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著作有《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等。
2、伊甸园，《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居住地，含有乐园的意思。
岁影物语
文人与侠客
冷成金
“十年磨一剑，霜锋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这是唐朝诗人贾岛在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实则气球一只，顶不了事，真有急难，千万不要求这种人。
文人之无用，历史上的文人自己就看得很清楚。“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等话，说得可谓痛彻肺腑。每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投笔从戎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在加油鼓劲。令人敬仰的大诗人苏轼就曾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豪言壮语，流泽至今，但苏轼一生也未亲临过战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宋代著名词人辛稼轩就是一员勇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据说梁山泊义军的创建者之一白衣秀士王伦也是秀才出身。看来，文人要有用，就须弃文从武或是弃文从政，至少也应是亦文亦武或亦文亦政。
但话又说回来，要求文人做武将的事、做侠客的事，甚至代替官吏，这本来就不合理。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当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表示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在这里，社会把文人当作了侠客，而且是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文人的使命如此重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要么慨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与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有大大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文人之向往侠客，那是势在必然的。
“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固然是文人所处的历史窘境，但文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时侯，文人往往起而批评之，以至殒身而不恤。对于社会的不平，侠客用剑，文人用舌、用笔，况且文人还要从根本上去铲除不平。从这一意义上讲，文人也是侠客，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侠客。虽然始终不能根除不平，但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精神侠客在，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文人做不到的事情希望侠客来救补，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本有着相通的地方，所以，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武之人。据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地方面，颇有建树。至于历代文人，想做侠客的就更多了，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不绝如缕。至龚自珍，则感叹侠风衰微：“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但其后谭嗣同、秋谨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一时间侠风复炽。看来，对“儒侠”人格的向往实在是一个深厚的传统。
金庸的小说《书剑恩仇录》为我们塑造了一位书生侠客陈家洛的形象，他及其所属的红花会是以反清复明彻底失败而告终的。不论是历史上“儒侠”的风流云散还是陈家洛的失败，都向我们表明，侠客、书生或是侠客兼书生想成大事都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走在社会现实前面的理想力量。
