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大脚趾被窗台上的碎玻璃划出了血，其余无恙。父亲去寻那与爷爷奶奶同住的我的几个姐姐。大姐险些被倒在炕面的整堵“中间墙”压着，幸好在墙倒之前已经抽身。爷爷去开屋门时，门轴早因门框的走形转不动了，才想起跳窗自救。这么一耽搁，还好，地震停止了。因当时的住房是苇草铺排的房顶，上盖较轻，只是明暗之间的两面墙消失，侥幸没引起房倒屋塌的后果。回味这瞬间惊险，全家心惊肉跳。
很多人摸黑来到距房屋远一些的街道上，互相庆幸着死里逃生。可村里不时传来嚎啕声。看来不是都那么幸运。大队部旁边高挂的广播喇叭，平时经常惹人烦躁，现在因为断电，悄无声息了。负责广播通知的，是一个被众人称为“老大”的鳏夫，此时手举大号硬纸筒，呼唤着赤脚医生的名字。硬纸筒每响一次，众人都要谛听到底让医生去谁家。而短暂的静寂之后，便又有几声哭叫。硬纸筒播出了数十家的名单，那个扎着短辫的女农医怎能忙得过来？
盛夏季节夜短，天渐渐亮了。爷爷和父亲不顾尚且存在的危险，小心翼翼地踅进破败的房间，打算找些充饥之物。大街上立刻传来高嗓门的喝骂：“那是谁还敢进屋？不要命了！”我听得出来，这是生产队的干部在分工巡视。尽管态度严厉，现在想来，毕竟是为了履行职责。灾难降临，小小的生产队包括会计保管在内，都在先公后私，捍卫着全队社员的生命。
农村的孩子没有暑假，那是被麦秋和大秋两个农忙代替的。我偷偷让姐姐去为我寻拿书包，要去上学。姐姐不敢，去跟母亲“告状”。母亲边裹伤趾边说：“听这阵势，你们的学校还会有么？”后来复学时，我深深佩服母亲的“卓识”，她怎么知道我们学校的几间瓦顶校舍全部趴架呢？
我穿起一件大褂子，如同大人踱步，沿街走着看着。脚下多见裂开的地缝，不免让人恐惧。除了少数草顶房屋，大部分建筑都已不甚完整，勉强站立的也是缺边掉角。听人们议论说，村里的公益墓地已经太挤了，经大队干部紧急商议，就在河堤内侧底部一字排开，权且入土罢。哪里还能讲究棺椁厚葬？绝大多数都是席片一卷，草草掩埋。那天的农历是七月初二，过后每到忌日，阵阵的哭声和飘飞的冥币便笼罩着整个河滩，让人不忍去听去看。
10岁的我，已经有了难过的感觉。这也确实让人压抑。见面的伙伴们交换着信息，诉说着一个个遇难同学的名字，接着便是满眼泪水。据说，几乎没有被房屋倒塌时飞落砖石砸中而离世，大多都是在废墟中窒息而死。有一家姐仨个，两个是我们同学。浩劫袭来时，父亲在外地上班，娘儿四个全被捂在倒塌的砖石木料堆中。她们还曾有过对话：“妈，这是咋回事啊？”“咋回事，这就叫天塌地陷……”可是，随着空气渐渐稀薄，三个小姐妹都没挺过来，只有母亲被“刨”出了一条命，这些经过，都是听这位母亲含着泪水、哽咽着诉说的。我的同学谈起时，还想到这样一件事：前一天，他“欺负”了姐妹中的老二，被老师好一顿狠骂，因天色太晚暂且被饶过，但老师要求他第二天上学时，首先要给人家道歉。可现在……这才叫无法弥补的遗憾，终生的遗憾，隔世的遗憾。
每家每户都搭起窝棚，仅够容身。街面上，也用生产队打场的大块苫布，攒成如两间房般大小的帐篷。此情此景，“家庭”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任何一个男女老幼，都可在此闲坐，和睦融洽，苦中求乐。锅灶大都无法使用，由队长分派，街头支起了硕大的铁锅，烙开了“集体饼”。生产队的一头老牛被砸死在饲养棚，每人还能分到一小份牛肉。不过，缺油少盐的，没觉出怎么好吃，尽管那是第一次品尝享用这种美味。
傍晚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余震。此时我正在屋后的水塘边，看那些不时蹿出水面的泥鳅。余震来时，只见水塘如同端不稳的大盆，水在里面摇摇晃晃，微波溅到我的脚面。泥鳅、蛤蟆，叫叫跳跳，闹得更欢了。它们大概也想逃命吧？你还能跳出这汪水塘么？脚下的裂缝，似乎增大了宽度，吓得我不敢看。扭头望见了房顶，“哗哗哗哗”，苇草草把交叉错落，搞乱了本该齐整的秩序，甚至扭曲得不像样子。余震停止，房顶恢复平静，竟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深知，那里面已经乱了套了。
