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堂的进攻以惨败而告终。原本这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弹药不足的进攻无异于没意义的自杀。
街上的目标除尽以后，敌人的炮火也稀落下来，但子弹还是不断地打在存活志愿兵的隐蔽处。劳埃德意识到，照这样下去，他的人全都得完蛋，是时候撤退了。
他们可能在撤退中全军覆没。
他再一次和莱尼对上眼，把手往后使劲一挥，示意他往远离教堂的地方跑，莱尼朝其他活着的同伴做出了同样的手势。如果在同一时间后撤，存活下来的机率会高一些。
所有人都通知到以后，劳埃德挣扎着站了起来。
“撤退！”他扯着嗓子喊。
接着他便迈开步子往回跑。
撤退的距离只有短短两百码，但劳埃德却觉得这是生命中最长的一段旅程。
看到政府军后撤，教堂里的叛军重新加大了火力。劳埃德从眼角的余光判断，这次撤退的大概有五六个人。他的步态不稳，受伤的胳膊破坏了身体的平衡。莱尼跑在他前面，显然没有受伤。子弹不时打在劳埃德刚刚跑过的房屋石料上，让他好不惊慌。莱尼第一个跑进他们出发的那间农舍，冲进去把门敞开。劳埃德冲进去，粗重地喘着气，瘫倒在地板上。随后，又有另外三个志愿兵跑了进来。
劳埃德看着几个幸存者：莱尼、大卫、马格西·摩根和乔·埃里。“就你们几个吗？”他问。
莱尼说：“是的。”
“老天，三十六个人竟然只剩下五个。”
“军事顾问鲍伯罗夫上校真他妈的英明！”
他们喘息了一阵，好不容易才平稳住呼吸。劳埃德感觉胳膊传来钻心的疼痛。尽管很疼，但还是能动，劳埃德心想也许还没骨折。他低下头，看见衬衫上浸透了鲜血。大卫拿下戴着的红围巾，做了个悬吊臂膀的吊带。
一颗子弹刮过莱尼的头部，在他脸上留下了血渍。莱尼说他只不过是被子弹挠了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卫、马格西和乔奇迹般地没有受伤。
“我们最好回去接受新的指令，”在地上躺了几分钟以后劳埃德说，“没有子弹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来杯好茶先，行吗？”莱尼问。
“不行，我们没有茶匙。”
“那就算了吧。”
大卫问：“我们不能再休息一会儿吗？”
“到后方就安全了，”劳埃德说，“我们回去可以好好休息。”
他们钻过先前在墙上钻的洞，通过一排屋子。不断弯腰使得劳埃德头晕目眩。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失血而引起的晕眩。
他们很快走出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射程之外，沿着一条小街疾走。但劳埃德的片刻释怀很快就被手下白白丧命的愤怒替代了。
他们回到郊外政府军设立总部的谷仓。劳埃德看见马奎斯少校正在叠着的一沓木板后面分发弹药。“为什么不发给我们？”他愤怒地问。
马奎斯只是耸了耸肩。
“我要向鲍伯罗夫上校汇报。”劳埃德说。
谷仓外，鲍伯罗夫上校坐在一张小桌子旁的椅子上，桌子和椅子似乎是从附近的哪间农舍抢来的。他的脸晒得通红。这时他正在跟沃洛佳·别斯科夫说话。
劳埃德走到两人面前。“我们依令向教堂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他说，“马奎斯少校拒绝给我们足够的弹药，我们的子弹很快就用光了。”
鲍伯罗夫冷冷地看着劳埃德：“你们来这儿干吗？”
劳埃德非常吃惊。他原本以为，哪怕不对他们的勇敢表现加以赞赏，鲍伯罗夫至少也会对他们缺少支援表示同情。“我只是想告诉你，”劳埃德说，“我们不可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冲破一幢层层守卫的城堡。我们尽了力，但大多数人都战死了。我的三十六个人现在只剩下这五个人了，”他指着剩下的四个同伴说，“我的排现在就只剩下这点儿人了。”
“谁让你们撤退的？”
劳埃德极力驱赶走晕眩。他觉得自己就快崩溃了，但必须把手下们的勇猛告诉鲍伯罗夫。“我们是为了得到最新的指令而后撤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这么做呢？”
“你们应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们用什么去战斗？我们连子弹都用光了！”
“安静！”鲍伯罗夫咆哮道，“都给我立正！”
劳埃德、莱尼、大卫、马格西和乔依令站成一排。劳埃德觉得自己都快要晕倒了。
“向后转！”
他们转过身。劳埃德想：“接下来他会做什么呢？”
“受伤的人出列！”
