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叫他“克拉格”，也可以保证他不会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敏感的人，但我们要跟他处上一段时间，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聘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任撰稿员，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美差，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每日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注（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我多少知道诚实地遣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我紧张时无数次捏拢、整形、再整形；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每口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没有得过英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的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券价格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我整天就为合众国际社写这种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我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真正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咔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人在讨论棒球，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一间有三个窗户的大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注，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琼洗碗时，房间里一片静谧，甚至有些虔诚肃然。这是我在那三折屏风后的角落里休息的时间，那儿摆了张桌子，上面有盏学生用台灯、一台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注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
丰富想象力。伯纳德·西维尔。——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骚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交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其后的某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你叫什么？鲍勃？好的，鲍勃，我是伯尼注。进来吧，随便点。”
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描述一番。他大约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挺贵的灰蓝色运动衫，下摆没有塞进裤子里。他的头比我的大一半，稀疏的黑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来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奶白色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橱附近的狭窄壁龛处（“脱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个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唯一一件令人惊异的家具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它——壁橱？——不管它叫什么，它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有些地方齐胸高，有些地方又只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种深浅不同的褐色装饰面板。有个地方用来放电视机，有一部分放无线电留声机；有个地方薄薄的，做得像个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个地方全是镀铬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动板，像个酒吧。
“喝姜汁汽水吗？”他问。“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给你倒杯姜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试他的应聘写手时，他妻子一定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后来倒是见过她，下面会说到的。不管怎样，那第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姜汁汽水，严肃地谈着正事。
“首先，”他说，“告诉我，鲍勃。你知道《载客中》注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说的是什么，他已从壁橱的某个凹陷处抽出这本书，递过来——这是本平装书，你可在药房注这种地方买到，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回忆录。接着他开始跟我说这本书的内容，而我则看着这本书，点着头，心里只希望自己没出门待在家里就好了。
伯纳德·西维尔也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二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大，最近两三年，他开始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呢，这小说难道不是一笔财富？“我想你看看这个，”他说，这次，他从壁橱里拿出了一个干净的小盒子，三英寸宽五英寸长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诉我里面记录了几百条不同的经历；还让我明白它们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他向我保证，至少每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真的。我能想象真正优秀的捉刀人会如何对待这样丰富的素材吗？或者说我能想象这样的作家将能从杂志销量、作品版税和随之而来的电影版权中赚取多么丰厚的回报吗？
“嗯，我不知道，西维尔先生。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想我得先读读这本书，再看看有什么——”
“不，等等。你抢在我前面了，鲍勃。首先，我并没要你去读那本书，因为你从中学不到什么。那人写的全是黑帮、女人、性、酒这类东西，我则完全不同。”我坐在那里，大口喝着姜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实只希望他快点讲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离开。伯尼·西维尔是个热情的人，他跟我说；他是个普通、平凡的家伙，有颗博爱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观；我懂他的意思吗？