正是因为书生（文人）和侠客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文人和侠客才成为人们持久追慕的人格榜样（人们羡慕做官，愿意做官，但又从心底里透着对官的反感与批判，其道理也正在这里）。尤其能够兼侠客、文人二任于一身，那就更为令人尊崇，概因“儒侠”既克服了文人的文弱无力，又弥补了侠客的粗疏鲁莽，实在是最为健全的人格。
文人与侠客，看似文武殊途，实是孪生兄弟。只是古时候的文人如对现状不满，尚可练剑行侠，当今的文人如遇不平，则只好自认倒霉了。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在广州车站遭劫，被抢去了装有研究武侠小说的资料和草稿的皮箱，出租车司机固然不肯帮助追贼，警察也无兴趣破案，一介文士，也只有望洋兴叹!只希望“盗亦有道”，小偷寄回无用的东西。但不知是小偷不讲职业道德，还是连小偷也看不起文人，至今没有音讯。难道真是因为“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便小觑了他吗？”
文人无用，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祈求侠客，古已有之，亦于今为烈。文人有用则侠客少，文人无用则侠客多，文人与侠客的消长关系，是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研究这一现象，或许能看出些什么。
岁影物语
享受生命的快乐
周国平
先说生命的快乐。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们应该享受生命。苦行主义把生命的快乐看作低级的快乐，我认为是大错特错的。但是我发现，真正懂得享受生命的人并不多，人们往往把满足生命本身的需要和满足物质欲望等同起来了，其实这是两回事。现在社会上把金钱看得很重要，好多人把全部精力用来挣钱，挣了钱就花钱，全部生活由挣钱和花钱组成，以为这就是快乐。其实，物质的欲望是社会刺激出来的，并不是生命本身带来的。一个人的生存当然需要有物质条件，要有钱，在这个社会里你没有钱就会很可怜，所以不妨让自己有钱一些。但是，生命有它本身的一些需要，满足给人带来的快乐是最大的，而这其实并不需要有很多的物质、很多的钱。
有一些需要，可以说是生命骨子里的东西，是生命古老又永恒的需要。比如健康，享受生命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是享受健康。你看那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讲幸福就是快乐，他给快乐下的定义是什么？他说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宁静的灵魂，你就是快乐的，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我特别欣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他说真正的物质幸福不是金钱，从物质角度来看什么是幸福，那也不是金钱，是什么呢？他说对个人来说是健康，对人类来说是和平。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没有健康，你金钱再多有什么用。现在有些人为了挣钱，累出一身病，英年早逝，值得吗？
人是自然之子，和自然交融，享受大自然，享受阳光、空气，这也是满足生命本身的需要，给人以莫大的快乐。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生命的快乐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天伦之乐，爱情、亲情、家庭，这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价值，是人生幸福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两段时光。一段是刚上大学时，我十七岁进了北大，正值青春期，整个人在发生变化，我眼中的整个世界也在发生变化，我突然发现天下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真觉得这个世界太美好了，人生太美好了。那个时候，实际上我并没有谈恋爱，你们现在很幸福，你们在大学里是可以自由谈恋爱的，我六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大学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尤其是如果被发现了发生关系或怀孕，那是要受处分甚至被开除的。但是你挡不住青春啊，这个感觉在啊。我记得海涅有一句诗：“在每一顶草帽下面，都有一个漂亮的脸蛋。”那个时代的时尚吧，女士、小姐戴一顶精致的草帽。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件未知的、还不太清楚的、但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在等待着我，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幸福感。
