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的手段极其恶毒，先“追赃”，五日一追比，等“赃银”追出来以后，再送到刑部治罪。东林君子，无不清贫，哪里来这笔“赃银”缴纳，因而每隔五天，便受一次毒刑——明朝锦衣卫的镇抚司，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所以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史可法曾经花了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入监见了他的老师左光斗一次，所见到的，已是“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了。
其时群情愤激，甚至有痛哭流涕的；于是孙奇逢置了一个大柜子，上面贴一张纸条，写的是：“愿救左公者，纳银此中。”左光斗对于京畿有许多善政，老百姓感思图报，踊跃输将；三天工夫就捐到了好几万银子，但赶到京师，已经来不及了。最为阉党所切齿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已经死在狱中。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时间正在铄土流金的七月里，隔了几天才能进狱收尸，尸首已腐烂，面貌不可复识。
丧事是由孙奇逢一手所经理。以魏忠贤的势焰熏天，孙奇逢敢作此举动，真可说是不怕死了！但孙奇逢自道是宫内大监多为近畿同乡，暗中为他多方调停，才不致被祸。结论是好人到处都有，公道终在人心；所以在任何黑暗恶劣的情况之下，都不必灰心，只要勇往直前，行心之所安，自有否极泰来的一天。
非常可惜的，孙奇逢只讲了这一些亲身经历，便已去世；还有许多珍贵的史料，竟未能传给汤斌。
在山中料理完了丧事，汤斌才回家乡。第二年主修了一部《睢州志》，家居读书养亲，到了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弘词，左都御史魏象枢和汤斌的同年，副都御史金钅求，交章相荐；诏命下达之日，州官亲自上门敦请。汤斌这年已五十二岁，想起轩太夫人的训诫，决定入征出山，拜别继母，入京应征。一到就住在那座野庙中，除了偶尔访晤魏象枢这些少数讲学的朋友以外，从不参加酒食征逐的应酬。
此外就只像陆陇其、万斯同等人，慕名来访，除谈学问以外，没有一句话及于利禄。其中有一个是同乡旧交，过从较密。此人姓宋，单名一个荦字，号叫牧仲，河南商邱人，是大学士宋权的儿子。
宋权是前明天启五年的进士，崇祯十七年当到顺天巡抚，驻于密云；到任第三天，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殉国。宋权不敢弃官自全，用计杀了李自成的部将黄锭，维护地方治安。多尔衮入关，命宋权仍旧当顺天巡抚，在任内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
旧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表旰食，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不幸有君无臣，酿成大乱，幸逢圣主歼乱复仇，祭葬以礼；倘蒙敕议庙号，以光万世，则仁至义尽，天下成颂。
因此，清朝谥崇祯帝为“庄烈憋皇帝”，陵寝名为“思陵”。宋权在同一奏疏中又说：
明朝军需浩繁，致有加派，有司假公经私，明征多怖暗征，公派外有私派，民团已极！请照万历初年为正额，其余加增，悉予蠲免。
明朝末年在田地上的加派，搞成老百姓不得不弃田而逃的怪现象，一方面田地荒芜，连年灾荒；一方面铤而走险，为流寇所裹胁，所以宋权这一建议，实在是经世济民的谟猷；多尔衮欣然嘉纳，而天下有多少人受惠于宋权这一番话的，已无从估计。
到了顺治四年，宋权擢升为国史院大学士；那时宋荦己十四岁，以大臣子弟而被派为侍卫，以后调任外官，这时复调回京，任职理藩院院判，他跟汤斌从小就熟识，又最佩服汤斌，如今异地重逢，倍觉亲热，所以经常到野寺中来相访，论关系在师友之间，每来总要请教文章政事，汤斌知无不言，视如兄弟。由于投契的缘故，两人结成了亲家，宋荦将他的长女，许配给汤斌的第三个儿子，今年十九岁的汤沆。
