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谓多尔衮“不为帝者，自守臣节”，实与当时真相稍有不符。太宗既崩，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应由豪格继位；但太祖既有共主的遗命，而太宗继位时，亦系四大贝勒共坐议政，则以多尔衮之功之才，谓欲入关与明争天下，完父兄未竟之业，非正大位俾获全权不可，亦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一件事。因此，当时便有两派，一派主立豪格，一派拥戴多尔衮。
《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顺治二年十二月，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以尊崇皇上，戒谄媚己，且曰：“太祖、太宗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又曰：“前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因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皆无生理。’是以不立。”传语毕，唯豫亲王不答；使者还报，复遣传语曰：“昔太宗宾天时，予在朝门幄中坐，尔与英王跽请即尊位，谓两旗大臣属望我者，诸亲戚皆来言，予时以死自誓乃已。此言岂乌有耶？”豫亲王语塞。
据此可知，（一）若立豪格，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多尔衮；（二）多尔衮一兄阿济格、一弟多铎为首先拥戴之人。但解释不立豪格之故，而多铎不答，可知多铎知其言为违心之论。多尔衮对于尊位，非不欲也，乃不可也。
太宗崩后，皇位既经十七日之争议始能定夺，而在世祖即位之第二天，几又翻覆，为《多尔衮传》所载：
八月，世祖章皇帝即位，礼亲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与王辅政，王自誓曰：“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天地谴之。”越日，郡王阿达礼潜语王曰：“王正大位，我当从王。”贝子硕托亦言：“内大臣及侍卫皆从我谋，王可自立。”遂与礼亲王发其谋，阿达礼、硕托并伏诛。
心史先生谓多尔衮“功高而不干帝位”，“自守臣节”，即因有此“发其谋”一事。但如细考，即不能无疑。须知硕托乃礼亲王代善第二子，阿达礼则为代善第三子颖亲王萨哈璘长子。萨哈璘颇有战功，殁于崇德元年，得年三十三，阿达礼袭封为多罗郡王。今按：阿达礼与硕托，即使有劝多尔衮自立，形成谋反大逆的罪名，但毕竟只是一句话而无行动，依律为“未遂”，罪名应减一等，再衡以“议亲”、“议贵”的原则，万无死理，而竟骈诛！何故？
其次，代善这年正好六十岁，以花甲老翁而忍令一子一孙伏法，竟不一救，已大出情理之外；而以代善之年辈，为皇族之家长，其诸弟诸侄以及“三朝”老臣，竟不代为乞情，以慰此尊亲，更非常情所有。此又何故？
于此可知，必致硕托、阿达礼于死，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此即所谓“借人头”——倘非如此，则豪格必反。
今据《清史列传》诸王传，推断当时事实并举证如下：
一、当太宗崩后，颇有人支持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即其一。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得太宗重用，势力相颉颃，并以两黄旗大臣推太宗之恩及于幼主，所以多尔衮虽欲自立而不可得。《清史列传何洛会传》：
何洛会……初隶肃亲王豪格旗下，颇见任使。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睿亲王摄政，与肃亲王不相能，何洛会因讦肃亲王与两黄旗大臣杨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诋诽睿亲王，且将谋乱，下法司鞫实，削肃亲王爵，杨善等四人并弃市。
此为豪格讦多尔衮，而为何洛会所出卖；在此以前，两黄旗即有拥立豪格，而济尔哈朗亦曾与闻的事实，《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四年二月以造第逾制……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王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私议……降多罗郡王。
