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能把话说清楚吗?”我说,我从包包里拿出五十块钱,“别卖关子了。”
酒吧里的人都笑起来。酒保没动那五十元钱,把它退回给我:“我们这儿还没营业呢,不收你钱。那孩子根本就不是冲着歌手来的,他玩弹子机也挺厉害,但是他也不是冲着那个来的。那就是冲着那一男一女来的,他们两个常来我们这儿约会,他一直埋伏着。终于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急眼了,开瓢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你也认识他俩吧?”酒保紧紧看着我。
“这跟你没关。”我转头就走。
“哎。”酒保叫住我,“把你钱拿走。”
“给你当小费了。”
“拿走吧,小妹妹。这酒吧都是我的,我不缺你这个小费。”酒保还是笑嘻嘻的。
此后我又遇见了那个酒保,但那是几年以后了。
眼下我在肯德基里面对着徐冬冬。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也知道了他的心思在哪里。谁没经历过十五岁呢?十五岁的他有一个喜欢的人。那个人是我。之前无比讨厌他的我。我错怪了他。但这事情不能说明白,说明白就不太好收拾了。
“我没在替韩冰说话,”我回到原来的话题,继续说,“他可能也是想明白了,我那天那么凶狠,他觉得继续难为你不一定会带来多大的风险,他觉得,不值,所以就销案了。冬冬,你听懂了吗?什么事情都得衡量好价值。你不是一般的小
孩子,你十六岁要上耶鲁的,除了你我不认识第二个,你以后可能要成为大科学家,要成为大人物的,这样的事情可是不能做了,不值。你懂吗?”
第四章(2)
他低着头,好久好久都没说话,这个人智商上的优越让他的思想非常顽固,换句话说,可能在他的脑袋里,别人都是没有完成进化的猴子。我不确定能够说服他,但是我只能说到这里了,我得走了。
“我得走了。”我说,“咱以后再见吧。”
徐冬冬这才抬头看我:“后天我就走了,姐姐你是要去机场送我的吧?”
“嗯。”我说。
两天后我没有去送徐冬冬,我正忙于抓住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我根本顾不上徐冬冬。
不过收到了他的电话,当时我在过一个马路,身边的车声很大,徐冬冬的声音很小。他说,你怎么没来送我呀?我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清。他说,值不值得得我说了算,别人说的不算。然后他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我看了看那个号码,最后一个疑问也清楚了,那个打来一直不出声的电话,那个让我的心变得很软的电话,不是韩冰打来的,是徐冬冬。
我一个人在那个路口呆了好一会儿,直到被后面的车笛声催促,终于把电话揣进口袋里,漂亮的韩冰和可爱的徐冬冬,谁都好,这一段的故事结束了,我得继续向前走了。
三年半以后,我在同一个路口等绿灯。
春夏之交,梅雨之前,上海的空气温和湿润,闹市里有花草和咖啡的香气隐约浮动。
我在对面大厦的玻璃墙里打量二十五岁的自己:黑长卷发,浓眉毛红嘴唇,浅蓝色
的针织开衫里面是条及膝的明黄色碎花连衣裙。另外的三个大件应该算是对于工作的投资:一块浪琴手表,一个路易威登的肩挎包,还有一双菲拉格慕的裸色高跟鞋。我妈五十岁的时候动过一次手术,出院之后第一件事儿就去做头发,过了一个星期就擦了口红去她工作的百货公司站柜台卖货,那时候她跟我说,女孩子打扮漂亮了去上班,这是最好的事情。
今天我也是去上班,只不过不是去办公室,是去复兴公园后面张学良故居,我老板托了关系租下那个场地,他在那里办了一个红酒品酒会招待新老朋友和潜在的客户,我全面进入战斗状态,去抓合同。
要微笑,要活泼,要认真倾听,有时候要不懂装懂跟着点头,还有时候要明确地说自己没太听懂,对面这个外国人马上开始跟我详细地解释刚才说到的那个科幻小说的物理学依据,我就说您是研究物理学的吗?外国人说不是,我在上海开进出口公司的。具体什么业务呢?是不是需要一些财税规划,将外资引入?我们公司可以提供最专业的咨询意见… …我就这样转了一小半圈,红酒喝了半杯,夹子里装了七八张名片,这是今天的战利品。
