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 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 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 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 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 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 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 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 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 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 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 “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 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 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潮，没起 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 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 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 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 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 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 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1967年32岁 男 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 “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 闻名全国的六0九大武斗— —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 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 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 —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 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 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 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 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 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 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 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 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 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 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宇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 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 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 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 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 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 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 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 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 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 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 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 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 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 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 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 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 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 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 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 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 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 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 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 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 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 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 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 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 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 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 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 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 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 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 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 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 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 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于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 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 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 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 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 “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 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 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 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 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 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 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 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 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 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 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并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 高潮是闻名全国的“六0九”事件。
六0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 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0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 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 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0九厂已经给我们团 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 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0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 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 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0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 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 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0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 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 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 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 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0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0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0九，实攻制铣 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0 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0九侧 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 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 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 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 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 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 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 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 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 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 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 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 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 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 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七—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 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 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好像我们真要抢枪；你们开，我们就抢，除非你们不 开。”我的话够硬，他们没话回答我。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挺硬，但他不讲理，他说：“就这样了——不抢枪，不 开枪。”
我说：“你这样，好，弟兄们，起立，走！”当时我们这边的人“刷”地起身就走，离 开北京回来了。这次就算和这位大人物结扣儿了，以后他当上市革委会主任。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 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 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 不敲鼓。
这次谈判后，大联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办。”我们一派不少人进了工 代会，还有的进了市革委会。我当了常委。有人骂我往上爬，当官，还拿瓷器打比方，说我 民窑的改成官窑的了。当官咱没瘾，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会底层，愈下边愈安全；你 要是到了上层，愈上边愈安全，就这道理。哥几个总算落个整脸，心想以后就是“议会斗 争”了。大局面是稳住了，这比料想的强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点？它总叫你以为，当时那样就是永远那样。你要真的这样认为，错 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来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剧 这就开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紧急去开会。到哪儿开，嘛会，全不告诉。到干部 俱乐部集中上车，车窗上挂帘，还嘱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车车人，全市 各级革委会头头们几乎全搬来了，心想这事不小。车子一路开往北京，到北京，没停，去昌 平，随后折头又返回北京，进了八一子弟学校。一开会，中央文革的人全来了，总理也出席 了，可江青一喊，总理就走了而且再没回来。江青闹着：“我有证据，你们那里有人开黑 会。”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讲话”，又叫“二黑事件”。说有人在我们城市开文艺方面 的黑会，要夺中央文革——实际是江青对文艺的领导权。这事扯上我们大联筹下边的文艺界 造反组织，这究竟是嘛会，开没开，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给江青宣布：“大联筹是有严重错 误的组织。”陈伯达跟手也把我们否了，扣上“反动组织”罪名。大联筹趴蛋了。
返回来的路上，一个头头对我说：“回去后，咱怎么跟兄弟们交待，反了吧！”
我说：“傻小子，不行！谁再反，可就是反红色政权，反中央了！”
回来后，我们把各条块组织的头头都叫来，我说：“你们说我们背叛也好，不够意思也 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儿起，大联筹宣布解散！”我们没动，一张闹事的大字报没张贴，就 散伙了，大形势算稳住劲儿。
对方就奇怪了。大联筹这么大力量，怎么就没动静呢？陈伯达也说：“××市为什么这 么静？××市是全国解放时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资产阶级实 力也相当雄厚，怎么这么静？”要说也是，多少万人声势浩大的大组织怎么会说完就完，连 点声音也没有。可我们不傻，只要一动，多少人命白搭进去了。
“支左”就把我们这帮头头弄去办学习班，一帮呱呱叫的参谋们都上来跟我们谈话，摸 底。一个参谋对我说：“肯定有高人在你们后边出主意。”
我说：“为什么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联合前，他们把我们一个组织围在工学院内，游行，喊口号，想挑起 武斗。我得消息后，马上决定，不能去打。我说，他们喊口号是文斗，咱一打，武斗的责任 就是咱的。我调人，把夺权筹备领导小组的驻地围了，也游行，喊口号。这一来，那边他们 围工学院的人不打自撤。这参谋说：“老实告你，你们当年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有记录。你 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谁的主意？”
我说：“不才，就是我。”他说：“我不信，你有这能耐。”
我说：“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种兵法都写在上边呢。”
打这儿我才知道，他们是准备好秋后算账的，他们还真有根，真厉害。
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狲散，唯独我们“电车红旗”还没散。 第一，因为我还是工代会常委，没倒；第二，我们厂老工人是看我长大的，信我。以前我写 东西为他们鸣不平，他们都记得。这就决定了上边非要把我拿下来不可。没多久，我们一派 头头都挨整，当上市革委委员的那个人，无中生有硬给扣上“轮奸犯”捕了。工代会翻出我 十年前被“劳教二年”的老账，说我不够资格终于拿下来了，内查外调一通搞。我呢，心里 有底，早就预备着这场清算，咱一不胡说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 案件都没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厂干活，一边应付外边来人没完没了的外调。上上下下我认 识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触的事太多了，谁出事都来找我查证。咱本来就是草民。在房头上是 草，掉在地上还是草。心想“文革”这段就算结了，可这次我是傻小子了。谁知道这一下不 是掉在地上，是他妈彻底掉进万丈深渊。
突然一天，公安局军管来人找我，问我六0九武斗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0九侧面看 到的那个推土机的人怎么死的，照实说了，他们记一记就走了。我只当没事。转两天，来了 三个人，说叫我去一趟。我说我去小便再定。他们居然出一个人跟在我后边，我心里小鼓一 敲，心想不对。随后就跟着他们出厂，进了法院，到传达室后边一间小屋。他们说：“我们 三人是法院的预审员和公安局的侦察员，咱们一起学《老三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