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晴的下一个电话就告诉我,婆婆接受她的说法了她苦笑着解释,想不接受都不可能了,鲁成在家里闹得越来越厉害,甚至当着大家的面就问赵晓晴,她肚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她们都决定面对现实,带鲁成去看病。现在的问题是,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带鲁成去看病。
“肯定不能直接跟他说,我们要带他去精神病院看病。”赵晓晴非常苦恼,“现在全家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哪点儿又触犯了他……最近他身体也变差了,因为成晚上睡不着觉……他没跟我说过,但我知道,他老是装着睡着了,其实我也没睡着……我从来没见过他脾气这么古怪,我有点儿怕他……”
“婉转点儿说呢?”我建议,“比如说,他不是睡不着觉吗,你就随随便便跟他说,失眠影响健康,应该去医院看一下,吃点儿药什么的。”
“说过。但他根本不承认自己失眠。他说他睡得挺好的……还反过来问是不是我失眠……我知道他还是特别关心我,想对我好,但有时候明显就是克制不了情绪,每次闹完,他都特别难受,像小孩犯错误了似的……”
“不行就让你婆婆想办法带他来看病。总之这事儿最好别拖,越拖越麻烦。”我不得不劝赵晓晴提高警惕,“我们以前就碰到过这种事儿。也是家属到医院来问诊,当时我听了他们说的情况,感觉像是抑郁症,劝他们带到医院来治疗。可家属有顾虑,一直犹豫,结果那病人自杀了。”
赵晓晴显然被吓住了。
我只好又安慰她:“当然我举的例子可能太极端了,你也别太紧张。不过你们还是应该想办法,尽快带他来看病。”
赵晓晴忽然有些口吃:“还、还有一件事儿……我没跟你说呢……,,
她犹豫着,还是告诉了我。原来那天她跟我见面的事儿,鲁成已经知道了。她怀疑鲁成跟踪了她。
“高度,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把孩子做掉……”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其实这想法已经挺长时间了。开始光是以为阿成不爱我了,故意跟我闹,觉得心灰意懒,现在越看他越觉得不正常,我又害怕……”
我知道她的意思。这事儿很难做决定。从精神病学角度看,这孩子不适宜要。但对赵晓晴一家人来说,却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赵晓晴怀孕已经好几个月,要终止妊娠,也只能引产,赵晓晴体弱,这对她的身体肯定是一种伤害。我思来想去,也不敢替她作决定。
“晓晴,其他的事稍等等再说,”最后我只能这样对她说,“还是那句话,先带鲁成来看病。注意方式,别刺激他的情绪。另外,长期失眠很容易加重病情,你跟家人说,大家都提防着点儿……”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来了,“我跟你直说吧,你别见外,要特别注意,防止他出现自杀或自伤行为。”
我真郁闷。
现在这个年代,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了,都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即使是个最简单的感冒,都急着去医院看病。其实那些小毛小病,吃药也那样,不吃也那样,靠人体自身的抵抗力,扛扛就过去了。而精神病不同。得了这种病,不经系统的、长期的医学治疗,很难自愈。然而往往这样,明知家人很可能患了这种病,不容耽搁,却要一拖再拖,连到医院看病都下不了决心。
这怎么能不令人郁闷呢?
郁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我和陆梅的关系。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了。我不知道她需要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让她满意。我估计她也差不多。从她最近在家的脸色来看,或者她比我更郁闷。
吃早饭的时候,话篓子悦悦又是一边说一边吃。当着孩子的面,我和陆梅都尽可能保持平静。但悦悦是个小人精,能看破我们的伪装。我有时想,悦悦在我们面前说个不停,也许只是充当我们的调和剂。
陆梅可能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今天对于悦悦的多话,她没有坚决制止,显得比较宽容,只是数次催促悦悦快吃,以免迟到。
悦悦忽然问我们:“今天放学,谁去接我啊?”
