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黑沙滩农场理所当然地坐落在黑沙滩上，紧傍着农场的是一个虽然紧靠大海却经营农业的小小村庄，村名也叫黑沙滩。听说黑沙滩现在已经成了相当富庶的地方，可是在我当兵的那些年头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黑沙滩的老百姓说，部队里有的是钱。这话不错。我们每年都用十轮大卡车跑几百公里拉来大量的大粪干子、氨水、化肥，来改造这片贫瘠的沙原。我们不惜用巨大的工本在沙滩上打了一眼又一眼深井。尽管我们种出来的小麦每斤成本费高达五角五分，但我们在沙滩上种出了麦子，政治上的意义是千金也难买到的。我们场长是黑沙滩农场的奠基人。他后来因故被罚劳改，和我一起看水道浇麦田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是用创办农场的钱在黑沙滩搞一个海水养殖场，那黑沙滩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了。
那时候，正在黑沙滩农场接受考验的是后来成了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的王隆——最近听说他很有可能成为要塞区最年轻的副政委哩！啊，这属于哪种人呢？当时，他是农场的指导员。我的这位首长是工农兵大学生。白白净净的面皮，那年头，他好像也不敢使用保护皮肤的液体或脂膏，漂亮的脸上也裂着一张张皴皮。
一九七六年春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王隆指导员那长篇的、一环扣一环的理论辅导课，也永远忘不了他那间小屋里彻夜不熄的灯光。我曾经进过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摆在桌子上的、床头上的那些打开的、未打开的、夹着红蓝铅笔的、烫着金字的经典著作，令我这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孩子目瞪口呆。天生不怕官的老兵刘甲台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一定不要碰到指导员的肚子，他肚子里全是马列主义词句，一碰就会呕出来。这些话，郝青林曾向指导员汇报过，指导员一笑置之，也没给刘甲台难堪。
我遵循着堂哥传授给我的宝贵经验，开始了兵的生涯。一连两个月，我每天早起打扫厕所，话不多说，干活最多。但是当黑沙滩农场团支部从新兵中发展第一批团员时，我竟然“榜上无名”，我的同乡郝青林却“名列前茅”。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把郝青林与自己进行了仔细的对比。论出身，我家三代贫农，根红苗正，而郝青林的爷爷当过国民党乡政权的管账先生。论模样，郝青林尖嘴猴腮，演特务不用化装，而我端正得像根树桩。我打扫厕所、帮厨、下地劳动每次都流大汗，连场长都拍着我的肩膀夸奖：“好，牛犊子！”郝青林呢？懒得要命，干活时总戴着那副用荧光增白剂染得雪白的手套。可是郝青林竟先我而入团？他不就是会从报纸上抄文章吗？他不就是会在黑板上写几行粉笔字吗？就凭这个吗？妈的。
我躺在床上“烙饼”，床板咯咯吱吱地响。躺在下铺的老兵刘甲台不高兴地说：“新兵蛋子，怎么啦？想媳妇了吧？”
“不是，老刘，不是…”
“唉，你呀。”刘甲台坐起来，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想啥。我教给你两种办法：一是跟我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什么团员方员，请我入我也不入；二是跟郝青林学，大批判积极发言，不管对不对，不管懂不懂，只管瞎说，这样，我保你三个月入团，一年之后入党。”
“我，不会…”
“你太笨，太傻。譬如，前几天指导员让你歌颂农村大好形势，你怎么说的？你竟说，‘俺爹说，现如今还不如单干那时好，那时能吃上玉米面饼子萝卜菜，现在天天吃烂地瓜干子。’”
“这是真的呀。”
“谁不知道这是真的，你以为指导员不知道这是真的？他爹也在家里吃烂地瓜干子呢。你要闭着眼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样，一切都是小意思。”