劳埃德和莱尼后退一步。
鲍伯罗夫说：“受伤者负责看管运送战俘的列车。”
劳埃德满心不愿意，这意味着他要去看守到巴塞罗那的战俘列车了。他摇晃着和莱尼站在一起。我才不想去看守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人呢，他心想。
鲍伯罗夫说：“没有命令从火线上撤出是逃兵的行为。”
劳埃德转身看着鲍伯罗夫，他惊恐地发现鲍伯罗夫从带纽扣的手枪皮套里拔出手枪。
鲍伯罗夫上前一步，突然出现在立正的大卫、马格西和乔身后。“你们三个被判有罪，应该立即被处死。”说着，他把枪管对准了大卫的头。
很快他就开枪了。
砰的一声，大卫的头上出现了一个弹孔，鲜血和脑浆从他的眉毛下面涌了出来。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卫旁边的马格西转过身，他开口想叫，但鲍伯罗夫比他更快，他把手枪指向马格西的脖子，马上又开了一枪。子弹从马格西的右耳后钻进去，从左眼钻出，他很快就倒在了地上。
劳埃德大呼一声：“不！”
乔·埃里转过身，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大声咆哮，举起双手要抓住鲍伯罗夫。枪响了，乔的喉咙上挨了一枪。鲜血像瀑布一样从乔的喉头里喷涌而出，溅在鲍伯罗夫的红军制服上。鲍伯罗夫骂了一句，往后跳了一步。乔倒在地上，不过没有马上死，劳埃德无助地看着鲜血从乔的颈动脉流到西班牙炎热的土地上。乔似乎想要说话，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接着他眼睛一闭，浑身瘫软下来。
“对懦夫不能留情。”鲍伯罗夫说完便走开了。
劳埃德看着躺在地上的大卫：身材瘦弱，满身污秽，才十六岁却勇敢得像头狮子，但却已经死了。他没有死于抗击法西斯的作战，却死于一个残暴愚蠢的苏联军官之手。太可惜了，劳埃德心想，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一个军士跑出谷仓。“叛军投降了！”他兴奋地喊，“市政厅挂出了白旗，叛军放弃了抵抗，我们攻下了贝尔希特！”
劳埃德头晕眼花，终于跌倒在地。
伦敦又湿又冷。劳埃德走在雨中的努特利街上，朝父母家走去。他依然穿着有拉链的西班牙军服、灯芯绒裤子，靴子上全是泥，他没有袜子。他只带了个小箱子，箱子里只放了换洗的内衣、衬衫和一个锡杯。他的脖子里绕着大卫改造成吊带的围巾，劳埃德肩膀上的伤仍然没好，但已经用不着吊带了。
这是十月的一个傍晚。
与劳埃德预料的一样，他被派上了一辆挤满叛军战俘的运兵车。到巴塞罗那不足一百英里，运兵车却足足开了三天。在巴塞罗那，他和莱尼分别，之后就断了联系。他在巴塞罗那搭上了一辆朝北开的卡车。从这辆卡车下来以后，他又步行，搭便车或是钻进满是木炭和石子的货运列车继续向北走——有一次，他甚至幸运地搭上了一辆满是红酒的列车。有天晚上，他偷偷溜过西班牙边境进入了法国。他露宿在农田里，四处乞讨，为了赚一两个铜板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在波尔多的葡萄园里摘了两周葡萄，凑够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费。现在，他终于到家了。
劳埃德像闻香水一样嗅着阿尔德盖特潮湿芬芳的空气。他站在花园门外，看着这幢出生以后住了二十一年的连栋房屋。雨水打湿了窗子，屋里的灯光亮着：看来有人在家。他疾步走到门口。他仍然带着家里的钥匙——和护照放在了一起。他打开门，走进屋里。
劳埃德把背包放在帽架旁的客厅地上。
厨房里有人大声问：“谁啊？”他听出是继父伯尼的声音。
劳埃德竟然发不出声来了。
伯尼走进客厅。“到底是……”这时他认出了劳埃德，“天哪！”他说，“竟然是你！”
劳埃德跟他打了个招呼：“你好，爸爸！”
“孩子啊！”他抱着劳埃德说，“你总算活着回来了！”伯尼浑身颤抖，已经泣不成声了。
伯尼用羊毛衫袖子擦了擦眼睛，走到楼梯口朝上喊：“艾瑟尔，你看是谁回来了！”
“你说什么？”
“家里来人了，快下来。”
“我马上下来。”
艾瑟尔很快就走下了楼梯，她穿着一身蓝色的裙子，看上去还和以往那样美丽。下到半途时她认出了劳埃德，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哦，天哪！”她说，“是劳埃德回来了。”她冲下楼梯，紧紧搂住儿子，“你还活着！”
“我从巴塞罗那给你们写了信……”
“我们没收到。”
“那你们应该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什么？”
