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头并不是因胡兰成而起，而是从一本叫做《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书开始。伊朗女学者阿扎西从海外归来，回到自己的祖国伊朗教授西方文学，她因为不愿意戴着面纱上课，辞掉了在德黑兰大学的教职，邀请了七名女学生，每周四到她家里贪婪地阅读英文经典。她为女孩子们选定的阅读教材有《一千零一夜》《洛丽塔》《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这本书的主题，是讲在个人自由受到强烈桎梏的大环境下，如何通过启蒙自身，来改变所处的世界。而书里最让我感兴趣的细节，却是当这些秘密阅读小组的妙龄少女读到亨伯特，忍不住震颤和心动，“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仿佛亨伯特在舌尖所含的是她们的名字。
忽然就想起了胡兰成，像所有的张爱玲迷一样，我也很讨厌胡兰成，不解你对他的深情。亨伯特和胡兰成一样，其实是非常丑恶肮脏的人，内心有永远也见不得人的一面。
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种奇异的、能操纵女人的能力。魅，祛不了的魅。比如台湾的朱天文、朱天心两姐妹，就是很明显地在胡兰成语言的操控之中。
不同的是，在对女人永不停息的追求上，亨伯特有种自知的病态，胡兰成却视其为天下最正当、最美的事业。
胡兰成在给人的信里写：
“……乃至在路上见跛足的或乞丐的妇人，我都设想我可以娶她为妻……此是年轻人的感情，如大海水，愿意填补地上的不平。因由此感情，故山川草木以及女学生，皆映辉成鲜润的了。”
我看了，觉得比旧文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毛病还要令人憎恶。因为除了风流，还有一种临幸天下的滥爱，自视为上帝、“文人中心主义”——我生气，也是因为对他有先入为主的意见，知道他和你的故事，所以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脑海里总有他顾盼生姿的样子。
如果我事先没有这种心理防御，恐怕也很难抗拒胡兰成的魅。
因为你无法把违背社会常理和道德的职责施加给他，他自己有一套标准和与之匹配的语言。比如他在《今生今世》里写：“前一晌我看了电影沛丽，沛丽是一只小栗鼠，洪荒世界里雷火焚林，山洪暴发，大雪封山，生命只是个残酷。它随时随地会遇上敌人，被貂追逐，佯死得遁，而于春花春水春枝下，雌雄相向立起，以前脚相戏击为对舞，万死余生中得此一刻思无邪的恋爱，仍四面都是危险，叫人看着真要伤心泪下。众生无明，纵有好处，越见得它是委屈。文明是先要没有委屈。”
他把整个文明的概念，落在一只惊惶的老鼠上。把那些庞大的词汇，都浓缩成一个楚楚的“委屈”。虽然我们明知道文明是个庞大复杂的概念，绝不是轻巧的“不委屈”几个字，但是却不知不觉接受了胡兰成的说法。他有自己解释世界的语言，以及评价万物的体系。你永远不能指责他错了，因为标准是他定的。当你去评价胡兰成时，就不得不进入他的世界，参照他的标准，使用他的语言。
胡兰成的这套标准柔情而委婉，所以让人容易沉迷不能醒。
阿城也把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借给陈丹青，他在胡的文章中看出了杀气。杀气是藏在一团圆融温柔的香气中吧。连阿城也只找出了一处破绽，说他“兵家写散文，细节虽丰惟关键处语焉不详”。
最喜欢的你的书，并不是你二十几岁才华横溢期写的小说，而是一本没写完的《异乡记》。这本书只有三万多字，记录了1946年你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的见闻。
看得人心惊肉跳，尤其是看你平淡地叙述出自己不那么体面的经历：“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围城》里也写到过知识分子逃难的狼狈，但是下笔要克制保留很多，钱锺书嘴角总有一抹嘲弄的笑，要与这乡间的生活拉开距离。不像你诚实得近乎残忍，几乎漫不经心地横刀对自己剖腹，露出惨淡与不堪来。
你流产（抑或是堕胎）过，《小团圆》里写自己直视着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儿，肌肉上一层淡淡血水，大大的双眼突出。这一幕简直恐怖到了极点，如同排泄物一样的胎儿被冲入排水道。性、虐杀、暴力拥挤在一段让人心碎的记忆中，你却有耐心细细地回忆和描摹这画面。
你对自己狠，也不饶过别人。《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的故事。傅雷爱上了学生的妹妹，一个美貌的女高音歌唱家。而妻子朱梅馥善良浩荡如菩萨，包容怜惜丈夫一切的暴戾乖张。傅雷和女学生相恋过，最后没能在一起。女学生把故事告诉了你，大概也期待你能写成个如泣如诉的悲歌，岂料在你眼里，他们的爱情并不是唐传奇，甚至不算是一段世说新语，而不过又是一段自欺欺人。虽然傅雷在你动笔写这篇小说几个月前，才刚写过文章，夸赞你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可是你并没有领情，笔下的傅雷不是唐璜，而是个神经质的虐待狂。
评论家柯灵曾经写过著名的《遥寄张爱玲》来怀念你，满怀深情怀念你的才华。在《小团圆》里，你却毫不留情地写了当初是怎样被他在公车上调戏的：“真挤。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浆糊了。荀桦（原型为柯灵）乘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