我确实觉得恋爱是非常美好的。现在有些人说，大学生谈恋爱不好，是早恋。大学生都十七八岁了，还说早恋啊？这正是恋爱的季节！大学生谈恋爱，天经地义。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压抑了，不应该再压抑新的一代，是吧？我对大学生恋爱是这样看的：第一，我觉得特别正常；第二，我觉得你也不要当作一个任务去完成。我知道有些同学是当作任务完成的，别人有女朋友、男朋友了，别人在谈恋爱了，好像我不谈恋爱就没面子似的，这个就不必要了，应该顺其自然嘛，你的日子长得很，不用勉强去谈，不要攀比，是吧？第三，我希望是这样的，要高质量地谈恋爱。恋爱是有质量的区别的，质量取决于谈恋爱的当事人的质量，境界不同，素质不同，恋爱的质量是有差别的。如果你光是沉溺在卿卿我我这种关系里，别的什么都不要了，我觉得挺可悲的。我刚才强调，快乐应该是可持续的，有生长能力的。你们这个年纪可以说是为一生的幸福打基础的时候，应该是通过恋爱互相促进，互相激励，激励精神的向上、求知的努力和创造的冲动。恋爱是可以有极大的激励作用的。我真正谈恋爱是比较晚的，但我那时候的状态非常好，写了很多诗啊，很多爱情诗、哲理诗，还写了很多哲学的随感。因为当时我的女朋友啊，她是一个爱文学的人，特别看重你的文学才华，我就想表现自己，就使劲写啊，能够博美人一笑就特别满足，特别有成就感。我当时写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想到要出版，许多年后出版了，现在来看，仍然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我是想说，我是支持大学生谈恋爱的，但是你这个状态应该是一个更好的状态，一个能够开花结果的状态。这是一段时间，就是青春期、谈恋爱，幸福感特别强烈。
岁影物语
旅美印象
肖复兴
折翼之艺
“折翼之艺”，是印第安纳大学美术馆今年秋季举办的一个展览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我的翻译，不见得准确，只是为了便于自己好记。它的英文是“Art Interrupted”，直译应该是“被打断的艺术”。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展览。这个展览的美术作品，最早在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展览，是在67年前的1946年。只不过，那次展览短命，仅仅两天，就被撤展。一些67年前展览的作品， 67年之后，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它们会像梵高或雷诺阿的作品一样具有经典价值吗？
印第安纳大学美术馆前红色的雕塑非常醒目，像路标一样，因此很好找。老远就看见展览的广告牌，在“Art Interrupted”下面有一行小字，原来这个展览和政治有关。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各张其帜，1946年，美国方面召集了美国现代派画家的117幅画作，这些画作完全以现代派的手法绘画美国当时的生活，准备到东欧和拉美的共产主义国家展览，旨在宣传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让人们看看美国画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为筹集出国展览的费用，筹办者宣传他们这一颇具意识形态的主旨。当时美国政府一个文化部门一个叫戴维森的人代表其机构，花了5万美金买下了其中79幅画。拿着这5万美金，兵分两路，其中49幅油画到古巴和海地，余下的30幅到了捷克的布拉格，本还想到匈牙利和波兰乃至中国进行巡回展出，无奈钱紧而未能成行。
展览返回美国，在纽约大都会展览，受到美国政府严厉的批评，认为画这些画作的画家全是移民，他们画的都是美国战后经济大萧条时期灰暗的生活和迷茫的精神状态，这样的画作不正是共产主义国家需要的吗？这不等于替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宣传了吗？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如果这也叫艺术，我就是白痴。”国会批评：“拿纳税人的钱花在这些烂画上面根本不值得。”于是，国会不再为展览投资。展览两天之后被迫停止，戴维森被解职。这就是事过67年重新展览的作品，被称之为“折翼之艺”的原因。浓重的意识形态，厚重的历史变迁，让艺术解构并重构。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挽救那五万美金的损失，在纽约惠特尼展览中心展卖这些作品，特别对全国美术馆和教育机构优惠。26个州和夏威夷、哥伦比亚自治区的相关人员参加了拍卖。其中俄亥俄马大学、佐治亚大学和奥本大学买下了百分之八十的作品。今天，这三所大学联手，将自己珍藏了67年的作品拿出，并又征集了当年的一些作品，除了10幅作品未能找到，当年117幅作品中的107幅作品，都在展览之中了。
