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想象当天下午她乘坐那趟开得又慢又久的火车回纽约时，是什么样子。她肯定坐在那里直直地盯着前面，或者盯着那块肮脏的车窗的外面看，但是什么都没看到。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脸庞一直是受伤后的虚弱样子。她跟富兰克林·D. 罗斯福难得地打了次交道，却一无所获。不会有照片、采访或者专题文章刊登出来，不会有新闻记录片报导的激动时刻；陌生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怎样从一个俄亥俄州小镇走出来，也不会知道她独自一个女人，勇敢而艰难地走过来，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一路上，她始终呵护着自己的才能。不公平啊。
她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跟埃里克·尼科尔森的浪漫情事了，我想她也许甚至在当时就知道，那种关系也摇摇欲坠——她最后被抛弃，是在接下来的秋天里。
她当时四十一岁，即使是浪漫的人，也一定得承认到了这个年纪，青春已逝。对于度过的那些年，她什么都拿不出手，除了塞满无人问津的绿色石膏像的一个工作间。她崇尚贵族，可是没理由认为贵族有一天也会崇尚她。
每次她想到查理·海因斯所说的关于巴特·凯姆彭的话——哦，多么可恶；哦，多么可恶啊——羞辱感伴着火车发出的咔嗒声，以无情的节奏一波一波再次涌上她的心头。
她这次回家，表现出了勇气，不过迎接她的只有斯隆、伊迪丝和我。斯隆已经让我们吃过饭，她说：“炉子里有一盘是留给你的，海伦。”但是我妈妈说她宁愿只喝一杯酒。她当时刚开始跟酒精做长期斗争（最后还是失败了）；那天晚上，她决定喝一杯酒，不吃饭，她肯定是觉得那样更能给自己打气。接着，她跟我们说她那一趟华盛顿之行的“方方面面”，尽量让这一趟听着像是一次成功之行。她谈到真的走进白宫多么令人激动；她又讲了一遍罗斯福总统在收到那个头像时，跟她所说的不管什么三言两语、彬彬有礼的话。她还带回来了纪念品：给伊迪丝一摞便签大小的白宫信纸，给我一个用得很旧的木头烟斗。她解释说她看到一个相貌堂堂的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等候室抽那个烟斗，叫到他的名字时，他很快在烟灰缸上磕空了烟斗，放在那儿就快步进去了。她一直等到确定没人看到她时，才从烟灰缸上拿走那个烟斗装进了她的小包。“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是个重要人物，”她说。“很可能是个内阁成员或者类似那样的。不管怎么样，我想你会很喜欢玩这个。”可是我不喜欢，我用牙咬着太沉，吸的时候，味道难闻极了；另外，我老是在想那个人从总统办公室出来发现烟斗不在时会怎样想。
过了一会儿，斯隆回家了，我妈妈独自坐在餐桌前喝酒。我想她是希望霍华德·惠特曼或者她别的老朋友也许会来串门，但是没人来。几乎快到我们上床睡觉的时间时，她抬起眼说：“伊迪丝？跑去花园里看看能不能找到巴特。”
巴特最近买了双橡胶底的亮棕色鞋子。我看到窗户外面，那双鞋子轻快地走下黑色的砖头台阶——他走得快活，脚步似乎没怎么碰到每级台阶——然后我看到他微笑着进了工作间，伊迪丝在他身后关上门。“海伦！”他说，“你回来了！”
她承认自己回来了，然后从餐桌前站起来，慢慢走到他跟前，我和伊迪丝开始意识到我们即将看到一幕糟糕的情形。
“巴特，”她说，“我今天在华盛顿跟查理·海因斯一起吃午餐了。”
“哦？”
“我们聊得很有意思。他好像跟你很熟啊。”
“哦，也不算真的很熟；我们在霍华德家见过几次面，不过我们真的不是——”
“他说你跟他说对你来说，大萧条已经结束了，因为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出钱请你给她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别插话。”
但是显然巴特根本没想插话。他穿着不发出声音的鞋子，从她跟前往后退，退着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花园小孩。他的脸上显得受惊了，变得通红。