“大卫·威廉姆斯死了。”
“哦，不！”
“在贝尔希特一战中壮烈牺牲了。”劳埃德决定不把大卫死亡的真相告诉父母。
“莱尼·格里菲斯呢？”
“不知道，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我原本还以为他会在我之前回家呢！”
“没，没有他的音讯！”
伯尼问：“那里的情形怎样？”
“法西斯分子节节胜利。这全是共产党人的错，他们不打叛军，只知道攻击其他左翼党派。”
伯尼震惊了。“怎么能这样啊！”
“这是真的。如果说我在西班牙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必须像打击法西斯主义者那样毫不留情地抗击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是一样的恶魔！”
艾瑟尔露出苦笑：“记住就好了。”劳埃德意识到艾瑟尔早就指出过这一点。
“不谈政治了，”劳埃德说，“妈妈，你怎么样？”
“我还是老样子。看看你——你怎么这么瘦啊！”
“西班牙没什么吃的。”
“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
“别忙，我已经饿了整整十二个月——也不差这几分钟。我告诉你我想吃些什么。”
“你想吃什么啊？吃什么我都给你做。”
“我想喝杯好茶。”
* * *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政治家，军人。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成为终身国家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另一张面孔｜第五章
1939年，柏林
托马斯·马赫看着沃洛佳·别斯科夫走出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六年前，德国秘密警察转型为更有效率的新型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但马赫支队长依然掌管监视柏林的叛徒和破坏分子的部门。最危险的破坏分子无疑要接受菩提树下大街63-65号——苏联大使馆的指令，因此马赫和手下时刻监视着从那里进出的人。
苏联大使馆是一幢白色大石建成的城堡。八月的阳光照射在建筑的石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使馆中间的屋子前竖着一根巨大的灯柱，两侧的廊道上开着几扇像站岗哨兵一样的落地窗。
马赫坐在大使馆对面人行道上的露天咖啡馆。柏林最优雅的大马路上车水马龙；女人们穿着最漂亮的裙子在商店里购物，男人们穿着西装和制服在街道上来来往往。很难相信这样的德国还会有共产主义者。怎么还会有人反对纳粹呢？德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特勒消灭了失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起义和罢工已经成为过去坎坷岁月的久远回忆。警察可以严肃高效地扫除罪恶。德国正在加速发展：许多家庭都有了收音机，不久之后老百姓的私家车就能奔驰在新造的高速公路上了。
这还不算什么。在经历了上次大战后的萎靡不振以后，德国又重新强大起来了。军队武器精良，军力强大。过去两年中，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被并入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强大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德国签订了《钢铁条约》，借此和德国联起手来。这一年早些时候，马德里最终落入了佛朗哥的叛军之手，西班牙成立了一个亲法西斯的政府。德国人怎么会无视这些成果，把国家送入布尔什维克之手呢？
在马赫眼里，这些人是垃圾，是害虫，必须找出来全部肃清。一想到这些人，马赫的脸就气得扭曲变形。他用脚狠跺着人行道，像是想踏死一个共党分子似的。
这时他看见了别斯科夫。
马赫看见的这个年轻人穿着蓝色的华达呢大衣，胳膊上挂着似乎为换季准备的薄外套。尽管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但几乎剃光的头发和飞快的步速却说明这是个军人。从他随意却完整地观察街道的姿态来看，这个人不是红军情报机关的特工就是苏联内务部的秘密警察。
