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什么比听别人的分析更乏味了，”他说，“所以我就不让你受罪了，就说这是一次极好的经历吧。艰难，痛苦——天哪，你想象不到有多么痛苦——然而是种极好的经历。可能还得持续几年，但是我已经拐过了第一个角，感觉好了很多。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不再充满了恐惧，我感觉这辈子我第一次明白了我是谁。”
“嗯，那就太棒了，安德鲁。”
他贪婪地喝了一口马提尼酒，叹了口气，往后靠着坐在隔间里，同时把一只手放在她大腿上。“你怎么样？”他说，“你这一年怎么样？”
“哦，我说不好，还行吧。”
“我发过誓不问你这个的，”他说，“可是既然我现在正在摸着你妙不可言的大腿，我就一定要知道。你谈了几次恋爱？”
“三次。”
他皱了一下眉头。“天哪，三次，我本来还担心你说八次或者十次呢，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次更糟糕。三次，说明是真正的、重要的恋爱，说明你爱过三个不同的人。”
“我不懂得什么是爱，安德鲁，我跟你说过。”
“你去年跟我说过，现在你还不懂？嗯，好，反正不简单，因为你瞧，我的确懂得什么是爱，我要在你身上努力再努力，直到你也懂。哦，听听我说什么‘在你身上努力’吧，听上去好像我指的是——天哪，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
“我知道，戈德曼医生也是一再跟我这样讲，他说我一辈子都在道歉。”
在那间希腊餐馆，他们又喝了几杯马提尼酒，吃饭时，还喝了葡萄酒，等到他们开始去她住的地方时，他似乎有点喝醉了，她不知道那是个好兆头还是个坏兆头。
“这在各方面，都已经成为一场体坛盛事，”他们走向她住处的台阶时，他说，“类似一场冠军争夺战。挑战者已经训练了一年，这次他能成功吗？请等待第一回合开始，先请收听由——”
“别，安德鲁，”她搂着他宽阔的背部。“跟那一点都不像。我们只用上楼一起做爱好了。”
“啊，你很可爱，你很可爱、健康，而且心肠好。”
他们努力了几个钟头——什么都试过——跟他们去年最好的几次相比，这次也根本好不到哪儿去。最后，他一屁股坐在床边，似乎坐在拳击手休息的凳子上，耷拉着脑袋。
“好了，”他说，“第四回合技术性击倒，要么只是第三回合？你是胜利者，还是冠军。”
“别，安德鲁。”
“干吗别？我只是想有意淡化。至少那些体育专栏作家可以说我被打败了还不失风度。”
第二天晚上，他成功了一次。不算完美——在高潮时候，她没能如她知道应该做的那样，予以充分回应——但是无论哪本性手册的作者，都会称这次表现还算可以。
“…哦，爱米莉，”他呼吸平静下来后说，“哦，要是去年第一次就这样，而不是经过那么多痛苦的晚上，那该有多好啊。”
“嘘。”她抚摸着他的肩膀。“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没错，”他说，“都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将来吧。”
她毕业后不久，他们就在市政大楼里举办的一场世俗典礼上结了婚，伴随他们或者作为证婚人的，是安德鲁认识的一对年轻夫妇，姓克罗尔。婚礼结束后，他们穿过市政厅公园，按克罗尔太太坚持的，去吃“婚礼早餐”时，爱米莉发现自己进了一家人头拥动的午餐餐馆，很久以前她和爸爸一起来过。
他们先告诉了各自的妈妈。在电话上，普奇哭了——爱米莉就知道她会——她让他们保证第二天晚上就去看她。安德鲁的妈妈住在新泽西的恩格尔伍德，她邀请他们下个星期天过去。
“…哦，他挺好，亲爱的。”在普奇位于下城的公寓里，她把爱米莉堵到狭窄的厨房里说，这时安德鲁在隔壁房间喝咖啡。“一开始，我有点——嗯，害怕他，可是等到了解了他，他真的好极了。我很喜欢他一板一眼的说话方式，他肯定很聪明…”