“我不是个有钱女人，巴特。”她说，同时对他步步紧逼。“我不笨，也不蠢。在忘恩负义、背叛、恶劣之极的不怀好意、谎话摔到我脸上时，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姐姐和我已经上了一半楼梯，我们挤在一起，想要在最糟糕的阶段到来前躲开。这种事情最后总是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在她不管怎么样完全失控、吼叫起来之后。
“我要你滚出我家，巴特。”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讨厌那些说什么‘我有几个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的人，因为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你明白我的话吗？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
之后，工作间里静了下来。我和伊迪丝没有说话，互相避开了眼神，换了睡衣就上床了。但是没过几分钟，这座房子再次回荡起我妈妈怒气冲冲的声音，好像不知道怎么着，巴特给带了回来，被迫再次接受惩罚。
“…我说‘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
她在讲电话，正在跟斯隆·卡伯特大概讲一下那一幕，显然斯隆会站到她这边安慰她。斯隆也许知道圣母马利亚在去伯利恒的路上有什么感觉，但是她也知道怎样学我口吃来博大家一笑。这种情况下，她马上就会明白自己该怎样选择立场，把巴特·凯姆彭从她那个迷人的圈子踢出去，也不会让她有多大损失。
电话终于讲完后，楼下一片寂静，直到我们听见她用冰锥在冰箱里面捣：她正在给自己再弄一杯酒。
不会再在我们的房间里上课了。我们也很可能不会再见到巴特——要么万一见到，他很可能也不想见到我们。可是我们的妈妈是我们的，我们是她的；当我们躺在那儿聆听上百万种微弱而又微弱的声音时，就带着这样的认识而生活。
* * *
[1] 置于庭院，盛满水供小鸟戏水或饮水的盆形装饰物。
[2] 塔马尼大厦原在纽约曼哈顿第三大道，为塔马尼协会的总部，该协会支持民主党，与爱尔兰移民及后裔关系密切，从18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政治影响很大。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本色女孩
苏珊·安德鲁斯上大二时的春天里，年方二十岁的她语气很平静地告诉父亲她不再爱他。她几乎马上就感到后悔，要么至少在语调上是，然而已经太晚：他坐在那里有几秒钟时间显得目瞪口呆，接着哭了起来，身子趴得很低，好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脸，一边努力用一只颤抖的手从自己的黑色套装里掏手帕。他是美国五六位最有威望的血液学家之一，他有很多年没遇到过这种事。
他们是在苏珊的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这是一所名叫特恩巴尔的小而著名的文科大学，在威斯康星州。她那天穿了一条端庄的黄色裙子，因为他来看她，似乎穿那件衣服合适。但在这时，这件衣服的古板，再加上她不得不把自己小小的漂亮膝盖贴在一起，让她有种被束缚的感觉。她很后悔没有穿水洗牛仔裤和一件男式衬衫，最上面两粒扣子不扣，就像她在别的大多数时候一样。她褐色的眼睛大大的，眼神悲伤，她的长头发几乎是黑色的。最近有好几次，别人热情而又不失公正地跟她说她是个漂亮的女孩。
她知道如果是生气或者含着泪那样宣称，此时也许还有办法收回那句话，可是对于放弃那个选择，她并没有真正感到后悔。她已经认识到无论在什么事情中，诚实所具有的价值：如果你坦诚地跟世界打交道，那么从来不需要收回什么。尽管这样，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哭泣，这让她自己也喉咙发紧。
“好吧，”安德鲁斯博士泣不成声地说，他还抱着头。“好吧，你不爱我，可是就这么一句，亲爱的。告诉我为什么吧。”
“没有什么为什么，”苏珊说，她为自己的声音正常而感到庆幸。“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为什么，我想大多数聪明的人都明白这一点。”
