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怎么行？”王新命大摇其头，“出警入跸，自古就是这样的定制，不开跸道，且不说有损天子的威仪，而且难保没有人犯跸，那时候怎么办？”
“保护圣驾，当然警戒要严密，与开跸道的关系不大。”
“怎说不大？”王新命指着鳞次栉比的人家说，“这里面随处可以藏奸隐究，万一疏虞，冷不防冲了出来，岂是儿戏的事？”
“王公！”汤斌这样说道，“拆数千民居，以开跸道，我总觉得期期不可。皇上此来，问民疾苦，不但早有上谕，且亦见诸行事，昨天有人来说：亲见皇上在高邮堤上，抚慰修堤的民工，圣德如天，或者反不以拆民居开跸道为然。王公，这一层请再思。”
细细一想，王新命的原意有些动摇了，他害怕的是责任，“如果皇上怪罪，何词回奏？”他问。
“有罪归我承当。王公。”汤斌很快地说：“若蒙诘责，请你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这一个疑难，总算由汤斌一肩承挑而解决，于是他即日就道，赶到淮安去接驾。船行的工夫，不肯白白消耗；实际上亦不容他有偷闲的机会，文案山积，就在船中处理；六天六夜，不曾上床，看到倦不可当时，只合一合眼，不久又见他手中握笔，埋头于案牍之中了。
因此，一到淮安，被召人行宫时，皇帝大吃一惊，“汤斌！”他问，“你可是病了？”
“启奏皇上，臣顽躯粗健。”甲
“那么，你的脸色为何这么难看？”，
“此当是缺少睡眠所致。”
“身子也要紧。”皇帝说道：“俗语道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须为我，为百姓珍重。”
“是！”汤斌感激与惶恐交并，伏身谢恩。
“你在苏州，不必预备什么！”皇帝说道，“今天已经十月二十了，我得在年前赶回京去；明天就由扬州、仪征直赴江宁。回京的时候，再看情形；如果能到苏州走一走，也不必预备，更不可骚扰百姓。”
“是！”汤斌万分欣慰，“臣仰体圣意，务绝纷华，力求俭朴，已饬臣属下，唯以一片实心，上答至知。”
〓〓〓小凡做的电子书〓〓〓.wda..cn
“这才是！”皇帝说道，“你就回苏州吧，略为料理料理公事，赶到江宁等我，河工上的事，我要好好问一问他们。”
“是！”汤斌退出行宫，随即上船，解缆向苏州而去。
回到苏州，忽然接得镇江知府专差飞报，御驾行程改变了计划。皇帝原来由运河南下，与扬州由长江折而往西；这一夜泊舟仪征，忽然西北风大起，往江宁是逆风，往苏州则是顺风，所以临时决定，扬帆而东。
于是乘沙船启程，第二天一早到了镇江，幸金山寺盘桓了一整天，当夜开船；沿运河往东南走，过丹阳、常州、无锡，都未停留，顺风顺水，一昼夜走了三百六十余里，在浒墅关泊舟。汤斌和王新命，都赶到船上谒见。
“不想在这里又见面。”皇帝笑道，“冬风得便，让我能一览灵岩、虎邱之胜。”
“是！”汤斌这时不能不实说了，“臣死罪，不曾预备跸道。”
“喔！”皇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督臣原曾拟修治跸道，臣以需拆除民居数千，而且日子上也来不及，故而不曾预备。臣请罪！”
“请什么罪！”皇帝十分欣慰地说：“你干得好！这才是我的意思。”
王新命一听这话，暗叫一声：好险！如果不是汤斌阻止，一定大拂圣意；而老百姓更要唾骂，搞得两面不讨好，非丢官不可。
“你们回去吧！明天我骑马到苏州。”
皇帝善于骑射，舍舟策马，迎着晨曦，由阊门入苏州；老百姓夹道跪香，而街道太狭，以致御驾不易通过，弹压的差役兵丁，不断拿皮鞭子抽打叱喝，皇帝大为不忍；一面阻止，一面下了马步行，传旨：百姓不必跪接。
苏州的百姓，兴奋若狂；从古以来，正统之君曾巡幸江南的，数不出几位，民间不断提起的，是“正德皇帝下江南”，名为“亲征宁王宸濠”，其实是任性来玩一趟，一路骚扰，无所不为，以至于有幼妇少女的人家，无不是白昼闭门，夜不安枕。这一次听说皇帝南巡，虽知道不会成为明武宗第二，但天威不测，又听说江南总督有拆民居、辟跸道的主张，但是由新任汤巡抚压了下去，到底不知道皇帝的意向如何？万一龙颜震怒，总是百姓遭殃，所以跪香之际，还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