小小少年，本不该承受如此变故，可数日后，更远的消息一点点传至小村。唐山，平啦！死伤不计其数。原以为震中就在附近，因为村子里“走”了那么多人，加上邻近各村总数，够惨的了！谁知道关于唐山的传言是真是假？一些在唐山有亲戚的人家便开始坐立不安，而这时，有个在唐山市里上班躲过一劫的乡亲，以步代车回家探望，证实了这残酷的说法。那人还说，刊载新闻的报纸无处寻觅，不过已经恢复送电的公社大队，开始收听电台的广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相比之下，本村让人心颤的厄运，便也微乎其微了。电波飞向全国各地，远在江西谋职的叔婶听得愣了神。婶的老家正好是丰南，双方的故园都被划为震中重灾区。思维醒来后，更是肝肠寸断。灾区的邮政尚未恢复，平日写信的联络方式如今暂不能实现。只能惴惴地等待。那感觉……
与世纪同龄的70多岁的奶奶，此时便开始念叨市里的亲戚。父亲骑上那辆“国防”自行车，带着足够的干粮，上路了。当时的市区号称“100万人口”，我家的几户亲戚累计一起，也不过二十多口人，但足以让人牵肠挂肚。傍晚父亲就返回家中，神情沉重了些，带来的消息吉凶各半，并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亲戚们讲，震后的日子里，眼前随处可见堆放的死尸。徒步跑来的解放军战士进驻后，清理废墟，救出伤者，将遇难同胞集聚一处，等待车辆和直升飞机运走处理。医疗队有条不紊地救助轻伤员，伤势严重者统一转至外地。死伤数字渐渐上升。救助清理基本完成后，官方宣布的统计数字是24万遇难，16万重伤。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这数字实实地砸在耳朵里，震得生疼。
不久要恢复上课了。自带马扎、小凳，坐在没有屋顶和四壁的教室基座，开设露天课堂。经过灾难洗礼的小学生，还在回想着那熟悉却永远消失的面孔们，不再嬉闹，听起课来全神贯注。该是一种珍惜吧？对学习机会，对友谊，对生命。
也有支农劳动课。我记得对小学生，最适合的活计是捡棉花。棉田垄沟里，不时露出一座座小“沙丘”，那是大震时翻浆遗留下的痕迹。中间休息时，带我们劳动的妇女队长，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轻松地讲故事。她家的孩子比我们略大，也在河堤下长眠。从此，她便改变了性格，持续了多年沉默寡言的状态。
入秋，就在露天教室里，有天下午三点的“重要广播”，又把我们刚趋平静的心跳大肆搅动了一番。毛主席逝世！以前我们不知关心时事，弄得好几个同学不懂“逝世”是啥。老师哭着解释给我们。我们又经历了一场“地震”。校北不远处，农田劳作的女社员坐于地上，哇哇嚎啕。听那声音，超过了一个多月以来所有村人的任何一次……
我比那场地震大10岁。这就是说，每到一次10年大祭，我的年轮都要划上整整10圈。如今年届不惑，那惊心动魄的场景也已逝去30年。这30年中，坎坷挫折可谓不少，但对我来说，任何困难都不会再让我退缩。劫难的锤炼，已经将无畏融进骨髓，她会伴我一生，去征服严峻的命运，塑造一种足以使任何灾祸都给人类让步的境界。
京剧《节振国》浴血昨天
于英
1976年8月28日凌晨，忽然一声巨响，地坼天崩，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唐山。几秒钟，这座百年城市，被夷为平地。新修建的剧团小楼，剩下颓垣断壁，惨不忍睹。祸结衅深，《节振国》剧组的34条鲜活生命被推进死亡的深渊。
“文革”狂飙降临前夕，戏曲影片《节振国》使一个抗日英雄的名字为全国民众耳熟能详，然而这部佳作和为之呕心沥血的人们，却在其后遭遇的政治、自然的双重浩劫中留下了值得缅怀和回味的故事。
《节振国》是唐山的抗日民族英雄，他的传奇故事，在冀东地区广为流传。把他的事迹搬上舞台，是唐山文艺工作者多年的夙愿。1958年，我受命到开滦赵各庄矿进行采访，写成京剧《节振国》的初稿。这个戏，在唐山连续演出一百多场。先后经过十四次大的修改。1964年，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受到广泛好评。不久，拍成戏曲电影，在全国放映。