他慢慢站起身来，显得比几分钟前老了十岁。他还得回到圣路易市的家里，开车回去的一路会是痛苦的一路。“好吧，”他说，“对不起我哭了。我想我正在变成一个感情脆弱的老头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最好上路了。对不起，我对一切都感到对不起。”
“我希望你别道歉；我也感到对不起。等一下，我陪你去车那边。”
走回阳光刺眼的停车场时，他们一路得经过几幢古老而漂亮的大学大楼和一堆堆笑声刺耳的小孩子——有没有谁想到过世界上竟会有这么多小孩子？——这段路上，爱德华·安德鲁斯一直在合计告别时怎样说。他不想再说他感到对不起，却又想不到别的话。最后他说：“我知道你妈妈想听到你的消息，苏珊，你的妹妹们也是。你干吗不今天晚上给家里打个电话，如果你不是太忙的话。”
“好吧，没问题。”她说，“我挺高兴你提醒了我。嗯，开车小心点。”后来她就走了，而他也上了路。
爱德华·安德鲁斯有七个女儿，他喜欢让别人知道他是个顾家的人。经常让他感到开心的，是想到他的女儿个个长得漂亮，而且多数都聪明：最大的早就嫁给一个爱沉思的哲学教授，要不是他多年来一直是个腼腆而脆弱的男孩，他会让人望而生畏；第二个女儿很少见面，因为她的丈夫是个职业很稳定的律师，在巴尔的摩那边，他不喜欢出远门；而第三个女儿显然有点太过分了——她是个傻得可爱的女孩，上高中时就怀孕，很快嫁给一个没本事但是脾气好的男孩，他经常失业。还有另外三个女孩仍然住在家里，她们对发型和月经周期都十分重视，她们在家里，都让人感到心花怒放。
然而苏珊是独一无二的。她排行中间，出生于他打仗回家后不久，他总是会把她的出生跟对世界和平的第一波殷切希望联系起来。家里墙上带相框的照片上，她戴着薄纱和铁丝做成的翅膀，打扮成六岁的圣诞天使虔诚地跪着，要么是她比别的每个人都更为郑重地坐在生日派对桌前。甚至在他翻看家庭相册时每次看到那双悲伤的大眼睛，他都会感到揪心。每张照片上，她似乎都在说：我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
“我不喜欢《爱丽丝漫游奇境》，”她八岁时，这样跟他说过。
“你不喜欢？为什么？”
“因为它就像发烧时做的梦。”
从那以后，每次他读到那两本书的一页或者看到泰尼尔所画的著名插图时，他都会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也赞同她的意见。
苏珊从来不容易让人逗得哈哈大笑，除非你有真正好玩的话说给她听，但是如果你有这种话要说，总是值得去努力一番。他还记得她十岁或者十二岁的时候——咳，说起来了，是一直到她上高中时——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为了把他脑子里想到的好玩事情全都理一理，只留下最精彩的一个，等回家后在苏珊那里试试。
哦，她一直是个顶出色的孩子。国内那所最好的大学之一招收她时，尽管好像让她感到意外，他却一点都没感到吃惊。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凡人才时，还是心里有数的。
但是她居然会爱上自己的历史老师，一个离过婚、年龄是她两倍的人，然后这个人跳槽去一所州立大学，她也要跟过去，即使这意味着已经全额支付的特恩巴尔大学学费打了水漂，又有谁能想到那些？
“亲爱的，你看，”那天下午在这间宿舍，他努力跟她讲道理，他说，“我想让你明白这不是钱的问题，那不重要，只是稍微有点不负责任。问题只是我跟你妈妈觉得以你的岁数，还不足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干吗要把妈妈扯进来？”她说。“你不管想怎么样，干吗总是要拉妈妈来当挡箭牌？”
“我没有，”他说。“我没有那样做，可是我们都很担心——要么你想的话，我就这样说吧：我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你爱我吗？”
他就这样撞上来，就像一个牛奶派扔过来，某个喜剧演员过来一头撞上。