她担忧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他。她自己也不大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那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刚才没什么，甚至于不过是再点醒她一下：汉奸妻，人人可戏。”
你总是把人想象得比真实更坏一些，或者说，你眼光毒辣，发现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猥琐心思，并且不惮写出来，不管那人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或是有恩。
对胡适先生，你却是少有地留了情面。那时你们都在美国，离开了国内被人追捧、与人热络的环境，都非常孤独寂寞。胡适先生的处境大概比你好些，也帮了你许多。你当时住在救世军办的宿舍里，性质和待遇就和收容所差不多。
胡适先生来看你，两人往黑漆空洞的客厅里去，胡适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坐了一会儿，一路出来四面看看，仍然满口说好，分明是没话找话。
你送他到台阶外，天冷，你没穿大衣，却也和胡适先生在凉风中站了许久。那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你刻薄的笔力并没有捅破和揭穿什么，即使内心清明，最后仍然尊称胡适先生为
“偶像”。
对亲人和至交，你甚至都没有那么友善。你后来和好友炎樱断交，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在后来的通信里，炎樱问你为什么莫名其妙不再理她，你说：我不喜欢一个人和我老是聊几十年前的事，好像我是个死人一样。你的弟弟张子静，你在《童言无忌》里说他“实在秀美可爱”，听到别人说他种种不成器，你则比谁都气愤。他后来向你寻求救济，你却分文不给，以至于他也写书诉述你的冷漠。
“任是无情也动人。”——不相干的人恐怕会这样说你，相干的人则只觉得无情。你却说自己“所有人都同情”。我想到有人曾经问徐梵澄先生，说鲁迅为什么这么刻薄，这么好骂？徐梵澄先生说：“因为他厚道。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不能容，当然骂起来了。”
角度不同，冷暖自知吧。平常事物，你比别人更早看到更深一层的苦难，急急别过脸去，人说你无情，其实是同情至深。
你遇到胡兰成时二十三岁，我遇到你时七岁，如今也快二十三岁了。先是看你的文章，然后研究你的人生，时而背离，时而叛逃，时而万有引力一般地靠近你的人生。
你说生活像你从前的老女佣，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斯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过一遍，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你被时代推着走，只能从后往前推测人生的结局怎样才能美满些：若没有爆发战争，若留在了大陆，若没有逃到美国，若晚年回到香港……全是一堆无从选择的选择题。
如今，我的生活也成了这样一个慢吞吞的老女佣，求之不得的无奈多过踌躇满志，事与愿违的情况多于种瓜得瓜。无论自己抑或是时代，都看不清前路在哪儿，也不知道走哪步会满盘皆输地错。这时总想起你的话来：“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读懂《红楼梦》。”这是文学仅剩的安慰，以及最后的退守。还能读懂你，我想我也是幸运的。
2011年12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某杂志所作的命题作文。题目是挑选一个历史中的人物，给他/她写一封信。
张爱玲，当然是张爱玲。
小时候喜爱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与《倾城之恋》，向往乱世佳人、时代的车、漫天的火光；长大一点，喜爱《色，戒》，读懂了人性的可悲。再大一点，最爱的是《小团圆》和《异乡记》，前者是她对自己前半生的惨淡审视，后者是她平铺直叙地写自己逃难的经历，读到她对自己的残忍解剖，有种凛冽的痛感。
前两日，又看了台湾出版的、夏志清编著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主要是张爱玲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最感慨的，是她不断重复着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近乎絮叨的感激。她讲了很多生活的无奈和窘迫，然而，最使我难过和印象深刻的是这句话：
“我这些年只对看得起我的人负疚，觉得对不起人，这种痛苦在我是友谊的代价，也还是觉得值得。”
将军白先勇
“尹雪艳总也不老。”——白先勇的名篇《永远的尹雪艳》开头这样写。尹雪艳是昔日上海百乐门的交际花，解放后去了台湾，在自己的小公馆里造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让遗老遗少们乐不思蜀。她在哪儿，旧日的繁华便在哪儿就地复活。
白先勇也不老，七十五岁的他出现在广州方所书店讲座，穿一身白色西装西裤，绯红脸庞，大眼睛，两个笑盈盈的大酒窝，款款走上台，台下年轻人着魔一样欢呼鼓掌。他自有明星派头。
白先勇上次这样密集地奔波、出镜、做宣传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这回是为了宣传他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陪伴他做宣传的出版社工作人员说，白先勇也像个将军，指挥着一场场宣传的调配，如指挥千军万马，敌人是舟车劳顿和言语的重复。