啊，我的天！老兵刘甲台又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与“黑沙滩”问题一脉相承，可是更深刻，更使我心惊肉跳。我堂哥的宝贵经验过时了，我爹娘从小教给我的做人准则不灵了。刘甲台还警告我：“要是你还是这样傻，两年就会让你复员。你跟我不能比，我是城市入伍的，巴不得早点回去找个工作。你呀，学聪明点吧…”
是的，我一定要尽快聪明起来，为了这白面馒头，为了这大白菜炖猪肉，为了争取跟地瓜干子“离婚”…
每逢节日，我的眼睛就要发亮，胃囊就出奇地大。这是在黑沙滩养成的坏毛病。黑沙滩农场每逢节日，都要杀猪宰羊，搞上十几个菜。这种饕餮般的进食后来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惩罚：一是得了胃病，二是受到了我的当护士的妻子的严格控制和冷嘲热讽。她多次说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虽然也是所谓的“作家”，可见了好吃的，眼珠都不转了，恨不得把盘子都吞下去。
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满桌鱼肉，并能以堂堂正正的身份端坐桌旁饱吃一顿，这机会是黑沙滩农场赐给我的，不过那次我的胃口并不好。这个日期——一九七六年五月一日，就像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纪念日一样令我终身难忘。那些日子里，老兵刘甲台给我开了窍，我再也不早起打扫厕所了，干活也不甩掉棉衣满身冒汗了。我向兼任团支部书记的指导员递交了第二份入团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写了九页半纸，其中有九页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积极要求参加农场理论小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虽然我这个半文盲狗屁不通，但还是被理论组接纳为组员。此时，郝青林已经成了理论组的“首席组员”，不时发表一些吓人的高论。刘甲台暗中表扬我：“小子，有门了，不出三个月，入不了团我买烟请客。”由于进步有望，心情愉快，再加上从下午两点钟起，食堂里就飘出一阵阵扑鼻的香气，我的身体就像躺在温热的细沙里一样舒服。炊事班长让我到大门外的菜地里去挖大葱，我嘴里哼着小曲，乐颠颠地去了。一出大门，我看到黑沙滩村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在营房周围转来转去；我看到白色的浪花一层层涌上沙滩。我看到沙滩上那一片马尾松林，松林外边的麦田里，麦子已经打苞孕穗；一顿丰盛的晚餐竟使一个五尺高的男子汉轻飘飘起来。
“至于吗？”妻子问我。
“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因为我不会骗你。如果我会魔法，把你放到那个年代里去生活十年，不，一个月，你会连我都不如。”我对妻子说。她不以为然地把灵巧的鼻子皱了皱。
下午四点钟，饭菜上桌，众人就座。我早已是饥肠辘辘、跃跃欲试了——从早饭起我就留着肚子。好不容易等到指导员的祝酒辞结束，我迫不及待地咂了一口马尿味似的啤酒，抄起筷子就下了家伙。
“慢着点吃！”场长突然低沉而威严地说。我的手一哆嗦，夹起来的肉丸子又掉进盘里。
“大家看看窗外，看看…那些眼睛…”场长对着玻璃窗指了指。
那是十六只眼睛。十六只黑沙滩村饥肠辘辘的孩子们的眼睛。这些眼睛有的漆黑发亮，有的黯淡无光，有的白眼球像鸭蛋青，有的黑眼球如海水蓝。他们在眼巴巴地盯着我们的餐桌，盯着桌子上的鱼肉。最使我动情的是那两只又大又黑、连长长的睫毛都映了出来的眼睛。疯女人就有这样两只眼睛，这是疯女人的女儿。在这种像刀子一样戳人心窝的目光下，无论什么样的珍馐美味，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干杯？干个！老百姓都填不饱肚子，这些孩子像饿猫一样盯着我们，这满桌的酒肉…”场长的黑脸痛苦地抽搐着，他沙哑着嗓子喊道：“刘甲台、梁全，去把这些孩子请进来，让他们坐首席！”