我有个小花招，可以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很容易做到；你只要双眼直盯着说话者的嘴巴，观察他说话的节奏，嘴唇、舌头变幻无穷的形状，你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正要这样做时，他又说道：
“别误会我，鲍勃。我还从没要哪个作家为我写过一个字而不付钱的。你为我写作，你会得到应得的报酬。当然，这场游戏在目前这个阶段，还不会有大笔的钱，但你还是会得到报酬。够公平吧？来，我给你再添满。”
这是他的建议：他用这些卡片给我提供思路；我则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欢我写的，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当然，除了每篇故事付钱之外，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提到他推广这些短篇小说的计划时，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虽然他极力暗示《读者文摘》可能对此感兴趣，但他还是坦承目前还没有与哪家出版商联系过最终将这些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事宜，但他说他可以向我提几个名字，保管我听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听说过曼尼·威德曼？
“哦，也许，”他说，大笑起来，“也许说威德-曼莱你会更知道些。”这是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兰开斯特注这样出名。威德·曼莱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区的小学同学。共同的朋友让他们直到现在关系还很密切。还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威德·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这个粗鲁可爱的纽约出租车司机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银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现在，我还要跟你说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
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我还不至于毫无所知。这是《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之一，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没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注”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注”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亨廷顿·哈特福注”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注”归为一类，比“纽博尔德·莫里斯注”的知名度稍高一两个档次。
“你说的那人，”我说。“是研究那什么儿童压力的人吗？”
伯尼朝我庄重地点点头，原谅了我的粗鄙，再次正确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我是说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
你瞧，早在科罗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正是两个最顽皮、可爱的淘气包伯尼·西维尔和那个电影明星威德·什么的老师。他一直温和地关注着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能凭他在出版界的影响促成他们的计划，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他开心呢。看起来，他们三人已是万事俱备，现在缺的是最终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剂：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佳作家。
“鲍勃，”伯尼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来写，他们都不合适。有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拿给科罗夫博士看，他摇头，说，．伯尼，再试试。’
“你看，鲍勃，”他坐在椅子上，热切地倾身向前。“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想法；我不会欺骗谁。这种事像是建筑。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这东西。噢，别担心，鲍勃，我知道——什么，我看上去有那么傻吗？——我知道他们建筑的方式和我的不一样。不过，凭什么他们就该和我的一样呢？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知名学者和作家？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可建之物吗？你以为他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做吗？当然有。但是鲍勃，说实话，他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他们的信，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好多次带着老婆坐在这间屋子里，我可以告诉你有多少次曼莱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连续几小时讨论不休。他们都很感兴趣，这你不用担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鲍勃？说实话，这事就是种建筑活动。”他开始慢慢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
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他说。他又去壁橱那里——像书桌的某部分——从纸堆里清拣出一张个人支票。“我不仅要告诉你，”他说。“还要给你看。够公平吧？这是我给给上个作家的。拿着，看看吧。”
这是张作废的支票，上面写着伯纳德·西维尔见票即付给某人金额二十五美元整。“读一下！”他坚持道，仿佛那张支票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散文作品。他看着我把支票翻过来，看着反面那个人的背书，这是在伯尼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签名下的某个签名，这是关于提前支付全部金额的，还有银行的橡皮图章。“你看还行吗？”他问道。“就这么说定了。现在清楚了吗？”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我把支票还给他，问他现在是否可以给我看看那些卡片，不论怎样，我们最好马上开始。
