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白先勇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仍然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宋美龄卧室的绿绒沙发甚至都保持着原样，真让人有彻底的时光错乱感。
在方所的讲座结束，主办方在广州一处水上的餐厅宴请白先勇。白先勇打量着四周的廊桥与水畔，说：“这个地方，我从前好像来过……”
他眯起眼睛，目光变得湿润而游离，不知道要看回到多少年前，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疲惫道：“算了，想不起了，不想了。”
白先勇大概是天生的小说家，他对时空有种天然的抽离感，大脑沟壑如时光隧道，空间在其间穿梭和变形，人世更迭，前世忘了今生，不辨荣辱盛衰。
他小时候曾经生过传染病，一病就是四年多，被隔绝在高楼上，唯一被允许的爱好，就是拿着望远镜往窗外看去。嘉陵江发大水，他拿着望远镜看到房屋人畜被江水吞没，竹筏上男男女女手忙脚乱，却没办法，只能干着急捶床，眼看着许多生命消逝。
人生就是无奈无常，无望无告，与无计可施——白先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体会到的。
白先勇成绩好，少年时抱着兴修三峡大坝的念头保送到成功大学水利系，读了一年，虽然分数第一，却始终觉得不适合自己，瞒着父母退学，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
在台大外文系，白先勇和陈若曦、欧阳子等同学组成了“南北社”，合办了杂志《现代文学》，白先勇任发行人，社址就在白公馆。白先勇铭记父亲所说的“做事要有始有终”，把杂志艰难维持了很久，为了筹钱，去放高利贷，还卖掉了坐落在大坪林一户属于他的房屋，自己出书也不领版税，全部拿来办杂志。
《现代文学》的创刊号介绍的是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卡夫卡，发刊词叫做《致我们的子孙们》。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气魄已经非常大。
十六岁的三毛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惑》，白先勇回忆第一次见她。她穿着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在人群中显得惊慌失措，需要保护。他不知道的是，就住在路口转角处的三毛，已经看他进进出出热闹的白家很多回，而羞于打招呼。
在《现代文学》上发表《壁虎》的施叔青才十六岁，用笔已经凌厉非常。白先勇第一次见到李昂时，她推着一辆旧脚踏车，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倔强少女模样。谁知道她日后会写震撼老辣的《杀夫》。捏着一摞《鬼·北风·人》向白先勇投稿的王祯和脸上还全是羞涩，没想到这篇文章很受张爱玲喜欢，到台湾来还专门去拜访王祯和。
王祯和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勺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二十五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对那时候的白先勇来说，张爱玲并不是什么文坛上的神，只觉得她很瘦，脸上的神情淡淡的，像古画上走下来的人。
白先勇也在写作，大学毕业之前，已经写了《我们看菊花去》《月梦》和《玉卿嫂》等短篇小说。
大学毕业服兵役期间，他写了《寂寞的十七岁》。小说结尾，苦闷迷茫的男主人公在公园里被一个男人亲吻双手，“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白先勇曾经这样形容同性恋在少年时候的痛苦：“当青春期如狂风暴雨侵蚀你的身体和内心时，你和其他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你渴望着另一个人的爱恋和抚慰，而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竟如你同一性别，你一时惊慌失措，恐怕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平复的。你无法告诉你的父母，也无法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因为你从小就听过，从许多人的口中，对这份爱情的轻蔑与嘲笑……”
《寂寞的十七岁》是《孽子》的前奏，是疯狂前的迷惶和挣扎，是与道德鏖战前的与欲望的鏖战。白先勇随即写了《孽子》，讲一群台湾同性恋少年的故事，以二二八公园为自己的黑暗王国。
即使暂时逃避到挡风避雨的乌托邦——或是索多玛城，仍然会有接触现实的瞬间。《孽子》里写男主人公护送母亲的骨灰回家，站在阴暗潮湿的客厅，看见父亲的靠椅，“我突然感觉到窒息的压迫，而兴起一阵逃离的念头。我要避开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白苍老的面容。”
“《孽子》中的父亲傅崇山有白崇禧先生的影子么？小说中的角色也曾经是国民党高官。”我问。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白先勇先生仰头笑道。
白先勇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坦诚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说在父亲生前，他们并没有谈过这个话题，但他相信父亲如果知道，也会接受，因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让孩子幸福。
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王国祥是在1954年，十七岁的白先勇和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这样开始结识，来往相交。