“场长，这不太妥当吧？”指导员委婉地说。
“闭着眼吃才是最大的不妥当！”场长说。
这时，我大吃一顿的欲望没有了，心窝里像塞进了一把烂海草，乱糟糟的难受。这些孩子的眼睛使我想起了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妹妹。我和刘甲台跑到窗外，孩子们一哄而散，只有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被吓傻了，站在窗外，呆呆地望着我和刘甲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姑娘。她瘦得像棵豆芽菜，见到她就让人的心像被尖利的爪子挠着似的疼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两只孩子的眼睛，像一泓被乌云遮盖着的忧伤而纯洁的湖水。她定定地望着我们，不说话。我不敢再看她。我生怕自己哭出来。我弯下腰，把她抱起来。她不哭也不闹，脑袋软绵绵地伏在我肩上，然后，脏脏的小手向着房子一指，说：“饿…我饿…”我喉咙里像堵上了一团棉花，哽哽咽咽地说：“小妹妹…我抱你去吃…”
刘甲台脸色铁青地注视着那沿着大海蜿蜒曲折的沙滩，西斜的阳光照得沙滩呈现出浓重的紫红色。黑沙滩村头上的高音喇叭里又响起了口号式的歌曲。他一脚把一棵白菜疙瘩踢出去十几米远，径直走回宿舍。当天下午，他两眼大睁着躺在床上，连一口水也没喝。
小姑娘像饥饿的小野兽一样咻咻地喘着气，很快吃掉了够现今同年龄独生子女吃两天的食物。之后眼睛还贪婪地盯着菜盘，鲜红的舌尖舔着嘴唇。农场的卫生员对场长说：“不能再给她吃了，否则要撑坏的。”
“是的，不能再给她吃了，饿坏了的人如果摄入过量的食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甚至死亡！你们这些傻大兵，简直是荒唐透顶！”我的护士学校毕业的妻子又开始训斥我了。
要是现在谁把我们的独生女儿抱去给她塞一肚子大鱼大肉，我妻子是会跟他拼命的。但小女孩的母亲、那个疯女人，却给我们下了跪。她从村子里凄厉地喊叫着向营房跑来。她听到跑回去的孩子说，她的女儿被解放军抓走了。她呼唤着“秀秀！秀秀！我的秀秀！”冲进了我们的营院，闯进了我们的宴席。女人怔住了，双眼睁得圆圆的，她的嘴唇翕动着，看着正抱着她的女儿的场长，扑通跪倒在地：“解放军，行行好，把孩子还俺吧，孩子不懂事，是个傻瓜，像她爹一样，像她爹一样，是个傻瓜…”她的神经似乎的确有毛病，那双眼里闪动着惊恐绝望的光使人感到脊梁阵阵发凉。
场长悄悄地从兜里掏出一卷票子——那是他刚领到的工资——塞进小女孩儿的口袋，把女孩儿递给女人。
“谢谢亲人解放军…谢谢亲人解放军…俺孩子她爹是个好人…解放军是好人…”女人抱着孩子，喃喃地说着，走了。
这场小插曲，搞得满座不欢。
一个知情的战士说：“这个女人，也够可怜的，男人前几年赶小海搞自发，批斗了几次，一绳子上了吊，死了；女的受了刺激，半疯半傻地抱着个孩子到处告状，可是谁理她呢？”
“我听人说…这个女人是…地主的女儿…”郝青林脸憋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
“郝青林同志说得对，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阶级敌人会用各种手段向我们进攻，我们要警惕那些冻僵了的蛇和变成美女的蛇，不能丧失警惕，千万不能忘记啊…”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
“放屁！”场长把杯子重重地拍到桌上。杯子破了，啤酒顺着桌沿，滴滴答答往下流。
“场长，请您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感情不能代替原则啊。”我的熟读马列的指导员确实具有高度的涵养，场长的粗话丝毫没有改变他循循善诱的语气。
场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坐在餐桌旁，他从桌上抓过那唯一的一瓶啤酒，咬开盖子，咕咚咕咚连喝了几大口。
