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 作者:高阳
自序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杪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1)
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后来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位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最高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经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选取。
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别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家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收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既无名氏，亦未收入玉牒叙排行的，在康熙年间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朱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庆：上“颙”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劻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在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于对清朝皇帝的深入了解。
皇子一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谙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谙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谙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几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授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眼。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为文宗行四惇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蕃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且，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日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杜受田赏加太子太保衔；杜父杜翮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入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入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懔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2)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洪杨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入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珅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翮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3)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皇帝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徇庇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阃：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阃，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的工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恒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充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发明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朱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嗣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处理大行皇帝的遗体。清朝皇帝经常“住园”，夏天则至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即便在宫内，自雍正以后亦住养心殿，不住乾清宫。主要的原因是，以满洲“祭于寝”的习俗，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经过改建，地下埋了两口大铁锅，每天后半夜煮两头猪祭神，中宫变成“沙锅居”，何能再住？
所以除大婚合卺之夕，一住坤宁宫东暖阁，以应故事之外，皇后从不住坤宁宫；这样一来，皇帝亦就不住乾清宫了。
但乾清宫毕竟是皇帝的正寝，所以不管康熙崩于畅春园，雍正崩于圆明园，乾隆崩于养性殿，嘉庆、咸丰崩于避暑山庄，道光、同治崩于养心殿，光绪崩于瀛台，皆奉遗体于乾清宫，在此大殓或行正式祭礼。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遵奉遗命尊嫡母及生母为皇太后，再以奉太后懿旨的名义，以嫡福晋亦即所谓“元妃”为皇后。在此期间，处分重大事件，对外辄用“奉遗命”的字样，有关宫闱则用“奉懿旨”的字样。
接下来是颁遗诏又称“哀诏”；然后钦天监择日在太和殿行即位礼，礼毕颁“恩诏”，布告天下，新皇帝已经正式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