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街去车站，往嘴里塞了一粒胃能达。赞安诺。等我三两口吃掉当早餐的松饼后，我需要吃一粒赞安诺。希望枪山路上除了唐恩都乐还有其他快餐店，我得喝点咖啡。我实在没法忍受枪山路。尤其是冬季还没打算离开、春天还没想好要不要来的那些湿冷日子。在他俩考虑清楚之前，我可不打算再毁掉一双鞋了。车站外还是那几个无处可去的老家伙，我不知道他们眼中的我是什么人。男人？牙买加人？从街上进门过闸机到站台上车已经够困难了，站在鸽子粪里等五号线更是难上加难。每次都是这样，等车的人似乎都无处可去。没有购物袋，没有背包，没有公文包，没有人拎任何包。咱看着像是圣母玛利亚小姐，因为我要去医院。还不是护士，正在接受训练。
校长看着我说，很少有您这个年纪的女性来我们这儿，她们通常已经开始养老了。谁说我不是刚开始我的人生呢？我答道，但他显然不怎么信服，但似乎也不想对一个女人说她太老了。我每天去工作，都在琢磨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老天做证，我最熟悉的是只在人们对我有所求的前提下了解他们。米丽森，一大早的你就别这么冷嘲热讽了。你还挺喜欢白袜子和性冷淡款鞋子的，没忘记吧？另一方面，你在贝丝·以色列医院负责鉴别病况，发现你很喜欢这份工作。
但两周前，连续七天，不停有受了各种枪伤的牙买加人被送进医院。都是男人，其中四个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女朋友和孩子妈哭喊哇！咱该拿孩子咋办啊？就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咱用特别纯正的美国口音说话，因为我不想被人发现我是牙买加人，那可就太糟糕了，因为目前我还挺喜欢这家医院的，我把自己视为《特雷普·约翰，医学博士》【258】里的玛琪·辛克莱尔。一名医生有一次甚至叫我厄妮，虽然我说医生，我叫米丽森，但我还是忍不住笑了。事情很奇怪，这些受枪伤的牙买加人都来自布朗克斯，离这家医院可并不近。我没有问这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但有个医生说一个背部中了三枪的男人说：“他们杀了小本吉。现在是末日战场了，金斯敦，迈阿密，纽约，伦敦。他们杀了小本吉。”谁是本吉，他是怎么死的？医生问。我站在旁边紧紧捏住输液袋，险些捏爆了它。
——护士？医生说。我给病人的手臂扎针，眼睛没有看他。我不希望他露出认识我的眼神。我和你不是一种人。这个本吉是谁？医生又问，我想说你他妈闭嘴，但我只能低头扎针。谢天谢地，等我终于看病人的时候，他正瞪着医生，挑起眉毛，一脸激愤，像是在想你说谁是本吉算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想知道。
——本吉·威尔斯，唐中之唐的儿子，男人说。
医生的脸色没什么变化，但我不得不转开视线。我撂下了手上的事情。我说不清——反正就是眼前一黑，身体转身走开。我能听见医生说护士？护士？但感觉像是从遥不可及的晶体管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我一直向前走，直到走进电梯。在底层的咖啡馆里待了一个小时。我对他们说我刚才突然觉得头晕，然后不得不忍受三个人问我是不是怀孕了。我险些说咱把咱的逼挖出来贴在脑门上好不好？我只好说我偏头疼得厉害，找不到静脉扎针。
我有一套指导体系。其实就是三个字：不演戏。老师是烦透了受够了男人和他们的各种屁事的美国黑人女性。我不想要任何烦恼、折腾、冲突、分歧或纠葛。我甚至不想看电视上的戏剧。牙买加人把他们的闹剧带进医院之后，我不得不在清单上加入泰诺和赞安诺，否则就没法出门上班。威尔斯，只是个名字。只是个该死的名字。就像米丽森·塞格雷。
等M10快线。从那以后，我的右侧太阳穴里就总在疼，不会好转也没有恶化，但无论如何都不肯停下。也许是长了肿瘤。也许我需要停止训练自己变成抑郁症患者。说正经的，两天前我焦虑症犯得甚至难以呼吸，想到曾经有人因为焦虑症突然发作而死。当然了，这只能让我更加焦虑。上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放声高唱《发工资了》，好不容易才熬过去。那是在曼哈顿的一个车站。好像有个小女孩跟着我唱。绕着长椅奔跑的一个黑人小女孩。另一个小女孩坐在她父亲的大腿上。她父亲坐在长椅上等车。小女孩似乎在唱什么《我知道男孩想什么》，但她怎么可能听过那首歌呢？父亲想同时拿好报纸和抱住小女儿——其实还是个婴儿。小女孩一头撞在他的胸口上，他哼了一声，哈哈大笑。她把手里的甜甜圈放在父亲嘴边，他像狗熊似的咬了一大口。小女孩尖叫。我想转开视线，但做不到，除非他们一起看我。