“不举发”自为支持豪格的明证。
二、为夺皇位。多尔衮与豪格双方，旗鼓相当，争持不下，势必演变为自相火并；大概除代善的正红旗以外，其余七旗均将卷入漩涡，则外有拥重兵的吴三桂，内有犹未倾服的祖大寿，乘机而起，危亡立见，故由代善以家长的资格出面调停，既不立豪格，亦不立多尔衮，皇位仍归于太宗之子。但多尔衮辅政，则豪格不能再辅政，否则又成两虎相争之局，故以较疏远的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为“辅政叔王”，代表豪格的利益。
这是勉强达成的协议，豪格应得皇位而未得，属于失败的一方；多尔衮虽未得皇位，但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自是胜利的一方。因此，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即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所以代善的责任极重，他必须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绝对维持协议，才能约束豪格。哪知世祖即位第二天，便有硕托、阿达礼之事，其中真相，心史先生并未发现。
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多尔衮传》：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刑。”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观此一段，则我前面所举的两个疑问皆可解释。事实是很明显的：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先，已跟多尔衮谈过；见多尔衮有默许之意，方再谋于父祖。但代善识得厉害，多尔衮知情不举，其心即不可问；退一步言，就算本心无他，不过徇私庇隐，亦自背其前一日“秉公辅理”的誓词。只看“言词迫切”四字，可知情况严重；或者豪格的问罪之师都已经预备好了，是故代善不能不牺牲一子一孙，以避免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结果。
第三章 太祖、太宗(18)
至于选立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自然是由于孝庄太后之故。孝庄与多尔衮的关系，为清初之大疑案之一。疑云之起，由于张煌言(苍水的两首七绝，题为“建夷宫词”，收入《奇云草》。“建夷”者，建州之夷，为遗民对新朝的称呼。诗云：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此诗系年庚寅，为顺治七年。天下哄传，太后下嫁摄政王。孟心史先生曾作考证，力辟其非实。相传孝庄后下嫁，曾有“誊黄”的恩诏，但孟心史遍检旧籍而无有；又欲得“不下嫁之坚证”，最后读《朝鲜李朝实录》，方有确证，其言如此：
私念清初果以太后下嫁之故，尊摄政王为“皇父”，必有颁诏告谕之文；在国内或为后世列帝所隐灭，朝鲜乃属国，朝贡庆贺之使，岁必数来，颁诏之使，中朝亦无一次不与国内降敕时同遣。不得于中国官书者，必得于彼之实录中。着意翻检，设使无此诏，当可信为无此事。既遍检顺治初年《李朝实录》，固无清太后下嫁之诏，而更有确证其无此事者，急录之以为定断，世间浮言可息矣。
朝鲜仁祖李倧实录：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以此知朝鲜并无太后下嫁之说。使臣向朝鲜说明“皇父”字义，亦无太后下嫁之言。是当时无是事也。
但以我的看法，虽无太后下嫁摄政王的事实，但极可能有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
按：清朝创业两帝，皆得力于政治婚姻。太宗孝端、孝庄两后母家博尔济吉特氏，为国戚第一家，累世结姻，关系尤重，不可不作一介绍。
博尔济吉特氏为元朝皇室之后，属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共四部十旗，计科尔沁六旗、札赉特一旗、杜尔伯特一旗、郭尔罗斯二旗，当今辽宁北部、黑龙江南部，以洮南为中心，东至伯都纳，西至热河、察哈尔交界，北至索伦，南至铁岭，皆其牧地。博尔济吉特氏即为科尔沁部，向来以右翼中旗为盟长，称号为札萨克汗。