我看看陆梅,她也看看我。我只好低声下气地说,今天我得值班,还是得由她去接。她撇撇嘴角,不无挖苦地说,她早知道是这样,又说悦悦的问题没创意,每天都问这个,问一百次,九十九次的答案都一样,偏偏还问。
悦悦却老三老四地说:“一个人总得有点儿美好愿望嘛。”
她的样子可爱极了。我忍不住笑了,问她有什么美好愿望。
“我啊……”悦悦非常认真地憧憬着,向我们描述,“我就希望爸爸妈妈每天都一起送我、接我,然后咱们一起吃好吃的,一起玩个痛快……反正不管干什么都在一起
“没出息!”陆梅批评孩子,“就想着吃和玩,学习呢?”
悦悦悄悄对我做个鬼脸,不吭声了。我要赶时间,必须先走。刚要出门,悦悦却又跑过来,向我抗议,说我今天还没亲她呢。于是我亲了她的小脸蛋,又嘱咐陆梅下午接孩子路上当心她不耐烦地对我说,要是我不放心就自己接好了之后我就匆匆走了。
我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如果一切可以重来,那天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得了精神病,等着我治,我也不管。我要去接我的孩子。


第四章林小可

1

早上我在办公室吃药,药从瓶里倒出来了,又有些犹豫,拿不定主意该吃一颗还是两颗。最后我还是决定吃两颗。我用杯里的黑咖啡把药送了下去。旁边的刘炽看见了,随口问我哪儿不舒服,老见我吃药。
我说:“没哪儿不舒服。”
“噢,”他明白了,“补药是吧?看不出你还挺注意保养的。”
我纠正他说:“不是补药,是减肥药。”
刘炽很吃惊,上下打量我,口无遮拦地说:“啊?就你这林妹妹的身段,还减?再减就成白骨精了!”
我真有那么瘦吗?我也上下打量自己的身体,但感觉很不满意。“别逗了,其实我真是挺胖的……”
这时隔板那边的华虹探过头来,阴阳怪气地问我:“林小可,你不是骂我吧?”
华虹确实有些胖。不过说心里话,我平时没怎么注意她的身材,我只觉得自己身上肉太多。我把这话跟华虹说了,她似乎有些生气,以为我在嘲讽她。所以有时候一个人不能说真话。你说的明明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别人偏偏不信。
刘炽可能想给我解围,对华虹说:“人家林小可是完美主义者,你不知道啊?她干什么事儿要求都高,你们不知道我的苦哇……”
他荒腔走板地唱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原本有些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我也知道这是现代人际关系所需要的温良环境,所以我没再较真。然而我心里忽然觉得郁闷,一个念头飞到脑海里。我起身往外走,刘炽问我去哪儿,我随口说了个地方,没告诉他实情。出门以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让他去精神病院。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半天。
“怎么,看看我像不像精神病人?”我笑着问他。
他也嘿嘿笑了。他是那种有点儿没心没肺的人,和我开起了玩笑。
“精神病人要是都像你这样,我倒情愿一天拉上十个八个的。”
我问他精神病人应该是什么样儿。
“嗨,不就是疯子吗?”他大大咧咧地说,“你瞧那马路边儿,桥洞底下……多着呢!前两天开车,我还见着一个,女的!嘿,大白天的,一丝不挂……”
我听他说得委琐,不高兴了。
“你干吗那么幸灾乐祸?要是你家人病了,你也这么笑话她?”
