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6日 北京
发言题目待定
我刚才看了一下会议日程表，我的发言题目这一栏写着“待定”，现在仍然是待定。
这个会议主题是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请来了不少汉学家，这个让汉学家来说比较合适，我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发言题目待定，发言内容也是待定。刚才张清华教授对我说，如果你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就谈谈你最近在读些什么书。我说可以。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的两三个月时间里我都是在读关于西藏方面的书，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四月份我去法国和意大利为《兄弟》做宣传的时候，刚好是奥运火炬在巴黎被抢事件之后，几乎所有的记者都会问到关于西藏的问题。当然他们很有礼貌，都是在采访结束前的最后一个问题，他们说很抱歉，最后问一个与《兄弟》无关的问题，就是西藏问题。我去过西藏，也读过一两本关于西藏的书，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也回答了，西方的记者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不了解，他们听到我的回答感觉很新奇，因为和西方的主流看法不一样，其实我所说的也就是一些皮毛而已。回国以后我买了一些西藏方面的书，也借了一些，其中有一本内部发行的书《藏区政治史》，我想把正反两方面的书都读一读。然后我又去欧洲了，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跟欧洲的记者们好好谈谈西藏了，结果没有记者关心西藏，他们问的都是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在座的中国人里面有人听到我这么说可能会觉得西方社会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在我看来这很正常，全世界的媒体都是这样，都热衷报道负面的，我们自己媒体对毒奶粉的报道比所有外国的报道加起来还要多很多。德国很重要的报纸《时代周报》，有点像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是那种八卦报纸，他们的总编辑告诉我，他们负面报道最多的是汉堡，因为这家报纸在汉堡，比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多几倍，而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又比对欧洲的多几倍，对欧洲的负面报道又比对中国的多几倍。
刚才扯开去了，我举前面这个例子是想说中国的变化之快，别说外国人跟不上，连我作为中国人也跟不上。我刚刚关注一个热点，结果已经是冷点了，别的热点呼呼冒了出来，我还不知道。我想这也是阅读跟不上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表现。前不久曝光出来的在奶粉里放三聚氰胺的事件，这两天媒体上热衷报道在水产品里放甲醛——就是那个在医学里面不让尸体腐烂的福尔马林，水产品为了保鲜几乎都是这样，它和三聚氰胺一样，都是公开的秘密。它在业内不是秘密，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才是秘密，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我觉得负面报道多不是坏事，一方面我们有权利充分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负面报道会引发人们的正义感，生气或者愤怒都是正义感的表现。现在流行一个词汇叫正能量，其实很多正能量是面对负能量时被激发出来的，所以文学作品应该努力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中国不缺正面报道，也不缺负面报道。关键在于怎么去看这些报道，我前面说了人们可以在负面报道里激发出正义感，反过来也一样，有些人会从正面的报道里读出消极的情绪。《兄弟》法文版出版后，一家法语报纸发表了一篇书评，书评作者最后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一些中国朋友反复告诉我，余华，这个四十八岁的中国作家，在《兄弟》里面表达的不是中国最美好的一面，这位作者接着写道：“这就对了，这恰恰说明中国文学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中解放出来了。”这个理解很有意思。