礼部书吏，特地到野寺来通知，博学弘词的试期，已经决定，定在三月初一。接着，宋荦带来了更详细的消息。
“仪制是，先在太和殿前行礼，然后在体仁阁下应试。”宋荦说：“试毕赐宴，待遇十分优厚。”
“喔。”汤斌问道：“应试的一共有多少？”
“大概只有五十个人左右。”宋荦又说：“陆稼书不幸，老太爷在原籍故世了。讣音一到，他痛哭失声，当天踉踉跄跄，徒步出都，赤足麻鞋，双目尽肿，看样子竟如疯了似地！”他不断赞叹：“孝子！孝子！”
汤斌严肃地点头，心里的感想很复杂，既为陆陇其悲哀，又为陆陇其欣慰——或者说是他自己感到欣慰，有陆陇其这样一个言行一致，无忝伦常的道义之交。
“还有一个孝子是李因笃。他是这次应征的四布衣之一。”宋荦问道：“汤大哥可知道李因笃其人？”
“李天生，如何不知？”汤斌答道：“他是陕西富平人，与顾炎武至好。其人慷慨重气节，为学精于音韵；又熟于明朝史事。我在潼关的时候，曾数次想见他一面，因为分不开身，未能如愿。听说他也是孝子，十分可敬。”
“是的。这一次被荐，他以母老的理由辞谢，地方大吏，必欲罗致；李天生决心一死，不肯上路。后来是他老母垂涕以道，七十老人，何所倚靠？李天生才迫不得已就征！”
“唉！”汤斌忽发感慨，“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伦常与修齐治平的大道一样，原是一贯的；而有时偏偏忠孝不能两全！”
“那么，”宋荦问道：“到底是尽忠呢？还是尽孝？”
“这要看各人的机缘、境遇，有时尽忠，有时尽孝，不可一概而论。如李天生这样的情形，自以尽孝为是。”
“是！”宋荦心悦诚服地说：“汤大哥这话，才是讲恕道的持平之论。”
“所谓‘四布衣’，还有三位是何许人？”汤斌问说。
“这三个人，早已简在帝心，称之谓‘三布衣’，是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嘉兴朱彝尊；真是‘英雄出少年’，如今声名最盛的是朱彝尊。”
“是跟陈其年合刻《朱陈村词》的朱竹诧么？”
“是的。”宋荦接着又介绍姜宸英和严绳孙——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溪人，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诗与古文，都是一代能手。为人孝友而耿直。宋荦说他亦颇佩服汤斌。
严绳孙字荪友，是个神童，六岁就能写径尺的大字。他读书不重记诵，一卷书能够读一天，读了想，想了读，所以一卷书不经他的眼则已；一经眼，精义便都在他腹筒中了。他的性情高洁，不慕荣利文字如其人，古文诗词，无不蕴藉深秀，丰神独绝，而且能书善画，多才多艺。
汤斌虽对这些风雅之事，不甚爱好；但听了宋荦的话，亦不禁神往，心里打算，到应试那天，要见识见识这些文采风流的江南才子。
三月初一，应试的征士，一早齐集太和门前，由礼部官员引到太和殿，排班行礼，在胪唱声中，行了九叩首的大礼。接着，又被引导到太和殿东面的体仁阁下；每人一张矮桌，席地而坐。不久，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捧着写在黄纸上的试题出临，一赋一诗，赋题是“璇玑玉衡赋”；诗题是“省耕”，限五言二十韵的排律。
“你们都是荐举人员，原来不必考试，但经过考试，愈显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叶方蔼这样宣示：“皇上特为赐宴，这是会试、殿试的三鼎甲和点了翰林的，都没有的荣宠，你们都要知道皇帝的诚意。”
宣旨完毕，荐举人员先赴宴、后就试——体仁阁中，已设下五十张高桌，东西向而坐，每席十二色肴撰，由光禄寺承办，异常丰盛。正中有一席，称为“主席”。由礼部尚书及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汉各二人陪宴。
宴罢赐茶，饱袄天厨，然后从容应试。到傍晚还有十几人不曾完卷，如果是进士殿试，照例“抢卷”，由监试在未完卷之处，铃盖名章，作为识别；但这一次词科，格外优容，都给了蜡烛。到最后一个人交卷时，天已经黑透了。
五十本卷子分为四束，当夜呈进御前，皇帝亲自浏览过一遍，分交“读卷官”李囗、杜立德、冯溥三大学士，及翰林院掌院叶方蔼评阅。
卷子看得非常仔细，首先是严绳孙的那一本，不曾完卷。“璇玑玉衡赋”未出；“省耕诗”应作二十韵，只做了八韵。