现在看皇帝是这样和颜悦色，好得令人不能相信；然而不信亦不可，事实摆在那里，皇帝欣悦的笑容是装不出来的，就算能装得出来，也教人感激涕零；想想七品官儿的县大老爷是如何威风，就知道皇帝的笑容多么宝贵了。
皇帝是真的高兴，因为他此来就是要收服民心；而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在想，如果不是汤斌坚持不拆民居，那么他今天到苏州来，就绝不会受到这样的爱戴；即令自己有爱民之，依然不能为百姓所了解。照这样说起来，汤斌实在应该奖励，应该重用。
于是，皇帝特赐汤斌御书狐裘的蟒袍、美酒；并撤御撰命太监送到巡抚衙门。
等皇帝巡幸了拙政园、瑞光寺，驻跸织造衙门；第二天启驾，又命汤斌随扈至江宁。
在御舟中召见，除了垂询江苏的政务以外，皇帝还问起几个人，第一个是苏州织造曹寅。
“臣到任未几，与曹寅只见过一面，所知不深；”汤斌据实回奏：“听人说起，曹寅居官，颇能实心效力，对地方亦没有什么骚扰，平时颇好翰墨，结交的名士甚多。”
结交名士，原就是皇帝交付曹寅的任务之一，因而皇帝又问：“苏州的名士，可是跟曹寅常有往来？他们的感情怎么样？”
“臣对此并无所知，不敢妄奏。”
皇帝点点头，嘉许汤斌肯说实话。“熊赐履呢？”皇帝问道：“近况如何？”
熊赐履也是理学家，颇得圣眷，但他的理学还是在口头上的居多，遇到利害关头，不免露了狐狸尾巴——康熙十五年，与索额图、杜立德同为大学士；有件陕南总督的奏疏，熊赐履“票签”错了，深恐为皇帝所谴责，为求弥补，撕了一张属于杜立德所用的“票签”改写，把原来的草签嚼烂了吞在肚子里。他这样做法，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知为一个在旗的内阁中书所发觉；等杜立德追究其事，那内阁中书说出实情，杜立德大为不满，告诉了索额图，面奏皇帝，交部议处。
吏部议奏：“熊赐履票签错误，欲倭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有失大臣之体，应革职。”皇帝虽对熊赐履的印象不坏，但他深知任何旷古绝今的贤主，只要不重视法纪，偏听袒护，就绝不可能出现盛世；因而以异常遗憾的心情，批准了吏部的奏议。
熊赐履罢职以后，不回湖北原籍、侨居江宁；皇帝宽厚，命江宁织造常加接济；此时问到汤斌，也是一番念旧之意。
汤斌到任不久，而且还未到过江宁，自然不会了解熊赐履的近况，照实回答。皇帝便又问起另一个人。
这个人叫于成龙——同时有两个于成龙，而小于成龙曾受老于成龙的提拔。老于成龙字北溟，是山西永宁人，明朝崇祯年间的副榜，顺治十八年赴吏部报到选官，选上了广西罗城知县。这个地方在万山丛中，瘴疠甚烈，而且都是瑶人、苗人，扩悍无比；以前是化外之地，新近才隶人版图，四十五岁的于成龙，是罗城破天荒的一个县官，自然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汉宫。
于成龙持着孔孟，行必忠，言必信，所以蛮貊之乡，居然能大行其道，农田水利，教育社仓，次第兴起，在官七年，与瑶苗相亲如家人父子。
康熙六年，于成龙以总督卢兴祖特荐，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四川经明末之乱，张献忠杀人如麻，几千里人烟萧条，合州老百姓只有一百多人，赋额只有十五两银子，而大兵过境，供应浩繁；这样一个地方，于成龙有本事在一个月以后，能够增加到一千户人家，免摇役，办农贷。搞到欣欣向荣时，他又调了差，这次是当湖北黄冈同知。