这是我大概半年来的经历，这半年我也读了一些文学作品。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我在八十年代开始写小说，一边写小说一边读小说。我中学毕业前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那时候没有文学作品，“文革”时期读不到文学作品。八十年代开始大量出版文学作品，所以我是一边写一边读，读的主要是外国小说（我不会外语，读的是翻译作品），我读的基本上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那些作家的作品。八十年代是中国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一个高潮时期，我当时读了大量这样的作品。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有出国的机会，一个尴尬的问题出来了。比如说到了德国，德国的记者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所读过的德国作家有哪些？我只能说出歌德，或者再年轻一点的，像海因里希·伯尔、西格弗里德·伦茨、君特·格拉斯这样的作家，而再年轻一代的德国作家我完全不了解。我在法国也面临这样的境况，在美国也一样。那个时候我很武断地说，我们中国没有翻译西方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直到有一次我和聂震宁一起去莫斯科大学做一个演讲，我说完之后聂震宁有一个报告，里面提到了“二十一世纪最佳外国小说评选”的活动，从他谈到的目录中，我看到包括俄罗斯的当代文学在内我们都已经翻译出版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了，都是活着的作家的作品。我当时感觉很羞愧，我此前在国外是胡说，其实我们已经出版了很多当代的，包括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还有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可是我告诉外国记者没有出版，都已经出版了那么多了，我还以为只有歌德、但丁、巴尔扎克他们，所以我开始阅读和我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
我注意到了一个英国作家，叫伊恩·麦克尤恩，我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在西方世界很有影响力，我可能是在德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又在别的国家听人提起他，他比我大十岁左右。此前我有一个误解，认为西方文学不可能一直长盛不衰，后来发现我错了。现在中年一代的西方作家，依然很强大。我所读到的，包括伊恩·麦克尤恩这样的作家，还有其他作家，一个个都很厉害。伊恩·麦克尤恩有一点很了不起，可以说是他写作的美德，他的小说，出发的地方都很小，但他写得很大。或者说他善于从特殊处出发写出普遍性，这是他独特的地方。两个月前我刚刚读完他的中文本《在切瑟尔海滩上》，我很高兴，这本书的法文版八月份才出版，而中文版六七月份就出版了。现在中国在出版西方重要作家的新作方面，已经跟西方国家同步了。
我今年六月去日本为《兄弟》做宣传，我想我应该读读日本的当代作家，到了日本不能老是谈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了。然后我就上街去买日本小说，想买两个人的作品——村上龙和村上春树。村上龙的作品买不到，我知道他出过两本书，他的书在中国的销售不是很理想，可能没有再加印。村上春树的书太多了，几乎全部都在中国出版了。为什么我想读村上春树的小说？我去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他的作品在那些国家都很受欢迎，这是一个奇迹。况且他是一个东方作家，东方和西方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我买了四本他的书，当然有他那部最著名的《挪威的森林》。读完《挪威的森林》觉得写得非常好，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我在去日本前的半个月又读完了他的《海边的卡夫卡》和《舞！舞！舞！》，印象深刻。读完《挪威的森林》，我以为这就是村上春树的风格，后来读了他的其他作品，才知道《挪威的森林》是他作品中的另类，他的其他作品都或多或少有超现实主义的意味。我六月在日本的时候，文艺春秋的编辑告诉我，日本正在筹备一个文化活动，就是纪念《挪威的森林》出版二十五周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日本人都认为，最近这三十年来，《挪威的森林》是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日本小说，所以要纪念它。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知道《挪威的森林》刚刚出版时，卖到十万册的时候日本的批评界还是一片赞扬，但是超过一百万册的时候，这部小说遭到了日本批评界和文学界的憎恨和厌恶，此后村上春树和日本文学界脱离了关系。二十五年以后，日本文学界重新承认他，要给他搞这么隆重的一个活动。我觉得他的命运有点像纳博科夫。纳博科夫的小说都是现代主义的，只有一部《洛丽塔》是相对比较传统的，这是他作品中的另类，同时也表现出他叙述时的强大功力。这是很奇怪的，可能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时候一个作家突然脱离了自己熟悉的套路写了一本书以后，反而能够更为长久地流传。
