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小说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历史所着重的是事实，小说所着重的是情感。记不得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对历史学者来说，这话未免过分，不过由这两句话中所显示的强烈的对比，的确可以看出历史与小说在本质上的差异与作为上的冲突——这是我所深切体验过的。
投身于历史的领域中，如果不谈义理，只讲考据，几乎纯然属于一种科学的研究。考据只是发掘事实，阐明事实，重怀疑，更重证据。而小说需要编造“事实”，即所谓“故事的构想”，这是小说作者最起码的一项本领。这个故事在客观的现实中是不是可能发生?不值得太注意；要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能使读者相信在过去、现在或未来中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因此，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在我们的思维上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得兼。所谓“大胆的假设”，虽为想像的放纵，但此假设不是凭空的假设，仍需摸索到一点可能性，才有假设出现；同时在“大胆的假设”之后，紧接着的是“小心的求证”，复归于实际与谨慎。而小说不需要求证，小说作者基于生活体验而致全力于假设，一个个不同的假设出现在脑中，经过冲突、修正、发酵、融和而成为完整的故事，所谓“以意为之”，在小说作者是当然之事，而对历史学者来说，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但我一直对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并曾以虔敬的心情，徒步去朝拜历史的殿堂；虽不幸半途而废，而如村夫愚妇，朝山进香，在一步一拜的艰难行程中，至少已让我深深体会到已窥奥妙的历史学者的成就，是如何地得来不易?以及朝拜途中，迷失于云山雾罩的人，却自以为见到了缥缈仙山，归来以后，大谈其三千朱阙，十二碧城，是如何地自欺欺人得可笑?
我的无法去追求历史兴趣的满足，是由于我无法舍弃小说的写作。在我着迷于曹雪芹身世考证的时期，对于小说的构想，变得异常低能。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致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像的足步便跨不开去。小说写作是我的志业，既然与考据工作发生了冲突，那么我惟一所能做的事，便是从故纸堆中钻了出来。
不过，放弃历史的研究，并不等于失却历史的兴趣。桓温、唐太家、刘仁轨、范仲淹、戚继光、清世家、胡林翼、喻培伦等等，常会出现在我的脑中。因此，我一直想尝试着写一写历史小说。这是一种想兼得鱼与熊掌的奢望。
这个念头起了已不止一年，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而终于废然罢手；惟一的症结，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历史必须求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而小说作者对人物的处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条绝对的法则。真人真事，通过小说的技巧，剪裁增删，必非绝对的真；我敢断言，即使是自传体的小说，像《儒林外史》、《红楼梦》，与吴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我无法找到两全之道。且让我举个例作具体说明：
我曾见过一段记载，说明太祖第八子——封在长沙的潭王，是陈友谅的儿子。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潭王牵连在内，夫妇俩焚宫自杀。这个简单的传说，通过小说的手法，可以发展为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因为明太祖在潭王，一方面是深受养育之恩的皇父；一方面却是杀父辱母的仇人；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
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写作之间的两全之道。欧洲许多小说采用这样的方法，黎东方博士也向我说过这个主张。但是虚构历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历史小说应合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小说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动、突出；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还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时代的特色，武则天是武则天，慈禧是慈禧，她们的不同，不仅仅是服饰的不同。如果在五光十色的历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现了同样的人生哲学、同样的感情状态，乃至于同样的生活习惯，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由于自知虚构历史人物的不容易，一直不敢轻易动笔。最近承本刊编者的好意，一再鼓励，我决定挑选唐人传奇、元明杂剧中的若干故事，改写成现代形式的长篇小说。第一篇是《李娃》。
《李娃》本于唐朝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人传奇中的精品。后人根据此故事而制作的剧本，有元朝石君实的《曲江池》及明朝薛近兖的《绣襦记》，李娃称为李亚仙，郑生称为郑元和。
文学批评的书上说：《绣襦记》胜于《曲江池》。以我看，《绣襦记》所描写的也只是明朝的李亚仙和郑元和，不是开元、天宝——唐朝全盛时期的长安名妓李娃和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五姓”之一的荥阳郑生。举个例说，《绣襦记》的曲文“弓鞋裙衬双凤头”，“金莲小，香尘无迹”之类，误以为唐朝妇女已经缠足，岂非笑话?
因此，我决定根据白行简的原作改写，完全不受《曲江池》及《绣襦记》的影响。不过，原作的结局，落于俗套，我不能不动一动“手术”。
写在前面历史·小说·历史小说（2）
原作中有许多骤看不可解的地方，要经过考证方能明白。譬如有一段描写类似现在的殡仪馆的“凶肆”的文章：
……生（按：指郑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穗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举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趋赴焉，巷无居人。
由这段叙述中，可知唐朝的葬仪相当隆重，而且出殡时，对挽歌十分重视。但也有许多疑问：第一，出殡时到底有些什么花样，居然可以像现在办商展那样拿出来展览竞争，并且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第二，天门街在什么地方?何以能容纳观众数万之多?