爱老爸的女儿总喜欢从侧面抱住老爸。我在医院里经常看见这种场景。老爸抱着生病的宝贝女儿，女孩呼吸困难或者被虫咬了。女人搀扶着病弱的父亲来做核磁共振或接受化疗。也许只是因为从侧面更容易抱住父亲吧。昨天，一个十来岁的女孩被送进急诊室，冲着父亲嚷嚷了十几分钟，然后忽然从侧面抱住他，用两条胳膊搂住父亲，直到双手相遇，然后把脑袋搁在父亲的胳膊底下，让父亲包裹住她。倒不是说我想我父亲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但我开始怀念不吃赞安诺的日子了。
我在车站等车，看着那位父亲和两个女儿。他时而大笑，时而嘟囔，时而嗯哼，好的，亲爱的。看不出他是不是牙买加人。只能猜他大概住在枪山和波士顿路之间。女孩甚至没有注意到他在用父亲的眼神看着她们。医院里的男人对我说，你根本不知道你爱任何人能爱到这个程度。每次听说有孩子被汽车撞了，你都会吓得腿软。那种父亲的眼神，不知道他们到什么时候会失去它。
新闻里从来没有好消息，所以我不再看新闻。我甚至不想知道牙买加在发生什么，但假如消息能传到布朗克斯和曼哈顿，那就肯定不可能是好消息。牙买加人从来不会对我说我想听的话，所以我不和牙买加人说话。我从不怀念那个国家，一次都没怀念过。我厌恶怀旧情绪，怀旧情绪不等于记忆，而我的记性太他妈好，不适合怀旧。重点在于，假如这些都是真的，他血逼的我为什么要待在布朗克斯牙买加人聚居区？科萨、芬顿、波士顿、吉尔凡，还不如干脆管这儿叫金斯敦21算了。科萨大道上，我是住在路口屋子里的孤独女人，会无声无息地死去、腐烂，等尸体开出花来，别人都没开始琢磨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是住在这条路尽头的布·拉德利。我他血逼的在跟谁开玩笑？他们多半认为我是笃信基督的女士，一辈子没交过男朋友。我是那个神气活现的坏脾气护士，喜欢穿白色长筒袜和舒适的鞋子，总是穿制服出门和回家，不让别人了解她的其他方面，也从不和任何人交谈。
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我晚上出门。虽然我心想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但我总是从后门悄悄熘走。我只希望别再有受了枪伤的牙买加人在医院出现。我只希望……你知道吗？米丽森·塞格雷，往那个方向思考从来都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哪怕只是想到要动这些念头，我的偏头疼都疼得更厉害了。别他妈胡思乱想了。
上周有个白人大学生听见我的口音，问我有没有见过歌手。我忽然想到，我是少数几个能回答见过的人之一，但我还是很生气。他开始唱关于鸟的那首歌，刚开始我还能忍受，直到我想起那些死去的年月。妈的，一想到我回想起死去的年月，我就总是会真的想到死去的年月，然后就妈的、妈的、妈的、妈的骂个没完了。死者都去他妈的吧，我还活着。
车来了。
我还活着。
三
——不是，这是C线。A线在125街前不停。
——哦，好。
男人从门口后退，像是看见车上有他不想遇见的人。我看着车门将他关在外面，列车启动，我坐了回去。纽约客啊，上城区的列车一直在欺骗你们。你是怎么做的呢？搭C线从163街到145街跳上快速列车，因为你他妈的有急事，而这是上城区，永远有事情拖延，永远在上演戏剧。我是说，就在上个星期，我心急火燎地赶往肯尼迪机场去坐飞机回明尼苏达，因为老妈的情况不怎么好，结果一个男人忽然脱掉裤子，在地铁上开始拉屎。他往下一蹲就那么开始拉了，呻吟得像是在生孩子。列车离开富尔顿街他开始脱裤子，因此我们要在布鲁克林开上很久才能到高街站。车厢里除了他还有六七个人——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我们冲向车门，却发现这列地铁通往隔壁车厢的连接门打不开。我心想，天哪，求求你别朝我们扔屎。求求你，千万别。列车终于开进高街站，我们连滚带爬地落荒而逃。但这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想说的重点是，你搭C线到145街换A线，因为A线是快速列车。但实际上A线比C线他妈的慢。开进——比方说——西四街，然后要停一两分钟，你会看见你在145街下来的同一列C线车。
