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吧。显然，我不需要知道细节。反正他们没有告诉我。不过，整个事情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了解卡纳里斯；我们知道他一直被我们蒙在鼓里。但一个新上任的家伙可能不信任他前任的特工。
“再说，去年我们犯了个大错误，把一个叫埃里克·卡尔的德国人遣返回德国。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德国情报机构的间谍——一个真正的间谍。当他被关押在马恩岛时，可能已听说了，两个双重间谍的事。
“假如再有一个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得知了有关‘坚韧’——那是我们兵力伪装计划的代号——的情况，整个登陆计划就岌岌可危了。说句老实话，这有可能会让我们输掉这场鸟战争。”
布劳格斯强忍着没笑：他记得有一段时间，高德里曼教授还不懂得这种粗话的意思呢。
教授继续说：“双十委员会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期待我能保证，在英国境内没有一个德国情报机构的干练间谍。”
“上星期我们本来还挺自信，以为没有呢。”布劳格斯说。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
“而且我们让他从我们的指缝间溜掉了。”
“因此，眼下我们非重新找到他不可。”
“我可没把握。”布劳格斯愁着眉苦着脸说，“我们不知道他在国内的哪个地方活动，我们一点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他实在狡猾，发报时我们用三角测向法也抓不到他。我们连他的代号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从何人手呢？”
“从那些没破的案件。”高德里曼说，“你要晓得，一个间谍很难说不干些违法的勾当。他要伪造证件，要偷窃汽车和弹药，要逃避检查关卡，要私闯禁区，要偷拍照片，一旦被人发觉，他还要杀人灭口。警察局肯定有一些这类犯罪记录。只要我们查阅战争开始以来的这类未破的罪案，就会找到蛛丝马迹。”
“你难道不知多数罪案都没破吗？”布劳格斯用怀疑的口吻说，“那些卷宗能装满阿尔伯特大教堂！”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这样吧，我们把范围缩小到伦敦，而且先从谋杀案入手。”
他们在查找的第一天，就发现了他们要找的线索。
刚好是高德里曼看到的，起初他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那是一九四〇年在海格的一位叫尤娜·加顿太太的谋杀案。她的喉咙被割破，并遭到猥亵，但没有被强奸。她是在一个房客的卧室被发现的，血液中含有大量的酒精。当时的情景很清楚：她和那房客幽会，他的进一步要求超出了她准备允许他的程度，他们争执起来，他就杀死了她，这下抵消了他的情欲。但警察从没有找到那个房客。
高德里曼本来打算放过这宗案子了：间谍是不会卷入奸杀案件的。但他是个十分重视资料记录的人，所以还是仔细阅读了档案中的每一个字，结果却发现，倒霉的加顿太太除了喉头那致命重伤外，背部还有用锥形匕首捅的伤口。
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在老苏格兰场的档案室里，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木桌的两侧。高德里曼把卷宗推过桌子，说：“我看就是了。”
布劳格斯从头看了一遍，说：“锥形匕首。”
他们签字调走了那份卷宗，回到不远的陆军部。他们回到高德里曼的办公室时，桌上摆着一份破译的电报，他随便看了一眼，激动地一拍桌子：“就是他！”
布劳格斯读道：“命令收悉。向威廉致意。”
“还记得他吗？”高德里曼说。“‘针’？”
“记得，”布劳格斯迟疑地说。“针。不过这里没什么信息。”