“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基本的不同。”白先勇说。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合照里，漂亮人儿，青春阳光，笑容如出一辙。
十七岁其实并不寂寞吧。白先勇后来在纽约所写的小说《Tea For Two》中，写两个男孩在初三参加童子军夏令营时相爱，爬出帐篷连跑带跳到湖边，在草地上脱得精光——“整个湖都在翻腾”。小说中两人相守了四十年，最后一起赴死。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他按照回教仪式走了四十天的坟之后，第四十一天出国赴美，那天父亲也来送行。白崇禧将军戴着厚的毛线帽，面目哀伤悲葸，和日常会在街头巷尾遇到的老头别无二致，已经看不出曾经的叱咤风云。送别的时候，白先勇第一次见到父亲哭泣。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白先勇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在大学任教，后来迁入圣巴巴拉的“隐谷”，在隐蔽清幽之处一住就是二十年。而王国祥去美国攻读理论物理，两人在住所园中种上各种草木，憧憬着金色前景。
1989年，王国祥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在三年的时间里，白先勇到处打听治病的信息，去上海、去石家庄、去北京、去杭州，求助于中医、西医、偏方、气功，他说：“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1992年，白先勇尽所有力量，仍眼见挚友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直至死去。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中写道：“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近几年的采访中，白先勇不断被问起这段感情，他只是温和笑道：“我的朋友已经死去了，我就不再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了，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
只有在小说中，他曾这样描述过失去伴侣的痛苦：“头一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我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记录，突然崩裂掉，我与亲友完全断绝了音讯。”
王国祥死后，从未听说白先勇身边出现过新的伴侣，他的园子里三棵遮天蔽日的意大利柏树死了一棵，剩下两棵露出愣愣的缺口和空白。
“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只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就是永恒。你一生中如果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白先勇说。
白先勇在美国写作的生活是寂静和清闲的，他教书的时候，系主任知道他早上爬不起来，所有的课都安排在下午。车子开到学校，停好车，关了车门，进教室，总共十三分钟，算得准准的，轻松得很。
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报纸，然后用email回朋友的信，写作倒是从来不用电脑。他不但用手写稿，还一定要用孔雀牌的稿纸，而且一定要六百字一张的，笔则一定要用pilot牌黑色墨水笔，换了稿纸或是笔，就完全不会写了。担心断炊，他在家里储存了六十多支pilot牌黑色墨水笔，以及一大箱的孔雀牌稿纸。写作是在深夜，灌上一大杯浓茶之后开始写。
回国倒是热闹，也奔波。这两年都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广。
汤显祖当年刚写完《牡丹亭》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女读者疯狂爱着汤显祖，甚至要将自己奉献给他。据说一位扬州女子对此剧极为着迷，以至于白天黑夜地读它，并要求死后与它葬在一起；一个未能与爱人结婚的杭州女演员，极为强烈地认同杜丽娘，死于戏剧高潮时的舞台上。
这种狂热近乎魇，白先勇也像着了魔魇，一提到《牡丹亭》便从困乏中顿时苏醒，两眼放光，叙述着其中的片段，那些奇妙的唱腔和水袖，他最常说的话是：“美得不得了。”话毕还不断在听众中寻找着认同：“美不美？美不美？”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牡丹亭》中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爱人王国祥死后托情于《牡丹亭》，或许也是从这种生死情梦中找到慰藉。
《牡丹亭》的奇，不在于杜丽娘，反在于柳生。天下情痴女子如丽娘者不乏，而像柳生这样把丽娘置于心中叫之拜之，开棺负尸而不骇，吃尽痛棒而不悔的人，才是真正传奇的谱写者。
最让白先勇得意的，是他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国际，在欧洲和美国的巡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剧评标题是《性感女鬼回头仍是处女身》，美国剧评家斯蒂芬·韦恩说：“长达九个小时的《牡丹亭》竟然只觉一晃而逝。两百多套服饰，从金光灿烂，到密锦刺绣，本身就构成了叙事性的奇观。”
反观国内，有如痴如醉者，也有冷眼旁观者。京剧演员裴艳玲曾公开说过：“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门，入不得！演两三百场怎么了？能说明什么问题？什么也没有！你说他这个好，如果你家有人学戏，你愿意用他这个版本开蒙，还是愿意用梅兰芳的开蒙？道理很简单嘛。”
