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作霖临死以前的遗嘱，只有“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这一句话？有人认为仅仅这一句话，张作霖在国史上便已不朽。因为他怕张学良骤闻凶信，急切父仇，下令对日本军队发动攻击，那就恰好给予日本少壮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果然如此，则不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忍痛忍辱以负重，务求打倒北洋军阀，接收北京政府的统一大业，势必功亏一篑；而且东三省亦马上就会变色。可以说，张作霖至死都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生死恩仇之上的。
因此，当张作霖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咽气以后，奉天省长提出秘不发丧的主张，五夫人不仅同意而且极力支持，所以对外发表的消息，除了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之外，对张作霖只说他受伤，正在治疗之中。
当时日本在奉天的军政两方面的首脑，无不急于想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松井七夫的太太，平日与五夫人常有往还，此时都借探问为名，来找听动静，；只见五夫人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谈笑自若；遥望上房，虽不能看到张作霖的影子，但鸦片烟的香味，阵阵飘来，足证“老帅”未死。
这一套秦始皇、明成祖暴崩在外，秘不发丧的办法，居然瞒过了日本人，两天以后土肥原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活见鬼”的谈话，说他这天下午四时半，亲自看到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
这天——张作霖去世的六月四日，阴历为四月十七，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母难之日，又逢父难。
第二天上午，他在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会前杨宇霆向他说：“奉天只怕出事了。”
“什么事？”
“只怕老帅遇险。”
张学良不相信，若有这样的大事，何以北京丝毫不知？因而问说：“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法国公使馆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宇霆随即又说：“我也不大相信。”
连传达消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那还谈什么？但午饭以后，正在继续开会时，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
一听电话，张学良神色大变，眼圈发红；放下电话，沉思了好一会，擦擦眼睛，出室回到会议桌上，向在座的将领宣告：老帅遇险，炸断一臂，性命无忧。
这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生命遭受威胁；第二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获得日本的承认，大觉踌躇；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而且也养不起他们，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出关奔丧。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东北危机甚多，眼前所需应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张学良已下定决心，不理会这件事。
“什么包办铁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国，跟敝国签订的条约。”林久治郎问道：“阁下怎么说不知道？”
“喔，条约！”张学良答说：“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炸毁了。”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气急败坏地说：“这整个交涉，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他完全知道。”
“喔，”张学良淡淡地答说：“他现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方又见面——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
“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
“尚无联络。”
“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是吗？”
“什么职位？”张学良又说：“你弄错了！于珍、邢士廉是回来归队。”
“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地位亦尚未稳定，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
国民党原来容共，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封华俄道胜银行，搜查俄国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不以为然；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因而决定反共清党。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妄言妄听，一笑而已。
倒是最后一句话，张学良颇有警惕，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内部，东北上下一致，全体拥护；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军阀、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有不同的意见，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齐腾恒看中张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主张维持张学良的，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动不如一静；张学良的地位，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