司机大概没料到我的反应,瞥我一眼,息事宁人,不说话了。我望着窗外,却看见了二十多年前的街头,那群小孩兴奋地围着舅舅又跳又唱。
“噢!噢!林疯子!林疯子!又吃粮食又吃屎……”
他抬起头,茫然地向他们张望。他们捡起石头去砸他。他的头被砸破了,血流了一脸,却不知道去擦……
出租车忽然一个急刹车,猛地停住了。我没防备,一头撞在前面的座椅背上,额头撞得生疼。没等我弄清怎么回事儿,司机已经探头冲外面骂了起来:
“不要命啦!自己想死还他妈的想害别人死啊……”
我一看,一个神情呆滞、又脏又瘦的男人愣在车前,头发胡子拖得老长,一眼就能看出精神不正常。他显然没弄清刚才的危险,还冲司机傻乎乎地直笑。司机看了,一脸懊丧。
“呸,呸,真他妈倒霉,是个疯子……”他想起什么,像是不经意地瞥了我一眼,低声嘀咕,“这人真不经念叨……”
我不理他。车又开了。那个精神病人的脸一闪而过。他仍在漫无目的地笑。我开始莫名其妙地悲伤。我是在为别人的病痛而苦恼么?我不知道。就像我总觉得我在找什么,却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什么。几乎每一天,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蒙眬入眠,我都问自己,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可我就是不知道。
我忽然想到,张迈常说我神经质,其实他一点儿没说错。
我又一次走进了精神病院,正好碰到上次和高度一起陪我们参观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姓苏。苏护士长在花园边监督——我拿不准这个词是否合适——病人们散步。她一眼就认出我了,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撒了个谎,说我还想补充些资料,所以来找高度。她告诉我高度在病区,她可以带我去找。
我们正说话,有两个女病人慢慢凑过来了。其中一个上次跟我说过话,她显然还认得我,腼腆地对我笑。
我尽可能自然地和她们打招呼:“天气真好。你们晒太阳呢?”
那个见过面的病人老老实实回答:“是呀。太阳真好。”
另一个陌生面孔的,忽然大声唱起歌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她的声音很悦耳,唱得好极了。等她唱完,我们都情不自禁给她鼓掌。不知什么时候,周围已经围拢了六七个病人了,掌声因此显得很热烈。她脸红了,羞涩地向我们行礼,看上去就像个在舞台上谢幕的专业演员。
我诚恳地对她说:“你唱得真好!赶上专业歌手的水平了!”
旁边立刻有人插嘴:“她以前就是歌舞团的呀。”
我有些意外,看看她,她脸色绯红,似乎还沉浸在演出成功的快乐里。尽管如此,她的神情一眼就能看出异常,最主要的特点是,目光直钩钩的,像是固体的一样。
苏护士长在一旁证实,这是真的。这个病人以前的确是歌舞团的,不仅会唱歌,而且舞跳得极好。只是现在手脚有些僵硬了。
“你在这儿住多久了?”我问她。
她脱口而出:“五百三十四个星期,零五天。”
我心里快速默算了一下。不敢相信她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了。这时旁边的病人们都炫耀似的向我报告。
“我在这儿住三年了!”
“我住五年三个月零十天了……”
忽然有人轻轻拉我袖子,我转头一看,见是一位戴眼镜、相貌清秀的年轻姑娘。她用充满向往的眼神看着我,轻声说:“我住了三个月。我马上要出院了。”
我该怎么描述我此时的心情?作为记者,我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断地和各种特殊事件打交道。矛盾,冲突,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最初常常被震撼的情感,被刺痛的神经,一天天归于平淡麻木。可现在,听着这些病人抢着告诉我她们在这里住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我觉得自己心里充满惶恐。
不知护士长是不是看出了什么,借口带我去找高度,把我从这种场面中解脱出来。去病区的路上,她平静地告诉我,这种情况确实会令人不舒服,但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这儿是另一个世界。”她说。
我问她,是另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她想了想,忽然笑了:“你问高医生吧,他来得早,感触更多。”她随口问,“你跟高医生约好了吧?”
我这才想起来,待会儿见了高度该说什么呢?
见到高度的时候,他正在办公桌前低头写什么。护士长还要照看病人,急着走了。我和高度隔着两张桌子对面坐着,他随随便便地看着我,似懒散又非懒散,似满不在乎又非满不在乎。我又觉得他的表情像是在对我说,就这样。
“有事儿么?”