“想一想嘛！一把锥形匕首像是一根针。是同一个人：加顿太太的遇害，一九四〇年那些我们追踪不到的无线电信号，同‘金发人’的接头……”
“可能。”布劳格斯沉思着。
“我能加以证明，”高德里曼说，“记得我到这儿来的第一天，你给我看的关于向芬兰派远征军的电报吗？就是发到一半中断的那一份？”
“记得。”布劳格斯到档案堆里找到了那份资料。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不错的话，那份电报的发报时间和这次谋杀的日期是一致的……而且我敢打赌，谋杀的时间与发报中断的时间也恰好相同。”
布劳格斯看了一眼档案里的电文：“两者的时间相同。”
“是啊！”
“他在伦敦活动了至少有五年了，直到现在我们才逮住他的狐狸尾巴。”布劳格斯恍然说，“要抓他可不容易啊！”
高德里曼的表情突然凶狠起来。“他可能很聪明，但聪明不过我，”他狠狠地说，“我他妈的要把他钉死在墙上。”
布劳格斯放声大笑：“我的天，你变了，教授。”
高德里曼说：“你意识到没有，这是你一年来第一次开怀大笑？”
09
供应船在蔚蓝的天空下绕过海角，嗒嗒响着驶进了风暴岛的海湾。船上有两位妇女：一位是水手的太太（她丈夫已应召入伍，掌船的任务由她来接替），另一位是露西的母亲。
露西的母亲下了船，她穿着一套实用的服装——一件男式外套和一条不到膝盖的裙子。露西用力拥抱了她。
“妈！真想不到！”
“可是我写信告诉了你啊。”
那封信和其他邮件还在船上——露西的母亲忘记了邮件每两周才会送来风暴岛一次。
“这就是我的外孙吗？真是个小大个子呢！”
小乔快三岁了，害羞地躲在露西的裙后。他满头乌发，很漂亮，对他的年龄来说，长得够高的。
母亲说：“他真像他父亲！”
“是啊，”露西说，她的附和中有一丝不同意的语气，“你大概冻坏了——快回家吧。你在哪儿弄了那么条裙子？”
她们拿起各种食品，走上通往崖顶的斜坡。一路走，母亲聊个不停，“这是时新的样式呢，亲爱的。省材料，不过在那边没有这岛上冷。多大的风！珍和一个美国兵订婚了——谢天谢地，是个白人，而且不嚼口香糖。如今我只剩下四个女儿要出嫁了。你父亲在国民军里当了一名队长，我跟你提过了吗？他要在野外巡逻半夜，等着德国人跳伞。史蒂芬叔叔的仓库被炸了——我知道他要怎么办，这事有关战争法案什么的——”
“别忙嘛，妈，你有十四天时间跟我讲这些新闻呢。”露西笑着说。
她们到了屋舍前面。母亲说：“这不是挺可爱吗？”她们进了屋。“我看这里真可爱极了。”
露西让母亲坐在厨房桌边，煮好茶。“汤姆会把你的箱子拿上来的。一会儿他就来这儿吃午饭。”
“那个牧羊工吗？”
“是的。”
“那么说，是他给大卫找活儿干了？”
露西笑了。“恰恰相反。我相信他会亲口跟你讲的。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亲爱的，是我该来看你的时候了。我知道我们不该做不必要的出游，但四年一次总不过分，是吧？”
她们听到了门外的吉普车响，过了一会儿，大卫就摇着轮椅进来了。他吻了岳母并介绍了汤姆。
大卫在炉子上烤着手。“天气真冷。”
母亲说：“看来，你是真干上牧羊这一行了？”
“羊的数量已经是三年前的两倍了，”大卫告诉她，“我父亲从来没认真地在这座岛上开垦过。我在崖顶上竖了六英里长的篱笆，改良了牧草，引进了现代饲养方法。我们不仅有了更多的羊，而且每只羊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和羊毛。”
母亲试探着说：“我猜，重活由汤姆干，命令由你下？”
大卫笑了：“我们是平等的伙伴，妈。”
这顿午饭吃得很痛快，两个男人吃了一大堆马铃薯。母亲对乔的餐桌举止夸赞不止。饭后，大卫点燃了一支香烟，汤姆吸起他的烟斗。
母亲说：“我一心想知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抱第二个外孙。”她开心地笑着。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嗯，依我看，大卫面对生活的态度蛮不错的。”母亲说。
露西说：“是啊。”话音中仍流露着不尽同意的口气。