他知道她也许不是真的那样想，即使她觉得自己是。那个年龄段的女孩，让浪漫和性爱之类的事弄得晕头转向，一半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而还是要说，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偏爱的孩子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他在州际公路上把汽车控制在限速以内时，真想蜷起身子再哭一场，却又强忍住了眼泪，因为他得不让泪水模糊眼睛，而且因为他的妻子和年龄更小的女儿在家里等着，因为他生活中有意义的其他一切也在家里等着；况且，没有哪个有修养的人会一天之内崩溃两次。
等到她独自一人，苏珊马上快步去了戴维·克拉克的住处，扑到他怀里，就那样哭了很久，让她自己也感到吃惊，因为她的本意，是根本不要哭。
“哦，宝贝，”他说，一边抚摸着她抖动的头发。“哦，好了，宝贝，没那么糟糕嘛。来吧，我们喝一杯，然后什么事情聊一下就过去了。”
戴维·克拉克长得既不强壮，又不英俊，可是让他童年时代深以为苦的那副迷迷糊糊的样子早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让人联想到聪明及幽默的脸。有好多年，他把不跟自己班上的女生搞到一起视为荣誉攸关之事。“那样根本不地道嘛，”他会跟别的老师解释。“那样占便宜不公平，不够光明正大。”此外还有他腼腆和特别害怕被拒绝，不过通常他不会提及那些方面。
然而几个月前，那些理由都消失了，当时他只有让自己像个寻找营养的人一样，一次次去盯着第一排的安德鲁斯小姐看，才能讲完一节课。
“哦，我的天哪，”他们第一次在一起过夜时，他跟她说。“哦，宝贝，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你就像——你就像——哦，我的天哪，你不同凡响。”
她也悄声跟他说，他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说是他让她苏醒过来。
没过几天，她就搬去跟他同居，只在宿舍里留下够多的个人物品，好看上去“像样”。戴维·克拉克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就这样开始了，从未有过尴尬或者失望的时候，他就是没办法不一再地对她有多么年轻而感到惊异，因为她从来不显得愚蠢，而是经常显得睿智。他喜欢看她穿衣服或者不穿衣服在他家里走来走去，因为她那张可爱而庄重的脸，显然说明她无拘无束。
“哦，别走…”自从离婚后，戴维·克拉克几乎会对每一个认识的女的那样说，是一句呼喊或者恳求，似乎控制不住地从他嘴里冒出来。有些女孩似乎觉得那样可爱，有些则感到莫名其妙，有个说话刻薄的女的称那样“说话不够男人”。
但是跟苏珊度过头几个晚上后，他很少再重复那句话。这个青春逼人、双腿修长的女孩——她的肉体所带的，正是爱情的脉搏与节奏——留下来就不走了。
“嗨，苏珊，”他有一次说，“你知道吗？”
“什么？”
“你让我感觉平静。这样说也许听着没什么，可问题是我一辈子都想得到平静，别的谁都没能给我这种感觉。”
“嗯，这当然是不错的好听话，戴维，”她说，“可是我想我还能说得更漂亮。”
“怎么说？”
“你让我觉得我知道自己是谁。”
在她父亲来看望她的那个下午，她尽量跟戴维解释看到自己的父亲哭泣时，她感觉如何。他尽量安慰她，开导她。但没过多久，她抽身走开，进了另外一个房间独自伤心，那阵沉默持续得有点太久，让他感觉不自在。
“你看，”他跟她说，“你干吗不给他写封信。你想的话，花三四天时间来写吧，写得好一点。然后你就能把整个这件事置之脑后。人们都是这样做的，难道你没注意到吗？人们学会把事情置之脑后。”
一年半后，他们结婚了，是在一间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跟戴维当时工作的占地广阔的校园离得不远。他们住了一套宽敞的老式公寓，来访的人总是觉得那套公寓“有意思”，有一阵子，他们觉得除了乐于两人在一起外，其他需要做的事情很少。
但是没过多久，戴维开始为越南战争的爆发而担心得很厉害，而且一担心就是很久。他在课堂上愤怒地谈到这场战争；他帮忙散发请愿书，组织校园集会；有几次，他因为这场战争而独自喝闷酒，把自己灌醉，半夜两三点跌跌撞撞爬上床，还不清不楚地嘟囔什么话，直到他在苏珊睡觉所形成的一团暖意中沉沉睡去。
“你知道吗？”有天晚上他在厨房帮她刷碗时，他问她。“我觉得尤金·麦卡锡会是下半世纪最杰出的政治英雄，他让肯尼迪兄弟显得让人恶心。”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开始抱怨他首先从来不喜欢学术生活。“教师们真的跟世界脱了节。”他端着一杯酒戏剧性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告诉她。她拿着缝纫篮子，蜷坐在沙发上，在缝补他一条裤子上绽线的地方。