真没想到,我居然在这里见到欧锦江先生了。他站在窗子旁边,正跟另外两位男士说话,他跟三年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一眼就把他认出
来。我在旁边的镜子里整理了一下自己,然后走到那个小圈子旁边,站在他对面,欧先生的眼光扫在我脸上,随即又移开去,他还在继续说话——他居然没认出来我是谁。
这可真逗。
“您不认识我了?”我们中间隔着两个人,我笑嘻嘻地看着欧先生,把自己的名片递上。
他看了名片,摇头,瞧了一眼我的脸:“不认识了。”
“怎么可能呢?”我说,“我可是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欧锦江先生。”
他看看我,又看看旁边的两位朋友,轻轻笑了,可能是我主动上前搭讪,而且方式直接,让他略有些被动,但毕竟是年轻的女孩子,无论对谁,这事情不讨厌。尤其是在一个为谈生意而刻意组织的派对上,这简直有点好玩。
“那我得跟您单独聊聊。”我说。
他身边的两位十分识相,立即就借故走了。
我抬头看着欧先生,特别真心诚意地说,您从前帮助过我,我得谢谢您呀。
“你也是张董的朋友吗?”欧先生问我,他跟我保持着一定距离,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外面。
“我是他雇员。”我说,“过来认识新客户,找机会赚钱。我个人主要做的是境外和境内的公司在香港注册开户,进行资金周转方面的业务,渠道通畅,能够有效避税,我的名片您拿好了,有朋友需要的话,还请您给介绍一下。”
我的名片就夹在欧先生的两根手指头之
间,他用同一只手握着酒杯,仍是不看我,样子仍旧十分傲慢:“我不开公司,个人也没有这方面的需要,也没什么朋友需要这个。你可找错人了,浪费时间呢。”
“啊,那倒没事儿。这点耐心我还是有的。”我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拿着黄页盲打电话,一天打几百个,等人接听的时候吃饭喝水。有时候刚接通,一句话都没完就被挂掉,有时候听到一句方言,恶狠狠地好像是骂人,有时候对方还真地问了几个问题,我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半个小时,他最后说没兴趣。这都正常,”我说,“工作嘛还不就是这样,钱哪有好赚的。”
“这倒是个大实话。人对钱得有尊重。毕业很久了吗?”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对窗子外面经过的熟人掀了掀眉毛。
“三年了。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做了这个。”
“三年了没跳槽?”他饮了一口酒,“看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呀。”
“还行。”我说,“刚开始学习,后来越做越好,越来越熟练。客户也多起来。入职的时候到现在,底薪都是三千五,可是我每个月到手都有一万块。自己挺满意的。第一年搬了三次家,刚开始在闵行区跟我大学同学合租,上班倒地铁要一个小时,后来搬到长宁,住一个石库门的老房子,跟好几家共用厨房,有一次我煮方便面的时候看到我小臂这么长的一只老鼠,”我
比划着,“就在我脚旁边。还有一次被中介骗了,从二房东手里租了房子,在一个下雨天被真正的房东给赶出来了… …哎,不过现在还好,我现在就住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就在思南路上,一个小公寓,条件不错,房租有点贵,但是方便舒服。”
第四章(3)
我一口气说了很多,欧先生耳朵一直在听,眼睛却看着外面,好像对我说的那些根本就毫无兴趣似的。
“您还没认出来我,”我说,“我一点都不意外,这太正常了,您每天得看多少文章,写多少东西,策划多少大事儿呢,记不起来我是应该的。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受您恩惠的。没有您,我不可能在上海坚持下来。最狼狈,最艰难的时候,我都跟自己说,想一想欧先生,想一想他之前对你说的话,想一想他对你的判断和希望,你一定不能放弃。”我慢慢地说,一字一句都用了力气。
“你是我教过的学生吗?”他终于回头看看我了。
“您在上海外院教过书吗?”