现在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据《唐两京城坊考》等书记载，及日本史学家足立喜六及平冈武夫的考证，唐朝的长安城，共有三个城，最北面是宫城；宫城东南西三面，围以皇城；皇城东南西三面围以外城，外城南至曲江为止，共分一百十坊，东西两市，每坊大小约略相等，成九六比例的长方形。坊与坊之间的大街，南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南北正中一条干道，由皇城的朱雀门直通外城的明德门，称为朱雀街；街东属万年县治，街西属长安县治，整个长安城的最高地方长官，就是有名的所谓“京兆尹”。
长安城的街道宽度，恐怕是古今中外所无。南北十一条，一律一百步宽；东西十四条则有一百步、六十六步、四十七步三种不同的宽度。唐朝的制度，一里三百六十步，一步五尺，尺有大小，大尺合现在零点三一五七公尺，小尺合零点三○三公尺。就算它是小尺好了，一百步五百尺，就是现在的一五一点五公尺。
由皇城左后方大明宫正门的丹凤门向前延伸，贯穿光宅坊及永昌坊，却为丹凤门大街；自贞观末年起，历朝皇帝都居大明宫，所以又称为天门街。既然宽度达一五一点五公尺之多，容纳数万观众自无问题。
关于唐朝的葬仪，据刘伯骥先生所著《唐朝政教史》引《新唐书》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韦挺等传，以及《通典》、《唐语林》等书，列叙如下：
……闾里庶民，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办营具，乃始发哀……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教”。……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送葬有明器，又有墓田。开元时，三品以上，先是明器九十，减为七十，……庶人限十五枚。……送葬者每于当衢设祭，张施帏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帐之属……其后祭盘帐幕，高至九十尺，……大历中，又有祭盘，刻木为古戏，灵车过时，者皆手擘布幕，辍哭观戏。又有归葬时，沿途设祭，每半里一祭，连续相次……
唐朝的大出丧是如此地奢靡华丽，难怪“凶器”亦可陈列展览，招引游客。说路祭帐幕，高至九十尺，足见道路之宽。但这段文中，最可注意的是“者，皆……辍哭观戏”这句话，骤看好像荒唐滑稽，不近人情；但如深入地去了解唐朝中叶人民富庶的情形，就会有这样一个了解——过分优裕的生活，养成了人民异常开阔乐观的性格，以致于丧葬凶礼，亦可转化为一种娱乐。这是盛唐社会的一个特征。我改写这些小说，即希望能把握住各时代的这许多不同的社会特征，这样才能让我引领读者一起神游于唐朝的长安或明朝的虎丘之间。
话是这样说，究能做到几分?实在也没有什么把握。请亲爱的读者包涵、指教！
第一章长长的一夜（1）
1
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直未停；北风渐紧，南屋纸窗整夜被吹得“噗嗤”、“噗嗤”地响着，以致于郑徽一宿都不能安枕，直到东面皇城内隐隐传来晓钟的声音，他才睡去。
一觉醒来，觉得室内特别明亮，侧身看去，新糊的窗纸，白得耀眼；定神细听，雨声风声都已不知在什么时候静息；虽然没有阳光，却是个晴天。
郑徽陡觉精神一振。已到长安四天，一直为雨所困，想观一观光，看一看朋友，都不方便，今天可非得作个竟日之游不可了!他这样在想。
于是，他匆匆推被而起，拔闩开门；四个家僮，都穿着青布长袍，在外厢伺候，看见主人起身，一齐躬身问过早安，然后有的打扫卧室，有的伺奉盥沐，有的准备早食，静悄悄地各司所事。
“你去看看，马刷干净了没有?把鞍子配好!天晴了，我们到各处去走走。”他对正在替他栉发的贾兴说。贾兴年龄最大，是他四个家僮中的总管。
“是。”贾兴陪笑着说：“长安三内九衢，两市百坊，繁华富丽，天下第一，大家都巴不得跟主人一起去逛一逛。”
“不用都跟了去，也得留个人看家才好。”
“当然的。”贾兴说，“我留在家……。”
一句话没有完，另一个家僮杨淮悄悄进来禀报：“有客来拜。”随即把名帖递了上来。
那是他的居停，太学助教刘宏藻。郑徽还没有见过面，从门缝中窥看了一下，只见一位胡眉皆白的老者，穿着绿绫银饰的七品公服，肃然站立在院子中间，等候接待。
“快请，快请!”郑徽赶紧嘱咐杨淮：“先请到正厅待茶。”
一面，他匆匆忙忙束发戴冠，换上当时读书人最通行的玄色长袍和乌皮履，然后步入正厅见客。
宾主两人东西相对拜着见了礼，郑徽把刘宏藻引入上座，先作了照例的寒暄，接着赞美这里的房舍雅洁——他住的是刘家的西院。又说，四天以前，一到长安，就能租到这样好的住处，十分高兴。
“寒舍能蒙郑兄见顾，真是蓬毕生辉。”刘宏藻逊谢着，“只是那天贵客到门，我正好有洛阳之行，以致失迎，深为不安。”
“老前辈说哪里话?该当我先去拜见老前辈；今天多承劳步，倒是我觉得十分不安。”
“郑兄也不必过谦。既然有缘结识，以后该要像一家人才好。”刘宏藻又说：“听说郑兄自常州到此?”