白先勇似乎并不怎么气馁，因为不被他宣扬的美所陶醉的大有人在。1989年，谢晋导演要把白先勇的《谪仙记》改编成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白先勇找来蔡康永改剧本，白先生开始讲青梅竹马小伶人的故事，说到他们扮演《长生殿》的场面，站起来演给蔡康永看。
唱了两句，蔡康永没反应，白先勇停下来问：
“咦，你不喜欢《长生殿》呀？”
“不喜欢。”蔡康永老实回答，“唐明皇一个做皇帝的人，跟杨贵妃一起咿咿呀呀地翘着小指头跳扇子舞，不喜欢。”
“哎呀！”白先勇顿了一下脚，痛惜自己对牛弹琴，“那你喜欢昆曲《游园惊梦》吧？”
“也不喜欢。”蔡康永还是老实回答，“主角演睡觉，观众也睡觉。”
“哎呀呀！”白先勇连顿两下脚，“那你总喜欢《红楼梦》吧？”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不喜欢。他们老在吃饭。”蔡康永答道。
“哎呀！哎呀！哎呀！”白先勇把脚重重顿了三记，“怎么可以不喜欢《红楼梦》……”捣着额头，喃喃自语。
这就是白先生，他不怒，只略有恼，让人觉得他像是贾宝玉，自己在他面前浊臭逼人。
白先勇自称由于家庭和父亲和教育，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说：“我爱中国，爱的是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我们的国家政治上不能统一，文化上确实暂时可以统一的……”对昆曲的推广，是一次美的实验，大概也是一次文化统一的实验。此时的白先勇，坚定而又有些咄咄逼人，又不像贾宝玉了，更像一个
将军。
2012年7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某杂志采访白先勇所作。
我跟随了白先勇两天，那时他正宣传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白先勇先生敬业、和善、健谈。但那于我，却是一次很失败的采访。
采访之前，我读了白先生的全部作品和大部分的采访，两天的采访，我却发现自己得到的信息，并未超越我已知的内容。
是我太年轻了，白先生经历过的那些浮华而动荡的岁月，对我来说是水中月、镜中花，我爱慕欣羡，伸手一碰，它就碎了。
白先生不老，可也老了。他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写过小说了，他一年之中只有三个月待在台湾或大陆，接受各种采访：回忆父亲、回忆有一面之缘的宋氏三姐妹、沈从文、张爱玲，对昆曲的热爱。
——永远不必担心没有听众，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会对那段传说般的过去沉醉痴迷，年代越久，那段历史就显得越神秘而吸引人。
白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过极其静谧而千篇一律的生活。时间停止了流动，生活停止了更新，他一遍遍描红自己这些回忆，钩边，上色，让它们重新变得鲜艳而吸引人。
生命的运转，会在记忆里稍微打个盹，但随时会醒来。
我听说过一件事，齐邦媛先生为自己预签拒绝心肺复苏声明，放在写作的书桌上。白先勇见了，说：“啊，这我也签了。”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版画家章学林60年代从浙江美院毕业，1980年来到美国，认识一个叫做木心的漂亮老头。木心写作，写得好，章学林很佩服。后来，章学林却对木心有了不满：“木心老师你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群众观点。”
木心立即回应：“群众没有观点。”
章学林很气愤，他是受延安文艺影响的一代，接受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70年代还做过《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版画，听到这样的观念当然愤怒。二十年后，在木心的遗作《文学回忆录》的首发式上，章学林承认，木心说的是对的。
《文学回忆录》准确地说，是一部讲义。
80年代末，一群大陆和台湾的艺术家、作家来到纽约，便把他乡做故乡，聚在一起。画家张郎郎对于这批人有个描述，很精到，他说：“没有现代嬉皮那么疯狂，属于古典雅皮，文化张扬，作风浪漫，生活清苦。”
艺术家们到了美国，一下子从“未来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的共和国语境，掉入了“边缘人”的地位，不适应之余，对于艺术与智识也有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那时的陈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觉得非常惊艳，介绍给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画作，觉得好极妙极，又复印了一叠寄给何立伟……大隐隐于纽约的木心，就这样被这群华人艺术家知道且仰慕，他们时常去木心家中串门聊天至晨曦，最后索性央求他开授正式文艺课。
文学课就这样开起来了，像是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自言“若丧家之狗”。木心带着学生，在精神和艺术的世界里做时空的徜徉，行过之处，有情有义。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说自己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类比，那么陈丹青一定是颜回了，聪明过人，身体力行，任劳任怨。每堂课都写下翔实的笔记，五年的课程一共记录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学回忆录》。
陈丹青写道，木心刚刚教他们的时候，惊讶道：“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木心是乌镇人。出生于1927年。