同知是武职文官，手下有兵，职司治安；黄冈有一处岐亭，出强盗，白昼行劫，肆无忌惮，历任同知都无法捕治，于成龙化装成一个乞丐，深入盗窟，共同生活了十几天，把他们做的案子、藏匿的处所，打听得清清楚楚。回到衙门，发兵逮捕，如瓮中捉鳖，捉了来审问；叫强盗抬头看了看，才知道是一同起卧的那个“乞丐”，自然不须狡赖。经此一治，黄冈就再无强盗立足的余地了。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署理武昌知府，遇上吴三桂造反，大军征剿，命于成龙在岳州造浮桥，刚刚造成功，山洪暴发，冲毁了浮桥，因而丢了官。后来因为招抚盗贼的功劳复职，以后一路扶摇直上，升道员，升福建按察使，升藩司，康熙十九年升为直隶巡抚，皇帝召见，嘉许他为“天下清官第一。”
于成龙在直隶时，属下的另一个于成龙，正当通州知州，此人字振中，汉军镶黄旗人，由荫生当直隶乐亭知县起家，也是个极好的好官；所以老于成龙调任江南、江西总督时，特地奏调小于成龙，升任江宁知府。
老于成龙已经死了，皇帝此时所问的是小于成龙。汤斌一到任就听说此人能于而清廉，善政极多；当时便极口称赞。皇帝便说：“我预备要升他的官。他跟靳辅同旗，如果和衷共济，河工一定会大有起色。下游到底该不该溶，我亦不能听靳辅的一面之词。你回任后，细细打听地方父老的意见，看是怎么说法？定了定旨，我派于成龙去帮靳辅，务必要除河患，方能于民生有益；踵事增华，开几条大路，造些大房子，而老百姓常常泡在水里，这叫什么善政？”
汤斌衔命回任，立刻遵照旨意，亲自赴沿河各地，问民疾苦。
老百姓对地方兴革，什么是批政，什么是好事，大致都是众口一词，唯独对治理黄河，意见不一，有的说筑堤束水的好，有的说应该溶深海口，因此对靳辅的评价不一，而不满他的，却居多数。
这就使得汤斌很诧异了，无论如何靳辅的勇气毅力，清廉勤劳，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治河七年，功绩俱在，这样的人，还会不得百姓拥戴，岂不教天下清官和好官寒心？
访问得多了，汤斌终于明白了老百姓对靳辅的不满，是因为他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将下游涸出的土地，改为屯田，老百姓领种必须纳粮。虽说为了偿还工程费用，但频年灾荒，还属于与民休息的时期，汤斌亦觉得靳辅的做法，还有斟酌的余地。
但是，对于靳辅的另一个计划，汤斌却是衷心赞扬。从来治黄河，必兼治运河，因为黄河不但与运河相通，而且有一段是黄运不分的；这一段是起于淮阴西南的清口，往西北一百八十里，借用黄河为运河，然后在宿迁以北再人运口；这一百八十里风涛险恶，南来的漕船，一不小心就会沉没。靳辅的计划，就是要避去这一百八十里的风涛之险，他预备从宿迁北面的骆马湖，开一条渠，到张庄地方，定名为“中河”；这一下，运河的船只，出清口几里路，就可越黄河而北，自中河人运河，比较方便安全得多了。
这时参与河工的还有一个于成龙，他由江宁知府擢升为安徽按察使，奉旨帮助靳辅治理黄河上游；他的意见与靳辅不同，认为开中河毫无用处，仍以疏溶海口为宜。汤斌也参与会议，因为对治河还未有深切的研究，所以无从判断其是非，只能奏请朝廷裁决。
河工虽然紧要，到底有专人在负责，不至于使汤斌增加额外的负担，在他的本职范围内，有几件大事要办，第一是清理田赋；江苏赋额特重，苏州、常州两府的赋额，与大省一百多县的总额相等，每年征收不足，欠额愈积愈多，部里要求新旧并征，以致十天之中，倒有七天是比期；老百姓固然欲哭无泪，各州县官亦受累无穷。彼此为了顾惜功名，或者皮肉少吃苦都是正赋不完，先送红包，希望不要追比得太紧。这一来，新旧两欠就永没有完得清的时候。
汤斌知道了这些情形，特地召集属下县官到省，开诚布公地说：“你们送上官红包，由于上官是巧宦，将来升了官可以照应你们。可是，我告诉你们，现在来做江苏巡抚的——一就是我，已经绝意升迁；我将来亦不会升官，亦无法照应你们。那么，我倒请问你们，何苦拿了公款来贿赂我？过去的不谈，从今以后，一起改过，如果你们称职。我能提拔你们的一定提拔：如果不称职，只要不闹亏空，即令考成不好，罢官回去，还可以安享余年，想想看，你们常常提了前任官员的妻于，查问产业，追比亏空；他们的亏空，就是送上官红包闹出来的。如果不改，你们的妻子又会为后任追比，何苦来哉？”