晚上是歌咏晚会，我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首“顺口溜”。郝青林大展雄才，朗诵了一首长达千言的“诗”。指导员讲了几个法家智斗儒家的小故事。豁牙司机老葛带头起哄，让场长出节目。场长想了想，竟眯缝起眼睛，唱起了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支民歌。他嗓音嘶哑高亢，像农村的土歌手一样，不去求那音节的准确，而是随心所欲地在歌词的末尾加上一些苍凉的滑音。他仿佛在回忆往昔的岁月，在沉思缅怀。歌声漫不经心地从他嘴里唱出，就像确确实实地坐在那大轱辘车上，沿着平坦干燥的乡间土路，被艳阳照得懒洋洋的农夫唱出的歌声一样。
一头黄牛一匹马
大轱辘车呀轱辘转呀
转到了我的家
…
民歌《大轱辘车》之所以能使我心灵震颤，眼窝酸辣，并不在于它的旋律和歌词，而在于我们的场长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演唱了它。每一个人的一生中，往往都有一些与平凡的事物连接在一起的不平凡的经历。这些事物在若干年后出现，也总能勾起他对于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遐想。所以，当我在剧场里聆听这支歌时，心潮如滚水般翻腾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
郝青林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是个不甘寂寞的好汉。他终究不是一头能长久地拴在黑沙滩的牛。这家伙入团之后紧接着又递上了入党申请书。据消息灵通的刘甲台说，党支部书记——场长曾跟郝青林谈过一次话：
场长翻着郝青林厚厚的申请书，皱着眉头问：“你入党的目的是什么？”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还有别的吗？”
“做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
“你给我说掏心窝子的话！”
“这就是掏心窝子的话。”
“够了！只要我还当着这黑沙滩的土皇帝，只要你还用这套空话吓唬我，我永远不接受你的申请书！”场长把郝青林的申请书摔到桌子上。
刘甲台告诉我，那一刻郝青林小脸煞白煞白，像一块萝卜皮。
“场长是天生的笨蛋！”刘甲台对我说，“其实何必把申请书退还他呢？收下申请书，不是照样卡他于大门之外吗？等着瞧吧，郝青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刘甲台的话不幸言中，场长把郝青林得罪了。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军龄的老兵竟被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整得连翻几个筋斗。那时候，部队正在树立“反潮流”典型，正在宣扬敢与大人物唱反调的“勇士”。这些都给了郝青林灵感和启示，他拿场长开刀了，他把场长当成了一块砖头，敲开了他要进的大门。
郝青林给要塞区党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说，场长左来福出身富裕中农家庭，他念念不忘的是“一牛一马一车”式的富农生活，他在歌咏晚会上公然演唱《大轱辘车》，他与驻地地主女人关系暧昧…这一切都说明场长左来福是一个隐藏在军内的民主派…
郝青林这封信写好之后，曾找过我一次，他说：“梁全，看在老乡的面子上，看在你小时候从河里救过我一命的面子上，给你个进步的机会，喏，签个名吧。”他把信递给我，他嘴里说得好像满不在乎，手却在哆嗦，小脸青一道白一道的不是个正经气色。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信看了一遍。说实话，我吓蒙了。“这…哪有这么玄乎？”我问。“老兄，这是阶级斗争。”郝青林掏出一盒高级烟，递给我一支，我摆摆手。他自己点上一支，从拿烟姿态上一眼就可看出他也不会吸烟。他咳嗽着说：“这是要担风险的…老兄，我豁出去了，成则王侯败则贼！”“这封信发出去，场长要蹲监狱吗？场长这个人挺好的，那天你被石头把脚砸了，他把你大老远地背回来，累得像个大虾一样，腰都直不起来…”“别说了！”郝青林又点上了一支烟，阴沉着脸坐在我对面，眼神迷惘、凶狠、惶惑不安，瘦腮上的肌肉像条小海参在蠕动，连带着那只有点招风的耳轮也在微微颤动。他忽地站起来，咬着牙说：“感情不能代替原则。蹲监狱也是他自作自受。我不会害你的，梁全。”“这…”我犹豫不决。“就凭着你这样，还想和‘地瓜干子离婚’？”郝青林鄙夷地看着我。“我…签…”我的手紧张得像鸡爪子一样蜷曲着，哆哆嗦嗦地抓着笔，歪歪扭扭地在信上写了自己的名字。郝青林走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仿佛刚刚去偷了人家的东西。我想，郝青林是不是要拉个垫底的呢？