这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展览，也是难得一见的展览。所谓“折翼之艺”，颇有些“重放的鲜花”的意思。时过境迁之后，我们会发现当年那些国会里的大人物，包括总统大人的可笑。艺术之树，总是能够超越意识形态而长青。而那些掌管着纳税人钱财和国家方向的大人物们，早已经灰飞烟灭，但这些画作却依然保持完好，鲜活如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折翼之艺”，重展双翼，依旧龙飞凤舞，历史像开了一个玩笑，让这些本属于空间的艺术，成为了时间的艺术；让这些本属于描绘的艺术，成为了叙事的艺术。
展览大厅的正面大墙上方，左右分别醒目地书写着当年批评者和支持者的言论。下面的一旁写着杜鲁门那句对展览批评的名言，像舞台后面悬置的背景。历史的风云依稀再现，却已经有些滑稽而显得不那么真实。107幅画作，大部分是油画，画的确实都是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失业的沮丧、无家可归、物质匮乏、市面冷清、夜的空旷、楼的倾斜、精神的迷茫……无论抽象或变形或色彩的夸张，都彰显着当时的现实。那些画家敏锐地触摸到了现实的神经，他们遵循的是艺术的规律和艺术家的良知，而非当时展览主办者意识形态的指挥棒；他们的眼睛不是只盯着展览的名气或拍卖的价格，而是没有回避现实的残酷、冷漠和血色。在看展览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当时这些画家不是遵循自己这样艺术的本色，而是为了我们常见的展览预制的主题，稍稍为权势或资本而屈膝唱一个大喏，还会有今天的这个展览吗？
《地铁出口》路易斯·古格利米/作品
这些当年初出茅庐的画家，有的后来成为美国现代派的大师。其中我知道的有霍珀，还有黑人画家雅克布·劳伦斯等。如今，他们一幅画的价格，早已经是当年5万美金的数十倍了。对于艺术的价值而言，金钱只是它的一个曲线流溢的影子而已。投资买下百分之八十作品的那三所大学，真是有眼光。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历史，也看到了艺术的历史，他们捕捉到了生活和艺术难得的瞬间，并让这一瞬间成为了永恒。设想，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这样有价值的展览，如果重新钩沉展出，比如我们“文革”中的黑画展、“文革”后的星星画展，该会多么有创意并有意义。
特别是当我看到路易斯·古格利米的《地铁出口》和安东·列夫列季叶尔的《大会结束》，更明显感到这一点。前者，剪纸拼贴风格，那位带着孩子走出地铁口的年轻母亲，她和孩子的目光都是那样的惊慌不安，且目光的焦点散落在不同的两处。后者，夸张变形，灰暗的天空，鲜红的大桥，两个背着一面大会后撤下的美国国旗的年轻男人的背影，显得那样步履艰难。两代人找不到出口的迷茫，美国国旗驮在肩上的沉重，这是那个时代的隐喻。艺术就是这样和时代和生活和心灵握手，即便一时被人为折翼，却依旧可以重新飞翔，翅膀驮起明朗的天空。
集市的守护神
据说，在布鲁明顿一些有身份的人，是不屑去集市上买东西的。他们更喜欢到超市买那些笔管条直、包装统一的菜品和水果，对于集市上那些还沾惹田野的泥土和阳光的农产品，总觉得如电视中的肥皂剧，多少显得有些粗俗。
想起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农贸集市，还真有那么一点儿粗俗的味道。尤其是他写集市上那些卖东西的女人：“她们是掌管可以买卖谷物的女祭司，是兜售各种田里长的、树上结的果实，各种可以吃的鸟类、鱼类和哺乳类动物的赶集的女人，是拉皮条的人。”尤其最后一句，皮条客，竟如此将农产品和农家女连接在一起。或许，这只是一个比喻，却是一个粗俗的比喻。
本雅明还有一个更粗俗的比喻，他写那些农产品，那些卖货女一方面把自己献身于它们，一方面又和它们交欢作乐。一个“拉皮条的人”，一个“交欢作乐”。本雅明的比喻，至少有些夸张，我猜想他对于农贸集市的态度，和布鲁明顿那些有身份的人相似。
不过，本雅明的另一个比喻，倒是让我很接受，对于农贸集市，也很受用。他说那些来自田间的农产品，是这个集市的“守护神”。
没错，它们确实是集市上的守护神。没有了它们，也就没有了集市；哪怕是少了它们中的一部分，集市上也会少了不少色彩和分量。它们是集市上的主角，或者说是舞台上至关重要的背景。有卖货人，才有了出场内容和语言的丰富多彩，以及和顾客无语交流中暗含的潜台词的多义和情趣。它们确如平凡却无所不在的神一样，守护着集市上农家主人的稼穑劳作和他们由此饱满的钱袋，守护着城里人和乡间联系的纽带，以及他们的舌尖与胃。
布鲁明顿是一座小城，这样的小城，在美国不知有多少座。农贸集市便成为了城市一道别样的风景，协调着进程飞速的都市化中日渐远逝的乡间与自然的关系，让都市人的味蕾与胃口，不至于被超市标准化的农产品调教得过于单调，甚至退化。事实上也是如此，从这里买到的菜，尽管大白菜粗粗拉拉的菜帮子乍开着，西红柿的个头儿大小不一，甚至还有的裂开了口，没有超市里用塑料纸包装好的白菜那样整洁，装进纸盒里的西红柿那样漂亮，但是，大白菜的味道浓郁，是只有我小时候才有过的味道；做西红柿汤，一锅的西红柿味道扑鼻，满汤颜色鲜红，像是村姑质朴透亮的本色，断无舞台上化妆后的矫饰。
