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我却依然可惜那些烧掉的文字。有些当时身临其境的感受，是过后再也回忆
不起来的了。
我相信将来的人，肯定会大写特写这10 年。他们将会写得自由自在，无所顾
忌；他们可以随意翻看我们至今不可能了解到的东西。这是我们没有福气享受到的
方便和写作中的快乐。为此，他们可能写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广泛得多、直率得多。
但由于我们是这10 年的目击者、参与者、幸存者。我们的亲身经历、感受、
见闻，是后人无法直接体验得到的。我们记忆下来的东西，都具有史料性质。这也
是我们要写它的一个重要缘由吧！
14.辫子的象征和寓意——《神鞭》之外的话
（1 ）
我自己不把《神鞭》当做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我写
这小说时的一种十分明确的观念。
当然，我羡慕那些写历史小说的高手——他们像数百或数千年前生活的目击者
那样，使你深信他们是那段历史的权威发言人；他们能把死去的生活，喘着气儿地
恢复过来，那种无所不精的历史知识与高超的历史复活术，常常叫人难以置信。我
曾经也努力要成为这中间一名佼佼者，写过《义和拳》、《神灯》、《鹰拳》等等，
但都没有越过自己渴望的高度。在这个项目中我成了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基于这点，《神鞭》与上边所说的历史小说却是完全两种小说了。
谈到历史的功能，我想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它不是把人拉向遥远的过去，它
的活力正是表现在它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这也是历史最高的存在价值。本来，现
实的一切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即便对历史的某种反动，也与历史难以分割；反传
统也是传统的另一种结果。因此我们从古今对照中所获得的思想，会使我们矫正现
实并看清未来。不少作家从这中间获得启示，用或显或隐的古今对照的方法写作。
这样做，写历史就会对现实产生再认识．．．，写现实便是对历史的再认识．．．，
而对历史的再认识也就是对现实的再认识。
近两年，我常常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偶然或必然地联想到我们的当代社会；同
时又在对现实的沉思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联想到历史，往往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其
实是历史的必然；令人惊愕的突变，往往在历史中早已稍稍埋下种子。这种联系，
使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都加深了。只要这古与今两根线一碰，思想中某一浑浊处
立时就亮了。然而，这两年我们的作家们成熟的标志之一，已经不是有一个想法就
写一篇东西了。我们既要深透地钻研与弄明白这一个那一个历史或现实的问题，又
要整体地把握我们民族的过去与今天。只有把过去与今天所有线头都接好，才能有
条不紊地走进我们民族这个庞大又复杂的结构中去，调整它，发动它。
因此，即使我写的是历史生活，这也是一部现代小说。不知别人是否同意我这
个观念。我想，比如复古，就是现代人的一种意识。复古与守旧不同。
复古是现代人充分享受了现代文明，才产生从历史索取财富、补充、需求和满
足。我就是想写出这样一种在明确的现代意识把握下，以历史生活为内容，充分表
达我在古今对照下那些思想感受的小说。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小说？
我琢磨了很长时间。
反正用《神灯》、《鹰拳》等这些办法都不成。