郝青林的信发出去一个星期，要塞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处长就坐着吉普车来到黑沙滩农场。左场长不但不认“罪”，反而发表了一些更加出格的言论。政治部主任请示要塞区党委后，宣布场长停职检查。郝青林则一下子成了全区闻名的人物。我呢？保卫处长跟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怎样识别出左场长的“民主派”真面目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郝青林让我签名，我就签了一个…”保卫处长摇摇头，放我走了。他大概一眼就看穿了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笨蛋。不过，很快我就入了团，我想，这很可能是沾了签名的光了吧。
这一年，黑沙滩农场种了三百亩小麦。场长下野之时，正逢小麦灌浆季节。一阵阵干燥的西南风吹得黑沙滩上沙尘弥漫。小麦的叶子都干巴巴地打着卷。场长的事情一直也没有个结局。让他停职检查，他根本不理茬儿。要塞区党委好像也不是铁板一块，指导员请示过几次也没得到个明确的答复。指导员只好分配他去浇麦田，派我和刘甲台跟他一起去。
我们在机房门外搭了个窝棚，白天黑夜都待在田野里。我和刘甲台轮着班看柴油机，场长一个人看水道。看着潺潺清流淌进麦田，看着浇过水的水麦支楞起鲜亮的叶子，场长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扛着铁锹，沿着沟渠踽踽行走。望着他的伛偻背影，我的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唱一支歌，骂一句娘，可怜一下令人怜悯的背时女人，就是“民主派”吗？我确确实实糊涂了。
派我来浇地时，指导员曾跟我个别谈过话，他要我监督场长和刘甲台的行动，注意搜集他们的反动言论。多少年后，我才猜想出一点指导员派我和刘甲台监督场长的用意：我是一个傻二愣，刘甲台是一个牢骚大王。我愣，才最可靠；刘甲台嘴怪，才能引导场长暴露。何况，刘甲台还讽刺过指导员，他是想借机把他打成个“小民主派”吧？
农历五月初的夜晚，被太阳烘烤了一天的黑沙滩温暖得像一床被窝。我们把连续运转了十几个小时、机体灼热的柴油机停下来，坐在被白天的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细沙上。满天星斗灼灼，不远处，沉睡的大海在喁喁低语，场长的烟头在一明一暗地闪烁。
“给支烟抽吧，老头子。”刘甲台说。
场长默默地把烟递给他。刘甲台抽出一支点上，把烟盒递到我面前：“来一支吧？新兵蛋子。”
我摇摇头，拒绝了。
“新兵蛋子，你那个老乡就要入党了，已经开始填写志愿书了。”
“我听说了。”
“奶奶的，这年头要入个党也真够容易的。哎，老头子，你不再发表几句反动言论了吗？再唱唱那个《大轱辘车》，赶明儿我也写封信，糊弄个党员当当。”
场长沉重地叹息一声，仰倒在沙地上。
“你呀，白活了五十多岁！你干吗瘦驴拉硬屎，充好汉。睁只眼，闭只眼，混混日子得了，这不，弄了个身败名裂，加夜班浇地…”
“你给我滚，我用不着你个毛孩子来教训我！”场长折起身，怒吼着。
“老头子，别发火，别发火。我哪里敢教训你？我是开导你哩。来，抽咱支烟，别看咱每月七元钱，抽烟的水平比你这个老志愿军还高。场长，我真不明白，你干吗不找个女人？别看你老得干巴巴的，就凭着每月九十元工资，找个大闺女没问题。”
“嗨，你才是一个不到两年的新兵。要是二十年前，碰上你这样的熊兵，我不踢出你的屎汤子来算你模样长得端正。”场长无可奈何地接过刘甲台的一支烟，点上了火。
“算啦，场长，别提你那二十年前了。我知道你那时是个少尉，肩上挂着牌子，腰里扎着武装带，走起路来皮鞋咔咔响。老皇历，过时了。现在是七十年代，天翻地覆了。我真不明白，你怎么突然唱起那么一支歌，场长，你说说，为什么要唱那么一支歌？”