她们在崖顶上散步。母亲来后的第三天风就停了，现在天气晴暖，可以出门活动了。她们带着小乔，给他穿了一件渔民的毛衣和皮外套。她们在一个高岗处停了下来，眺望着大卫、汤姆和那条狗放牧羊群。露西从母亲的脸上看得出，她内心很关心他们但又顾虑重重。她决定替母亲解围，免得她难以启齿。
“他不爱我。”她说。
母亲很快地看了一眼小乔，确信他离得远，听不见。“我相信不至于那么糟，亲爱的。不同的男人表现爱的方式也不——”
“妈，我们一直没做真正的夫妻，从我们结婚那天起。”
“可是……”她朝着小乔的方向点了下头。
“那是在婚前一星期。”
“噢！噢！亲爱的。”她吃了一惊，“是不是因为那次车祸？”
“是，但不是你想的那种理由。不是生理上的原因。他只是……不愿意。”露西轻声地抽泣起来，泪水顺着她让风吹成褐色的面颊淌下。
“你们谈过这件事吗？”
“我试过。妈，我该怎么办？”
“也许随着时间——”
“已经快四年啦！”
一阵沉默。她们继续往前，走过石南丛，来到无力的午后斜阳中。小乔追逐着海鸥。母亲说：“有一阵子，我几乎离开你父亲。”
这次轮到露西吃惊了：“什么时候？”
“珍出生后不久。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不怎么富裕，你父亲还在为你祖父干活，而且生意又不景气。三年之内，我三年之内怀了三胎，当时，摆在我面前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生小孩和过穷日子的生活，那种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纾解。我还发现，你父亲常与他的一个老情人布兰达·西蒙兹在幽会——后来她搬到贝辛斯托克去了，你从来不认识她。我突然问我自己，我是为了什么而活？我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露西对那些日子有些模糊零碎的记忆：她爷爷长着白胡子；她父亲像爷爷，只是身材较瘦长；在农舍的大厨房里全家一起吃饭；那儿阳光充足，家畜极多，大家一天到晚说说笑笑。即使在当时，她也以为她父母的婚姻美满牢靠。她问：“你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噢，那年头，人们不流行这个，没有离婚这回事，而且女人也找不到工作。”
“现在妇女什么工作都做了。”
“上次大战时，她们也是都有工作，但战后情况就改变了。我推断这次也一样。一般来说，男人的路要宽得多啊。”
“你没有为自己决定留下来感到遗憾。”这不是个疑问句。
“我这个年纪的人不会对生活发表看法啦。不过我的生活一直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日子，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女人都这样，为维系婚姻的稳定而付出，有人觉得是一种牺牲，其实也不见得。不管怎么说，我不打算给你出主意。你也不见得会接受，就算接受了，我估计，出了问题还要埋怨我。”
“噢，妈。”露西微笑了。
母亲说：“我们回去吧！我看，一天散步走这么远就足够了。”
一天晚上，在厨房里，露西对大卫说：“我希望妈能再待两个星期，如果她愿意的话。”
母亲正在楼上哄小乔睡觉，给他讲着故事。
大卫说：“两个星期还不够你们剖析我的人品吗？”
“别傻了，大卫。”
他摇着轮椅凑近她的椅子。“你敢说，你们没议论我吗？”
“当然我们谈论过你——你是我丈夫嘛。”
“那你都跟她说些什么来着？”
“你何必这么担心呢？”露西说，有点怨气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妈的，我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没人喜欢一对长舌妇议论他的私生活。”
“我们没对你说长道短的。”
“你们说了什么？”
“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
“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我想离开你，她竭力劝说我别这样。”