因此我现在一路只坐C线，靠阅读消磨时间。不，这不是真的。我在C线上观察读《纽约客》的乘客。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到那篇文章。我有个爱尔兰小说家朋友，他说有一次他在地铁上看见一个女人在读他的书。他问她书怎么样？她说有些地方还行，但大多数时候太拖沓。他听了觉得很开心，而女人甚至没有认出他。所以，对，有时候我在C线上找那个女人，我总能见到一个女人在读《纽约客》，我希望我能坐在她们身旁，等她们翻到那篇文章，我就说我操，这他妈就像演电影啊。我是说，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对吧？她会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说作者在地铁上看见一个人在读他的作品。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女人会很可爱——希望是黑人，单身最好，并不坚持一夫一妻制之类的过时理念。我他妈在开什么玩笑？满脑子无拘无束的性爱，一听就是个旧时代的老家伙。感谢共和党和艾滋病，现在是个人都结婚了，连同性恋都在考虑成家。
C线上有个男人，不，其实是个孩子，他穿破洞运动裤和棉毛裤，上半身穿皮夹克，里面是什么我就看不清了，因为他捧着一本《滚石》杂志正在读。杂志封面似乎是埃克索尔·罗斯。“枪炮与玫瑰”乐队据说在几年前拯救了摇滚乐，至少《滚石》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都会这么告诉你。我想说假如这是真的，请问收音机里为什么成天放娘炮英国佬的小舞曲呢？他妈的狗屁乐队居然叫“耶稣·琼斯”，我的天哪。求求你了，上帝，别再放“黑乌鸦”乐队的那张专辑了，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它还叫《黏煳手指》呢。天哪，这节车厢之所以这么空，也许就因为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好战成性的怪物。现在是上班高峰和午餐之间的古怪时间，你可以在阳光中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车厢里满是新出现的涂鸦，窗户、座位甚至地板上到处都有，新涂鸦的那些字母显得犀利而科幻——我觉得那些看似金属融化的图案是字母。还有海报：拇趾囊肿胀的非侵入性疗法，他妈的《西贡小姐》。
操，我希望我有一本《纽约客》。或者随便什么读物，能堵眼睛就行。我之所以逃出办公室，是因为我发觉截稿时间就快到了，而压力巨大的时候我更愿意在家工作。昨天我开始了第四部分。七个部分中的第四个。对，我有一半心思希望人们还愿意阅读《纽约客》，还愿意关注我的文章，兴趣不亚于几个月前对珍妮特·马尔科姆写杰弗里·麦克唐纳和乔·麦金尼斯那篇文章的劲头。倒不是说我写的题材有多么沉重，现如今除了大学生谁他妈还在乎歌手和牙买加啊？你，阿历克斯·皮尔斯，就是年轻人口中的活化石。现在才三月。
我在163街下车爬上楼梯，我希望总问我讨香烟的那家伙劲头不再。妈的，既然每天都能问我要个一两根，又何必自己去买一包呢？我走得离中国城越远，就越是琢磨冰箱里好像没什么可吃的了。回到家没有食物，这会让我大光其火，我会不得不穿上大衣，回到这会儿正离我越来越远的中国城。可是去他妈的，我已经到160街了。
现在是三月，依然他妈的寒风刺骨，这些他妈的屋子连送都送不掉。我买的褐石排屋不需要任何修葺，但业主急着想出手，我不由觉得这地方肯定有什么特别不对劲的，结果反过来他继续压价。他企图靠刘易斯·阿姆斯特朗住过这儿向我推销，不过三分钟后他又改口说是凯博·卡洛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迫不及待地逃离的这片街区，要我说，人们之所以要走，无非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一片华盛顿高地（抱歉，哈莱姆历史风貌区）自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每况愈下的现状，连八十年代短暂的虚假繁荣和真正成长也无力回天。