布鲁明顿所在的印第安纳州，是美国的农业大州，相比较其他地方，这里集市上的农产品更丰富，价钱也稍微便宜一些。卖货的人，都来自附近的乡间。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卖货的人和买货的人，没有我们国内农贸集市上常见的穿着或谈吐的差异，更没有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以及相互的隔膜。有时候，集市充当了小城客厅的作用，忙碌一周的人们，常常在这里碰面，站在摊子前就聊起来，卖货的也不着急，听凭他们尽情地聊完。买卖之间那种和谐以及因为熟悉而显得的亲密，似乎混淆乃至消失了纯粹物与钱交换的本意。
倒是有一点，和我们的集市颇为一样，便是卖货的常为一家子，父女卖菜、祖孙卖桃、夫妻卖花、兄弟卖绿植、母子卖蜂蜜、老夫妇卖爆米花……让人感到农业时代的一些人伦关系的温暖信息和气息。这种在都市一般超市和MALL难得见到的温馨情景，是我特别爱去这里集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我爱看这样的情景，那些孩子，不是出于无奈；那些大人，不是出于强迫；那些年轻的情侣，则是出于感情，卖菜或卖花，成为了他们耳鬓厮磨的上好机会，他们可以将田头的缠绵缱绻，旁若无人地续演到这里。
有一对小兄弟俩卖桃，特别有意思，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八九岁，每次去他们那里买桃，都看见他们穿戴整齐，西装吊带裤，粉色的衬衣塞在裤子里。好像他们不是来卖菜，而是正装出席一场舞会，或者作为小伴郎出席一场婚礼。在这个集市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摊位有这样正式穿着的卖货人，而且，那粉色的衬衣总是那样干净，一丝不苟，衬托着他们身边的桃子和他们的脸庞一样的绯红。
有一对老夫妇卖花和绿植，个子都很高，长得都瘦削挺拔。他们是开着一辆厢式汽车来的。他们更有意思，除了顾客前来买他们的花和绿植，他们会弯下腰来说话，他们永远都只是一个姿势，亭亭玉立地站在花丛和绿植的后面，女的双手抱肩，男的双手插进裤兜里，彼此不说话，就那么站着，像两尊雕塑。我猜不透那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逝水年华？梦里关山？如花一样的情爱？还是雨打芭蕉争争吵吵的大半生？或是儿女如意的花好月圆或不如意的磕磕绊绊？或者，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想，超尘拔俗一般参禅入定？
有一家人卖菜，一对夫妇，一对正是豆蔻年华的儿女。他们把坐在集市最边的一角。光顾那里的客人相对少一点儿，他们似乎乐得清闲，弟弟常和姐姐说笑，爸爸妈妈坐在一旁，也不看他们，任凭他们闹成一团。菜里坐消无事福，所谓天伦之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有几次去他们那里买菜，发现妈妈没有来，爸爸单调地坐在一旁，姐弟俩也不那么热闹了，仿佛天缺一角，全家福的天伦之乐居然乐不起来了。
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或者是情人，我说不大准，但一直很吸引我。他们卖花，无论买与不买，只有到集市，我总要到他们的摊前看一眼，他们比他们摊子上的鲜花还要养眼：女的总是穿一袭连衣裙，勾勒出曲线流溢；男的总是套一件背心，露出肩头健壮的肌肉。在这个集市上，如果要评选，这一对夫妇或情侣，长得确实出类拔萃，能够拔得头筹。即使美国大片里的男女主角，有的也赶不上他们。他们不必演乡村爱情片，就是演007和邦德女郎也绰绰有余，是绝配的一对。
我在布鲁明顿住了四个多月，从春末到初秋，每个周末都去集市，都去看他们一眼。在我快要离开布鲁明顿的一连几个周末，去集市上都没有看到那位邦德女郎。有人悄悄告诉我，不知什么原因，女郎离开了那男的。仅仅过去了四个月，世事难料，爱情比他们卖的鲜花还容易凋谢。望着独自一人卖花的男人，满摊的鲜花也有些黯然失色。
秋风起时，发现男人身上已经穿上了夹克衫。
悦目
宁静的心境
范迁
其实绘画一直困扰着我，追根溯源起于威尼斯的一场雨。
还是八〇年代，我在欧洲已经住了一年左右，看遍了各大博物馆，从米开朗基罗一直到弗朗西斯·培根，淹没在绘画大师的海洋里。一天在圣马可广场闲逛，突然下起倾盆大雨，窜入小巷寻找避雨之处。进入一家古董家具店，满坑满谷的路易十六式家具，在一张金碧辉煌的椅子上方，挂了一幅怀抱婴儿的女子肖像，我第一眼的直感是拉斐尔的复制品──《西斯汀圣母》的变体。走近细看，却是一张如假包换的油画原作，画风宁静悠然，技巧优美高超。与拉斐尔真迹相比不遑多让，底下签名却是一个不知名的画家，作于1519年。与店主攀谈起来，他说此画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但他也不知道这画家的来龙去脉，因为当时有太多的绘画好手，他常常收到无名画家精美的画作。你要的话，七千五百美金这画就是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