他把轮椅一转，就摇走了：“告诉她用不着为我操心。”
她叫道：“你是这意思吗？”
他停住了：“我不需要别人，你懂吗？我一个人可以活下去。我只靠自己。”
“那我呢？”她轻声地说，“也许我需要别人。”
“要他干什么？”
“爱我。”
母亲走了进来，感到了屋里的气氛。“他睡熟了。”她说，“我还没讲到灰姑娘赶到舞会，他就睡着了。我想我得收拾些东西，别都留到明天。”她说完就出去了。
“你认为这还能改变吗，大卫？”露西问。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还能不能……恢复原先那样，像结婚以前？”
“我的腿再也长不出来了，如果你指的是这个。”
“噢，天啊，你难道不知道我不在乎那个？我只想得到爱。”
大卫耸耸肩。“那是你的问题。”他没等她哭起来就出去了。
母亲没有再多待两个星期。第二天，露西送她一路走下码头。雨下得很大，她们母女俩都穿着雨衣。她们默默地站着，等候那艘小船，望着大雨落到海面上，砸出点点涟漪。母亲抱着小乔。
“你知道，时候到了，事情自然会改变的。”她说，“四年对一场婚姻来说算不上什么。”
露西说：“我看他不会变，但是除了试试看，我也没别的办法。有小乔，还有这场战争，而大卫又残废了——我怎么能离开呢？”
船到了，露西把三盒食物和五封信从船上取下来，让母亲上去。海面很不平静。母亲坐进小小的船舱。他们站在海角那里向她挥手告别。露西觉得十分孤独。
小乔哭了起来：“我不想让外婆走！”
“我也不想。”露西说。
10
高德里曼和布劳格斯并肩走在一条被轰炸过的商店街道上。他们是外形很不相称的一对：教授戴着水晶眼镜、叼着烟斗，鸟似的弓腰驼背，也不看路，只迈着碎步；布劳格斯金发碧眼，身穿侦探喜欢的风衣，头戴式样夸张的便帽，步伐坚定稳健。
高德里曼说：“依我看，‘针’大有来头。”
“为什么？”
“不然的话，他不能如此胆大妄为又不受惩罚。就是那行‘向威廉致意’，准是指的卡纳里斯。”
“你认为他是卡纳里斯的心腹吗？”
“反正他是某个人的亲信——也许是比卡纳里斯更有权势的人呢。”
“我觉得这条线索会给我们一些什么。”
“有来头的人一般是在中学、大学或者军校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看看那个”
他们正好在一家商店外面，原先的玻璃橱窗如今成了一个大空洞。一个粗制滥造的招牌，钉在窗框上，上面一行用手写的字：“比先前更开放。”
布格劳斯哈哈大笑，说：“我在一个挨了炸弹的派出所外面看到过一个牌子：‘乖一点，我们还在办公’。”
“这倒成了一门小型艺术了。”
他们继续走着。布劳格斯说：“这么说来，如果‘针’确实与某个高层人物同过学，又怎么样么？”
“上学的时候，人们总喜欢合影。在肯辛顿的地下室——那栋房子战前是军情六处的办公室——米德温特收集了成千张德国军官的照片：在学校的留影、军官聚会的合影、毕业检阅典礼、和希特勒握手、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应有尽有。”
“我懂啦，”布劳格斯说，“如果你是对的，而且‘针’上过德国的伊顿和桑赫斯特这类学校，我们很可能找得到他的照片。”
“几乎可以肯定找得到。间谍通常忌讳照相，但他们在成年当上间谍之前不会。我们在米德温特的档案里找到的将是一个年轻时的‘针’。”
布劳格斯说：“但我们怎么认出来他呢？谁也没见过他啊。”
“不，有人见过。加顿太太的房客对他很熟。”
那幢维多利亚式的红砖住宅矗立在俯瞰伦敦的一座小山上。布劳格斯认为，那样子像是忿忿然地盯视着希特勒对它的城市造成的破坏。住宅高高在上，是发射电波的好地方。“针”大概是住过顶层。布劳格斯想不出，在一九四〇年的黑暗日子里，“针”从这里向汉堡发过什么秘密情报：飞机工厂和炼钢厂的地图参数？海岸布防详情？政治传闻？防毒面具？防空洞和沙包？英国人的士气？轰炸破坏报告？“干得好啊，老兄，你们终于把克里斯琴·布劳格斯给炸死了——”别想了。
一个身穿黑色上装和条纹裤子的老年人打开了门。
“早安，我是苏格兰场的布劳格斯探长。我要和屋主说句话，劳驾啦。”
布劳格斯看到那人的眼睛里跳动着恐惧，随后门洞里出现了一位年轻妇女，说：“请进来吧。”