我想说的重点是，这条街通常很空旷，尤其是一天中的这个时间。但为什么有四个黑人坐在我家门口，一个个都打扮得像是刚从饶舌乐MV里走出来的？我没法转身回去，因为他们已经看见了我。假如我表现得像个惊恐的白人，他们立刻就会叫我站住，或者闻到恐惧来追我。我操。他们其中一个把脏辫扎成马尾，他站起来打量我。我离我家只有二十英尺，四个黑人坐在台阶上。其中两个正在嘻嘻哈哈说笑话。我后退了小半步，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他们只是坐在我家台阶上的黑人而已。任何一家的台阶上都有可能坐几个黑人，再说他们有可能是我的邻居，你不认识他们那是你的问题。我拍拍屁股，像是要拿并不存在的钱包，然后假装露出“妈的我忘带钱包了”的表情，但马尾辫依然盯着我，目光灼灼，虽说“目光灼灼”有可能是我的想象。我不能傻乎乎地站在这儿。也许我可以掉头去路口那头的咖啡馆等上几分钟，虽说他们似乎并不急着去什么地方。我猜。我不能傻乎乎地站在这儿。我是说，这是纽约，自从伯尼·哥茨【259】之后，黑人已经学乖了，知道不能随便袭击看似无害的白人，对吧？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走到台阶前，看见大门敞开。马尾辫让到一旁，指了指里面，就好像这是他家。我停下脚步，希望喜欢在附近兜圈子的警车凑巧路过。马尾辫又打个手势，这次是个花哨的举手礼，就好像他是男仆吉夫斯【260】，我走上一级台阶。另外三个男人盯着我。有个穿灰色帽衫的遮着脸，还有一个用长筒袜罩住脑袋，最后一个把头发梳成牙买加人改换非洲发型前的那种辫子。他们穿着缅裆裤，裆部都垂到膝盖了，脚上全是褐色添柏岚工装靴。就算他们带了枪，也显然觉得我不值得让他们露出武器。我不想看马尾辫第三次请我进我家，于是我爬上台阶。我几乎没法动弹。耶稣基督。就在上个星期，我一个曾经卖可卡因给“弗雷特伍德·麦克”乐队的朋友说他金盆洗手了，因为他妈的牙买加人正在抢占市场，他们根本不在乎要杀多少人和怎么杀人。同胞咱说那事儿不是那样的，外面有人用牙买加口音说话。这时候我很想开个玩笑，说牙买加人的母亲如何教他们打扫卫生，但眼前没有人可以分享我的笑话。
我顺着走廊向前走，就好像这是别人家，地板吱嘎作响，通报我的到来。我经过去二楼的楼梯，听见楼上有人。一个或几个人在厨房里忙活。一个高大的黑人正在用似乎属于我的搅拌器搅拌某种黄色果汁，他穿小背心和卡其布工装裤，一条吊带悬在一旁。另一个人走进我的视野，像是有人在噪音中喊了一句开拍。他走到水槽旁，坐在高脚凳上，开始对我说话。他也是黑人，头发剪得很短，有点胖，但比小背心男人还高大，他身穿品蓝丝绸正装，白色方巾像垂死花朵似的塞在胸袋里。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们。我没见过谁的皮鞋能这么闪闪发亮。黑红色，有些地方差不多就是黑色。我抬起头，发现他注意到我在欣赏他的鞋。
——乔治·布鲁蒂尼。
我想问这是不是乔治·阿玛尼的B片版，但转念一想，和牙买加人打交道，讽刺挖苦往往不是最明智的语气。
——哦，我说。
——你听我说，看见这位老兄了吗？他叫愣狗。他以为我找他是因为他擅长玩枪，但实际上我留着他是因为他做的果汁没人比得上，耶神做证。
——得了吧，老大。提醒咱现在只能去上烹饪学校了。
——最好报夜间班，哈哈。
穿丝绸正装的男人举起一根手指，打断我想说的话，虽说我根本没打算开口。他拿起玻璃杯，咕咚咕咚五大口喝光了里面的东西。
——芒果，他说。
——什么种类？小背心说。
——茱蒂丝和……等一等……咱知道的……东印度。
——耶神在上，老大，你肯定会心灵感应什么的。
——也可能咱是个特别懂芒果的乡下小子。来，给白小子倒一杯。
——我不怎么渴。
——咱问你渴不渴了吗？笑容陡然消失，嗖的一下没了。我发誓我只在牙买加人身上见过这个阵势，他们一个个都会。脸色突然间变得铁青。皱着眉头，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你。能吓得十岁孩童尿裤子。
——我觉得我可以喝一杯。
——很高兴听见你这么说，我的孩子。欢迎你享用你家冰箱里所有的牛奶、酸奶和新鲜水果。他血逼的，愣狗打开你该死的冰箱，我还以为你是连环杀手，冰箱里藏着尸体呢。
——说真的，老板，耗子居然还没在冰箱底下打洞，这可真是奇迹，小背心说。
——你知道你有一盒牛奶从一月放到现在吗？
——想自己做酸奶来着。
——这家伙会说单口相声，老板。
——哈哈，听着确实是，但也可能他本人就是个笑话。总而言之，同胞，你过来，让咱仔细看看你。