由于有这样的警觉，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
痛定思痛，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家人及亲信僚属，私下谈论，都怀疑杨宇霆、常荫槐及町野武马等少数人，事先已有所闻。町野武马事先曾有建议，专车最好在白昼行驶，而且自愿同行，但到了天津就下车了；与张作霖同岁的町野武马，虽有军籍，但跟日本陆军的关系不深，自从三任共九年任期满后，改充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每年从五夫人手中领取交际费三万元，到日本活动的对象，大致是财界、满铁及“玄洋社”——“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在军界，常接触的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帅。町野武马由于跟关东军的关系不深，不可能参预密谋，但却可能从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最可疑的是常荫槐，偏偏会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车；可能连出事的地点，都已前知，但没有证据，无奈其何。
但真相终于渐渐揭露了。原来当六月四日出事以后，有个浴室老板，偶尔去看热闹；发现其中两具尸体，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刘戴明带来的三个客人中的两个。像这种身分的人，常是日本宪兵的“线民”，他们向沈阳宪兵队密报。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戴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使得他很难对刘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么纠纷，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
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出实情，丑事暴露，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紧给了人家吧！
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子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交涉无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阳，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对这方面，已有决心；即使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权助催促着说：“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
“不行！”张学良毫不屈服，“我的决心，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也决不能不讲是非。”
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插嘴说道：“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心，就是是非的标准。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如果态度过于强硬，“济南惨案”将复见于沈阳；因此，张学良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交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他的肩头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
原来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立即进行裁兵，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出，移作建设之用。但第二、三、四集团军，都认为这是“撤藩”，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更为激烈。张学良接到密报，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处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相处极欢，每每闭门密谈；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小诸葛”的外号，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孙联帅”——孙传芳参预；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可不是“三个臭皮匠”，因此，颇为多方所瞩目。
直鲁联军的问题，已经解决，照道理来说，一切皆应归于正常，而滦河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第一是滦河以东的昌黎、卢龙、迁安、抚宁、临榆等五县，原是河北省管辖的五县，杨宇霆所指挥的奉军，盘踞不去。第二是北平——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明令恢复明初燕王时代的名称北平；所以京奉路，亦改称为平奉路，被截成两段，每周对开两次，至滦州互换车头。过了深州的平奉路，由常荫槐控制。第三，杨宇霆、常荫槐扣留了平绥、平汉、津浦各路局运送奉军的车皮五千四百个；车头亦有数百个，中央曾两次派交通部次长王征出关交涉，不得要领。
为此，张学良挨了不少骂，但杨宇霆跋扈嚣张，张学良无奈其何，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是相互利用。白崇禧的打算是，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极可能破裂，那时滦东的奉军，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车皮，长驱南下，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亦将活跃。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所得的报告，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
但如归顺了中央，首先对杨宇霆的野心，就是个有力的约束；因为这一来，他的野心如见诸行动，便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同时，日本对杨字霆的支持，亦必因此而有所收敛。