孝端皇后之父名莽古斯，为科尔沁六旗中一旗之长。此族早已附清，太祖一妃，即康熙接位册封为“皇曾祖寿康太妃”者，为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孔果尔后封札萨克多罗冰图郡王，成为科尔沁六旗的盟长。
清朝与博尔济吉特氏始通婚姻，在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即莽古斯以女归太宗。天聪七年，莽古斯已殁，其妻称为科尔沁大妃，携子塞桑、塞桑长子吴克善，以及吴克善的妹夫满珠礼等来会亲，进一步大结婚姻。但行辈错乱，如太祖之于叶赫一族，亲戚关系变得极其复杂，《清列朝后妃传稿太宗孝端文皇后传》载：
天聪间后母科尔沁大妃……数来朝，帝迎劳锡赉之甚厚。贝勒多铎聘大妃女，为皇弟多尔衮娶其妹，吴克善子亦尚公主。
大妃之女即孝端之妹，多铎为太宗之弟，昆季而为连襟，自无足异；为多尔衮娶“其妹”者，大妃之妹，亦即孝端的姨母，多尔衮成为其嫂之姨丈，凭空长了一辈。吴克善为孝端的内侄，其子为内侄孙，尚公主则成为女婿，此亦是凭空长了一辈。
与此同时，塞桑之女，吴克善之妹，亦即孝端的侄女，为太宗纳为妃，即孝庄后。崇德元年，建五宫，孝端称“清宁中宫后”；孝庄为“永福宫庄妃”；而孝庄另有一姊，则早于天命十年即归于太宗，封为“关雎宫宸妃”。宸妃有孕，崇德二年七月生皇八子，以其为正式建元后所生第一子，因而以诞生太子之例举行大赦，但旋即夭殇；半年后，亦即崇德三年正月，孝庄生皇九子，即为世祖福临。宸妃之子不殇，自应为皇位之继承人；但我以为不尽然，即因多尔衮与孝庄有特殊感情。
孝庄后崩于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五，则是生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清史稿》说她“于天命十年二月来归”，计年不过十三，度当时情事，不过依姑而居，“待年”择配，本不必于此时即定为太宗妾媵。至多尔衮殁于顺治七年，年三十九，则应生于万历四十年壬子，长孝庄一岁。当太祖崩于叆鸡堡，四大贝勒逼迫大妃身殉，两幼子多尔衮、多铎由太宗抚养，其时多尔衮十五岁、孝庄十四岁，年岁相当，滋生情愫，是极可能的事。我甚至怀疑，多尔衮与孝庄的这段恋情，至死未已。孟心史《太后下嫁考实》云：
蒋录(按：蒋氏《东华录》的简称；下称王录亦即王氏《东华录》的简略于议摄政王罪状之文，有王录所无之语云“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又云：凡批示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其末又云：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此为后实录削除隆礼，不见字样之一贯方法。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绝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也。夫渎乱之事，何必即为太后之事
心史先生的考证，推理谨严，但上引最后一句，不免强词夺理，如反问一句：“安知必非太后之事”恐心史先生亦将语塞。事实上如我前文所指出的年岁相当，以及同养于宫中、朝夕相共的情况来说，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为了孝庄的可能性，大于其他任何人。此外如心史先生所指出的自称“皇父摄政王”，以及孝庄后崩后愿别葬，似皆非无故。关于“皇父”之说，胡适之先生于读“考实”后有一函致心史先生云：
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朝鲜实录》所记，但云“臣问于来使”，来使当然不能不作模棱之语，所云“今则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问。单凭此一条问答，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鄙意绝非轻信传说，终嫌“皇父”之称，但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
心史先生复函，词锋犀利，以为：