马赫心跳加快，他和手下认得出大使馆里的每一个人。盖世太保的文件上有苏联使馆所有人员的护照照片，他们每天都要看上几遍。但马赫对别斯科夫知之不多。别斯科夫非常年轻——马赫记得文件上记录的是二十五岁——多半是个无足轻重的低级别外交官。不然，他就是故意让自己显得普普通通。
别斯科夫穿过菩提树下大街，朝马赫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和弗里德里希街的拐角处走了过来。马赫发现走近的苏联人非常高，有着运动员的身材。他的目光锐利，眼神机警。
马赫移开视线，突然间非常紧张。他拿起杯子，喝了口冷咖啡，用杯子挡住自己的半边脸。他不想直面那双蓝色的眼睛。
别斯科夫拐进弗里德里希街。马赫向站在对面街角的莱因霍尔德·瓦格纳点头示意，让瓦格纳跟上别斯科夫，然后他从桌旁站起来，跟上了瓦格纳。
红军情报机关的雇员不一定都是间谍。他们取得的信息大多数是从合法渠道得来的，比如说看报纸。他们不需要什么都信，只需记下诸如哪个军工厂又招聘了十个熟练的机床工这类细节。另外，苏联人可以在德国各地旅行——苏联则不然，没有苏联特工的陪同，任何国家的外交官都别想离开莫斯科一步。马赫和瓦格纳追踪的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是个从报纸上收集信息的情报人员——只要能掌握熟练的德语，具有一定的总结能力，任何人都能从事这份工作。
他们跟着别斯科夫走过了马赫弟弟开的饭店，那里仍叫罗伯特酒馆，但顾客群完全变了。罗伯特酒馆原来招待的是有钱的同性恋者、犹太商人和他们的情人，以及那些能挣钱也能喝酒的女演员。现在这些人不是被送进了集中营，就是躲起来不敢露面。一些人干脆离开了德国——赶他们出去非常好，马赫想，即便酒馆不能像以前那么赚钱，他也不愿意和这类人呼吸一样的空气。
他想到酒馆原先的主人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他依稀记得罗伯特去了英国，也许在英国又开了家为同性恋服务的餐馆吧。
别斯科夫走进一个酒吧。
一两分钟后，瓦格纳也进了酒吧，马赫在酒吧外负责监视。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酒吧。等待别斯科夫重新现身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士兵和他的恋人、两个穿着考究的妇女和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头走出这间酒吧。接着瓦格纳出来了，他直视着马赫，双手一摊做了个迷惑不解的手势。
马赫穿过街道。瓦格纳非常丧气：“他不在酒吧里。”
“你全部都看过了吗？”
“是的，连厨房和厕所都看了。”
“你问过酒吧里有谁看见他从后门出去了吗？”
“他们说没看见。”
马赫害怕极了。这是全新的德国，出点小错不是能轻易糊弄过去的，他也许将遭到严厉的处罚。
但这次应该没事。“很好，就这样吧。”他说。
瓦格纳显然松了口气：“真的吗？”
“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情报，”马赫说，“从摆脱我们的熟练程度看，这家伙是个间谍——而且是非常优秀的间谍。”
沃洛佳进入弗里德里希车站，坐上地铁。他脱下让他看起来像个老头的帽子、眼镜和脏雨衣。他坐下来，拿出手绢，擦掉使鞋子显得脏污的粉末。
他有点担心那件雨衣。这是个大晴天，他害怕盖世太保注意到它，意识到他的换装。不过盖世太保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聪明，自从在酒吧厕所快速换装离开以后就没人跟着他了。
他要去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被人看见他和德国持不同政见者联系，最好的结果是事业失败被遣送回苏联。运气差一点的话，他和联系人可能会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地堡里销声匿迹。苏联人会对外交官的失踪进行抗议，德国人会装模作样地进行失踪人员的搜索，最后遗憾地报告说没有结果。
沃洛佳自然没去过盖世太保的总部，但他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列森伯格街11号的苏联贸易大厦建有相同的设施：钢门，用便于清洗血迹的方砖建成的审讯室，一个便于分割尸体的大盆，以及焚烧人体的电炉。