这两天我在读帕慕克的《雪》，他用的是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写下了这本书。《雪》可能是帕慕克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当然这和土耳其的政治宗教有关，这本书成了一个事件，帕慕克因此受到法庭判决，引起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这本书就在西方火了。土耳其这个国家处于欧亚交界处，伊斯坦布尔的一部分就在亚洲，和欧洲隔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座大桥连接欧洲和亚洲。这个地方历史上战火不断，又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和冲突之处，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之间的世俗主义和宗教信仰间的矛盾，在这样一个矛盾如此突出的国家里，帕慕克的作品里不可能没有政治的东西，不可能没有文化和人道主义冲突的东西。《我的名字叫红》是他的另类作品，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叙述优美很有意境，可是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不怎么样。这部小说是由不同的人讲述出来的，可是不同的人说话的腔调和句式都是一样的，说白了就是帕慕克的腔调。你们看看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不同人不仅说话腔调不同，视觉也不同，那个乡村医生抬头看着山路时觉得那是一条断胳膊扔在那里。
但是《雪》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帕慕克在叙述时显示了好作家的作风。我举一个例子，书中的主人公叫卡，他到了一个叫喀瓦市的边远小镇，他没有任何准备，当地报纸就登了说他晚上要在民族剧院的演出中朗诵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雪》。整个过程写得很有意思，卡对那个报纸（发行量只有七十多份）的主编说，我没有这样的诗，也不准备写这样的诗。而主编回答道，你肯定会写，在我们土耳其只要在报纸上先登了，事情就会发生。那时我就在想，他们如何让卡去朗诵？这是一个好的小说家的表现。卡根本就不愿意去，他去就只是为了他爱恋的一个叫伊贝科的女人。这个女人跟他年龄一样大，他们以前是大学同学，她离婚了，所以他想去追求她。伊贝科的父亲开了一家旅馆，卡就住在她父亲的旅馆里面。那天晚上伊贝科的父亲请他吃饭，他边上坐着伊贝科，他手捏着她的手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当时电视里面正在直播那个晚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当时土耳其世俗政府要求大家把头上的头巾去掉，包头巾的人不能进学校，而宗教分子则反对，当时有这么一个冲突。这个时候，伊贝科的父亲就对卡说你应该去朗诵，因为晚会上已经反复报了“一个流亡德国十二年的大诗人卡回来了”。其实卡就是一个三流诗人，在德国混日子的那种诗人，他并不是一个在德国出名的诗人。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一直都在劝卡去朗诵，他就是不去，最后家中的女佣端着一锅汤，问还剩下一点汤你们谁要？这个时候卡在心里说，我打一个赌，假如伊贝科说她想要这个汤的话，那么伊贝科肯定会和我结婚，肯定会跟我去法兰克福，我们会在那里生活。这样的话我愿意去朗诵。结果伊贝科说我要，卡就去朗诵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细节，就是一个人根本就不愿意去，但是最终突然愿意去了，而改变想法并非是大家劝说的结果，而是一个小迷信的打赌，从叙述上来说，不是在一条一条的直道上改变了，是突然出现一条岔路改变了，小说家的才华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表现出来的。
2008年10月16日 北京
我想这就是人类的美德
我的演讲题目叫《广阔的文学》，这是两个月前应主办方的要求准备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当时选择这个题目是基于自己的江湖经验，演讲的题目越大越好，题目大了怎么说都不会跑题。今天上午我准备下午应该说些什么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题目出问题了，不应该用这么大的题目，这个题目是唬人的，我阅历有限能力也有限，我说不出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广阔。