那几天适逢广州暴热，白先勇在几乎无休止的摄影和采访间隙说：“如果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书，绝不肯受这样的折磨。但是这回是为了父亲，那也算尽了孝道。”
为父亲著书立传，正名于天下，成了白先勇这些年除了宣传昆曲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几年前，他就写过长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讲述白崇禧将军与四平街之战。四平街之战，白崇禧击败林彪军队，蒋介石却反对乘胜追击，林彪军队因此有了喘息和壮大的机会，从而一举反击，成为国共胜负的转折点。
这场战役，是白崇禧晚年居住在台湾小岛还念念不忘、杜鹃啼血一样反复对儿女絮叨的一场战役。耿耿于怀，是认为始终没有被历史所正名，是因为委屈。在国民党官方历史的描述里，对蒋介石的指挥失误含混敷衍；在共产党官方历史的叙述里，林彪的溃败是战略性的撤退。
白先勇替父亲委屈：“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父亲在两边的历史里，全都消失了。”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曾经为白崇禧做过一百二十八次口述，最后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八天，可是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有讲到，白崇禧将军就已经走了，所以白先勇决定做父亲的声音，讲完全部的故事。
1911年，武昌起义，广西人士群情激昂，组军北伐。白崇禧参加了一百二十人的学生敢死队，随军北伐。白崇禧的母亲知道他参加敢死队的消息，命令他两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门去守候拦截，没想到白崇禧暗暗把武器装备托付给同学，自己轻装从西门溜了出去，翻山越岭和大部队会合，那一年他才满十八岁。这一次走出桂林西门，就是永远地投入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滚滚洪流，命运随之被裹挟起落。
方所书店里，白先勇身后的巨大投影里，是白崇禧将军骑马驰骋的潇洒照片。父子二人的影像重叠，方显出他们五官很像，都是阔脸大眼。父亲要硬朗些，儿子长得要柔圆一些，不知怎么，颦笑间气质就差之千里。
讲座快要结束的时候，有观众起立发言：“白先生您说了这么多您父亲的丰功伟绩，我觉得都很好，他打仗确实很厉害。可我觉得‘战神’这个称呼夸张了，而且国民党最后还是败了，您有没有想过，战争中决定成败的，其实是民心相背呢？”
这位观众又拉拉杂杂了讲了一堆国民党党内腐败、民心尽失的观点，其他观众忍不住嘘声四起——太符合官方历史的政治正确了，说话间也太不礼貌了。
白先勇却仍然不恼，还是笑盈盈、软柔柔地一句一句反驳，赢得满场的掌声，因为他的风度。
这就是修史者的尴尬，永远会被人质疑动机。白先勇先生虽然反复强调：“我在写我父亲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为尊者讳。”可仍然逃不过质疑和冷语。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白先勇在上海座谈时表示：‘我父亲白崇禧和蒋中正是瑜亮情结。’我实在憋不住，不得不说，这话说得有点儿人来疯了。”
在方所书店的讲座里，白先勇谈到蒋介石时说：“我的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分分合合四十年，一本书也讲不完。”
有观众问：“蒋介石是不是忌妒？”
白先勇点头，说：“他的心胸，十分……”话没有说完，可是观众已经会意微笑。
电视连续剧《桂系演义》临近收尾之处，在国共内战中备受蒋介石排挤的白崇禧曾经愤懑怒吼：“没有我白崇禧，哪有他蒋中正？”
这句对白虽然是虚构，可足以见出两人的不和。平心而论，仅仅用蒋介石的忌才之心来解释两人之间的暗涌和防备有失公允，白崇禧和共产党打仗，又和蒋介石打仗。白崇禧率领的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使双方元气大伤，北伐之后的中国失去了统一的机会而四分五裂，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历史从此改写。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陈存恭曾说：“大陆的沦陷蒋先生很气他（指白崇禧），叫你去指挥徐蚌会战你又不去，你又要逼我下台，你又挡不住共产党。”
1949年，国共双方胜负已定，蒋介石败逃台湾。据说当时白崇禧和李宗仁曾有过一次拥抱，白崇禧在李宗仁耳边嘱咐：“千万不要去台湾。”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李宗仁去了美国，反而是白崇禧从海南岛飞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一路浴血的军队，已经不剩一兵一卒了。
白先勇解释父亲为什么还是要去台湾时说：“他放不下民国，他对民国有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除了去台湾，他没有其他选择。”
到了台湾的白崇禧将军，只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却赔上了一生的政治生涯。白崇禧在台湾任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就是给何应钦等一些老将军以虚职，对他们敷衍交差。阎锡山之类的老人每逢开会，就推说生病，不去开会，只有白崇禧，每次按时正装出席，认真听会和记录。