安德鲁的妈妈比爱米莉想象的要老，她的头发有点发蓝，脸上全是皱纹，扑了粉，穿着齐膝的弹力袜。她坐在一张印花棉布面的沙发上，跟三只波斯猫一起，房间里有用吸尘器清理过的味道。她一再向爱米莉眨眼，好像得提醒自己爱米莉在那儿。有一边走廊用玻璃围了起来，里面明亮却空气不流通，那里名为“音乐室”，放了一台立式钢琴，还有镶在相框里的一张安德鲁八九岁时的照片，他穿着水手服，坐在一张钢琴凳上，胖乎乎的大腿上搁着一支单簧管。克劳福德太太打开琴盖，恳求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给我们弹点什么吧，安德鲁，”她说，“爱米莉听过你弹琴吗？”
“哦，妈妈，求你了，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弹琴了。”
“你弹得美妙极了。有时候收音机上播莫扎特或者肖邦的音乐时，我只用闭上眼睛”——她闭上眼睛——“想象你——就在这儿弹这架钢琴…”
最后他让步了，弹了首肖邦的小品，就连爱米莉也看得出他弹得匆忙，似乎有意敷衍了事。
“天哪！”他们又坐上回纽约的火车时，他说，“我每去一次，都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恢复过来——需要整整几天，才能恢复到我再次能呼吸的状态…”
最后还剩下一个地方要去——去圣查尔斯看望萨拉和托尼——他们推迟到夏天结束时，当时安德鲁买了辆二手汽车。
“看来，”他们疾驰在宽阔的长岛公路上时，他说，“我终于要跟你美丽的姐姐和时髦而浪漫的姐夫见面了，我觉得已经认识他们好多年了。”
他情绪不稳，易怒，她知道是为什么。整个夏天，他在床上表现都凑合，偶尔不行，但只是最近——在过去的一两个星期里——他的老问题又犯了，难以成事。昨天晚上他早泄了，射在她腿上，之后他在她怀里哭了。
“他在服役吗？”
“谁？”
“劳伦斯·奥利佛。你以为我说谁。”
“我跟你说过，”她说，“他被海军征兵，可是他们又把他作为海军人员，分配回马格纳姆工厂。”
“嗯，至少他没有冲上诺曼底海滩，”安德鲁说，“获得一簇十四片橡树叶的银星勋章——我们可以省了那样过一个夜晚。”
难以在地图上从蜘蛛网般的线条中找到圣查尔斯，可是他们一旦到了那个村子，她就能看到够多的地标（“红虫及沙虫”），好指引安德鲁开到威尔逊家。行车道旁，有一个手写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无敌树篱”，她看出是萨拉的字。
年轻的威尔逊夫妇坐在铺在他家门前草坪的一张毯子上，他们的三个儿子在下午的阳光中，围着他们蹒跚学步、吱吱喳喳地说话；他们只顾在一起玩得投入，没有看到客人到了。
“我真希望我有架相机，”爱米莉大声说，“你们这一幕可真温馨啊。”
“爱米！”萨拉一下子跳起来，张开两臂穿过绿油油的草地走上前来。“你就是安德鲁·克劳福德啊——见到你真高兴。”
托尼打招呼没那么热情洋溢——他眼角有了皱纹的眼睛里带着微笑，似乎与其说是开心，倒不如说是觉得好玩，似乎他在想我也真的必须去极力欢迎这个人吗？就因为他娶了我妻子的妹妹？不过他跟安德鲁握手握得够用力的了，总算咕哝着说了几句得体的话。
“我还根本不知道埃里克现在都会走路了呢，”爱米莉说。
“当然会，”萨拉告诉她，“他快一岁半了。那是彼得，脸上有饼干末的那个，大一点的那个是小托尼，他三岁半了。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都长得漂亮，萨拉。”
“我们刚出来，想趁日落前晒会儿太阳，”萨拉说，“还是让我们进去吧，该喝点鸡尾酒了。亲爱的，请你把毯子抖抖好吗？上头全是饼干末。”
在那间精心收拾过的客厅里喝鸡尾酒，意味着克劳福德夫妇需要带着固定的笑容，看威尔逊夫妇就像以前在阿纳托尔酒吧做过的那一套，第一口喝交杯酒。时间好像过了很久，聚会似乎失去了生气。地板上的影子变长了，西侧的窗户变成了灿烂的金黄色，四个人还是感到拘谨、腼腆，甚至萨拉也不像平时那样健谈，她根本没有喋喋不休地讲趣闻轶事，除了措辞笨拙地问了几句安德鲁工作上的事，她好像是因为安德鲁在场而感到拘束，似乎担心在这样一位博学的人面前，有可能暴露自己的浅薄。