任何真实的历史事件，都会把我的笔缠在必须遵从的具体事件的场景和细节上。
另一种，虽然虚构却旨在复活历史生活的写法，也会使我成为服从自制的客观描写
对象的奴隶。
于是我想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鲁迅的《故事新编》，还有爱丽丝·默
道克、威廉·戈尔登等人的“寓言编撰”小说。他们大多是借助一个古代寓言、民
间故事、荒诞传说，阐发他们对当代社会生活非表面而更深一层的理解。但这种写
法不能淋漓尽致释放出我心中独自的意念与感受。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一种特殊而
带劲的方式，便是：假借．．。假，是假设；借，是借题发挥。我感到，这方式是
一种十分宽泛的方式，因为，假设和借题发挥都可以随心所欲。它似乎还可以合成
进去很多其它手法。当然，方式是小说的一种硬件。关键看软件：就看我假借什么
了。
（2 ）
我选中辫子。
这选择不是挖空心思琢磨出来的，而是碰巧“碰”上的。将来我在另一篇文章
中，再写这个趣事。
辫子在我们的民族中是个有特殊意味的东西。它的始未、它的经历、它的悲剧，
都包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它本身也是一种象征，可以从中挖掘许多思想再寄寓其
中。鲁迅先生就在这上边做过文章，我便有意截取从清兵入关必须留辫子，到民国
初年必须剪辫子这一段辫子史。在这反复的巨变中，我们民族曾体现出多么难以想
象的忍耐与执拗，适应性与不适性；从中我看到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
像一架沉重的大车，每每翻越一座大山或陡坡时，它要多么艰难地与压在自己身上
的负荷抗争，而又决不甘心停滞不前。我们的顽固性与奋进的力量究竟在哪里？一
个敢于并能够战胜自己弱点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
这辫子好就好在它仅仅是一个道具，没有故事。依从它内在含意的复杂性和深
刻性，使我虚构故事时几乎能够不与任何别的作品雷同。我感到我可以从中挖掘出
来的东西异常丰富。然而，这时我还感到前人给我准备的样式变得有限起来。我这
个人对样式的感触之深，来自我的一双脚。我脚长而窄，大拇指过长，小拇指奇短，
脚弓过高，足跟如球，脚形宛如镰刀，固此别人的鞋很难合脚，商店的标准尺码更
不合适，只好自己动手做，虽然不规范，总不致于削足适履。
（3 ）
这辫子，本身含着象征和寓意性，它自然就成了这小说的成份。一部具有象征
意味的小说，它的故事便不能像写实小说那样严严实实。它需要离奇一些，怪诞一
些，其中的象征和寓意就有空间露出头来。这样小说又加入一些荒诞的成份。
象征，寓意，荒诞凑在一起，会是一种什么小说？我并不愿意写这种我们的读
者未必习惯的作品，同时这么写也不合我自己的胃口。中国古代小说无论写得多么
荒诞不经，却要合乎情理。小说的真实有几个层次，一是生活的真实，一是环境的
真实，一是人物的真实，一是情理的真实，一是感觉的真实。中国人在文学艺术的
高超之处正是抓住情理这一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因此无论邪魔、鬼狐、精魅，都写
得入情入理。
我想，我这个荒诞的纯虚构的故事，应该建立在时代氛围、社会环境、人情事
理的尽可能逼真如实的基础上。这样，我必须拿来传统的现实主义塑造人物的手法，
我甚至把杨殿起、玻璃花、金子仙等做为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人物来写。而把神鞭
傻二的荒诞故事完全消融在这种传统现实主义成份中了。为了制造这小说的可信性，
我还有意兑进了历史风俗画的溶液，把风土人情，历史习俗，民间传说，全渗杂进
去。叫人读了不会怀疑这是一种肤浅的胡诌，没有上当之感。小说创作有条真理；
当读者认为你骗他，小说便是彻底的失败。
为了使读者一点点进入我这个荒谬的故事，一点点自然而然接受我藏在故事中