然后呢，我找不到笔。华中科技大学很友好，让我住在学校宾馆的套房里，可是没有笔，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找笔，写字台上没有，床头柜上没有，所有的柜子和抽屉都打开来找了，连卫生间也没有放过，就是没有笔。我想利用上午的时间把下午要讲的内容写个提纲出来，可是没有笔。本来想写个提纲讲讲文学的宽度——没有能力讲文学的广阔，就讲讲文学的宽度。可是没有笔，所以今天晚上的演讲可能连宽度也没了。我不是抱怨华科大的宾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自己没带笔，我也没有抱怨自己，因为衣服的口袋资源有限，原来放笔的口袋现在放手机了。这么想想还是当年穿中山装的时候好，胸前口袋插上一支钢笔很般配，现在都穿西装了，西装胸前口袋插上钢笔就不伦不类了。
不管我能不能说出文学的广阔，文学的广阔都在那里，那是包罗万象的广阔。估计我今天也就是说些坐井观天的事，好在你们都知道天空有多么广阔。
去年十一月份，我在罗马尼亚书展的一个论坛上有一个发言，我说：“当我们在一部小说里读到有三个人在走过去、有一个人在走过来，这已经涉及了数学，‘3+1=4’；当我们读到树叶在飘落下来，这就涉及了物理；当我们读到糖在热水里溶化的时候，那就已经涉及了化学。所以，假如文学连数理化都不能回避的话，它根本不可能回避社会或者政治。”
希腊神话里宙斯对人类表示不满的时候，会用夸张的句子说“我想用闪电鞭挞整个大地”，这样的描写确实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众神之王，他的鞭子就是闪电，符合他的身份。同时你也会觉得这个描写很有气势，这又涉及了气象学，所以文学里什么都有。
文学里面有很多夸张的描写，比如莎士比亚，他的悲剧和喜剧都非常好，悲剧是彻底的悲剧，喜剧是彻底的喜剧，他从来不搞折中那一套。当然他的戏剧有一个套路，先让邪恶战胜正义，最终再让正义战胜邪恶。在《李尔王》里面，国王李尔和忠诚的葛罗斯特伯爵有着相似的命运，前者被他两个口蜜腹剑的女儿所蒙骗，赶走了真正爱他的小女儿，然后被两个坏女儿迫害后流离失所；后者被收养的义子挑拨离间，竟然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后来葛罗斯特为了保护李尔，被挖去了双眼，这时的李尔有时精神失常有时还算正常，他要复仇，给葛罗斯特一份挑战书，让他看。失去眼珠的葛罗斯特说，即使上面每个字都是一个太阳，我也看不见了。这是典型的莎士比亚式的语言，天才作家的夸张。为什么这么说？夸张在文学里是很不好处理的，很容易失真，所以更需要对叙述分寸的把握。莎士比亚让这个没有眼珠的老人说出这样的话，让读者或者观众既为葛罗斯特也为李尔感到心酸，当时悲惨的场景也因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李白也夸张，他说“白发三千丈”。我记得二〇〇八年《兄弟》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日本有一个评论家写文章说这部小说很夸张，但是这部小说来自一个有过“白发三千丈”诗句的国家，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日本人的看法。李白“白发三千丈”后面一句是“缘愁似个长”，愁成什么样了？这个涉及精神病学，妄想症的一个病例。
我不是说李白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只是觉得他会有精神不正常的时候，我今天在这里说“广阔的文学”也是妄想症的一个病例，夸大妄想症。其实每个人都有来自精神方面的问题，只是有时候分裂了有时候还没有分裂，有时候发作了有时候还没有发作，李白发作的时候就是“白发三千丈”，我发作的时候就是今天说“广阔的文学”，当然我的病情远没他的那么牛逼。
文学和疾病的关系源远流长，有些作家能够写出不朽之作，所患疾病在后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普鲁斯特，他的感觉十分奇妙，他写晚上入睡时，脸枕在丝绸面料的枕头上，觉得清新光滑，像是枕在自己童年的脸庞上；他写早晨醒来，看着阳光从百叶窗照射进来，觉得百叶窗上插满了羽毛。这和他体弱多病有很大关系，他十岁时得了哮喘病，这种病在当时很麻烦，后来他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影响晚上入睡，他入睡前要喝一种麻醉药水，这种药水喝多了会产生幻觉，所以枕在自己童年的脸庞上和百叶窗上插满了羽毛都是药水作用下的美丽幻觉。
很多作家有忧郁症，爱伦·坡几乎每天都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可是他好好的，一直没死，还写下一系列阴森森的故事给别人看，看了他故事的这些人一个个也觉得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安徒生也是，一生都在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自己眉毛上的小印记会扩大盖住眼睛，担心自己偶然间被别人的拐杖碰到会导致胃破裂，所以他写出了《卖火柴的小女孩》。麦尔维尔的忧郁症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白鲸》看似很强大，其实是在掩饰他长期以来的沮丧和忧郁，最后没有掩饰住，还是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了。卡夫卡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忧郁症在书信日记里一览无余。那个号称硬汉的海明威也经常会不正常，在非洲打猎时心血来潮，以为自己是西部电影里的神枪手，让他的一个朋友头顶一只碗，他一边后退一边举起猎枪，他的朋友对他的枪法实在没有信心，在他开枪之前就逃跑了。德国的席勒写作时桌子上要摆着烂苹果，烂苹果的气味会给他带来灵感，如果你们有兴趣跑到街上去，随便找一个过路的女孩——现在流行的说法叫美女——你们问美女写作时闻烂苹果意味着什么，美女肯定会说这太变态了。