正在这个戏如日中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伯达来到唐山，诬蔑冀东的党是国共合作的党。当时，狼奔豕突，糜沸蚊动。《节振国》成了为反党集团树碑立传的黑戏。市里的造反组织，专门出了一张小报，要把这个戏批倒批臭，打下十八层地狱。为这个戏呕心沥血的同志，纷纷被揪出。有的划为“黑帮”，有的关进“牛棚”，有的惨遭毒打，有的挂牌游街，有的折磨致死……在剧中贡献最大，第一个扮演节振国并为全剧设计唱腔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徐荣奎，就在一次批斗中，突发心肌梗塞，死在黑屋里。那些日子，黑云压城，人们谈《节》色变。《节振国》沉沦了。
东边日出西边雨。正当一些人弹冠相庆时，1976年春天，毛主席在病中看了影片《节振国》，说它是一出好戏，北京的剧团也要排。一石激起千层浪。“四人帮”乱了手脚。剧团的同志长舒一口气。大家欢欣鼓舞，跃跃欲试……
1976年7月28日凌晨，忽然一声巨响，地坼天崩，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唐山。几秒钟，这座百年城市，被夷为平地。新修建的剧团小楼，剩下颓垣断壁，惨不忍睹。祸结衅深，《节振国》剧组的34条鲜活生命被推进死亡的深渊。
导演张先猷，平日为人低调，身无长物。没有固定住房，寄居在市话剧团宿舍。地震时，有人听见他撕心裂肺一声叫喊，就再无声息。留下一个孤儿，几个老同志准备共同抚养。后来，孩子远在上海的叔叔，把他领走。张先猷才思敏捷，彪炳手眼，推动京剧革新，功不可没。扮演杨大娘的闫俊英，也在地震中遇难。她专功老生，颇有造诣。为了《节振国》这个戏，改演老旦。给人留下脍炙人口的大段唱腔。她的爱人凌云霄，博识多艺，聪慧灵快。是《节》剧初稿的导演。那时在艺校，春风得意。也陪她一同去了另一个世界。有“活滨田”之称的邓玉峥，演技熟稔，善于刻画人物，每当人们哼唱“节振国节振国飞檐走壁，游击队游击队专打游击”的时候，他塑造的舞台形象就会闪现在眼前。他同样没能躲过那场灭顶之灾。丑角演员任正春，他扮演的叛徒夏连凤，入木三分。他的罹难带走了一身精湛的技艺，令人十分惋惜。著名老艺人周杰英，他是徐荣奎的老师，剧团最早的台柱子。《节》剧中，他扮演老矿工冯老顺，他的死，带走京剧的“万宝全书”。名鼓师王久山，也离我们而去。他留下的两面锣曲牌，极富创造性，成为京剧打击乐之经典。俊异独绝的老美工师马述铭，震亡在他家门口。他为《节》剧巧手制作的活天轮，被北京专家誉为“会说话的道具”。地震发生时，金鸿森被埋在废墟里。他不断呼喊：“我叫金鸿森，杨小霖就是我演的。快救我出去，我还要继续演……”可是，废墟上预制板犬牙交错，无法营救。几个小时过去，他的声音渐渐微弱，直到消失。人们眼睁睁地望着瓦砾堆，默默无语。最叫人动心和震撼的是，两个青年女演员，一个叫樊宝珠，一个叫王惠英。她们同时压在一个千斤预制板的两端。没有吊车，只能用撬棍。撬动一端，全部重量将压在对方身上。两个好姐妹，争着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两人唱起《红色娘子军》中的唱段“我是打不死的吴琼花……”等到人们找来救援工具，她们已悄悄闭上了眼睛。那时，剧团的书记、团长都没有下落（后来知道书记震亡了，一个副团长亦罹难，另一个副团长重伤后转往外地），我从瓦砾中被救出，眼前没有房屋，没有街道，一望无际的断壁颓垣。多方打听同志们的消息，杳若烟云。不久，我出差到石家庄，在一家医院里找到另一个副团长宋跃田。他已截瘫，生命垂危，不久死在医院里。一天，剧团忽然接到一个通知，叫我们到车站去领崇松启的骨灰。崇松启是著名乐师，曾为梅兰芳伴奏，技艺精深。他砸伤后转到外地，不治而亡。又过了一些日子，见到从海兴县治伤归来的耿苓秋，她骨盆被砸坏。面对满目疮痍的唐山，谈起剧团的悲惨遭遇，不禁潸然流涕。
1976年10月，“四人帮”折戟沉沙。人们奔走相告。然而，这时的唐山京剧团，已零落不堪。“四梁四柱”倾塌，行当不全。戏箱早在“文革”初期付之一炬。人们蜷缩在简易棚里，心事重重。什么也不能干，剧团百废待兴。一天，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把大家集中到一间木板房，要为我们放映《节振国》的影片。仿佛进入神圣的殿堂，屋子里鸦雀无声。气氛十分肃穆。影片开始放映，听着熟悉的乐曲，望着一个个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泪水在眼眶里转，屏住呼吸，默默无语。每当锣声一击，仿佛敲在人们心上。同志们垂下头，不忍看下去。倏然听到有人抽泣，霎时屋里哭成一片。小小的木板房，怎能容下着巨大的悲痛！“34个……”有人低声嗫嚅。“不，35个！还有被迫害致死的徐荣奎！”是啊，在影片的幕前幕后，少了35个为《节振国》鞠躬尽瘁的同志。35个金闪闪的名字，奠基在《节振国》这座丰碑下了。悲痛产生力量。部里的领导用心良苦。放映影片激励我们，要我们发扬节振国的硬骨头精神，让《节振国》这出戏重见天日。