“等一下，等一下！先别忙。”他的脸笑开了花。“你知道吗，你真是急性子，鲍勃？我是说我喜欢你这样的，但你不觉得我该对走到这儿向我要支票，自称作家的人有点了解吗？不错，我知道你是个新闻人，但我知道你是作家吗？为什么不把你膝盖上的东西给我看看呢？”
这是个淡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的两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写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两个短篇。
“啊，”我说。“没问题。给你。当然这与你说的那种——风格完全不同。”
“不要紧，不要紧。它们当然不同，”他说，打开信封。“你放松点，我来看看。”
“我的意思是，它们是那种非常——嗯，纯文学的，我想该这么说。我觉得它们不能让你真正了解我的——”
“我说了，别紧张。”他从运动衫的口袋里取出无框Ⅱ艮镜，身子往后靠着费力地戴上眼镜，皱着眉头，开始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看完第一篇小说的第一页。我看着他，心想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的最低谷了。天啊，一个出租车司机！终于，第一页翻了过去，接着，第二页却很快翻了过去，明显看得出是跳过去的。接着，第三页、第四页——一共有十二或十四页的小说——我紧紧握着温暖的空姜汁汽水杯，仿佛做好准备随时缩回手，将杯子狠狠砸向他的脑袋。
刚开始时，他微微点头，不太坚定，越往后看，头点得越来越肯定，这样一直看到最后。看完后，他满脸迷惑，又回过头再看最后一页；然后他放下这篇，拿起第二篇——没有读下去，只是检查一下长度。显然他一个晚上看这么多足够了。最后他取下眼镜，满脸堆笑。
“嗯，很好，”他说。“我不再花时间看那篇了，第一篇就很好。当然，自然，正像你说的，你带来的东西风格完全不同，对我而言有点难——你知道——”他挥挥手，挥去了这个复杂句子的其余部分。“但是我跟你说，鲍勃。不光是读这些小说，我还要问你几个关于写作的问题。例如，”他闭上眼睛，指尖优雅地碰了碰眼皮，陷入思考，也许为了加重他下一句话的分量，假装在思考。“例如，让我来问你：假设有人给你写信，说，‘鲍勃，我今天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信算了。’你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别担心，这个晚上我发挥得好极了。我可不想不做努力就让这二十五美元从我手中溜走；无论我的答案足多么严肃的说八道，毫无疑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位来应聘的写手知道浓缩文章的困难与价值。不管怎样，他看上去很满意。
“好。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我刚才提到了‘建筑’；嗯，你看，你知道写小说也是种建造什么的吗？就像建座房子？”他很满意自己创造的这个比喻，甚至等不及接受我奖给他的、认真地点头赞许。“我是说一栋房子得有屋顶，但如果你先建屋顶就麻烦了，是不是？在你建屋顶前，你得砌好墙。在你砌墙前，你得打好地基——我的意思是从头至尾。在你打好地基前，你还得用推土机平整土地，在正确的地点挖合适的坑。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可他还是忽视了我全神贯注的恭维目光。他用手背蹭了蹭鼻梁；然后又洋洋得意地转向我。
“那好，假设你为自己建造一座那样的房子。那会怎样？当房子建好后，你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看得出他才不在乎我含糊不清的声音有没有答出这个问题。他知道问题是什么，他迫不及待要告诉我。
“窗户在哪儿？”他摊开双手，迫切地问。“就是这个问题。光线从哪儿照进来？你明白我说的光线从哪儿照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吗，鲍勃？我是说小说的观点；文中蕴含的真理；还有——”
“启示之类的，”我说，他用力地、快乐地弹了个响指，停止了对第三个名词的继续搜寻。
“是它。就是它，鲍勃。你说对了。”
就这么定了。我们又喝了杯姜汁汽水，敲定了。他用拇指翻拨着那堆思路卡片，想找一张做我的测试作业。他选的一次“经历”是伯尼‘西维尔在出租车里挽救了一对神经质夫妇的婚姻，他只是在那对夫妇争吵时，通过后视镜打量他们，说了几句仔细斟酌过的话。至少，大意如此。实际上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在帕克大道）有钱人和妻子在车里开始争吵，情绪十分沮丧，女士开始叫着要离婚。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我说了几句，不久我们都笑了。关于婚姻的小说等。
但伯尼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有能力把它写出来。
在过道上，他小心翼翼地从衣橱里取出我的防雨风衣，帮我穿上。这会儿我可以不急不忙地看看那些一战时的照片——长长一列，都是用镜框框住的泛黄快照，里面的男人全都在笑，彼此胳膊挽着胳膊。中间一张是阅兵场上的孤独号手，远处是灰蒙蒙的兵营，一面旗帜高高飘扬。这可能是某本旧《美国军团杂志》的封面照，标题写的像是“职责”——优秀的军人，立正的身影挺拔笔直，连同他嘴上简单、嘹亮的长号一起，十足的男子气慨，如果金星母亲们注看到一定会热泪盈眶。
“我看你挺喜欢我那个小伙子，”伯尼怜爱地说。“我打赌你猜不出现在那个小伙子是谁了。”
威德·曼莱？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莱昂内尔.特里林？可我想我真的知道，甚至在瞥见他得意的红脸之前就知道了，那个小伙子就是伯尼自己。也许听上去有点傻，我得说当时我真的敬佩他，虽不多，却真诚。“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伯尼。你看上去——你看起来神气极了。”
“总之，那时候瘦多了，”他说着，拍拍自己皮光肉滑的大肚子，送我到门口。我记得我低下头盯着他那张愚蠢而松弛的大脸，试着在那里寻找照片中号手的影子。
回家的路上，地铁摇摇晃晃，我直打嗝，姜汁汽水的味道泛上来，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家写几千字挣二十五美元也不错了，有些作家混得比这差多了呢。二十五美元几乎是我在国内公司债券、偿债基金债券上耗去的四十个悲惨小时所挣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欢这第一篇的话，如果我可以每周给他写一篇的话，就意味着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七十九美元一周！如果有那么一笔收入，再加上琼当秘书每周挣的四十六元，根本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去巴黎（也许我们在那里碰不上格特鲁德·斯泰因注或埃兹拉·庞德注这样的人，也许我写不出《太阳照常升起》，但对我的海明威计划而言，最初的自我放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可能十分有意思——至少告诉别人这个呵能十分有趣：我将成为出租车司机的雇佣文人，建筑工的建筑工。
不管如何，那个晚上我沿着西十二街一路跑回家，如果我没有大声笑着、叫着打断琼的说话，没有围着她扮小丑，那不过是我强迫自己靠着楼下的邮箱站了好一会，好让自己呼吸平稳，让自己变得文雅、幽默，我打算用这样的表情告诉她这件事情。
“好了，可你觉得是谁来付这笔钱呢？”她问道。“他不可能自己掏腰包的，那会是谁？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付不起二十五块钱一周，不管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
这事我可没想过——只有她这样的人才会提出这样致命的逻辑问题——但我那可笑的浪漫念头占了上风，让她别管这问题。“谁知道？见鬼，谁又会关心？也许是威德·曼莱出钱。也许是什么博士出钱。问题是，反正有人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