这就不能不研究其中的道理了！考试那天，并不曾限定时间，而且以严绳孙的才学，何至于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都不能交卷？
“自是有意如此！”叶方蔼说，“严荪友本来就不愿就征；应考那天，自陈目疾，其实是托词，功令所关，我看是爱莫能助了。”
大家都同意他的话，于是严绳孙一卷首先被摈落。
“这一卷有麻烦了！”冯溥面色凝重地说。
其余三个人凑过去一看，卷子是施闰章的。此人是安徽宣城人，从小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成人；顺治六年中了进士，授职刑部主事。以后外放山东学政，转为西湖西道；居官的惠政极多，为百姓称颂为“施佛于”；公余之暇，喜欢用诗歌来教化部属黎庶，提倡文教，不遗余力。
康熙六年，江西湖东、湖西两个道缺裁撤，施闰章失去了官职。卸任之日，所驻的临江百姓，倾城相送；环城的那条江，其清无比，当地百姓以为江水清如施闰章，命名为“使君江”，但这天的使君江却与施使君为难——一江上水涨，施闰章所坐的，他的朋友所送的船太轻，竟无法渡过。于是临江百姓争着去买当地所产的石膏，为他“压舱”，方得安然渡过。
由于居官清廉，施闰章家居极苦，这十年赋闲的罪，实在不大好受，因此被征举后，以花甲之年，披一件老羊皮袄，单身就道。到了京师，向朋友借了钱，才能置办一副过冬的被褥。
从这些地方看，可知这一次考试，对施闰章来说，得失索怀，所关不细，但偏偏就是他的卷子出了大纰漏。
诗的结句用了“清夷”二字。称皇帝及八旗族为“夷”；这是大逆不道的罪名。
“不然！”李囗独持异议，“这‘夷’是化险为夷的夷字，与四夷的夷无关。清是清平的清，亦不是指国号。望文生义，无非说天下太平，没有什么！”
“不然。”冯溥胆小，“倘或说是借以隐射，这话就很难说得清楚了。我看还是弃置为妙！”
“有卷如此，何忍言弃置二字？”
“诚如叶学士所说，爱莫能助！”
“只要有担当，如何不能相助。倘或皇上诘责，我独任其咎好了。”
官位是李囗最高，既然他如此说，大家自然无话，把施闰章取在里面。
这不过是其中有瑕疵的两卷，还比较容易处理；文字的高下优劣，见仁见智，大不相同，那就更费斟酌争议了。
因为，第一，皇帝虽有搜罗山林遗贤，消除汉人反抗之意的用心，却更重的是选拔其才，以为国用。其次，这一次制科，虽有许多志行高洁之士，宁死不就，或者就征而不应试；应试而不望取中的，却也有许多热中的人，更多的是妒嫉的人，言词文字；往往语涉讥刺，如果选拔不慎。必致惹出许多闲是闲非，说是主司无眼，不配衡文；甚至造谣说是有意徇私——已经有这样一个谣言，主试四学士各拟诗赋两题，御笔点定李囗所拟的赋题，杜立德所拟的诗题；试期前一日，题目已经泄漏，说哪一个哪一个诗文，有如“宿构”，即是皮里阳秋的话。因此，四读卷官相约，取中的名次，必须彼此同意，这样，就很费工夫了。
半个月过去，尚无动静，沉不住气的，便设法到各处打听。消息自然甚多，但人言人殊，大部分是由揣测而演变出来的谣言。
又过了半个月，四读卷官，方始拟定名次；决定分为一等二十名；其余的列为二等，至于严绳孙未曾完卷，应否录取，奏请御裁。
复奏以后，皇帝又亲自细阅全卷子，召见四读卷官，有所垂询。
这时已经决定，凡是录取的，不论授何官职，都人“明史局”修史；因此，皇帝不拿一般科举的功令来看五十名“征士”；严绳孙的名字，早已简在帝心，他说：“史局不可没有这个人！”
这就是严绳孙也录取了，换句话说，应试的五十人，无一不取。当然，严绳孙是“背榜”。
“名次也还有斟酌的余地。”皇帝说：“诗赋的韵脚，亦是学问中很要紧的，何以都检点。赋韵且不论，诗韵则取在上上卷里的，亦有出入。你们看这一卷。”
发下来的一本卷子是潘丰的，此人是江苏吴江人，也是个布衣；而应试的仍为“四布衣”，因为姜宸英原由叶方蔼与韩状元韩艹炎相约，共同列名荐举，谁知叶方蔼被宣人禁中，半月不得归家；韩艹炎久等没有消息，独自上书举荐，但已过了期限，所以未得应试，恰好江苏举到潘丰，便补足了“四布衣”的名称。
潘丰这本卷子中，“省耕”诗上一个“宫”字上有朱笔圈出。李囗这才明白，他这首诗用的是“二冬”的韵，而“宫”字在“一东”
无独有偶，另一本则以“二冬”的韵，误为“一东”，那本卷子是李来泰的，“逢”与“浓”字上亦有朱笔圈出。
施闰章的“清夷”二字，皇帝倒不甚措意；但指出一个字错了，这个字是“旗”字，误书为“囗”；旗属“四支”，旅属“五征”，亦算出韵。
李囗等人，自然引咎；并为犯错的人解释，说是“大醇小疵”，皇帝亦以为然。于是重新定了名次。上上第一名叫邵吴远，汤斌取在上上第二名。