宛若凤凰涅般木，《节振国》将在烈火中永生。
党的三中全会，为我照亮前进的路。抓住这个契机，一面披沙剖璞，由青年演员担纲，排演了《红灯照》、《秦香莲》。一面积极和北京京剧团联系，合作演出《节振国》。不久，《节振国》在首都舞台重放异彩。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
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一代演员迅速崛起，挑起大梁。郭新华、赵燕、马占民、孙国良、闫瑞芳、臧文忠、高非、王子平、王正兴、赵扬等同志，在《节振国》的复排中，担任重要角色。
五年前，我在医院里养病。剧团要参加河北省戏剧节，我把剧本作了第十五次修改。演出后，获“五个一”工程奖。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剧团进行了第七次复排。《节振国》这朵奇葩，经过三代演职员的精心浇灌，更加绚丽了。
当年节振国的扮演者张海涛，年近九旬了。胡志发的扮演者王长山，刘玉兰的扮演者耿苓秋，已是炳烛杖朝之年。震后近30年中，他们传薪播火。如今已成秃翁、耆婆。仍孜孜不倦地扶掖莘莘学子，培育逸群之才。扮演三阎王的冯振华，扮演马老三的孙鸣以及遐龄琴师卢贵和，都在几年间相继去世，若他们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了吧。
岁月悠悠。京剧《节振国》诞生已经47年了。它是唐山京剧团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唐山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47岁，正是成熟的年龄。众目具瞻，它是压不垮、震不倒的。历史已经作证。明天将会更好。
刺痛心目的唐山震后景象
侯海峰
不幸在那时是家家都有，人人都有的平常事了，相互见面第一句话是“你家死了几口？”人们的眼里已经看不到眼泪，叙述那难忘瞬间的语调也很平静，更多的是欲说还休的无奈。
30年来，我常常，特别是每年的7月28日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丙辰年的那段经历。
震害惨景是空前的，但人类在遭受任何打击后的求生本能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几十万生灵瞬间消亡，生者能坦然地面对逝者，却更显生命的可贵。
人类聪明地与大自然周旋，甚至愚蠢地与大自然抗争，但苍天无情人有情，周旋和抗争都是人类应尽的责任。
写下今天的文字是为了永远地铭记唐山地震，更深地思索生命、生活与自然。
轻松甚至有点得意地踏上奔赴灾区的征程
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5时许，我被楼下的喊声吵醒，“海峰，你们领导来电话叫你赶紧去单位！”那年我不满20岁，有点儿贪睡，凌晨的地震济南有较强震感，全楼的人都被惊醒了，我居然没有丝毫感觉。
后来才认识到，对一个地震工作者来说，地震就是命令，震后没有及时到岗是罪过。
紧急起床，玩命蹬车，15分钟后到达单位。
局大门口围着一些市民在打探着什么，办公楼内一片匆忙。
我看到国家地震局明传电报，命令山东地震局立刻派出流动地震台赴河北省丰润县报到。领导们在紧急磋商着派出流动台的事。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索，找到我的直接领导、时任分析预报处测震组副组长的卢守安同志说：“我去！”