他用平常的语气问我。这语气,让人听不出他对我这个人是否有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印象。假如我这是第一次见他这样,会以为他很傲慢。现在我知道这并不是真的。
我一开口,居然对他说了实话:“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找你干吗。”
他似乎也没料到我这么说,眼睛一亮,笑了。
我也笑了,又不知怎么解释,只好掩饰地转头望着窗外。从这儿能看到花园。我看见刚才那个唱歌的病人愣愣地仰头望着一棵树。我脑子忽然又落到她身上,回头望着高度,问:“那个病人,以前是歌舞团的那个,真在这儿住十年了?”
高度转头望了一下窗外,停了停说:“她自己告诉你的?”
“对。她说她住了……”我回忆了一下,确定地说,“五百三十四个星期零五天。”
高度转回头来,视线落在桌上。我仔细看着他,他脸上有种淡淡的伤痛。我觉得心脏隐隐抽痛了一下。奇怪,这是为什么?
“她日子记得比谁都清楚呢。”高度轻声说。
“她现在……好了吗?”
“怎么说呢”他沉吟片刻,说,“这种病,跟其他病不太一样。好还是没好,判断起来要复杂得多。比如她吧,其实病情基本控制住了,至少比入院时要好多了。可……老实说,不能算是痊愈。”
“就一直……住在这里吗?”
“出过几次院。出去几天,病情复发,就又给送回来了。”
我忍不住追问:“为什么?难道这病真像人家说的那样,永远治不好?”
高度注视着我。他像是对我的问题感到抱歉,没有回答。然后他问我:“你对这些病人感兴趣,是职业需要吗?”
我本想搪塞一下,但在他的目光中却脱口而出:“不完全是。”
高度安静地看着我。那目光里研究的意味忽然令我紧张起来。我躲开他的视线,半开玩笑地说:“我是纸老虎。你再这么咄咄逼人的,我可就要崩溃了。”
他马上回答:“没关系,我们这里专门治疗这个。”
我们都忍不住笑了。我再次意识到他的聪明。我见过很多自作聪明的人,他和他们不一样。接下来他不再问我来的目的,只是就着我的问话,和我漫无边际地聊。我发现他非常善于语言表达,如果有了合适的话题,他可以滔滔不绝说上很久,而且绝不枯燥。这样的交谈令我感到放松和愉快,但后来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戛然终止了我们的谈话。
“对不起,”他站起身,整理着自己桌上的病历,“我得去查房了。”
我只得告辞。他送我出病区,长长的走廊上,他很沉默。我不知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他自己的心事。我听见自己的鞋跟“嗒嗒”地敲击路面,形成一种欲说还休的节奏。但我们谁都不开口。终于到了病区门口,他打开铁门,对我笑了一笑。
“走好。”他简单地说,“记得吧,我们这儿不喜欢说再见。”
我也对他笑笑,点点头。我觉得自己至少应该向他道个谢什么的,但不知怎么,就是说不出口。正迟疑着,忽然楼道里一阵嘈杂,几个人闹闹哄哄地拥了上来。我吓了一跳,忙闪到一旁。高度也急忙从病区里出来了。
原来是几个医生护士想把一个情绪躁狂的男人带进病区。那男人身高力壮,拼命挣扎,好几个医护人员都控制不了他。楼道里吵作一团。我看见高度先按了铁门旁的对讲机,对里面说了些什么,然后上前帮忙。一会儿病区里几个护士跑出来了,病人被强行扎了一针,很快失去了力气,变得安静下来。
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医生被抓破了脸。我发觉他的五官挺英俊的。他满脸的汗,还有血迹,一脸懊丧。我急忙从包里翻出纸巾递给他,告诉他脸上出血了。他这才注意到我,眼睛一亮,又是感激又是好奇。
“谢谢。”他客气地说,“你是……”
我看一眼旁边的高度,高度忙为我们两人做介绍。
“这是我们医院的朱医生。这是电视台的林记者。”
我们相互问了好。朱医生又自我介绍说他叫朱从山,并再次为我的纸巾向我道谢。现在他的心情显然好些了。
“刚才可真吓人。”我心有余悸地说。
朱从山笑起来:“这算什么?还有更厉害的呢。是吧高度?”