名次定了，便得授官，由吏部议奏。由于旗籍大官，对此冷淡；而汉人中存着妒忌之心的甚多，所以吏部不敢授以较好的职位，建议的办法，一共四条：
第一、有官者各照原任官衔。
第二、已中过进士、举人而未曾出仕，俱授职内阁中书。
第三、贡生、监生、布衣，俱授职翰林院待诏。
第四、未试而年老者，授职司经局正字。
这四条办法奏达御前，皇帝颇为不满；诏谕煌煌，数百年未曾举行的盛典，落得这样的结果，何足为征士之荣，更失朝廷礼贤尊士的原意。因此召见有关大臣，面谕“再议”。
于是再次商酌，尽翻前议，齐人翰林，一等第一名邵吴远授职读翰林院侍讲；以下汤斌、吴来泰、施闰章授职翰林院侍讲，此外援职为翰林院编修的十八人，授职为翰林院检讨的二十八人，合计五十名。另外来试而年老者，俱授职为内阁中书，准予回籍。
点翰林是好难的事，三考出身，御笔亲点；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见得能够如愿，而五十征士，凭一赋一诗，半天的工夫，就能高坐清秘堂上，这就更使得未曾被荐的人，既妒且恨了。
于是这五十新贵，被称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流传众口，讥嘲李囗、杜立德、冯溥、叶方蔼四主司外，当然也要攻击“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軿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在这五十征士中，尤其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馆的只有三个，李因笃坚决“告终养”，得能如愿，回乡侍母。
不愿受职的，也还有得是，其中有一个叫孙枝蔚，当他被荐时，以年老为借口，请求免试；吏部官员说他不老。到了授职那天，那官员看他须眉皆白，便笑着说道：“孙先生老了！”
“我不老。”
“须眉庞然，怎说不老？”
“我四十岁就是如此。”孙枝蔚大发脾气，“我要求免试，你们说不老；现在又说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连辞官都不可以。这叫什么话？”
吏部官员唯有笑着道歉，而孙枝蔚亦终于带着内阁中书的街头，回到家乡。临行之前，做了一首诗：
一官如宠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这些逸事妙闻，或者讥刺的诗文，对汤斌都不发生影响；得官不足为喜，令他兴奋的是，明史终于要开馆纂修了。
修明史开馆，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掌院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子卢传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订定体例，积极展开了记录一代兴亡、以为鉴戒的史学大业。
史馆中最起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彝尊，连上总裁好几封信，谈体例、谈史料、谈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议论侃侃，锋芒毕露，颇道同事的妒忌。再一个就是汤斌，他的议论平实，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议》，认为官吏“纪、传、表、志”四大部分，“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系统分明”，因此，明太祖长子，被立为太子的朱标，虽被建文帝尊为“兴宗”，当称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统，追尊本生父为“睿宗”，仍当称为“兴献王”，因为这两“宗”，实际上不曾做过一天皇帝。
当时引起争议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学传”？有人主张照宋史体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这是存着门户之见，意在贬斥王阳明一派；汤斌不以为然，但在体例中的议论。却并无成见，只说如立“道学传”，应该如何；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又应该如何？最后当争议得相持不下时，汤斌提出了黄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议。