的意味深远的象征与寓意，小说开始三四章，我几乎没有加进荒诞成份，甚至调动
民俗文学的可读性，趣味性，把读者领进来。然后再添油加醋，洒辣椒面，撒进芥
末，等到我荒诞起来，大概读者不会觉得荒谬了，最后——当然我想叫读者听我的。
我采用俗文学的某些要素（如可读性、趣味性、戏剧性等等），还因为我希望
得到更多的读者。
具有象征意味的小说，需要读者自己去悟解其中的寓意，那么，我以为，这样
的小说就要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维呈现活泼状态。人的思维最活跃、最不安分、
最有活力，恰恰在幽默的时候。幽默是中国小说和艺术的法宝。
我想，我应当充分运用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无论在情节、人物以及叙述语言
上都渗入幽默，如果中国式的幽默不够用，自然也拿来当代外国文学常用的幽默方
式——“自嘲”用一用。这样，我就可以把我要表达的思想感受，不只正襟危坐、
传经布道式，而是直的、斜的、拐弯的、转圈的、连蹦带跳的，在读者快快活活时，
交给他们。
这么一来，我这是部什么样的小说？
荒诞十象征＋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手法十古典小说的白描十严肃文学的．．．
．．．．．．．．．．．．．．．．．．．．．．．．．．．．思考十俗文学的可
读性十幽默十历史风情画十民间传说．．．．．．．．．．．．．．．．．．．．
．．．．等等。
这不是一个大杂烩？只要它不是一个拼盘，哪怕是鸡、猫、驴、狗、耗子、麻
雀、蚂炸和蚯蚓都煮在一锅，能叫人吃得下去，我就满意了。如果它别有一种什么
滋味，我当然再高兴不过。说句玩笑，我对这种食品多少有点专利权了。
（4 ）
一种样式的产生，同时是对它所表现的内容的解放。我很高兴，这种把多种写
法合成起来的样式，对于我自己，有弹性很大的容量。比如，当我用写实手法和风
俗画卷的形式，展开“神鞭”活动的广泛的社会场景时，正因为辫子本身的启示，
也因为小说特定的时代，恰恰处在中国从闭关锁国到海禁大开之际，如何对待祖宗
．．．．和如何对待洋人．．．．，这个复杂的民族心理的反映，表现得十分充分。
这就使我着意刻划出在对待祖宗和对待洋人上不同态度的各式人物，展开他们在这
军事上的烦恼，矛盾心情，愚昧和偏执，醒悟与革新。把这些合在一起，不就构成
了那时代特殊的、至今依旧明灭可见的复杂的某种民族心理特征吗？正是当象征手
法与写实手法合在一起，便使我能够把主题开掘到这更深的一层，把“形而上”的
东西提得更高。
我的读者大多能分辨出我所驾轻就熟的两种写法，也是两条路子。一条是从《
雕花烟斗》到《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着昨天》、《雪夜来客》等等，
这是凭我的气质、个性、艺术感觉和审美观念，追求人生和艺术境界的小说；另一
条是从《铺花的歧路》、《雾中人》到《走进暴风雨》，这是受直接来自生活的激
情所鼓动，被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所驱使而写就的小说，我承认这都是我擅长的
写法。因为一个作家在生活中不见得只能收集到一种信号，有一种信号收进来，就
得有一个放出去的波段。但我除这两条路，两个波段，我还有一种天天都收进来却
一直放不出去的信号（即我前边写过的那种思想感受）。我需要另辟一个波段，有
它自己的波长和频率，有自己的接收系统和播放系统。这就是我最近在《神鞭》中
找到的。我还要在这条路上多走几步，但我不认为这方法完美无缺。往往有这么一
种现象：
某些在艺术中愈有表现力的，局限性就愈明显。有时它仅仅适合自己。因为任
何艺术形式都不是为别人创造的。
好了，我不愿意用比短篇更多的字数，谈论自己的中篇。但愿到此读者还不嫌
这些话多余。
15.展现人生迷人的天地——《爱之上》创作随想
（1 ）
《爱之上》没动笔，我就给自己出了难题：古今多少作家作品写过爱情与事业
的关系？“事业高于爱情”这又无需再拿生活中的故事，哪怕是最悱恻动人的故事