“正是。”
“郑兄府上常州?”刘宏藻怀疑地说：“可是听口音却是河南一带。”
“舍间世居荥阳!”
“啊!”刘宏藻长长的寿眉一扬，“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五姓望族，天下知名，怪不得郑兄气度高华，原来出身不凡。倒真是失敬了!”
“岂敢，岂敢！”郑徽离座长揖，“末学后进，还要请老前辈多指教。”
刘宏藻慌忙又还了礼，问说：“常州郑刺史，也出自荥阳，不知与郑兄如何称呼?”
“那是家父。”
“噢——名父之子，毕竟不同。”刘宏藻深深点头，“郑兄此来，当然是赴考进士，想是‘生徒’?”
郑徽一听这话，微感不悦。大唐科举，由皇帝特下诏合，选拔非常人才，称为“制举”；由州学县学保送礼部考试的，称为“生徒”；士子不经学馆，自己报名投考，经州县考试录取，再经州县上一级的“道”重考合格，保送礼部与“生徒”一起考试的，称为“乡贡”。“乡贡”要凭真才实学，比“生徒”难得多；因此，郑徽听见刘宏藻猜想他是“生徒”，觉得被藐视了，才有些不高兴。
然而，他表面上却不露出来，只淡淡地答说：“侥幸算是个秀才。”
这使得刘宏藻立即换了一副神态，“这太难得了!”他肃然起敬地赞叹着，“本朝秀才一科，异常名贵，每年进士约取二十多名，秀才只取一两名，可见其难。郑兄出类拔萃，明年正月，礼部贡院，一战而霸，是一定的了。”
郑徽报以谦逊的微笑，心中却禁不住得意。那“一战而霸”四字，在他更觉得别有意味——他父亲也说过这同样的四个字。
他父亲——常州刺史郑公延，是对他这样说的：“我觉得你的才具，应该一战而霸。现在我给你预备的费用，足够你在长安住两年；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他懂得父亲的用意，替他预备了华丽的行装和宽裕的费用，是要他在长安大事结交，广通声气。他曾听见好几位世交长辈谈过，赴考进士的举子，每年秋天到了长安以后，先要走门路，通关节，最通行的办法，是把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投向任何可能当主考官的达官贵人，希望获得赏识，为他揄扬，造成声名；如果第一次投了诗文以后，没有消息，隔一个时间再投，称为“温卷”。事实上就是一块敲门砖，非把公卿朱门敲开了不可。等到成了“名下士”，不怕主考官不另眼相看；有时一榜所取的尽是风头人物，叫做“通榜”。
这虽是相沿已久的风气，但恃才傲物的郑徽，却很鄙薄这种行为。“一战而霸，是一定的了。”他自己也这样想。
又寒暄一会儿，刘宏藻起身告辞。郑徽依照既定计划，准备出游。
他所住的地方叫布政坊，在皇城西面的最南端。这是长安外城一百十坊之一，每一坊都是东西宽于南北的长方形，纵横如棋局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坊也都有围墙，四面各开两扇门，朝开夕闭，有雄壮威武的执金吾，彻夜在坊与坊之间巡逻，担负起警卫京师的重任。
早早吃了午饭，郑徽跨一匹鞍辔鲜明的大白马，后面跟着两匹小川马，马上是他的家僮杨淮和牛五。他们从南面出坊，眼前就是一条东通春明门、西通金光门的皇城大街。布政坊西，隔一条街是醴泉坊。西市就在醴泉坊的南面，占两坊的地位，那时刚是正午，西市在三百下铜鼓声中开市；鼓声悠远，告诉西半城的人们，交易的时刻到了。
东市也是一样，遥遥相对的同样比例的位置和同样的开市时刻；所不同的是东市的货物和顾客比较高贵，因为住在属于万年县的东半城的贵族显官，远比属于长安县的西半城来得多。
第一章长长的一夜（2）
牛五出生在关中，到过长安，他建议他的主人以东市为观光京师的第一个目标。
于是一主两仆，三匹马拖逦往东而去。皇城大街跟“九衢”——贯穿南北的九条大街一样，宽有百步，夹道的高大的槐树，虽然秋深叶落，但枝干峥嵘，犹如执戟列卫的甲士，越显出皇都气象的恢宏开阔。
过了皇城南面西首的含光门、正中的丹凤门、东首的安上门、一直从崇仁坊与平康坊之间穿过，就到了东市。