“哲学，”托尼一边转动他杯子里的冰块一面说，“我恐怕得说对于我，整个那方面完全是未知数。肯定读着就很难，何况去教了。哲学要怎样教呢？”
“噢，嗯，”安德鲁说，“你知道，我们走上讲台，尽量去教育那些小杂种。”
托尼赞成地轻声而笑，萨拉对着他哈哈大笑，似乎想说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我跟你说过，爱米不会嫁给一个怪胎。
“我说，我们究竟还吃不吃饭？”托尼问道。
“我就再抽一根烟吧，”萨拉说，“然后我把几个孩子弄上床，然后我们吃晚饭。”
小块的烤肉完全烤得过了头，蔬菜也煮得太烂，已经跟安德鲁打过招呼，让他对吃的方面别抱太高期望。对他们四个人来说，开始显得这次做客到底有可能是成功了，直到他们喝完咖啡后又进了客厅。
接着又喝了几杯，倒的分量更多，问题有可能部分出在这里：安德鲁不习惯喝那么多酒。在介绍他和爱米莉看过的一部南斯拉夫电影——或称“影片”——时，他变得有点过于热心。“…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看了这部电影而不感动，”他总结道，“任何对人性有点信念的人。”
在他独自夸夸其谈时，托尼多数时间都显得犯困，但是最后一句话让他精神一振。“噢，我相信人性，”他说，“我对人性完全没意见。”接着他的唇形变得像是要说一句高明的风趣话，让人想到他的下一句话会引起哄堂大笑。“我喜欢每一个人，除了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
萨拉料到他反正要说出什么话，本来已经开始笑了起来，但是她听了后，马上止住笑声，垂下了眼睛，显出很久以前碰到单杠而留下的那道细细的蓝白色小伤疤。出现了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
“那是你在所上的英国公学里学到的吗？”安德鲁问。
“嗯？”
“我说那是他们在你上的英国公学里教给你的吗？怎么说出那种话？”
托尼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然后他说了句什么让人听不清的话——有可能是“噢，我说”或者“对不起”或者有可能不是这两句——带着厌倦的一丝微笑盯着他的酒杯，流露出至少他对这番无聊的扯淡已经完全受够了。
不管怎样，礼数方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们总算辛苦地挨过了闲聊、微笑和道晚安的小小仪式，然后他们就自由了。
“乡绅，”安德鲁说。他们开着车嗡嗡地行驶在回家的公路上，他双手紧握方向盘。“他和英国的中等偏上阶层的人一起长大，他‘实际上是个工程师’，他住在一个叫做‘无敌树篱’的地方，他美丽的妻子为他生养了三个儿子，他竟然说出那种话。他是个野蛮人，是头猪。”
“不可原谅，”爱米莉说，“完全是不可原谅。”
“哦对了，你跟我说的是真的，”安德鲁又说，“他们的确除了《每日新闻报》，什么都不读。我去卫生间时，路过了一摞《每日新闻报》，有三英尺高——在整个那座甜甜蜜蜜的小屋里，那是唯一一种读物。”
“我知道。”
“哈，可是你爱他，不是吗？”
“什么？你什么意思？我不‘爱’他。”
“你跟我说过，”安德鲁说，“现在收不回去了。你跟我说过他们刚订婚时，你对他有过幻想，你幻想他唯一真正爱的是你。”
“哦，好了吧，安德鲁。”
“我可以想象你怎样做来维持幻想——也就是说，添枝加叶。我敢说你自慰时想着他，不是吗？哦，我敢说你拨弄你小小的乳头，直到变得硬起来，然后你——”
“别说了，安德鲁。”
“——然后去揉你的阴蒂——一直在想着他，想象他会说什么，想象他会有什么感觉，他会怎样对待你——然后你张开两腿，把两个手指插进你的——”