沃洛佳被派到柏林的任务是扩展这里的间谍网。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取得了胜利，德国对苏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斯大林撤了外交部长利特维诺夫的职，让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坐上了外交部长之位。但莫洛托夫又能做些什么呢？法西斯势力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欧洲蔓延。在一战中，德国军队战胜了苏联的六百万大军，这样的回忆让苏联高层寝食难安。斯大林想和英法签订一项抑制德国的条约，但三国无法达成一致，这份条约在最后一刻流产了。
德国和苏联这场仗迟早要打，沃洛佳的任务就是为苏联打赢这场仗而收集尽可能多的军事情报。
他在柏林市中心以北贫苦的工人区维丁下了地铁。他在站外停住脚步，假装读墙上的海报，窥视着其他行色匆匆的乘客。确定没人跟踪后，才重新往前走。
他朝选择碰面的廉价咖啡馆走了过去。和以往每次接头一样，他没有立刻走进去，而是站在街对面的公交车站盯着咖啡馆的入口。他确信自己已经甩掉了尾巴，但还得看看沃纳有没有被人跟踪。
他不知道他是否认得出已经二十岁的弗兰克·沃纳，他俩上次见面还是六年前。沃纳也同样无法确定能不能把他认出来。于是两人约定把当天的《柏林摩根邮报》打开到体育版。沃洛佳看着一篇足球新赛季的前瞻报道，不时抬起头看沃纳来了没来。在柏林读书时，沃洛佳是柏林成绩最好的柏林赫塔队的球迷。他经常放声高唱：“前进！前进！柏林赫塔！”他很想知道这支球队的前景，但等人的焦急打断了他的专注力，他一遍遍地看着这篇报道，里面的内容却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在西班牙的两年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促进他的事业——情形恰恰相反。沃洛佳发现了不少类似海因茨·鲍尔这类纳粹安插的“志愿兵”，但苏联秘密警察随后以纳粹奸细为名，逮捕了大量仅仅对共产主义抱有微词的真正“志愿兵”。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几百名抱着理想而来的有志青年被折磨致死。相比法西斯分子，共产党人似乎对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更加感兴趣。
志愿军的努力徒劳无功。斯大林的政策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内战以叛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苏联最不想见到的右翼法西斯支持者建立了西班牙独裁政权。那些被派到西班牙参战的人，尽管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却承担了所有失败的后果。其中一些人回到莫斯科就失踪了。
马德里陷落以后，沃洛佳带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回到莫斯科。他发现这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斯大林分别于1937年和1938年对红军进行了清洗，几千个指挥官不知所踪，其中包括不少和父母同住在政府公寓的红军高层。格雷戈里·别斯科夫这类原本靠边站的人却得到了重用，他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沃洛佳的父亲现在主管莫斯科的防空工作，一天到晚都非常忙。他的得势也许是沃洛佳没有成为斯大林在西班牙失败政策替罪羊的最主要原因。
伊利亚·德沃尔金不知怎地也逃过了处罚。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娶了沃洛佳的妹妹安雅。这让沃洛佳耿耿于怀。谁也无法解释安雅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安雅已经怀孕了。沃洛佳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安雅给一个贼眉鼠眼的婴儿喂奶的可怕情形。
休息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后，沃洛佳就被调往柏林验证他的价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