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故事都有一个灵魂，有时候灵魂是几个细节，有时候灵魂是一句话，有时候灵魂可能就是一小段的描写，它各不相同，《风波》的灵魂是辫子，赵七爷盘上放下的辫子和七斤被剪掉的辫子。涉及社会巨变，仅用一部短篇小说就把它表现出来，《风波》是一个好例子，当然也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不过很多都是长篇小说了。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读了里面关于列文的篇章，就知道当时的俄罗斯出现变化了，列文是一个思想比较先进的地主，属于一个新兴地主。巴尔扎克的作品也一样，雨果的作品更不用说了，雨果的作品是属于时代感很强的作品，涉及社会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方面。另外还有一些作品既涉及社会又涉及历史，《风波》里面同样有历史，我们现在读它的时候，它就是一段历史。小说《风波》有一个社会文本，还有一个历史文本。你们再读读《风波》里面的人物对话，我觉得过了那么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听到我们周边会出现类似的对话。
文学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就是历久弥新。我记得有一次在巴黎街头，太阳下山，天快黑了，所有人都在匆匆忙忙走路。我一个人在逛街，我的翻译还没有过来跟我一起吃晚饭，我就一个人在旅馆附近的街上闲逛。突然我脑子里出现了欧阳修的一句诗“人远天涯近”。这句诗也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出现过，有两个出处，这个不用关心，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站在武汉或者北京这样大城市的街上，看着那么多人在匆匆忙忙走来走去，所有从你身旁经过的人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再看看远处的山脉，反而觉得和你有关系，那个时候就会感到人和人之间是遥远的，人和山之间是亲近的。那句诗表达的可是宋代和元代的人的感受，可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会有这样的感受。鲁迅给予我们的感受也是这样，我一九八三年开始混入文坛，在文坛已经晃荡了三十四年，现在再读鲁迅的杂文，虽然讽刺的是当时的社会和当时的文人，我们读来有时觉得是在讽刺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文人。
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如果把我们的现实当成一个法庭，文学不是原告不是被告，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不是律师不是陪审团成员，而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书记员。很多年过去后，人们想要知道法庭上发生了什么时，书记员就变得最重要了。所以文学的价值不是在此刻——那是新闻干的活——而是在此后，欧阳修的诗句和鲁迅的文章就是此后的价值。我前面所说的一个文学文本的后面存在着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也是这个意思，社会文本说过了，现在来说说历史文本。
很多伟大的作品两者皆有，我前面提到的《风波》《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文学文本的后面同时存在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说起来可以滔滔不绝。今天来说说茨威格，他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看不出后面有社会文本，只有历史文本，所以就说这本书了。茨威格像写小说那样去写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几个改变人类进程的历史事件。其中一个是《拜占庭的陷落》，写的是苏丹率领大军如何攻打当时的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茨威格的描写有着明显的虚构，他写东罗马帝国的军人如何奋勇抵抗，让苏丹觉得攻不下拜占庭准备率军退回，因为他率大军包围拜占庭，进攻时牺牲减员很多，同时需要很大的给养，时间长了给养跟不上。在苏丹准备撤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拜占庭有个凯尔波尔塔小门，这个小门当时是给皇宫里的用人进出使用，东罗马帝国把整个拜占庭的各个地方都守住了，唯独忘了这个小门。结果土耳其人发现了这个小门，攻了进去，拜占庭就陷落了，人类历史此后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伊斯兰世界兴起了，所以茨威格认为就是这扇小门改变了欧洲的历史。他也许是有依据的，但是拜占庭的陷落不会只是一个因素造成的，应该是由很多个因素集合到一起造成的。