“我要你别说了，安德鲁。你不停下来的话，我会把车门拉开，下车，然后——”
“好吧。”
她觉得他发怒会让他开得太快，可是他小心地把车开在限速之内。在仪表盘幽幽的蓝色光亮下，他的侧脸看上去像是在咬紧牙关，就是一个人在控制着自己，准备应付任何不测时的样子。她扭过头不再看他，盯着车窗外看了很久，看着无边无际的黑色平坦土地缓慢地移动，也看着远处电台发射塔上高高的红色灯光一闪一闪的。有没有哪个女的结婚不到一年，就跟丈夫离婚了？
他没有再开口，直到他们过了昆士区大桥，直到他们在车流中艰难地开到西区，然后转往上城方向，往回家的方向开。这时他又说：“有件事你想知道吗，爱米莉？我恨你的身体，哦，我想我也爱的，反正上帝知道我努力过，但是同时，我又恨它。我恨它去年还有现在让我所经历的——还有现在。我恨你敏感的小奶头，我恨你的屁股、你的两瓣屁股蛋儿，恨它们摇来晃去的样子；我恨你的大腿，恨你的大腿张开的样子，恨你的腰、你的肚子、你毛烘烘的阴阜、你的阴蒂，还有你整个滑溜溜的屄。这些话，我明天会跟戈德曼医生一字不差地重述一遍，他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会说：‘因为我不得不说。’所以你看出来了吗，爱米莉？你明白吗？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不得不说。我恨你的身体，”他的脸上在抽搐。“我恨你的身体。”
* * *
[1] 应为钓鱼之用。
[2] “贾尔纳”为加拿大女作家德·拉·罗奇（1879—1961）创作的怀特奥克家族故事系列小说中的庄园；“绿山墙”为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1942）创作的“绿山墙的安妮”系列小说中的庄园。
[3] 此处“智力的”原文为“intellectual”，用做名词意为“知识分子”。
[4] 约翰·弥尔顿（1608—1674）、约翰·德莱顿（1631—1700）、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均为英国诗人。
[5] 指纽约曼哈顿地区左起第8大道，右到哈德逊河，上到第59街，下到第34街一带，历史上曾是个爱尔兰裔聚居的贫民区。
[6] 尤金·奥尼尔（1888—1953），美国剧作家，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7] 一种鸡尾酒。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一章
跟安德鲁·克劳福德离婚后，爱米莉在华尔街的一家经纪公司做了几年图书管理员，后来又换了份工作，进了一份行业刊物——名为“食品界观察者”——的双周刊编辑部，工作挺愉快，没有压力，她写食品杂货业新闻及专题文章；有时，她又快又好地撰写一则标题，占的地方第一次就正好——
“旅馆吧”牌黄油
销量创新高；
人造黄油失色
——这种时候，她会想到她的爸爸。这项工作总是有一丝机会让她跳槽到一家真正的杂志社，那样也许有意思；另外，上大学让她学到了文科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而是解放思想。你以何谋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多数时候，她自认为是个负责、能力全面的人。她现在住在切尔西[1]，住的地方有高高的窗户，对着一条安静的街道。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住处变成一套“有趣的”公寓，要是她肯去操心一些诸如之类的事；反正在这里办派对够大的了，她喜欢派对，这里也能临时成为一个舒适的两人世界，那段时候，有很多男的来来去去。
