免性病传染，固定派人替有证妓女做免费身体检查的福利之外，还能留下客人的部分赏钱。可是秀枝的父亲或哥哥，却总是以各种名目来向她需索，要不到钱就逼着她向东家赊借，以致正式入行后的秀枝不但存不下私房，还倒欠了一笔帐。
秀枝的生意也不算好，她虽然面相清秀，可是食量大胃口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发育，秀枝除了体型粗壮，身上也体味渐浓，客人对她这个“特征”的反应两极，虽然有人好“这一味”，到底不是人人消受得了的。
幸而秀枝领了妓女证以后，脱离雏妓的“地下工作”，成为挂牌的正式“侍应生”，得以拓展业务领域，而温泉旅馆的人肉买卖通常都始于陪浴，硫磺味道可以掩盖一切，所以秀枝虽然回头客不多，被“电话叫货”坐着摩托车到其他不供应侍应生的温泉旅馆“出差”的机会也不大，还不至于因为达不到营业额而挨骂。只是店里有位红牌叫玲玲，嗅觉灵敏，觉得自己对于香臭有权威定夺，一口咬定秀枝有狐臭，喜欢带头当众嘲弄秀枝。那时候没有“霸凌”（bully）一词，同为勾栏沦落人的姐妹打伙欺负看来有点迟钝的苦人同伴，只当是自己苦中作乐罢了。
秀枝满二十岁那年的秋天，一个本地人带着三个被谑称为“阿凸仔”的高鼻子洋人上门，年轻的一个脸上挂着腼腆笑容，另两个大叔样的身上挂着大包小包的摄影器材，看见“姑娘仔”就眯起色眼死盯。
保守的北投温泉乡侍应生不比中山北路什么都见过的酒吧小姐，四季红的姑娘们一听说来了美国寻欢客，又害怕又想看，像争睹西洋镜般蜂拥而至。日本式的温泉旅馆素来低调，从来内外严明，不打广告，一向靠服务和口碑做生意。女将看到手下的侍应生乱了规矩，兼之洋人带来的大阵仗，起先不免生气迟疑，却很快就被来客出示的美钞和翻译的如簧之舌说服，相信了允许“阿凸仔”拍摄汤屋，能招徕更多出手大方的度假美军。
莺莺燕燕听说和“阿凸仔”共浴时要照相，你推我攘，个个装出羞怯的样子，笑闹成一团，就是不肯轻易就驾。翻译带着三分淫笑提出要求，指明要大胸脯的小姐：“阿凸仔尚尬意大捏捏…”
大家就笑着把正跟着大伙儿傻乐的秀枝向前推。玲玲冷笑道：“独独好，她跟阿凸仔共一味！”翻译换了慈祥的面容笑道：“看这挂三八查某啥咪都不
（明）白！写真出来是要登在全世界最出名的杂志上呢。那要登出来，就是代表咱台湾的第一大美人！不采有人来找去选中国小姐哦。 ”
“啊、秀枝是咱台湾第一大美人哩——”姐妹们讽刺地笑成一团，“真是笑到腹肚痛啊！”
秀枝本来并无所谓，可是众人这样不怀好意的嘲弄，让她感觉下不了台，就把脸一垮，僵硬地道：“我不去。谁人要去谁人去！”
玲玲忽然向前一步道：“那不，我们来去。”她转头拉上跟她素来交好的一个姐妹，一面说：“不当给台湾没面。 ”玲玲的姐妹淘却对和看起来一身是毛的“阿凸仔”共浴心存疑虑，不甘心就这样被拉公差，一面轻轻挣扎，一面嘴里嘟囔道：“拉我做啥？写真也照不出臭味嚤。给她去啦…”
秀枝的个子跟心眼成反比，闻言收起一脸傻笑就要开骂，女将却走过来将众人哄散，还对挺身而出的玲玲二人赞誉有加。玲玲和她的好姐妹就像慷慨赴义，为“台湾第一大美人”封号而战的圣女那样，踩着绝对东方风味的碎步施施然走向长廊尽头的独立温泉汤屋，为台湾风月史上重要的一刻做准备。
翻译没有“膨风” (夸大 )胡说，到了年底，一男两女三人共浴的艳照果然刊登在世界知名的杂志上了，不过主角是二十一岁，一脸陶醉神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士，为“阿凸仔”侍浴的两位“台湾第一大美女”，不但在图片说明中只字未提，即使在照片里也只出现了一个背影和另一个手臂夹着裸胸的大侧面。“四季红”是否就此门庭若市难说，可是“北投温柔乡”确实一炮打响，台湾成了越战美军度假的热门“景点”。后来台湾民间甚至传说就是这张把“复兴基地”宣传成色情之都的艳照，引起了“层峰”震怒，间接地导致十二年后台湾禁娼，让从十八世纪开始繁荣的温泉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面走向萧条。