朱从山说着,回头向高度求证。但高度并没有附和朱从山的话。他脸上又隐隐有了那种伤痛的表情,认真看着我的眼睛。
“他们失去了自控能力,比我们更痛苦。”他说。
我离开了精神病院。一路上我都在想高度的话,想他谈及病人时脸上那种隐隐伤痛的表情。想他似乎在对我说,就这样吧。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似乎清晰了一些,又似乎更模糊。只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我知道,我和这个人之间,一定会有更多关联。

2

我一离开精神病院就想给高度打个电话。这次见面,我趁我们谈得融洽时,询问高度是否能给我他的手机号。我半开玩笑地给自己找理由,说万一哪天我突发精神病了,就可以直接向他求助。他略想了一想,把手机号给了我,但又对我说,要是我还能打电话向他求助,就说明我不会是精神病了。总之我如愿以偿得到了他的号码,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弄明白自己想干什么。
不过回台以后立刻有了采访任务,环城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我和刘炽赶到现场,趁交警还没到,抢着拍到了画面,并采访了车祸目击者。随后交警到了,清理现场,将几个伤者送往医院抢救。我们又跟着到了医院,对医护人员及赶到的伤者家属进行采访。血淋淋的画面令我一阵阵作呕,我拼命忍着不吐出来。一直忙到天黑,采访总算告一段落。
刘炽说要请我吃饭。
我为他的承受力,或者说是麻木不仁向他致敬,然后告诉他我现在只想呕吐。刘炽便油腔滑调地和我开玩笑,我也有应有答。看起来我们都显得很麻木,在面对别人的灾祸时,还能谈笑自如,其实没人知道我的真正感觉。我筋疲力尽,因为看到的悲惨画面充满绝望。
两个人正贫着嘴,电话来了。
“你们在哪儿?”制片人问我。
我告诉他我们刚做完车祸的采访,才走出市第一医院大门。制片人很高兴,说正好得到另一条报道线索,当事人正巧在第一医院,让我们立刻赶去采访。
“什么事儿?”我问。
“听说是一个男的把自己怀孕的老婆杀了,自己也打算自杀……具体情况通信员也不太清楚,你们赶紧去看看,那个受伤的老婆正在第一医院抢救。”制片人情绪高涨,兴奋得像一条嗅到猎物气味的猎犬似的。
我只好和刘炽又返身回到急诊大厅。果然,我们看见急诊室的门外,一群人正乱哄哄地闹腾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哭天抢地要往急诊室里冲,旁边几个年龄相当的老人拼命劝阻她。哭喊的老太太忽然揪住了劝她的老人。
“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把我女儿怎么了?你跟我说呀,说呀……”她悲愤地哭着,抓着那个老人的胳膊不放。
被质问的老人也哭了:“老陈你别急,别急……有什么事儿咱们慢慢说……”
“放你的屁!”陈老太太破口大骂,“我女儿都快死了,你还让我别急!你们家怎么那么没人性啊……”
刘炽马上就兴奋起来,扛着摄像机往前冲,我跟着跑过去。这时急救室里一个医生匆匆出来了,问外面的一堆人谁是病人家属。
两个老太太都抢着冲上前,说自己是病人的妈妈。这会儿我基本弄明白了这些人的关系了。受伤的是儿媳妇,哭天抢地的是妈妈,被拉扯的是婆婆。
医生用听不出感情色彩的腔调说:“情况很危险,胎儿肯定是保不住了,病人大出血,现在失血严重,我们正从中心血库紧急调血……”
那个婆婆一把拉住医生的袖子,我隐隐觉得她的焦虑超出了悲伤。
“她不会死吧?不会死吧?”她一连串地问。
医生甩开了她的手,说:“你们最好有个思想准备,马上我们会签发病危通知单了。”停了停又说,“你们别在外头吵吵闹闹的,影响我们抢救。”
说完他便回急诊室去了。婆婆和妈妈都像遭了当头一棒,呆立着。刘炽已经将机器对准了她们。我愣了愣,也反应过来,上前对他们进行采访。但所有的人似乎都变成了凝固的石头,对我们的问话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