“复旦。”
“我就是去复旦的食堂吃过饭。”我说。
“别卖关子了,”他仔细打量我之后,那个被惯坏的,不耐烦的劲头又上来了,“我从来不轻易帮别人的,人情我都记在账上,我可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哪一个呀?”
夜色渐深,开始有客人三三两两地离开了,我掂量着手里拿到的名片,今天收获颇丰,足够我好好经营一下,寻找新的客源,欧锦江先生不耐烦了,我肚子里面还咕咕叫呢,我得离开这个工作场合,去个熟悉的小馆子吃点热乎东西。我就把这个游戏结束了吧。
“三年半前,我给您当过助理。翻译材料,打打字,接待客人。您当时出手大方,给五百
块一天,后来我因为私事儿,有段时间没来,也没请假,再回去找您,发现您那里已经换人了。您当时把之前的工资开了给我,却拒绝给我出一个实习证明。那时候我在证券公司已经进入第三轮的面试了,考官对我给您当过助理的事情很感兴趣,可是我拿不到书面的证明,也就是说,旁人看来,我给欧锦江先生做过助理这件事情可能全是我自己瞎编的,吹牛的,我没能得到那个职位。”
我特别平静地讲述着从前发生的事情,三年半之后的欧先生开始转过了身子,仔仔细细地看我,他到底开始发觉我来意不善,我所谓“受他恩惠”很可能是个旧日冤仇。可是这我还没说完呢。
“当然不仅仅这样。我给您当了好几个月的助理,可是全加到一起也没有那天下午您跟我说的话多,您好像突然就了解我了,好像突然就知道我以前是什么人,以后会怎样了。您说像我这样的女孩最好就不要留在上海了,最好回家去,就在爸妈旁边,找一个旱涝保收的单位坐办公室,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相亲把自己嫁掉,要是有条件的话,结婚出国旅行的时候可以在上海转飞机… …”
那天发生的一幕好像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像个傻瓜一样站在楼梯下面,欧先生在二楼的缓步台上,居高临下地跟我说话,干脆地拒绝向我提供证明我给他工作过的书
面文件,他手里拿着咖啡,他的脸上怎么看都像是有点笑容,那笑容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一个大上海的笑容,根基于权势,财富,阅历的充满优越感的笑容,他笑我渺小,笑我贫穷,笑我受制于人,他预言我平常无味的一生。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现在的我继续对欧先生说,“我耽误了工作,我也没有跟您请假,我理亏,我应该被您教训。但是您可把我看错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您瞧,我留下来了,而且局面还不错,至少我自己是满意的。这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拜您所赐,哪怕我最艰难的时候,我也跟自己说,可不能让欧先生说你的那些话落了地,他可能给很大的公司,很了不起的人物出了什么好主意,但是在我这里,您看错了,您说错了。”
我终于说完了这些话,放下酒杯,转身就走了,心里面真是痛快。我跟老板打了招呼,然后离开了张学良故居,沿着思南路一直走,穿过几条街巷,来到租住的公寓下面,那里有一个做黄鱼面的小店,我要了一碗面,一个小菜,快十一点了,小店里的人还是络绎不绝,靠窗的位置上,我跟一对情侣拼了桌子,一边等自己的面,一边听他们有滋有味地议论公司里的事情,谁又拿到了新的订单,谁上班摸鱼打游戏,谁好像是打算跳槽了,我正听得津津有味,忽然有
人快步上来,在外面拍了两下窗子,我吓了一跳,居然是欧先生,下一秒钟他就大步流星地进来了,坐在我对面,他居然拿正眼看我了,竟是有点气急败坏的。
“我想起来你是谁了。”欧先生说。
“哦是吗,您想起来了?… …那我是谁呀… …?”我掰开方便筷子,把它们对着搓了搓。
“你叫那什么来着,是外语学院的老吴给我推荐的,你们当时来的一起还有个男孩,几天就被我炒掉了。有这回事儿吧?”