经由信使往还，中央对张学良的要求，几乎完全接受，将热河亦划归东北，并先易帜；同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至于东北的党务，亦不妨暂缓推进；总之一切的步骤，都力求慎重稳妥，不使日本有任何干预的借口。
延缓三月的期限已届，时机亦已成熟；张学良便在十二月甘九日上午七时，发出通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中华民国终于真正地统一了。
其时杨宇霆早已回到沈阳，张学良本想派他去当黑龙江省长，但杨宇霆仍旧愿意担任总参议，推荐他的心腹常荫槐出掌黑龙江，张学良如言照办。
杨亨霆的气焰更甚于以前；以前有“老帅”在，多少还有“一人之下”的模样，如今完全是“万人之上”了。张学良在他心目中，只是个刘阿斗；《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刘先主临终以前，特召诸葛亮交代后事，说“若鄙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外号“小诸葛”的杨宇霆，认为张学良这个“鄙子”，实在“不才”，已在作“自取”的打算。
因为如此，他对张学良渺视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称呼上加上个东北人所说的“小字眼”，司令长官变成“司令长官儿”。民国十八年一月七日，也就是阴历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杨宇霆为他的父亲作七十岁生日，奉为首座的贵宾，不是“司令长官儿”，也不是特地从大连来拜生日的“孙联帅”，而是为东北将领所轻视的褚玉璞。
这便使得张学良越起戒心。在此以前，张学良已看出杨宇霆包藏祸心，患在不远，一次是他劝杨宇霆应该效力中央，疏远日本，杨宇霆答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有什么不好？”
张学良便问：“如果是你的这一宝押中了呢？”
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
张学良有个洋顾阳门也是好朋友叫端纳，澳洲人，其实是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英国的在华利益，一向是跟日本发生冲突的，所以端纳对走日本路线的杨宇霆，非常注意。有一回他问张学良：“你是不是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
张学良大为诧异，于是端纳出示由平奉路局公款付给捷克军火商的单据，才知道是常荫槐假借他的名义所订购的，于是找了杨宇霆来问。
“不错。”杨宇霆坦然承认，“这是给黑龙江山林警备队用的。”
“我怎么不知道？”
“小事嘛！”
张学良略想一想又问：“咱们的兵工厂，不是也能造步枪？”
“没有人家的好。”
杨宇霆脱口而答，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的感想——好家伙！你不但要发展自己的武力，而且装备还要胜过我。
“听说叶开鑫、叶琪来了。”张学良又问：“他们来干什么？”
“叶开鑫代表唐生智；叶琪代表白崇禧。”杨宇霆洋洋得意地说：“专诚来给我们老爷子拜寿。”
“住在哪儿？”
“住我家。”
“我跟他们多少也算认识，怎么不来看我？”
“嘿！”杨宇霆大声答说：“人家也要看得见你才行啊！你白天黑夜颠倒着过，人家要来看你，你没有起来；等你有精神能见客了，人家可是要睡了。”
张学良默然，杨宇霆却还有话说；告诉张学良町野武马又从东京来了。张学良很轻视此人，因为他只是个黑龙会的外围分子，与日本政府跟军部的关系不深，没有什么用处而好说大话；在张作霖被刺以后，张学良送了他十万大洋，将他辞退了。
他这次从东京来的目的，张学良可以预想得到，是为了五路事件。果然，町野武马直言相告，希望张学良履行张作霖跟日本所签的“五路协定”。
“先父那时是代表中国政府签的协定，现在原件已经毁在皇姑屯；东北是地方政权，不管外交上的事，请你们找国民政府外交部去交涉。在我这里，别说履行什么协定，连谈都无从谈起。”
话风中点水泼不进去，町野武马默无一言地退出以后，立刻去找杨宇霆。到了半夜里，杨宇霆来了，脸色颇为严重。
“这件事，搪塞不下去了。原先没有挂青天白日旗，人家还有个指望，我也比较好敷衍，如今一挂了旗，人家非算帐不可。”
“算什么帐？”张学良冷笑，“他跟我算帐，我还跟他讨那笔血债呢！”
“话不是这么说，倒底是怎么出的事，也还不知道，而且也还没有证据。”
“五路协定，不也是没有证据吗？”
“不过，老帅确是许了他的。”杨宇霆紧接着说：“町野武马来找我，脾气是发极了，他说，他也不是非逼着咱们履行协定不可，不过他是原经手人，这件事得对满铁跟田中有个交代。他要我跟他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明当时交涉经过。你说怎么办？”
“你不是跟老爷子唱双簧唱惯了的吗？仍旧想法子敷衍一下好了。”
“不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第一，那时候没有挂旗；第二，老帅总是满口答应，指定要我跟日本人接头，我才好想法子；如今打你这儿先就一口回绝了，咱们的双簧唱不起来。”
“那，”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了。“你说怎么办？”
“我当然不能跟他发表什么联合声明，由他一个人去发表好了。”
“发表了，咱们怎么办？”
“不理他。”
“那不等于默认了吗？”
杨宇霆不作声。显然的，杨宇霆已经跟町野武马商量好，用公布内幕的办法来要挟他，“地价一千万，收过五百万”之说，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没有？但只要一公布，大家都会说：“怪不得！张作霖没有拿日本人的钱，为什么要签那个协定？”这一下，老父的一世英名，付之流水；而且也替国民政府外交部带来了极大的难题。
这样焦虑苦思到天快亮时，痛头发作，找了住在帅府的马医师来，注射了一针海洛因，顿觉精神一振，脑中灵光闪现，刹那间想到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计。
于是找了他的内卫人员来——张学良的卫队是一个骑兵连；特为选出一排人，昼夜轮班，随侍在旁，宛如帝皇的“宿卫”，称为“内卫人员”；卫队长名谭海，奉召前来，张学良问道：“还有谁在？”
“高纪毅、范凤台。”
“你把他们也找来。”
等三人到齐，张学良说道：“杨邻葛跟町野武马，打算公布当年老爷子跟他们谈判五路的经过，你们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他怎么能这么办？”谭海愤愤地说：“老帅在的时候，待他那么好，他居然敢毁老帅的名誉，太不应该了。”
“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日本人要公布，又是一回事。咱们得想个法子拦住他不发表。”
沉默了好一会，高纪毅用低沉的声音说：“只有干掉。”
郭松龄的部下，大都认为郭松龄被捕后，“就地正法”是出于杨宇霆的主意，早欲得之而甘心；这就更加强了张学良的决心，当下秘密商定了计划，各自散去，张学良一觉睡到下午才起身，命值班的内卫张汝舟打电话找杨宇霆与常荫槐，由下午四点钟打到六点钟才找到杨宇霆。
“司令长官叫我给督办打电话，晚上来打牌。”
“还有谁？”
“没有外人，长官踉太太，还要请常省长。”