茨威格的思维很有意思，他的思维就是人类历史的进程往往是因一个被疏忽的小问题演变成了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他还写了当年拿破仑的战败，热爱古典音乐的人肯定都知道贝多芬的《威灵顿的胜利》，你们可能听过卡拉扬的版本，里面的大炮声是用真的大炮轰出来的声音录制的，《威灵顿的胜利》就是写拿破仑如何败给威灵顿的那场战争。当时拿破仑手下有一个叫格鲁希的元帅，其实他并不是当元帅的料，当时拿破仑手下那些能干的元帅基本上都已经战死沙场，剩下的就是像格鲁希这样才能有限但是忠心耿耿的人还活着，所以格鲁希成了元帅。拿破仑给了他一支部队让他守住一个要塞，自己率领部队去进攻，结果拿破仑中了威灵顿的埋伏。当时这位元帅知道拿破仑和敌人在激战了，他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枪炮声，他手下的将军们都坚决要求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救拿破仑，格鲁希说，给我几分钟考虑一下。其实不止几分钟，但茨威格说就是这几分钟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格局。格鲁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忠诚，他要忠于拿破仑的命令，拿破仑让他在那儿，他就在那儿，没有拿破仑的命令他不能动。格鲁希不会审时度势，因为他不是一个帅才，他应该是个在拿破仑身边、拿破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的人。由于拿破仑能够放出去独当一面的元帅都已经战死了，只能把他拿出去独当一面，结果导致了拿破仑的失败。格鲁希犹豫以后同意手下的将军率兵去营救，但是晚了，威灵顿已经胜利了。茨威格的故事讲得很吸引人，这本书现在好像是叫《人类群星闪耀时》，但过去在中国出版时不叫这个书名。茨威格把他的历史观融入这样一个半虚构半非虚构的写作之中。茨威格这两个故事的灵魂在哪里？在于一个小门和几分钟的犹豫改变了欧洲的历史，他寻找到了历史的切入点，也是写作的切入点。仔细想想，很多历史的改变确实是在不经意之处发生的，人生也一样，后来的壮举当初只是一个小小杂念，很多的成功其实是歪打正着。
文学包罗万象，我说到现在也没说出多少来，但是有一点是我最后要说的，就是文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过雨果的一首诗：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
现在我要说一个人的心灵的故事。我年轻时读过《圣经》，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什么都不是，我是把《圣经》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来读的，假如现在有人要我选择，说只能选择一部你认为最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我会说那就是《圣经》。《圣经》里有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至今难忘，由于读的时间久远，我已经忘了在哪个篇章里，也忘了里面人物的名字，但是故事的内容我记住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的力量在什么地方。
这个故事讲一个富人，他有很多头羊。《圣经》里计算一个人的财富都是用多少头羊来计算的，羊就好比是现在的银行存款。这个富人有好多头羊，还有一个城堡，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有一天他突然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想带着他的妻子孩子们去远游，就把所有的羊还有城堡交给他最信任的一个仆人，然后他带着家人和一些仆人走了。他在外面漂泊了很久之后，开始想家了，身体也不好，想落叶归根，就让一个仆人去通知帮他看家的仆人，让看家的仆人准备一下，他要回来了。过了一段时间消息传来，说那个看家的仆人把他派去的仆人杀了。跟随他的仆人们说，那个仆人已经背叛你了，已经把你的财产据为己有。这个富人不相信，他责怪自己不该把一个笨嘴笨舌的仆人派去，就又派了一个他觉得聪明伶俐的仆人去报信。他说，前面那个仆人肯定没有说清楚，只要这个仆人去就能说清楚了。这个富人根本不会去想那个仆人是否已经背叛了他，他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想法。结果那个聪明伶俐的仆人去了也被杀了，他还是不相信，他说，还是我错了，我应该派我最疼爱的小儿子去，他只要看到我的小儿子，就知道我是真的要回来了。他就把最疼爱的小儿子派过去，也被杀了。《圣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讲述一个人内心的纯洁，人性的纯洁能够达到这种激烈的程度。当他知道那个仆人确实背叛他以后，愤怒爆发了，故事的最后是他率领一直跟随他的家人和仆人打了回去，背叛他的那个仆人被处死，这就是结局。故事的前半段讲述的不是人的愚蠢，而是人性的善良和纯洁，善良或者纯洁看似天真软弱，但是爆发时的力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的，我想这就是人类的美德。