江苏的州县官，在任往往不满四年，移公济私，挖肉补疮，只求敷衍得上官在眼前不要追比赋追得太严；卸任时会发生怎样的后果，无暇计及。尤其是余国柱当巡抚的那两年，只求大饱私囊，根本不顾属下的死活；现在大家听得汤斌这一番大破积习、扫除阴霾而见青天的话，无不振奋鼓舞，磕着头说：“这一下有活路了。”
但是，汤斌也知道光是他不要钱，还是不够的，所以又找了司道来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不准要知府的钱，知府不准要州县的钱，州县不准要书办、百姓的钱。谁要钱，谁负责任，这是要刷新整个风气，我不能容许‘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粥’”
“大人的告诫，属员一定听从。”有个道员说：“只是属员有属员的困难，也得求大人体谅。”
“你说。”汤斌这样保证，“只要真的有困难，我一定替你们设法消除。”
“京朝官员，过境甚多，供应浩繁，赔累不起。”
“要如何供应？莫非顿顿要吃海菜席？”汤斌又说：“供应过境官员，一荤一素就可以了，准予在公款开支，其余夫马等等，一概按照规定办理。如果有噜嗦需索的，把他送到我这里来，我自有办法处置。”
“这就是了！”那道员欣然说道，“有大人担待，属员乐得省事。”
由于汤斌的清廉耿直，言行必符，早已为京中官员所知，因而公差路过江苏，都绝了妄念，鼓掉而过，一概不扰。司道州县既不必糜费招待，更不必送什么红包；自然也就不必动歪脑筋去“找外快”。江苏的政风，在短短几个月内，丕然一变。
官员清廉，百姓的负担减轻，完纳钱粮，当然踊跃；汤斌又一再奏请减赋，免除旧欠。凡是能够使得百姓获得实惠的事，无不全力以赴；同样地，足以骚扰地方的举动，无不禁除。
有个县分，上了一张禀呈，说是这一县湖荡中的莲子、芡实，出产甚丰，照例应报部列为贡品——进贡到京，备皇帝食用。
汤斌接到禀呈，批了两个字：“不准！”
“不准！”是不准报部。想出这个花样来的是一名积年书办，藉此想立个名目，好假公济私，从中侵吞；巡抚衙门的书办跟他有勾结，他向汤斌进言：“大人，这是例规，地方上出产了好东西，照例要进贡。”
“例自人作。”汤斌这样回答他：“宽一分则老百姓受一分之益。而况莲子、芡实，不是年年丰收；一报部就成了定例，遇到歉收的年分怎么办？”
就因为他这样处处顾念百姓的利益，所以半年工夫，就受到江苏人极深的爱戴，令出必行，心悦诚服；到了这样的地步，汤斌知道可以着手来移风易俗了。
苏州妇女好人庙烧香，崇奉淫祀。这是汤斌在京里，就听人说过的。改革风俗，他首先从此人手。
汤斌在京里与有名的诗家号渔洋的王士祯相熟，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授职扬州推官，一做做了九年，对于江南的情形，极其熟悉，汤斌受命赴江苏之前，曾特地向他去请教江苏的民情风俗。
王渔洋对于苏州相当不满，他说：苏州人有嗜好，斗马吊牌，吃河豚，敬五通神。又说：苏州妇女人寺庙烧香，招引游蜂浪蝶，最是伤风败俗的陋习。
汤斌不愿先人之见亘在胸中，所以王渔洋的话虽记在心里，却不愿一到任就出告示，雷厉风行地禁止；同时刚接印就忙着接驾，随后又扈从到江宁，忙得连公事都在船上办，自然顾不到此。
接上来是报灾、勘灾、清理漕粮，奏请减免缓征，这都是与民生有关的要务，当然也没有工夫去问，如何妇女人寺庙烧香，会做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来？这时细细访查，才知道王渔洋所说的“三好”，除了吃河豚是个人轻生以搏口腹之欲，与人无尤亦无害之外，其余斗马吊牌，敬五通神，其害不可胜言。妇女人寺庙烧香，实在是“冶游”，无怪乎伤风败俗了。