佐证的一个真理。那么我为什么还伸手去动这种题材？存心摹仿还是愚蠢无知？
引起创作的最初、最原始的冲动，往往不是起由于一个突如其来、明确深刻而
又辉煌的思想。它常常是不知不觉浸入心中的一种朦胧又甜蜜、飘忽又实在的感受。
这感受有如雪花，悄静无声地落在地上，跟着化成水，湿润润地融进土里……最初
是哪一片雪花？辨不出，找不着。
也许是我最初写《义和拳》时，大地震房倒屋塌后，我寄居在朋友家一间窄小
的屋里，写东西只好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妻子在很远一家工厂上班。冬
天里，孩子放学早，屋里没有炉火，他就在地上蹦，好使身上发热，直蹦到他妈妈
下班回来。我呢？每次离家去京写作，总是给一种无名的不安撩动得心绪烦乱，一
边却给一种无形的磁石吸引着，最后总是带着沉甸甸的欠疚心情，顺从那强大的吸
力去了。然而，一走进出版社那间如同大车店般七八人杂处的“作者宿舍”，一伏
身在那三尺短的小书桌上，捏着笔，面对着台灯柔和的光笼罩着的空白稿纸，我的
心像平原那样坦荡无际、纵横千里地展开。想象力化做不知所向的疾风，激情如同
卷地烧起的野火。我像一匹在黎明的透明的寒气里，即将驰骋起的烈马，浑身给一
股勃发的清明而昂扬的力量颤栗着。同时，感受到一种无限壮美的东西。它是理想、
雄心、自信、追求和实干欲望的化合物。事业吗？对，就是它！
我由此萌动来写这部《爱之上》？当然不是。它本是生活中常常使人感到的拨
动人心的东西。无声又雄壮的乐曲，看不见却灿烂辉煌的光团，愈垒愈高而永不终
止的人类大厦。多少人为它流汗、吃苦、受尽委屈和挫折，却百折不挠，任劳任怨，
默不作声地做着。我不仅从自身感到，更在别人身上感到它。从别人的言谈、行为、
事迹、生平上感到它，也从报上、书上、各种材料上，那些为人类正直和进步的事
业而献身的人们的身上感到它，而更多是不自觉地感受到它。
意外的是一次，我与一个小伙子交谈。当说到“事业”二字时他现出困惑的样
子，好像不知我之所云。
我问他：“你工作，却感不到事业？”他傻乎乎地笑了。很清楚，他并没感到。
好像我在说一种“皇帝的新衣”。
我猛然悟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事业的存在。由此我懂得平庸的人究竟缺少
什么。
这就从另一方面，在我对“事业”这一内容的感受上又加厚一层，还有来自其
它方面的感受，渐渐积累在一起。这或可叫做“感受的积累”。然而，积累的感受
可直接质变为创作的冲动。因为创作的冲动，无疑带着很浓的感性成份和感情色彩。
因此，我动笔写这部小说时，不是想说明“事业高于爱情”这一道理，乃至更高明
的哲理。我是带着一大团朦胧的感受和浓烈的情感进入创作的。这一团中间有一个
明晰的核儿——我要写高于任何哲理的东西，即境界，事业的境界，这是一片无限
壮丽、无限开阔、具有无限魅力的境界。我要用笔墨展现出人生中这样一个无形又
存在的，最迷人、最实在、最能体现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天地。
我希望感受到它的人，在这作品中再一次甜蜜地重温到它；不曾感受到它的人，
在我描写的氛围里能够或多或少体味到它纯正的甘甜。
（2 ）
我写了两个人：肖丽和卢挥。
两个“事业狂”。
我自信十分熟悉这种人。也许由于自己常被对事业的狂热所冲动，才特别感受
到这种人深藏的内心。当然，他们决不仅仅是作品中写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也
不是超人。他们有凡人皆有的七情六欲，有正常人所要求的“天伦之乐”，但他们
为了事业，往往克制、约束、压抑、拒绝自身的生活要求。
在他们身上常常发生这种对事业的爱与其他各种爱的对立和搏斗。为此，我还
是选择了——别人也选择过的——事业与爱情的对立。
自然，事业与爱情，不一定对立。甚至理应踩着同一个美妙的舞步。我自己身
上就没发生过这种强烈的对立。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和某些人身上，却往往