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参加工作才8个月，老卢没吭声，看了我一下就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对我说，立刻准备地震仪，回家去拿铺盖卷儿，午饭后出发。
也许当时在家的流动台人员我最年轻，非我莫属，也许那时我已有了近半年的地震台工作经历，领导放心，否则这种千载难逢的经历就与我失之交臂了。这一点是我从灾区回来后才意识到的。
午饭前，出征的阵容准备停当。
人员：物探工程师霍兆炯、司机张永斌师傅和我，共三人。
装备：交通牌大卡车、65型地震仪加单分相薰烟式记录器、帐篷、钢丝床、被褥，炊具、十元面值的现金和十斤面额的全国粮票各一沓。
午饭后，我们在领导“路上注意安全”的一再嘱咐声中启程了。
那时没有人（包括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将要去的震区会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当时大家连震中区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也像每次接受野外任务一样，带着一种年轻人的轻松甚至有点儿受领导重视的得意心情踏上了征途。
随着行程的增加，心情逐渐沉重起来
当日22时许到达沧县。那里虽然看不到明显的地震灾害，但街面上到处是人和临时搭建的帐篷，人们的脸上看不到安详。我们住在一个约有20多人的大房间内，客人们都在谈论着地震的事儿，有的是从重灾区来的，说着沿途的见闻，听着听着我的心中逐渐产生了一丝恐惧。人们还在说着，我却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嘭”地一声响，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屋里20多人几乎同时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冲向门外，等跑到走廊上，看到别的房间人们还没睡，还坐在床上聊天，才知道是我们房间的门被风吹得猛然关上发出的声响。大家相互自嘲着，如惊弓之鸟的行为回屋去了。
这下子更睡不着了，我们仨一商量，索性继续赶路，此时是29日零时许。
29日7时许到达天津。街道上一片混乱，沿街全是各种式样的防震棚，街道变得狭窄拥挤。我们不断打听天津市地震局怎么走，原本想去天津局寻求帮助，后经人指点，天津地震局在津唐公路上。津唐公路？那不就是天津到唐山的路吗！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唐山是震中区，只是从地图上看到国家地震局通知的报到地点丰润县在唐山市北郊。稍事休息，直奔唐山！
前方出现了塞车，车辆都自觉地停在路的右边。后边许多解放军的车辆超过停在路边的车队，军车上装载着一个个铁船一样的东西，由于前面三四公里处是蓟运河，大桥被震塌，过不去了。舟桥部队正前去搭设临时桥梁。
也不知道舟桥要搭设多长时间，我们正准备绕道宝坻县，旁边一位开着轻型卡车的人告诉我们他刚从那边过来，救灾部队的几百辆车也堵在那里。
这位开轻型卡车的人在我们后来的旅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可惜我已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就姑且称他“老呔儿”（传统对唐山人的昵称）吧。只记得他30多岁，是天津化工厂的工作人员，家在唐山市。天津化工厂在蓟运河对面，他正准备回厂里放下车然后去唐山。
“老呔儿”说，过了河先去他们厂里放下他的车，吃点儿饭，然后带我们去唐山。
那时的人们虽素不相识，但相互一聊都特别亲切。天津市的两辆消防车因无法过河准备返回，消防战士主动放出车上的水留给大家；一辆军车上的战士听说我们是地震局的，还主动给了我们一大箱饼干。出来时因为没有经验，我们毫无饮食准备，这些水和饼干在后来的20多个小时内起了大作用。
日头已偏西，车队还静止不动。坐在车上看到附近的村子里不断有人赶着马车出来，车上装着一具或数具用炕席卷裹着的尸体，在夕阳下慢慢走向田野深处。
18时许，前面的车辆开始缓缓向前移动，我们知道舟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