汤斌曾经微服私访过，烧香妇女的装饰，首先就让他看不入眼。如说敬神还愿，虽是迷信，但是持一片虔敬，也还罢了；浓妆艳抹，顾盼生姿，这哪里是来烧香？上焉者，借“烧香”之名，禀明翁姑，名正言顺地出来游逛；下焉者，简直就是来觅外遇。
而且烧香应该只在佛殿，事了就走，毫无沾染流连才是，苏州妇女不然，往往“随喜”到增资禅房，曲径通处，花木深深，头皮剃得又青又亮的年轻和尚，穿着簇新的玄绸僧服，算是“知客”僧，侍茶进斋，陪着说笑。然后是写缘簿，大把的银子施舍，逗留终日，是不是结上了“欢喜缘”，往往是无可究诘之事。
因为寺庙是靓妆艳服妇女集中之地，所以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弟、地痞流氓，每日必到，“小人闲居为不乐”，何况本来就没有安着好心，于是争风吃醋，哄吓诈骗的情事。层出不穷。至于调笑戏谑，到两情相悦时，或则私奔，或则苟合；这些风流罪过，更是不在话下。
香火一盛，必有赛会，这是店祝神棍的生财大道。也最容易歆动深闺幼妇、怀春少女，既然叫“赛”，就必得争妍斗胜，别出新裁，在杂陈的百戏中，出人头地—一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花样，有一种肉身提炉，明晃晃的一只铜钩，穿臂而过，钩子上是一条长可及地的链子，悬着一只擦得雪亮的铜香炉，烧着檀香，手臂平抬，昂步而过，那一副英雄气概，衬着裸露的上半身，宽阔胸膛，雪白皮肉，这一副风流气魄，真教幼妇少女，心里有十七八个吊桶在起落。而铜钩扎处，血痕斑驳，更教一寸芳心，怜痛不止。于是目挑眉语，哪怕是三贞九烈、闺训谨严的大家女眷，也忍不住烛前月下，悄然思量。这都是由于妇女受到寺庙烧香引出来的魔障。
献肉身提炉的这些无赖少年，十九好勇斗狠；学了些花拳绣腿，自以为不可一世，瞧贤之怨，动辄加以暴力。其中还有专靠为人打架为生的，苏州人文弱的居多，有些人与人有仇，愤无以泄，而自己又不敢跟人挤上一拚，便可以花钱雇用这些无赖去打人，打到对方告饶为止，名叫“打降”。打降的少年，为了得人钱财，表示卖命，每每棵着上半身上阵；此辈又喜纹身，胸前背后，手臂手背，刺出各种龙蛇斑驳的花纹，以示英武，这却又是容易为荡妇淫娃动心的一端。
至于沉湎于马吊纸牌，又不仅废时失业；最坏人心术的是，一面打牌，一面唱曲，而曲文则无不描写私情，文雅的风情暗写，粗俗的淫猥不堪，虽有妇女同座，照唱不误，不以为怪。自然，借此淫词艳曲作挑逗，是常有的事。
苏州还有一样风俗，深为汤斌不满，对于丧事，悖越礼法，丧家和吊客，往往毫无戚容，尤其是高年长亲寿终，名为“福寿全归”的“喜丧”，灵前设宴唱戏，吊者大悦。送殡执绋，看不见“麻衣如雪”，十九是彩服，汤斌不胜感慨地说：“仁孝之意衰，任恤之风微！”
“在我任内，绝不许有这种颓靡的风俗！”汤斌跟吴县知县刘滋才说，“不过不教而诛，亦所不忍。我想先请你约集地方绅士到我这里来，加以劝导，再出告示严禁。如果办不通，我就不能不采取激烈手段了。”
刘滋才是能干的官员，依照汤斌的意思，约了绅士一起见汤斌；经过苦口婆心的解说，地方绅士无不内惭、散出归去，先从各人自己做起，约束女眷，不准进寺庙烧香。刘滋才出了告示，又派隶役在各处寺庙巡逻；不准妇女进入。这一个改革，很容易收效。
但在城外就不行了。尤其是苏州城西十里的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神”所盘踞、五通神不知起于何时，又有“五显”、“刘猛将”、“五方贤圣”等等名目，在苏州是家家奉把的神道。于是巫师、巫婆，借五通神造出种种荒诞不经的神话，敛财诱色，无恶不作，这样已有数百年之久。
在上方山，就更加荒唐了，俗称上方叫“肉山”，山下宋朝范成大的故里石湖，称为“酒海”，仅凭这两个地方，就可以想见那里是如何一种淫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