领导人有没有因为这个单一事件亲下指令全岛禁娼不可考，可是在北投风化行业起落的关键时刻，当时专政的国民党却的确产生了觉悟。也许是考虑到既然远在后山的妓户都开始有“涉外”活动，党工决定有必要组织个“北投特种侍应生工会”，来加强管理领证妓女们的思想教育了。这个把党的工作做到社会最底层的好主意，在开会时获得全体鼓掌通过，不过既然是额外的新业务，拨有专款专用，单位主管马组长就把草拟《北投特种侍应生工会组织办法》，发包给自己一个需要工作的小同乡，也算帮帮人家的忙。
马先生的小同乡大号李谨州，原来在大陆老家是个国民党的忠贞党员，自居中山先生的信徒，在大学时期就入了党，抗战前后更被指派管理家乡大县，成了一县之长，在地方上曾经是一号人物。可是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却在败军之将杯弓蛇影，“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氛围下，受人诬陷，冤枉被送去绿岛管训了几年。放出来以后，李谨州的“匪谍”记录让他求职时处处碰壁，哪怕学历经历辉煌，却常常在失业赋闲和找工作之间彷徨。他的大同乡兼同学马组长，虽然学生时代根本看不上国民党，到台湾后却在党部谋到差事，又因为生性谨小慎微，专门找些不痛不痒的事儿做，谁都不得罪，正是国民党到台湾后最看重的人才，于是扶摇直上，成了部门主管。马先生深谙为官之道，知道多出来的公事交给谁办都不讨好，既然拨有专款，就礼聘笔下来得，是个老公文老手的李谨州客串一下临时师爷，代代笔。
李谨州后来听说他草拟的“北投特种侍应生工会组织办法”通过后，哈哈大笑，问马组长：“马六爹准备请哪一位来做工会的工作呢？”马先生一时挠头支颐，口袋里还真拿不出个人。其实他也曾经非正式地征询过党内几个熟人，可是有家有眷的正经干部，谁会愿意出面去组织“妓女”？
“我给你保荐一个人，”李谨州神秘一笑，“准成！”
大家喊老邹的邹德培，就这样当上了俗称“妓女工会”的“北投特种侍应生工会”首任国民党籍秘书。工会理事长自然是由提供侍应生服务的在地温泉业者自行推举，不限党籍。
老邹是李谨州的小同乡，不过年轻许多。他上过私塾和三年小学，在老家本来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依仗寡母溺爱，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就是不务正业。这样一个痞子，却在抗日期间，被敌人的残暴激发了爱国情操，冒生命危险替国军做过和敌后游击队的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推选为当地“箩脚工会”的理事长。所谓“箩脚”就是当地的苦力，以在水陆码头挑着箩筐装卸货物的工人为主体，份子龙蛇混杂，除非是老邹这样游走黑白两道的，正经学校里出来的党团干部可管不了这些三教九流卖脚力维生的人。
那时老邹年纪轻轻就当了“工会理事长”，算是少年得志。以他的学养见识，自然分不出党和国和百姓，或者地方势力和工会理事长和官，之间有什么不同。老邹就把国民党派任的一个工会理事长当成当地苦力的父母官来干，着实在码头上风光过几年。也难怪后来老邹对誓言建立新中国秩序的共产党要望风而逃。
老邹年轻时沉迷风月场，只身离开老家时已经二十七岁了都还没有订亲；也不知道是好人家的姑娘因为他声名狼藉不敢嫁，还是他老邹眼光独特，从来不喜欢良家妇女？
老邹一心相信他的“党”会照顾自己。家乡易帜以后，他千辛万苦，辗转逃到了台湾，这才发现，他那个小地方的“箩脚工会理事长”头衔，一点用也没有，连台北“党部”的大门都敲不开。
老邹满口乡音，普通话也讲不好，没有拿得出的履历，又和本地人语言不通，堂堂一个管理层级的“理事长”竟然沦落到只能出卖劳力。然而老邹是戒过大烟的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卖力气也只能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只好厚着脸皮，到几个声气相通的同乡家里，当蹭饭帮闲的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