夫以国无明文之暧昧，吾辈今日固无从曲为辩证。但中冓之言，本所不道，辨者为多事，传者亦太不阙疑。此为别一事，不入鄙作考实之内。唯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
第三章 太祖、太宗(19)
如心史先生所言，我谈此段即是“多事”；但“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世事真相，常由多事而来。心史先生对多尔衮颇有好感，故确信其有完美的人格；而我的看法不然，如考证多尔衮与豪格争权的真相，结论是多尔衮对皇位非不欲也，乃不能也，非如心史先生所说，多尔衮能“自守臣节”。至谓多尔衮与孝庄若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此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多尔衮没有读多少汉文，于名教礼义，并无多大了解，何尝以为与太后有暧昧即为恶行倘非如此，何至于杀胞侄而又霸占侄媳彭长庚比多尔衮为周公，济尔哈朗驳之云：“多尔衮图肃亲王元妃，又以一妃与英亲王；周公曾有此行乎”如此悍然无忌的乱伦，难道不是“自暴其恶”
复次，关于孝庄别葬昭西陵一事，尤出情理之外。《太后下嫁考实》云：
孝庄崩后，不合葬昭陵，别营陵于关内，不得葬奉天，是为昭西陵。(按：太宗葬盛京西北十里隆叶山，名昭陵；孝庄葬关内，在盛京之西，故名昭西陵。）世以此指为因下嫁之故，不自安于太宗陵地，乃别葬也。《孝庄后传》，“后自于大渐之日，命圣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心恋汝父子(按：指顺治、康熙，当于孝陵(按：顺治孝陵，在遵化昌瑞山，后总称东陵近地安厝。”世说姑作为官文书藻饰之辞，不足恃以折服横议。但太宗昭陵，已有孝端合葬；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不能定为下嫁之证。
这话不错，但心史先生不言孝庄葬于何时，似不免有意闪避。我之所谓“尤出情理之外”者，康熙年间，始终未葬孝庄。
自此而始，到康熙上宾，孝庄梓宫始终浮厝于世祖孝陵之南；直至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世宗服父丧二十七个月，“祫祭太庙，释服即吉”时，才动工兴修昭西陵。《雍正实录》载祭告文曰：
钦惟孝庄文皇后，躬备圣德，贻庆垂庥，隆两朝之孝养，开万世之鸿基，及大渐之际，面谕皇考，以昭陵奉安年久，不宜轻动建造北城，必近孝陵。丁宁再三，我皇考恭奉慈旨。二十七年四月己酉，上启銮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诣山陵，辛酉奉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于享殿。甲子，上诣暂安奉殿内恭视大行太皇太后梓宫；封掩毕，奠酒恸哭，良久始出。
为什么三十八年不葬且先看《康熙实录》在孝庄崩后不久的一道上谕：
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升遐。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于所择吉处，毋致缺损。着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尔等即传谕行。
按：慈宁宫在养心殿之西，乾隆十六年曾经重修，所以原来“新建宫五间”的遗址，已无迹可寻。又《康熙实录》：
择地于孝陵之南，为暂安奉殿，历三十余年。我皇考历数绵长，子孙蕃衍；且海宇升平，兆人康阜，胤禛祗绍不承，夙夜思维，古合葬之礼，原无定制，神灵所通，不问远近；因时制宜，唯义所在。即暂安奉殿，建为昭西陵，以定万年之宅兆。
据此可知，昭西陵之名，是到了雍正三年才有的。在康熙年间，并未为孝庄修陵。中国传统的丧礼，“入土为安”；康熙三十多年不葬祖母，这一层道理，始终是说不过去的，然则其有迫不得已的隐衷，灼然可见。
康熙之孝顺祖母，不独自有帝皇以来所未有，即平常百姓家亦罕见，但细参实录，辄有微觉不近人情之感，如孝庄崩后，必欲于宫中独行三年之丧；以及康熙二十八年岁暮，去孝庄之崩将近两年，三年之丧以二十七个月计算，亦将届满，而赵执信、洪昇竟因“非时演剧”被斥逐(详见拙作《柏台故事》关于黄六鸿部分，处分过苛，与康熙的个性不符，等等，予人的感觉是，纯孝之外，似乎康熙对祖母怀有一份非常浓重的咎歉，渴思有所弥补。