一进入东市，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喧哗的人声，使马受了惊吓，长嘶直立，几乎把郑徽颠下地来。因此，他们在东市东北角的放生池下了马，把它们在石栏上系好，才随着人潮，慢慢步行着去赏玩市场风光。
郑徽初次看到了长安民间富庶繁华的一面。衣食器玩，凡是听说过的天下各物，差不多都可以在那里见到。品类繁杂，匪夷所思。让郑徽最注目的是，买卖牛马六畜的市场旁边，一处空旷中的屋子中，席地坐着十几个愁眉苦脸身穿青衣的男女；这虽不难令人意会到他们便是法所不禁买卖的奴婢，但这样公然待价而沽，在郑徽眼中，却是件凄恻的事。
因此，他的游兴减少了不少。在官署指定的店肆中，买了一把弓、一壶箭，挂在马后，准备过几天出城打猎之用；又买了支十分精致的马鞭，提在手中把玩着。
“平康坊该怎么走?”他问牛五。
牛五忽然双眉一放一敛，做了个似笑非笑的鬼脸，答说：“出东市西门，对街就是平康坊东门。”
郑徽已经觉察到了，长安的平康坊是有名的“风流薮泽”，牛五一定以为他想去看看章台的柳色，岂非小人之心?便骂道：“狗东西!你当我去做什么?我去看韦家十五郎。”说着，又转回头来问杨淮：“今年春天在杨州跟韦十五郎分手，他说的地名，我曾叫你记住——是怎么说来的?”
“韦十五郎说：他住平康坊西南，褚遂良故宅。”杨淮回答得清清楚楚。
“你知道吧?”郑徽又问牛五，“该怎么走法?”
“褚……褚什么故宅我不知道，”牛五嗫嚅着答说，“不过，到平康坊西南角，进了东门，该穿鸣珂曲走，路途最近。”
“什么叫曲?”
“曲有两个讲法，一是流水弯曲的地方，像城南的韦曲、杜曲；一是曲曲折折的巷子，鸣珂曲就是鸣珂巷。”
郑徽点点头，表示满意于他的讲法。接着，仍登上马，叫牛五在前引路，一起出了东市。
果然，称之为曲，一点不错。别处坊里道路，都是方方正正的，只平康坊有斜穿的巷子，而且比他处狭窄。怪不得说流连平康，谓之“狭斜游”，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正在郑徽这样欣然有所得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影扑入他的眼中，就此粘住了他的视线，不自觉一勒手中的缰绳。大概是勒得太猛了，那匹白马扬鬃踢蹄，转了过来；而他，身子随着马转，头却回了过去，仍旧看着原处。
他看到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郎，扶着个十岁左右的小侍儿，倚门而立。在那极短的片刻间，他目眩神迷于她的美，没有能力也没有想到去找什么字眼来形容她的美。他只有一个联想，联想到《武帝内传》和《游仙窟》那些小说中所描写的仙女。
可恨的是杨淮和牛五，以为他出了什么差错，一前一后，圈马过来问讯，这就不容许他多看了。情急智生，他把新买的那支马鞭从手中滑落，以毫无表情的声音说：“拾起来!”
口中这样吩咐，眼睛却朝杨淮和牛五看都不看。对于那位“仙女”，这下看得比较清楚了，她穿着紫红的绣襦，下着曳地的百摺罗裙，裙腰用金银线绣出“富贵不断头”的字，又系一条五彩文绣的锦带……。
他忽然又心魂震荡了!那“仙女”已发现了他这个凡夫俗子，凝视着他，微有笑意，然后抬起右手，按一按她的梳得十分精巧的“惊鹄髻”，仿佛有意为他整妆似地。
那小侍儿抿嘴一笑，天真的双眼，灼灼地望着他；是好像懂了些什么，又好像深感困惑的神情。
郑徽心里乱得很，几次想下马上前，找句什么话作为跟她交识的开始，终又不敢。就这踌躇间，牛五已把马鞭递到了他手里。
想起牛五在东市所显现的那种诡秘的神态，他突然惊觉；自己对自己狠一狠心，低着头轻加一鞭，白马轻巧地小跑了下去。
一口气出了鸣珂曲，看那地方，似曾相识，心里倒有些疑惑了!
“这是平康坊西门吗?”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