黄宗羲的那封信，解释“儒”之一字，与圣贤并称，他说：“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而“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换句话说，“道学”是个虚泛笼统的名词，与“儒”的成为一种“成德”的尊称不同。“以道为学”，不过表示有志于道，并不能显示出此人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圣贤，究竟不是圣贤。所以“道学”不可以作史传的篇名，否则，就是“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元朝修宋史特立“道学传”，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这番议论，比朱彝尊所说的“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更见精警，因而由汤斌公开以后，“道学传”三字，便从预定的明史目录中删除。
编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为一期，纪、传两部分，刊出人名，分别拈阄，巧得很，汤斌拈到的是开宗明义第一篇：“太祖本纪”
于是汤斌以明太祖实录为根据，通览当时有关的公私记载，冥搜默索，数次易稿，都觉得不能满意。便先撰作比较简单的史稿，着手“天文志、历志、王行志”的编纂。
皇帝对修明史的进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见叶方蔼、徐元文等有所垂询。知道勤慎将事的是那几个人，补为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汤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乡试的年分，照例点翰林官为各省主考，这是个好差使，除了地方官办供应以外，录取的举人皆为门生，谒见“座师”时，要送上一封贽敬，数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各省录取举人的名额，称为“解额”；以省分大小、人口繁简而定解额多寡，最多的是顺天和江南，都有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是贵州，只得四十名；浙江列为第二等，有一百名左右。每一名新举人送座师的贽敬，通扯十两计算，汤斌此行就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皇帝特加的恩惠。当然也因为词科出身的，品学两胜，能够端正科场风气，为国选拔真才，所以十五处、三十名正副主考，词科出身的占了十三个，而且以正主考居多，除了汤斌以外，泰松龄放到江西，李来泰放到湖广，施闰章放到河南，曹禾放到山东，严绳孙放到山西，方象瑛放到四川，邵吴远放到广东，乔莱放到广西，米汉雯放到云南。年纪较轻的，像朱彝尊则放到江南当副主考。
汤斌奉旨即行，随带了史稿，坐船由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总督李之芳，巡抚李本晟，都在码头上迎候；主考等于钦差，照例接入接官厅，将汤斌引入上首西南而立，然后地方大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报名“恭请圣安”。
“朕安！”汤斌代表皇帝回答。
行过这套仪注，方始有私人的酬酢；李之芳是汤斌的同年，自然分外亲热，但巡抚李本晟是顺治六年的进士，官职比总督低，科名却比总督早，所以汤斌称他“前辈”，非常客气。
寒暄既毕，正副主考被护送到“公馆”休息；椅子还没有坐热，总督派“戈什哈”送来了一桌燕菜席；接着是杭州府的钱塘县知县，持着手本来谒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