“对。”我说,“确实如此,那是我师兄。”
“你说的事儿我也想起来了,我当时是没给你开实习证明,结果你到现在都恨我。”
“不。”我马上抬起头来,“您觉得我恨您吗?一点都没有。我要是恨谁就不跟他说话,我刚才跟您说了那么多呢。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是觉得您是大学者,大专家,说什么都是对的,但是我这么一个小角色,您看错了。我就是告诉您这个,人不是什么时候百分之百都对的。哪怕您是欧先生,您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对。就这样。”
“这就是记仇。”他没等我说完,语速飞快。
“您要非得这么说,那我没办法。”我的黄鱼面上来了,我实在是饿,痛吃了一大口。
我再抬起头来,用纸巾擦擦嘴巴,看见欧先生靠在后面的椅背上,他都看了我名片了,仍然不肯叫我名字:“我告诉你那个谁呀,你记
仇我也不怕,但是咱们得把话说清楚,我现在全想起来了。
第四章(4)
事情并不是全像你说的那样,我不是不给人机会,当时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我可以给你开实习证明,你拿去找工作,但是你得告诉我什么原因好几个星期不来,而且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得知道为什么我那个可怜的老秘书马太太在家里好好地带外孙子,结果被我拉回来打工。咱俩不熟,我没有必要难为你,但是我付你钱了,我这点要求也过分吗?”
欧先生倒是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
这个掌故过去三年多了,期间我的生活境遇飞速变化,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我的记性再好也是捡有用的去记住,很多没用的,或者不愉快的都被我给自动屏蔽了。欧先生这样说,明明就提醒了我,那天去他家里,看见那个五十多岁,满脸不高兴的秘书,还有他追问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就突然离开,我就是咬紧牙关,坚决没说。
我低着头,在记忆里寻找蛛丝马迹,终于跟自己承认他没说瞎话:那天欧先生不是平白无故地不给我写证明,不是平白无故的抢白我,是因为我固执地不肯跟他解释原因,可是我要怎么跟他说呢?我说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而且他跟我女朋友睡了,我的学生把他打了,我得去斡旋这事情,否则他就没法出国念书… … 啊呀呀,真是一团乱麻,而且硬要往回追溯的话,在我去见韩冰妈妈的那一天,欧先生也预言到了
我跟他之间结局的走向。
到头来还是他对。
欧先生居然一直是对的。
鲜美的黄鱼面忽然变得索然无味,在我理清了自己的记忆之后,在我发现了确实是我自己理亏之后,刚刚那时隔三年向他证明自己的快感也全都没了,三年间我对他的耿耿于怀以及由此产生的那个执拗向上的动力甚至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索然无味。
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我放下筷子,叹了一口气:“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儿。您是问我为什么了,我就是不说,你是因为这个才抢白我,才没有给我开证明。”
他身子向后靠在椅背上,长长的手臂舒展开,歪头看着我:“我可不是有意为难你。更不想因为我自己的任性就耽误一个小孩的前程。只不过当时事出有因,而且… … 这错误… … 不在我,对不对?”
“… …不在您。”我点点头,心悦诚服的,“是我做的不合适。抱歉。”
欧先生一时没说话。
“那是怎么回事儿呢?”他低头看我,声音终于柔和了一些——他给自己辩解明白了,他不着急了,“我,我,现在说起来,我还真是有点好奇… …过去这么久了,你现在能告诉我吗?到底是因为什么? ”
我想了一想,到底抬起头来,干脆地说:“我忘了。”
“忘了?”