那一年，国共分裂，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内焦外患，注定是个大时代。再后来，乌镇沦陷，由汪伪政府统治。
但大时代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轰轰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他自己描述，“我们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孔孟、读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看画，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
油画。
旧时的富裕人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棋圣吴清源的自传中，写道他们兄弟几个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师来背诵四书五经，不去上小学堂。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吴清源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宅门一关，生活中仍然只有下棋。
大时代是为少数人准备的——电影里的革命中永远一呼百应，可在现实中，也不过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儿，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谨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说里写的贵族少年——“万事皆足，只欠烦恼。”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
十几岁之后，他结束了这样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会杭州读艺专，后来又去了上海读美专。
1947年，内战如火如荼。一向只有羡慕别人生活跌宕丰富的富家少爷木心，成了热血青年，发传单，号召人民反抗政权，俊俏如姑娘，却有一身极硬的反骨。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
木心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就是被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下令开除，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回大陆。
章学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没有革命意识，其实，革命不过木心生命中一小段形成而已。他后来写道：“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木心并非没有革过命，只是发现革来革去，成功与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只成仁，那是圆满，是死。若成功而没成仁，那革命者成了当权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从十四岁写到二十二岁，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该‘绝笔’，可我痴心一片，仍是埋头苦写。结集呢？结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
他二十二岁那年，刚好是1949年。那时，张爱玲对苏青预言道：“来日时势变了，人人都要劳动，一切公平合理，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
木心也意识到“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却仍坚持写着。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缴毁。可以想象，木心这样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难如鱼得水，生活在火热的“文革”时代，会有多么痛苦。他写道：“‘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他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
他“文革”被囚禁十八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木心在文章里从未控诉或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木心临终前，陷入了谵妄，时常认不出人，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他对陈丹青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见并非“文革”不恐怖，也并非他已用强大的艺术修养打败，他只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这梦魇。
“文革”过后，木心先在大陆住了一阵，后又去了纽约，晚年回到故乡乌镇。
木心少年时受了文学的启发，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于是背起行囊，把几十年的人生过得跌宕入戏，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写作题材。一生由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