“岂有此理，”他说，“我们读到世界上的事，也会谈论那些事，可是我们从来不是其中一员。我们被锁在某个地方，在一条铁路侧线上或者在云端。我们没有行动，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样行动。”
“我总觉得你是有行动的，”苏珊说。“你运用你的专业技能，跟别人分享你的知识，所以你帮助拓宽和丰富人们的头脑。那难道不是行动吗？”
“啊，我不知道，”他说，他几乎准备偃旗息鼓，放弃整场讨论。贬低自己的工作，也许只会动摇她尊敬他的基础。另外还有个想法更让人心里发凉：她说“那难道不是行动吗？”，可能是个暗示，指的是“行动”在戏剧上的意思[1]，似乎在特恩巴尔上的那么多节课，当他在教室前面边说话边走来走去，一次次短暂间隔之后又去看她——似乎那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应该会做的。
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直到他想到这也可能被认为是种表演：一个男人拿着一杯酒，在灯下闷闷不乐。所以他又起身走动起来。
“好吧，”他说，“可是你看。我四十三岁了。再过十年，我会趿拉着拖鞋，会看《默夫·格里芬节目》，会因为想让你赶快把爆米花拿来而爱生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问题是，整个麦卡锡这件事很吸引我，我真的想加入进去——如果不是跟麦卡锡本人，那就至少是跟和我们立场相同的什么人，他知道世界将要瓦解，除非我们能够把人们叫醒，让他们——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哦，狗屁，宝贝，我想从政。”
后来几个星期里，他发出了许多封措词仔细的信件，紧张兮兮地打了好多电话。又联系上以前的熟人，因为这些人，又结识了新的人；在不同城市跟一些人见面，吃午饭，他们要么能帮助他，要么帮不了，他们经常对此秘而不宣，直到握手告别之时。
到了最后，在想为麦卡锡的竞选运动做点有用的工作都为时已晚时，戴维被聘请为一位名叫弗兰克·布莱迪的英俊而精力旺盛的民主党人撰写发言稿，布莱迪当时在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中部州竞选州长，几份全国性刊物都赞赏过他的“魅力”。后来弗兰克·布莱迪竞选获胜，戴维被留在州长办公室，成了州长小圈子的一员。
“哦，不仅仅是写发言稿。”他们把自己的物品安置在州府单调的大城市郊区后，他跟妻子解释道，“发言稿还只是小意思，我多得多的时间，是花在这种事情上——嗯，比如编写立场文件，并随时更新。”
“什么叫立场文件？”苏珊问。
“这个嘛，弗兰克得对所有问题都有现成理由得来的充分意见，例如越战、民权，这不用说，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农产品价格、劳资关系、环境等等那些。所以我做点研究——哦，办公室里有一些很出色的研究人员，让我写得容易——我打出来四五页纸，也就是弗兰克可以在几分钟内读完并且领会的，那就是他的——那就是他的立场文件，成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讨论到，他都会采取的立场。”
“哦。”苏珊说。她一边听他说，一边认定他们的沙发和咖啡桌现在摆的位置显得不合适，也就是靠着这个陌生而比例奇怪的房间内远端那面墙。把它们搬到这儿，把这些椅子放到那边，也许能够再现他们以前那个“有趣的”地方让人感到愉快的秩序。可是她对自己的计划不抱很大希望：新的摆法很有可能也看着不对劲。“嗯，”她说，“我明白了，要么说至少我觉得我明白了。这意味着除了撰写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词——当然除了上电视脱口秀，那种时候，他只是嘴里嘟嘟囔囔，对电影明星咧着嘴笑——除了那一点，你还替他思考，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