白先勇说，白崇禧在台湾的将近二十年时光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顶多就是为大学建造游泳池、绿化之类的工程选址，可他还把这些琐事当成大事，跑前跑后地去操劳。他最大的爱好一个是下围棋，另外一个就是督促自己的儿女学习，以检查他们的成绩单为乐。
白先勇在整理父亲的照片时，看到一张照片让他泪如雨下。白崇禧在台湾南部的某个小学，站在木箱上向小学生训话，他当时严肃的神情，和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北伐的时候毫无二致。
“这大概是他维持尊严的一种方式。”白先勇说。
即使只有些闲职，白崇禧仍然一直被监视，外出永远有一辆吉普跟随。白崇禧写信质问蒋介石，陈述自己一直忠于党国，为何要被监控？
“副总统”陈诚向他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
白崇禧说：“你是副总统，有这个必要。我没有这个必要。”
可这辆吉普，却一直跟随，直至他去世。渐渐地，白崇禧一家竟也学会苦中作乐，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喜欢看戏，有一次全家去看戏，时逢大雨，那辆特务的吉普也跟在后面，车里三个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马佩璋看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他们！”就让白先勇去买了几张票，请他们一起看戏。白先勇买票递给他们，三个人开始是慌张不敢接，后来仍是接受，一同进戏院去看那出张正芬的《红娘》。
苦中作乐也仍然是苦，白崇禧把自己在台湾的园子起名叫做退思园。丢掉大陆匹夫有责，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的信，他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就提笔给当年的桂系主力黄旭初写信，通篇都在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结尾写道：“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
英雄迟暮比美人迟暮还要残忍。美人老了，渐渐地，也就认命了。可英雄，既难耐寂寞和冷清，同时又沉湎于往日的辉煌当中，对于未来，野心仍然不死，何其悲凉。
章诒和曾问白先勇：“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
白先勇说：“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
“国？”
“国！中华民国。”
而如今“国”只是想象中的国，“隔江犹唱后庭花”和“将军空老玉门关”都只是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罢了。
张大春1975年写过短篇名篇《将军碑》，讲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应该已经死了，有坟墓，有碑，却好像总是活在现在，能够随时看到死后自己的家人和儿子怎么看待他，又能看到过去自己戎马生涯的岁月。他既疯又神，像是神志不清，又像是真的能穿梭回过去，回到过去的沙场上，他恨自己无法扭转历史，回到未来的子女身边；又恨他们开始学习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是对自己最彻底、最无情的背叛。
张大春写得刻薄：“将军已经无视于时间的存在了，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阳台，向满院阴暗招摇的花木挥手微笑，以示搭理。到了黄昏时刻，他就举起望远镜朝太平山一代扫视良久，推断土共或日本鬼子宿营的据点。如果清晨没有起雾和落雨的话，他总是穿戴整齐，从淡泊园南门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后，他的老部下们为他塑建的大理石纪念碑。”
回看过往，白先勇看到的是繁花落地的苍凉，以及那片脆弱之极的美。而张大春，作为新一代台湾作家，看到的只是环绕在这个小岛上黏稠稠、湿漉漉、挥之不去的乡愁。
白先勇对父亲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他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和父亲十一年的相处。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到台湾。
他说：“台湾好丑，什么都破破的，旧旧的，又热，但是却那么有生命力，所有的草都长得那么高。”
我问：“相对于大陆，台湾这些年来的变化其实挺小的吧。”
“那是你们看来，在我看来，变了好多好多……”白先勇目光变得游离，不知道飘到了什么地方。
他的记忆是一部庞杂、浮游又不断变化的历史。他出生在广西桂林，逃难的时候去过北平、上海、南京，还在香港读过两年书，在台湾生活过十一年，人生剩下的时候都在美国。可他从来不认为桂林是他的家，也不认为台北是他的家，就连回到美国，也觉得没什么家的感觉了。
记忆在飘忽，仿佛自己有灵魂一样在游园，偶尔惊梦。
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看了昆剧团的《长生殿》，结束之后，邀请大家吃饭，上海饭馆全都客满，忽然有人提议去“越友餐厅”。那家餐厅在汾阳路150号，是他们从前在上海住的老房子。时隔三十九年，请客居然请到自己家里去，比戏还像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