“我也说不清…”场长又仰在温暖的细沙上，双眼望着天上的繁星的那条灰白色的天河，梦幻般地说着。
“我突然想起报名抗美援朝时，第二天就要去区里集中了，趁着晚上大月亮天，我和我媳妇赶着牛车往地里送粪，她坐在车辕杆上，含着眼泪唱过这支歌…后来，她死了…难道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把老百姓革得忍饥挨饿吗？为什么就不能家家有头黄牛有匹马，有辆大轱辘车呢？为什么就不能让女人坐在车辕杆上唱唱《大轱辘车》呢？…”
场长狠命地吸了一口烟，一点火星一瞬间照亮了他那张疲惫苍老的脸。夜色苍茫凝重，旷远无边。远处传来海的低鸣。马尾松林里栖息的海鸟呓语般地啁啾着。一颗金色的流星像一滴燃烧的泪珠，熠熠有声地划开沉沉的夜幕。黑沙滩的夜，真静啊…
“场长，你唱吧，唱吧…”刘甲台动情地说。
“你唱吧，场长…”我鼻子不通气，像患了感冒。
“雪白浪像长长的田埂，一排排涌过来。浪打湿了她的衣服，漫到了她的膝盖。‘孩子，闭住眼。’她说。‘妈妈，我们到哪儿去？’女孩儿问。‘去找你爸爸。’‘爸爸离这儿远吗？’‘不远，快到了。你别睁眼。’海水已经漫到她的胸膛，浪花抽打着她的脸。她站立不稳，身子摇摇晃晃。‘妈妈，怕…怕…’女孩儿哭起来。‘不怕，秀秀，不怕，就要到了…’她的衣服漂起来了，她的头发飘起来了。海水动荡不安，浪潮在呜咽着…”
“你为什么不去救她？你眼见着她走向死亡，你的心是铁打冰铸的？”妻子抓住我的胳膊使劲儿摇撼着，她爱动感情，唏嘘着说。
“这是我的想象，我想，她应该这样走向大海…”我对妻子解释着。
…在我们三个人浇麦子的那些日子里，疯女人像个影子一样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她有时走到我们不远处，定定地望着我们，嘴唇哆嗦着，仿佛有什么话要说。我们一抬头看她，她就匆匆离开，当我们不去注意她时，她又慢慢地靠上来。有一天上午，场长到很远的地方改畦去了。刘甲台躺在窝棚外的沙地上晒着鼻孔睡觉。我坐在机房前，修理着一条断马力带。那女人怯生生地走上前来。小女孩儿在她怀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一见我，就伸出小手，说：“叔叔，吃肉…”这孩子，竟然还认识我。我赶忙跑进窝棚，把早晨剩下的两个馒头递给女人。她连连后退着说：“不要，俺不要，俺想跟你打听点事。同志…听说，场长犯错误了？”
“嗯哪。”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是反革命？”
“也许是吧。好了，你快走吧，不要在我们这儿转来转去，影响不好。”
“好，好，好，这就好了。”女人把脸贴在女孩儿脸上，半哭半笑地说着，“秀秀，这下咱娘俩有指望了…”
女人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个精神病…”
当天晚上，我们在窝棚门口吃饭。黯淡的马灯光照着场长那张黑黑的脸，几只飞虫把马灯玻璃罩子撞得噼噼啪啪的。忽然响起刷拉刷拉的脚步声，一个长长的影子在我们面前定住了。
“谁？”场长瓮声瓮气地问。
那影子急剧地移动着，来到我们面前。啊！是她。她打扮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小包袱，怀里抱着孩子。一到场长面前，她扑通跪在地上，抽泣着说：“好人，好大哥，你行行好，收留了俺娘儿俩吧…你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正好配一对…好大哥，俺早就看出你是个好人，你别嫌俺疯，俺一点也不疯…俺给你烧饭、洗衣、生孩子…秀秀，来，给你爸爸磕头…”
那个叫秀秀的小女孩儿看看场长，小腿一弯，也跪在了场长面前，用稚嫩的嗓子喊：“爸…爸…”
场长像被火烧了似的一下蹦起来，拉起女人和孩子，惊惶失措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大嫂，你醒醒神，唉，这是哪儿的话哟…”
这女人的举动不但使场长惊惶失措，连我和刘甲台也傻了眼，谁见过这种事呀！
“好大哥，你就答应了吧…”
“大嫂，这是绝对不行的，你生活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