我坐在高脚凳上。我不知道直视他的双眼会让他佩服我还是会惹他生气。他开始绕着我转圈，就好像我是什么展品。我险些说博物馆要关门了，真的险些说。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开玩笑能让这样的局面变得轻松，因为这种事永远不可能发生，永远不可能。
——愣狗啊，咱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个叫托尼·帕瓦罗蒂的人。
——你没跟我说过，但咱听说过他。哪个年轻人小时候没听说过托尼·帕瓦罗蒂呢？
——是啊，差不多十五年前了，咱一直在找你，你知道吗？
我花了足足三秒钟才意识到他在和我说话。
——但是尤比，你为什么要提起帕瓦罗蒂呢？他不是七七年就死了吗？还是七八年？
——七九年。1979年。愣狗，认识一下，这就是杀死他的人。
四
——你的头发怎么了？
——变白了呗。少白头，后来就彻底白了。女人叫我银狐。
——少白个屁。你到年纪头发就变白了。
——好笑，乔西。
——你在美国过得太久，说话都像他们了。
——因为我住在美国？
——不，因为你和古巴人住在一起。
——哈哈。我说乔西·威尔斯有幽默感的时候，谁也不相信我。
——是吗？你跟谁谈起我了？
——哥们儿，乔西，你看看咱们。有没有想过以前啊，小哥？
——没有。你知道我他妈从来不想以前。那种事会操你屁眼，但你没法操回去。
——你在监狱里学得满舌头脏话啊，我的孩子。
——满嘴脏话。入乡随俗嘛。
——哈哈。说得好，乔西，说得——
——够了，少他血逼的居高临下跟我说话，刘易斯。怎么样，喜欢不喜欢？一个特别大的大词，正适合你。我有七年没见过这个人，最后我们在哪儿见面？监狱里。明白我说现实太他妈古怪是什么意思吗？尤其是这个星期总有过去的人和事冒出来。从我早就忘了的孩子妈，到担心钱的远房亲戚——不是我的亲戚，是彼得·纳萨尔的，让我衷心希望牢房里有隐形摄像头。光是那一个人，就让我开始怀疑年龄会不会让人变得睿智了。
——谁？彼得·纳萨尔？
——别装得好像你不认识他。
——我从1980年就没再和他说过话。你忘了吗？我接触他只是为了找你。
——哈，现在他想当阁下了，希望过去不会冒出来扯他蹶子。
——扯他哪儿？
——蹶……后腿。
——啊，懂了。你说阁下，老兄【261】，他想当阁下？他不是已经有条鸡巴了吗，老兄？
——有爵位的那种阁下。爵士，就像兰斯洛特爵士。他想跪在地上，让女王用剑赐他爵位。对黑人来说再自然不过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听白种女人说他们做到了，对吧？
——我不知道他是黑人，约瑟夫。
——有意思，不到五分钟，你叫了我五个名字。
——我能说什么呢，我的孩子？每次见到你，你都是另外一个人。
——咱还是原来的我。
——不，你不是。你刚才还说你从来不想过去，所以你看不清你自己的模样。
——咱不明白你他血逼的在说什么。走进来就开始满嘴蠢话。再说下去就要有人拉小提琴给你伴奏了。
——哎呀，又听见了谁也不知道的乔西式幽默。
——同胞，我听够了。你和咱都知道这不是你的最后一站。
——我还能去哪儿？
——回去找派你来的狗娘养的。
——要是没有人派我来呢？
——要是没人掏钱，大爱医生甚至不会上床睡觉。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吗，约瑟夫？
——我知道我们在胡说八道。
——活化石。
——你没听见我刚才说什么吗？
——来自昨天的老古董。纪念品。
——耶稣基督啊。
——也就是说，我的朋友，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知道。也许有人会发现我们的价值，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会被随手抛弃。
——同胞啊，假如你是想打比方向我说明什么问题，那你的水平可真是烂他妈到家了。
——只是想说说笑笑罢了，我的孩子。
——不。你在拖延时间，因为以前你从来不需要近距离做任何事情。你居然做过爱，也算是奇迹了。
——电话做爱？
——没完了？
他哈哈大笑。
——如今最流行这个，拍色情电影的那些人纷纷拆掉布景，大量安装电话。一辈子没结过婚的矮胖男人拨打电话1-900-WET-TWAT，五百磅体重的婆娘用性感的声音说，嗨，水手。他打手枪打到射，费用直接计入电话账单。
——你说真的？
——十足真金那么真。
——早知道我就拉皮条去了。
——谁知道呢，毒贩的日子也不错。直到最后进了这种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