两年时间里，她堕过两次胎，第一次孩子的父亲，应该是她不是很喜欢的一个男的，第二次时的关键问题，是她拿不准孩子是谁的。第二次堕胎后，她请假在家待了一星期，独自躺在公寓里，或者在无人的街上犹犹豫豫地忍着疼痛散步。她想过去看心理医生——但是会花很多钱，也有可能不值得费那么大劲。另外，她有了个更健康的想法。在她公寓里的一张矮而结实的桌子上，她搬来一台便携式打字机——那是她的爸爸在她高中毕业时送给她的礼物——开始写一篇想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堕胎：一位女性之看法
她喜欢这个探讨性质的标题，可是想不好怎样写第一句或曰她学会了这样叫的“导语”。
堕胎痛苦、危险、“不道德”，而且属于非法，然而在美国，每年堕胎的女性超过百万。
这样听着不错，但是给了她一种劝告性的态度，无论如何，她得在整篇文章中保持这种态度。
她试着换了种写法。
像很多同龄女孩一样，我一直想当然以为堕胎是件可怕的事——万一得走上这条路时，心怀畏惧，浑身发抖，一个人在堕落到接近地狱时，才会表现得那样。
这样听着好了点，但即使她把“女孩”改成“女人”，还是觉得不满意。哪里不对劲儿。
她决定暂时跳过导语，直接进入文章主体。她花了好多个钟头写了很多段落，抽了很多烟，以致忘了点烟或者把烟熄掉。然后她用一枝铅笔改了一遍，在页边潦草地写了些要改的地方，有时在整页的新纸上写（“改第7页第3段A句”），她有了种找到自己职业的兴奋感。但是在她不安稳地睡了一觉后，第二天早上，那一摞乱七八糟的初稿在等着她；她用编辑挑剔的眼光来看，不得不承认那篇文章读着根本不行。
一星期病假结束后，她回到了编辑部，对八小时按部就班的生活心生感激。几个晚上和一个周末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写那篇关于堕胎的文章，但是最后她把它放进一个她称为“我的文件”的硬纸板箱，打字机也收了起来。她需要那张桌子开派对。
然后一下子就到了一九五五年，她三十岁了。
“…当然，你要是想当一个职业女孩，那挺好的，”她的妈妈说，是在爱米莉去她那里吃晚饭时说的，这种晚上很少，爱米莉每次都发怵。“我只是希望我在你那个岁数时，已经找到了一份满意的职业。只是我真的感觉——”
“这不是什么‘职业’，只是份工作而已。”
“哎，那就更有理由要说说了，我只是真的感觉你应该——哦，我不会说‘安定下来’，上帝知道我就从来没有安定下来。我的意思只是说——”
“再次结婚，生孩子。”
“哎，那很奇怪吗？你难道就不认识一个你想嫁的男的？萨拉跟我说过她和托尼很喜欢一个你领去那里的男的，他叫什么？弗雷德什么的？”
“弗雷德·斯坦利。”过了几个月，他就开始让她烦得受不了，她带他去圣查尔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他当时很是带得出去。
“哦，我知道，我知道，”普奇脸上带着一种厌倦世事的微笑说，一边大口吃她那份已经凉了的意大利面。“不关我的事。”她的事在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冒出来了，在她已经喝了太多酒之后，也就是发牢骚，爱米莉已经听过很多遍。“你知道自从我上次去圣查尔斯以来，已经超过半年时间了吗？萨拉从来不邀请我，从来不。她也知道我有多喜欢去那儿，知道我多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我每星期天都打电话，她说：‘嗯，我想你现在想跟孩子们说说话。’当然，我很喜欢跟他们说话，听听他们的声音——特别是彼得，我最喜欢他——然后等到我们说完了，她又接过去说：‘这样要花你很多钱，普奇，我们最好考虑一下你的电话费账单。’我说：‘别管电话费账单，我想跟你说话。’可是她从来不邀请我，有几次，很少的几次我自己提出来了，她说：‘恐怕下个周末不方便，普奇。’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