地面铺着花砖的门厅泛着地板蜡的气味。布劳格斯把他的帽子和外衣挂到一个立架上。老人消失在房子的深处，女人领着布劳格斯进了一间客厅。屋里摆着贵重的家具，有一种旧式陈设的富丽。在一辆小推车上有一瓶瓶的威士忌、杜松子酒和雪利酒，全都是未打开过的。那女人坐到一把雕花的扶手椅上，架起二郎腿。
布劳格斯说：“那个老人为什么害怕警察？”
“我公公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一九三五年为了逃避希特勒的迫害来到这里，一九四〇年你们却把他关进了集中营。我婆婆见前途无望，就自杀了。他刚刚才从马恩岛被释放出来。他有一封国王给他的信，对给他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布劳格斯说：“我们没有集中营。”
“集中营确实是我们英国人发明。在南非。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埋首研究自己的历史，却老是忘记历史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实在善于对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
“那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怎么说？”
“一九三九年，我们何尝不是对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眼不见为净：我们不可能打赢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但看看后来的演变。”
“我公公也是这么说的。他不像我那么犬儒主义。我们能帮苏格兰场做些什么？”
布劳格斯很喜欢和这位女士像这样谈话，但现在他不得不把注意力回归到工作上。“是有关四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宗谋杀案。”
“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冒出来了一些新的证据。”
“我当然知道那宗谋杀案。这里原先的房主被一个房客谋杀了。她没有继承人，我丈夫从她的遗嘱执行人手里买下了这栋房子。”
“我想找当年的房客问问情况。”
“好的。”那女人的敌意消失了，她那张聪慧的脸上现出正在努力回想的表情。“我们刚搬进来时，原先住在这儿的三个房客还在：一名退役的海军军官、一位推销员和一个约克郡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后来参了军——他还给我们写信。那位推销员应征入伍，死在了海上。我了解这些情况，因为他的五位太太中有两位与我们还有联系！至于那退役军官，现在还住在这儿。”
“还住在这儿！”真是好运气。“我想见见他，劳驾。”
“没问题。”她站起身，“他有一把年纪了。我来带你到他的房间去吧。”
他们走上铺了地毯的楼梯，来到二楼。她说：“你先跟他聊聊，我去找参军的那小伙子最近来的那封信。”她敲起门。布劳格斯苦笑想着，我的房东太太才懒得为自己找这种麻烦。
一个声音在屋里回答：“门开着呢。”布劳格斯走了进去。
那位退役军官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膝上裹着一条毯子。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戴着衬领，打着领带，架着眼镜。他的头发稀疏，胡子灰白，曾经很坚毅的脸上如今皮肤松弛，布满皱纹。这房间成了一个靠回忆度日的男人的家：有几幅航船的绘画、一台六分仪和一架望远镜，还有他本人年轻时在“文契斯特号”军舰上的留影。
“你瞧瞧这个，”他头也不回地说，“告诉我那小子为什么不参加海军。”
布劳格斯走到窗口。屋外路边上停着一辆马拉的面包店送货车。那个所谓的“小子”是个穿裤子留短金发的女人。她有着硕大的胸脯。布劳格斯笑了。“那是个穿裤子的女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