“常省长在我这儿。”杨宇霆停了下来，大概是跟常荫槐研究，张学良可能要跟他们谈新五路的问题，好一会才在电话中说：“一会儿我们俩一起去。”
到了七点钟，一辆踏脚板上站了四名卫士的大轿车，开到帅府；卫士被留在外面，杨宇霆与常荫槐进了仪门，那座半洋式的大楼，楼上是张学良夫妇所住，楼下是一间大客厅与两间起居室，东面一间，陈列着一具老虎的标本，大家都称之为“者虎厅”；西面一间是张学良的“签押房”。
将客人引人“老虎厅”后，方始通知张学良下楼会面；起先是寒暄，随后声音便低了，厅外的内卫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好久，只见张学良推门出来，大声喊道：“杀个台湾西瓜来吃！”
一语甫毕，不知道从哪里闪出来四个人：谭海、高纪毅、范凤台，还有一个叫刘多荣，手里都拿着枪，推开老虎厅的门，四枪并举，杨宇霆站在屋子中间，首当其冲，身子晃了几下，倒下地去；坐在沙发上的常荫槐可能是吓傻了，身子未动，便即呜呼。
这时宪兵司令陈兴亚已受命开始执行全城断绝交通的戒严任务。杨、常的尸体用灰色军毯包了起来，送到东花园暂置；血迹当然也打扫干净了，张学良便又打了一针海洛因，开始筹划善后。
“把朱处长、刘处长请来。”
张学良的幕僚，有武有文；武将闭祸，照例文官收场；这朱、刘二人，一个是军法处长朱光沐，一个是秘书处长刘鹤龄，奉召到达帅府途中，已经知道了这回事，彼此已经交换过意见，有了腹案，所以等张学良一问到“怎么办？”立刻便有了答案。
“他们犯了军法，审明枪决，要作一个判决书。”刘鹤龄说：“再要发一个司令长官领衔的通电。”
“我想，还要打个电报给何云竹，说明一切，让蒋介石有个了解。”
何云竹便是何成溶，湖北随县人，早年在武昌经心书院读书，光绪末年弃文就武，出身日本士官；他先是黄兴的主要助手，以后追随中山先生，亦深获蒋介石的信任。他在国民党内一直担任一项特殊而重要的秘密任务，负责运动各方军人，响应革命；北伐开始，他是蒋介石驻上海的总代表，现在正移驻北平，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人。
商量停当，由朱光沐、刘鹤龄分别动笔，通电中宣布杨、常罪状，先是总括一笔：“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下面提到东北与国民政府“信使往来，南北协洽”，只有他们俩，“返回观望，阴事阻挠。”
阻挠的具体证据是：滦东五县，不肯交还河北，其一；平奉车辆，张学良已允交还，而杨、常作梗，以至关内外铁路，迄今不能畅通，其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而杨、常坚持异议，其三；至于在东北，则杨、常“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认核销”，而且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前奉天省长王永江之被逐；以及激起郭松龄之生变，都该由杨、常负责。
既然如此，何以不早作处置，而有此突发的制裁行为？这一点当然要解释，是由于“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言念及此，曷胜隐痛”，这十六个字便将“五路协定”、皇姑屯炸车这两重公案都包含在里面了。接下来，省不得说几句门面话：“学良与同人等再三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北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审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最后还有几句意在言外的话：“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这是说杨、常确是犯了死罪；“所冀海内明达，洞悉内情，共明真相”，暗示有日本人牵涉在内，只是不便明言而已。
通电列名的人，也就是召集会议、审判杨、常的人，除张学良以外，有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已改名为辽宁的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选；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海军司令沈鸿烈，以及东北元老张景惠、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等人。
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与通电大致相同；但增加了一段张学良在通电中不便说的话：“又接报告，该被告人等，又与共产党魁某某等勾结，预定本年三月间中央代表大会，南北同时发动，杨负奉军联络及兵器补充；常力收黑龙江省防军，扣留交通款项，利用失意军人。并曾给德法某机关汇去巨款。”暗示三中全会以后，编遣任务开始时，将会有大规模的反中央军事行动；利用张宗昌、襦玉璞打前锋。
其时已到破晓时分，张学良叫人打电话给杨宇霆的两名亲信，粮袜厂厂长葆康及被服厂厂长潘廷贵，即刻到“帅府”来议事。此两人都还在被窝中，为家人唤醒后，大惑不解，不知为什么挑在这个时刻会议？及至赶到“帅府”，才知道杨、常被杀，顿时面无人色，身子抖个不住。
“不与你们相干！”张学良安慰他们说：“他们两个人该死，别人没有错。我找你们来，第一，要你们俩给他们办后事；第二，你们告诉这两家人，我决不会跟他们家属为难。”
上午九点钟，住在大和旅馆的孙传芳，接到张学良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有要事面谈，已经派汽车来接了，请他务必命驾，
到得“帅府”门前，他就感到气氛有异，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但都是脸色阴沉，而且急步匆匆，视而不见的神情。孙传芳由副官带到签押房，只见张作相与翟文选都在，见了他只点一点头作为招呼，连口都未开。
“孙联帅到！”副官在另一间屋子的门口报告。
“请进来！”是张学良的声音。
孙传芳一听，随即起身入内，见面吓一跳：张学良的神气，非常难看；上身着睡衣，下身着马衤夸，正伸左臂，让医官替他注射海洛因。
“我放了大炮！”
“汉卿！”孙传芳讶然相问：“我不懂你的话。”
“我，”张学良的神情越显阴郁了，“把杨邻葛、常翰襄枪毙了。”
孙传芳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看着张学良，心里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我自信没有办错。如果办错了，我向东三省父老请罪。”
说到这里，郑谦进来了，张学良便从桌上拿起通电及判决书的稿子，交给了他；关照他润饰，然后与孙传芳一起到了签押房。
“这么办，”张作相面无表情地说：“未免过甚！”
“我如果办得不对，我给父老请罪！”张学良握拳连连击桌，“我自信没有办错，绝没有办错。”
“事已至此，”孙传芳用和事佬的口气说：“先不必研究办得错不错，得要商量善后的办法。”
“等大家来了，一起商量。”
所谓“大家”，便是东北的领袖人物，应张学良之约，陆续到了。由郑谦宣读了通电的稿子，也就等于提出了善后的办法；由大家承认，杨、常是经过他们讯问以后，“俯首服罪”，因而一致决定，“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