2017年4月11日 武汉
纵论人生，纵论自我
何锡章教授说他今天有一堂课让我来参与一下，我以为他在台上讲，我在下面听，偶尔插一下话，结果他说了一分钟就坐到下面去了。这是突然袭击，我不知道说什么，他就即兴给了我这个“文学与人生”的题目，他说：“纵论文学、纵论人生、纵论天下都可以，纵论自我也行，大家欢迎！”他说完欢迎就心安理得地坐在同学们中间，看他这个架势，死活不会上来了，要我替他上课。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里反面人物的一句经典台词“中了共军的奸计了”。
我只好在这里纵论了，我今天不纵论天下，也不纵论文学，文学我说得太多了，已是陈词滥调，我就纵论人生，纵论自我，稍带一点文学。我在想从什么时候说起，是从三十年前说起呢，还是从三年前说起。我想想三十年前我在干什么，需要两个小时来回忆，回忆健全了，下课铃声也响了。
那就从三十年前说起吧，一边说一边回忆。一九八七年我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年深秋的时候我去北京，参加《北京文学》的改稿会，带去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初稿。好了我知道说什么了，今天我要和你们说说我的文学和人生的故事，我能够走到今天，一个人和一本杂志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在浙江海盐河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写完初稿的，写完以后我很兴奋，觉得自己写下了一篇以前从来没有写过的小说，然后我拿着这篇小说去参加《北京文学》的改稿会。当时《北京文学》的主编是林斤澜，副主编是李陀和陈世崇，当时中国文学界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后又有新的声音出现了，《北京文学》想发现新声音的作家，他们就向全国征集小说稿，结果小说稿像雪片一样飞进了《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们个个看花眼了，也没有发现他们期望中的新声音，但是改稿会已经宣传出去了，不办不行，只能在征集来稿的作者里找几个，再找几个他们原来的作者，都是青年作者，我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这可能是李陀心血来潮想出来的点子，他想编一期“青年作家专号”，就是一九八七年做第一期，他觉得中国文学到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不少令他惊喜的作品，他相信会有更多的新气象的文学作品出现，他对当时文学走向的判断是准确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就是在一九八七年后集体崛起的，但是通过《北京文学》向全国征集青年作者并且想从中找出几个韩少功、几个史铁生、几个莫言、几个马原，那是痴心妄想。
当时林斤澜和李陀都是挂名的，基本上不干事，干事的是陈世崇，我一九八三年底去《北京文学》改稿会的时候就认识陈世崇了，他那时候刚从小说组的组长升为编辑部副主任，他对我一直很重视，从一九八四年我在《北京文学》发表小说以来，每次《北京文学》开笔会，陈世崇都会叫上我。
一九八七年《北京文学》第一期的“青年作家专号”是李陀做的，所以他很认真地参加了那个改稿会，住在上园饭店，他就是在那里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李陀看完后很兴奋，跑到我房间来，坐在沙发里和我聊天，他在赞扬《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还说到了几篇我以前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小说和散文，他说傅锋、陈红军和章德宁如何向他推荐我，他读了我这些此前的作品觉得一般，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一般，所以我后来出版的集子里一篇也没有收入。但是傅锋、陈红军和章德宁认为我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青年作者显然没有错，我是《北京文学》从自由来稿里发现的作者，所以《北京文学》对我格外重视。当时发现我的编辑是王洁，后来她调走了，傅锋把我接了过去，章德宁是小说组的组长，是二审，每篇小说都要过她这一关才能到陈世崇那里，章德宁没有否决过我的任何一篇小说和散文。后来章德宁做了《北京文学》的社长，其他人也都先后离开了，等章德宁退休以后，《北京文学》和我就没有联系了。