至于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出来的疾病，那就太多了，什么样的病都有。我年轻时读过很多被文学描写出来的疾病，那时候我身体很好，可是读着读着觉得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有病了，觉得自己应该去医院了。所以文学又涉及了医学，或者说文学有时候就是医院，从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到下面的乡镇卫生院，里面挤满了作家、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读者，也分不清谁是医生谁是病人。
在广阔的文学里，我们读到过各种各样的题材和形形色色的故事。我刚才说到了涉及数理化的、涉及气象学的、涉及医学的，涉及最多的，我想应该是社会和历史了。先来谈谈文学怎样涉及社会，我们读到的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托尔斯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狄更斯的、巴尔扎克的、司汤达的，还有二十世纪的很多伟大作品，无一例外，每一个文学文本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社会文本，这是讲述文学如何广阔时最大的一个话题。
我今天还是讲短篇小说，讲长篇小说太费劲了，把自己说死了也说不完。我现在脑子里首先出现的是大家熟悉的鲁迅的《风波》。《风波》描写的是当时社会出现巨大变化的时候，处在社会动荡边缘的农村——绍兴乡下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些人的反应。小说很巧妙，鲁迅写得好像很随意，虽然不像《孔乙己》那么讲究，可它仍然是一部和《孔乙己》并驾齐驱的短篇小说。
《风波》一上来就是九斤老太在抱怨孙女六斤，都要吃饭了还在吃豆子，要把这个家吃穷了，然后她的孙女躲在树后面说：“这个老不死的。”接下来是七斤回来了，七斤回来以后忧心忡忡，说皇帝好像要坐龙廷了。我估计就是张勋复辟那个前后传到浙江绍兴，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更没有后来的微信什么的。我曾经在一个收藏古玩的作家朋友家里看到他收藏的地契，那个地契居然是洪宪五年时的地契。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是个短命皇帝，那个时候信息闭塞，袁世凯早就死了，相对偏远的地方还以为他是个活皇帝，还是用洪宪的年号。《风波》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辫子，这篇小说关注的是辫子，尤其是赵七爷的辫子。七斤摇船去城里，他不想做田里活，想到城里挣钱，到城里遇到革命军把辫子给剪了，回来以后也不觉得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七斤嫂还说辫子没了看上去人挺精神的。后来一听说皇帝又回来了，没有辫子那就是要砍头的罪，八斤嫂和七斤嫂因此有一次吵架。鲁迅把吵架写得很简洁，但是写得很传神。
我觉得小说最妙的是赵七爷。革命军来了，他把辫子盘到头顶上；革命军走了，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他就把辫子放下来。我认为鲁迅《风波》里最重要的人物是赵七爷，不是七斤。当然七斤是小说叙述的角度，鲁迅是从七斤的角度来写的。这是反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旧的势力反扑回来的一篇大变革时期的小说，仔细想想，其实我们都是赵七爷，我们在社会重大变迁的时期如何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立在潮头的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更何况我们这些随波逐流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赵七爷，都是审时度势把辫子盘到头顶上，又审时度势把辫子放下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这是面对社会巨变时的应对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