激烈地对立着，甚至二者必居其一。我之所以选择了这种对立的状况，是为了让这
两种爱（对事业的酷爱和个人的爱情）撞出火花来，发出各自奇妙的、强大的、扯
动人心又不可避免的力量。我在这中间写这两个人物。
还有另一层。即舍弃个人的一切去追求事业的人，不一定都能获取成功。
光彩夺目的成功者总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没有获得成功，毫无建树乃至失败者。
在他们身上，有因事业进取而一时的欢愉，也有因受到挫折而沮丧、苦恼，甚至常
常因苦无知音而感到孤独。一个献身事业的人的内心并不轻松。
因此，我选择了这样的为事业做出巨大牺牲而没有获得彰昭成就的两个人，尤
其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巨大挫伤的“文革”期间，我着意写他们于艰辛、黯淡、
徘徊中，时时闪光而不肯熄灭的对事业火一般的情感。这样写，或许比直接写他们
的成功的喜悦，更能掂到事业的分量和人物的分量。
因此，我在小说中始终没给肖丽和卢挥多少个人生活的快乐，爱情的温馨，事
业的频传捷报，直到小说结尾。他们每跨进一步的代价也许过于沉重，不免给人一
点所谓“苦行僧”的味道，命运对待他们也许过于苛刻和严峻了吧！然而，我希望
透过这一层含着苦涩意味的表象，能够看到他们心中那片因之显得更加充实、壮阔，
又非常人所能具有的事业的天地。
这样，我在小说结构上，就不靠情节而顺从人物内心的变化。把人物内心变化
做为结构的主要线索。我不想讲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我把劲儿都用在揭示这
两个“事业狂”丰富、矛盾、时时闪光的心灵上。
（3 ）
我自己有过运动生涯。这或许是我选择“运动员”做小说人物的主要原因，或
许在年轻有为的运动员身上，最容易发生事业与爱情的冲突。人物是有影子的。然
而我决非仅仅写“体育题材”和“运动员生活”。近两年我写了几篇所谓“体育小
说”，如《跨过高度》、《升华》、《献你一束花》等。
笔触的最深处决不止于体育之中。小说的人物和生活不免带有职业特征，小说
的容量却不能只限于某种职业所特有的内容范围。它的思想内涵，应当是超职业、
超题材，是对社会人生的高度总结、概括和提炼。这样，小说和读者之间，才会有
较大的适应度，作用面才宽广。
我写任何“题材”时，都这样想。
《爱之上》发表和在某些地方电台广播后，我收到许许多多热情读者的来信。
作家永远不能偿还的债务，是理应给读者复信。在这篇短文章里，我把读者许多问
题，都囊括其中了。至于对人物的具体理解，我不想把自己的初衷强加给读者。各
有各的感受和认识，就像我们对生活中的人一样。
16.寻找民族的精神——我怎样写《感谢生活》
本来，我把《神鞭》那条道儿打通，就该放开脚接连走几步。我已经把接下去
的几部中篇里面的弯弯曲曲都谋划好了。谁料《中国作家》的几位能人来挤我写稿，
一挤竟然挤出这部《感谢生活》。
有位读者来信问我，你怎么总东一鎯头，西一斧子，忽然又想起写这部“文革”
题材的小说？
顺从感情的事不会一下子说出道理来。但凡事皆有理。这读者逼我认真去想一
想，居然琢磨出一些有趣又挺紧要的道理来。
其实我早想写这小说。1979 年初我把这故事讲给巴老听。巴老受了感动，他
把这事记在一篇叫做《小狗包弟》的动人的散文里。巴老叫我写，那时我非常想写。
我一想到这故事中的某些片断就冲动得坐不住，必须兴冲冲在屋子中间未回走几步，
才静下来。
1979 年的文坛和文学，真令人难忘！只要你的心被文学占有，就片刻不得安
宁，整天在胸腔里嘣嘣地响。笔尖在稿纸上简直是在连蹦带跳，读者好像脸上挂着
泪，坐在书桌对面看着你写。那时，我刚写过《铺花的歧路》。
上千读者把他们的心装在信封里寄给我。我还有多少悲欢离合、催人泪下、令
人激动的故事要写呀。包括《感谢生活》中这个画家的故事。十年动乱给了我们多
少素材？俯拾皆是。苦难常使作家富有。没错！
然而，那时我还没写《啊！》，写过《啊！》就不同了。写《啊！》时，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