《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而且是头条。由于李陀的大力宣传，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后来我又写了一些中篇小说。李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自己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但是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是《收获》，他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给你推荐到《收获》去。《收获》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连着发表了我的两个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钟山》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发表的《河边的错误》也是李陀推荐给范小天的。我前面说我能有今天，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帮助了我，这一个人就是李陀。
一本杂志呢，不是《北京文学》，是《收获》。为什么这么说？《北京文学》人事变动频繁，不像《收获》始终是李小林当家做主。李陀和林斤澜被赶走以后，我给过他们一个中篇小说，章德宁和陈世崇都签发了，可是被那时候的主编否决了，后来在《收获》发表了。我记得当时陈世崇搬了新家，我去看望他，他很高兴，提到我的稿子被退还的事，他摇头叹气。我后来很知趣，没再向《北京文学》投稿。
《收获》一九八七年第五期发表《四月三日事件》之后，我收到了肖元敏的一封很厚的信，当时我的责任编辑是肖元敏。她在信里说《一九八六年》准备在下一期发表，只是里面有很多描写太残忍，担心发表以后会招来过多的批评，可能会对我不利，所以她在忠于叙述风格的情况下给我做了很少的删减。我看了一下，确实不多。如此认真的编辑，今天已经找不到了。她把原文抄在信纸上，把改动的抄在下面。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之类的，什么都没有，就一段一段地抄，最后问我是否同意。我很吃惊，肖元敏那时是一个大编辑，她编辑过很多著名的小说，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如此尊重，我当然同意了，告诉她只要给我发表，全删掉都可以。编辑的认真其实也是《收获》的一个传统，巴金留下来的一个传统。
一九八七年十月，《四月三日事件》发表不久，《一九八六年》还没有发表的时候，我刚好去上海，就去了《收获》编辑部。上海作协院子里有一幢楼，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走到二楼遇到一个人下来，问他《收获》在哪里，他说在楼上。我走到三楼有一个对着楼梯的门虚掩着，门上贴了《收获》杂志的一个封面，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我敲敲门，有个声音说请进，我推开门，里面只有一个女编辑在办公桌前看稿子，我问她肖元敏在吗？她说我就是。我说我是余华。肖元敏笑了，起身给我搬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她对面，我们两个开始聊天。她告诉我，李陀把我的中篇小说推荐给他们时还要求他们读一读《北京文学》第一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肖元敏说有一天李小林在办公室里到处找这一期的《北京文学》，找不到还问肖元敏，肖元敏说她拿回家去读了。我们正说着话，程永新进来了，他也是我的编辑，他编辑了一九八七年《收获》第五期的“先锋文学专号”。程永新那个时候也就二十多岁，年少俊美，是上海巨鹿路上的潘安，再看看现在的程永新，岁月对潘安也是一把杀猪刀。那次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上个月在澳门，程永新和我一起回忆八十年代，他说我们这一批作家的稿子寄到《收获》以后，他、李小林、肖元敏他们当时都觉得我们这批作家每个都有一股气势，感觉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所以他们连着两年都做了“先锋文学专号”。
我有超过七成的小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每次去《收获》编辑部，李小林都会对我说，你的小说不能寄给别的杂志，只能给我们发表。我当然愿意了，愿意在《收获》上发表。但是范小天有意见了，给我写信，说你给《收获》那么多篇了，也不给《钟山》一篇，所以我也得给范小天寄一两篇小说过去。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我的小说在其他文学杂志上发表不了，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可当时不是这样，别的杂志是不敢发表的，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这个题材是卖血的，在一九九五年还是比较敏感的。《收获》是巴金的《收获》，他是杂志的主编，虽然李小林当家，可巴金这个名字挂在那里，就是一种力量，我们这些作家就是在这个力量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