这份咎歉，实即康熙不可告人的隐痛。然则他的隐痛是什么是孝庄绝不可与太宗合葬；而所以造成不可合葬的原因，在于安太宗之遗孤、存太宗之血食。孝庄不独无负于太宗，且当为太宗谅解及感激于泉下；但格于世俗礼法，竟不得与太宗同穴，自为莫大之委屈，且此委屈又不得有片言只字的申诉，则在孝庄实负不白之奇冤。康熙知其故而不能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权力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贵贱，独独对祖母的奇冤，无法昭雪，则康熙隐痛之十百倍于常人，亦可想而知。
说来说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走笔至此，有欲罢不能之势，只好来个“外一章”，但亦不算离题太远。多尔衮固曾祔庙上谥，称“成宗义皇帝”；生前虽无称帝之名，而有为帝之实，应亦可算作“清朝的皇帝”之一。
蒋氏《东华录》顺治七年八月载：
上孝烈武皇后尊谥曰“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颁诏大赦。内阁旧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徽音端范，饬内治于当年；坤则贻庥，协鸣名于万禩。典章具在，孝享宜崇。钦惟皇祖妣皇后，先赞太祖，成开辟之丰功；默佑先皇，扩缵承之大业。笃生皇父摄政王，性成圣哲，扶翊眇躬，临御万方，溯重闱之厚德；敉宁兆姓，遵京室之遗谋。庆泽洪被于后昆，礼制必隆于庙祀。仰成先志，俯顺舆情，于顺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祗告天地……”
此孝烈皇后即太祖的大妃、多尔衮的生母，以逼殉之故，谥之曰“烈”。
按：“孝烈皇后”祔享太庙，颁诏大赦，既称“皇祖妣皇后”，又称“笃生皇父摄政王”，则是世祖竟视多尔衮为父，为太上皇。此为传说“太后下嫁”的由来。我不信有此说的原因是：第一，以情理而论，孝庄绝不会主动表示要嫁多尔衮；若有此事，必是多尔衮逼嫁。然则多尔衮逼嫁孝庄的目的何在？倘因情之故，自当体谅孝庄的处境，绝不可出此令天下后世讥笑的怪事；若以为太后下嫁，多尔衮便成皇帝的继父，而获“皇父”之称，则何不索性自立，既立而纳孝庄，岂不比逼嫁更为省事？
其次，倘谓太后下嫁而有恩诏，则“誊黄”必遍及于穷乡僻壤，遗民的诗文中一定会有记载，必不至于只有张苍水那两首诗的一个“孤证”。
然则“皇父”之称又何自来多尔衮为什么要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我的推论是，世祖可能为多尔衮的私生子。而当太宗既崩，多尔衮大权在握，尤其是“一片石”大败李自成，首先入关，占领北京，清朝天下可说是多尔衮打成功的，如心史先生所说，“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能为帝而不为，“以翼戴冲人自任”者，我有一个解释：是由此而确立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
此话怎讲我们不妨先回溯太祖崩后的情况：太祖遗命，国事“共主”；太宗初期亦确是如此。后以代善父子拥立而定于一尊，基本上是违反太祖遗命的。如果多尔衮废世祖而自立，那就形成了兄终弟及的局面，将来谁能取得皇位，视其功劳地位而定。同时他亦无子可传。但如“翼戴冲人”，则父死子继的制度可以确立不移；他本人虽未称帝，不过由于世祖实际上是他所生，那么，子子孙孙皆为清朝的皇帝了。这就跟明朝的帝系由孝宗转入兴献帝的情况一样。照中国传统的传说，子孙上祭，冥冥中只有生父可享，所以多尔衮不做皇帝，反能血食千秋。
这一论说，我现在自己推翻了。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我才发现孝庄的苦心；主要的是，多尔衮与太宗有多重的关系，一方面有杀母之仇，一方面有养育之恩，恩怨纠结，以致行事多不可解。
细察多尔衮死前的心境，近乎昏瞀狂乱；《清史列传》本传：
第三章 太祖、太宗(20)
(顺治六年十二月，王妃博尔济吉特氏薨，以玉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七年正月，纳肃亲王妃博尔济吉特氏，并遣官选女子于朝鲜；二月，令部不需题奏者，付亲王满达海，及端重亲王、敬谨亲王料理；五月，率诸王贝勒猎山海关，令亲王多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汉岱并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