我一直认为巴金没有看过我的作品，但后来李小林告诉我，像你这样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品，都是要让她爸看一下的。《许三观卖血记》正式发表前，巴金正在杭州休养，李小林看清样的时候给他念了《许三观卖血记》。
这次在澳门，程永新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当年《收获》发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后，招致很多批评，说它是黄色小说，倾向也有问题。编辑部压力很大，巴金就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小说确实有点“黄”，这个“黄”用了引号，但是这是一篇好小说。
巴金去世以后，好像是二〇一二年底或者二〇一三年初，我们这些《收获》的老作者还有一些《收获》的新作者在上海开会，会后李小林带着我还有苏童几个人去她家参观——现在是巴金故居了。李小林亲自当讲解员，我印象最深的是巴金的书桌，刚开始蛮大的，后来年纪越大书桌越小，最后就那么小了，和我上中学时的单人课桌差不多大，可能是巴金觉得书桌太大了不适合写东西。巴金在“文革”结束以后写《随想录》时的书桌就是最小的那张桌子。
第二天我给李小林发了短信，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很幸运，这是因为巴金的长寿。巴金气管切开以后又在病床上煎熬了很多年，那样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他自己说过长寿是对他的惩罚。但是巴金的长寿，让我们这一代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我觉得当时的极左派们很想把我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但是我们后面有《收获》，有巴金，我们都没去西伯利亚，最北也就是跑到东北，参加完一个活动又跑回来了。
我是一个幸运的作家，在需要遇到一个人的时候，遇到了李陀；在需要遇到一本杂志的时候，遇到了《收获》。李陀和《收获》让我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李小林经常对我说，你是我们《收获》的人——意思是你不能把小说拿给别的杂志发表。
我回忆了一下，我在《收获》发表了那么多小说，都是寄过去以后就发表，不需要修改，只有《在细雨中呼喊》是例外，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写作的时候自己觉得前面一半写得不错，后面一半就不自信了，当时心想也许《收获》觉得后面一半也不错，就坐上火车去了上海，拿到《收获》杂志编辑部去。当时这部小说跟你们现在读到的版本不一样，现在前一半还是一样的，后一半完全重写了。李小林对前半部分很满意，但对后半部分很不满意。可能我当时也急于想发表一个长篇小说（证明自己），我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写，写到中篇小说，发现中篇小说已经会写了，然后就尝试去写长篇小说了。李小林不接受，她让我很感动的是，她对我说，这部小说要是别人写的，我现在签发，下一期就出来了，因为是你写的，你就得回去给我改好了。
这是我在《收获》第一次遇到批评，程永新陪我出去，他边走边安慰我，说前面是大手笔，后面马马虎虎。他没说后面写得差，而是说马马虎虎。然后他在《收获》附近找了一家小餐馆请我吃了午饭。那些年我和苏童、格非把《收获》附近的小餐馆都吃遍了，都是程永新拿《收获》的钱请我们吃的。
李小林让我回去想想怎么改，说她再和程永新、肖元敏三个人商量提出修改意见。我回到嘉兴，当时虽然没有高铁，但是从嘉兴去上海坐火车还是很方便，我到上海都是住华师大招待所，格非当时在那儿教书，每次我或者苏童、马原到上海，程永新就会让格非订一个招待所的房间。差不多一个月以后，他们三个人讨论好了修改《在细雨中呼喊》的方案，让我去上海编辑部和他们开会，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后半部分怎么修改。其实我在嘉兴的一个月里已经想好了后半部分怎么重写，所以我一到《收获》编辑部，他们还没说话我就宣布后半部分不要了，我要重写，所以他们不用提意见了。李小林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我说刚刚决定重写，李小林说好吧，那就不提意见了。然后我们坐在编辑部里闲聊，快到中午的时候，李小林回家，肖元敏去了食堂，程永新带着我去巨鹿路周边找餐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