“嗯。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不会耽误我工作,所以我就忘了… …
反正我忘了。脑袋就那么大点儿地方,好事儿都记不过来呢,谁要去记得不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欧锦江先生看着我好一会儿,然后他笑了,我要是没看错的话,那笑容里面是有赞赏的,好像老师出了一道难题,学生懵懵懂懂地就答对了似的,他同意我,他站在我这边,欧先生点点头:“嗯,不是好事儿,那忘掉好。”
我低头继续吃面,他坐在对面一时没走。
我抬起头来:“您饿吗?吃面吗?”
“嗯?!”他愣了一下,像是没听清我的问题。
“这家的黄鱼面不错,我再买一碗,我请您吧。”我说。
这个上海男人说:“… …好的呀。”
那之后的一个月,有三个客户主动打来电话,找我做香港注册公司的手续,工作轻车熟路,我特别利落地办完了。三个公司的体量都很大,那个月我的账户里面收到了整整十万块的佣金,我还从来没在自己的账户里看到过这么多钱呢。这件事情要感谢欧先生,三个客户都是他介绍来的,而他自己却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他不声响,但是我不能装傻。按照行内抽佣的标准,我应该给他一万五千块。可是提了现金拿到手里,我自己都觉得唐突,欧先生会缺这点钱吗?我要是就那么塞给他,会不会显得有点傻?想来想去,我还是去卡地亚买了一对黑玛瑙的袖口钮,然后给他打了电话想问问他
我是不是可以造访。
电话是女秘书接的,请示之后转给了欧先生,要是我没有因为跟他说话紧张而产生错觉的话,我觉得,似乎,好像,他的声音是轻松的,愉快的,甚至有些温柔的,一个温柔的欧先生像是上海梅雨季节里的阳光,值得分外珍惜:“是你呀,怎么样?最近好吗?”
“还行还行。”我把电话换到另一个手上,“那个… …您介绍来的朋友,我帮他们办好了。谢谢您带客户给我。”
“哦… …那不是什么大事情。正好有朋友需要,我就提了一下。你不用放在心上。”
“老板给了我不少奖金。”
“哦对,你们张董办事情不小气。这个我听说的。”
“… …嗯… …”一只胖乎乎的麻雀停在我窗台上,跳一跳,又歪着头看我,看我怎么能装作老练的样子跟他开口,“欧先生呀,那个,我买了件小礼物想要送给你。”
他在那边停了停,有一会儿没说话:“… …为什么呢?”
“刚说了呀,你让我赚了一笔钱。”
他好像这才明白了,轻轻笑起来:“真的是小事情,再说你不是请我吃过饭了吗?”
“嗯?”
“黄鱼面呀。”
“那个怎么能作数呢?”我有点着急,“礼物已经买了,我送去给您吧。您要是没时间,我们碰不上,我就留在秘书那里。”
他有一时没说话,像是在思考我的提议,终于还是说:“真的不用。退掉
吧。我还有事,我们回头聊?”
然后他就把电话挂掉了。
第四章(5)
窗台上的麻雀飞走了,我收了线,窘得要命,从前在他那里打工时,无论被他怎样修理,怎么冷嘲热讽,我都像穿了盔甲一样从来没往心里去过,眼下他帮助了我,平和地跟我说话却拒绝了我要送的礼物,这让我很难为情。
在茶水间休息的时候,我把事情跟老板讲了,他放下手里的三文治擦了嘴巴说:“这怎么行呢?你也太莽撞了。还要送礼物给欧锦江,你当他是卖产品的sales吗?”
张总张维迎先生是杭州人,四十多岁,样子白白胖胖的,耳垂很大,有点福相,但是为人非常八卦,欧先生推荐来的客户指名道姓的要我帮忙之后,他马上就找我调查跟欧先生的关系,我老实对他讲了,他就边听边笑,告诉我,维护好,维护好… …
不过现在张总对我有些恼火:“哎呀呀,我还当你聪明,看来还是不行。你给他电话之前要问一问我不好吗?欧先生喜欢看话剧,你请他去看话剧呀。用不着花多少钱,还能维护关系。”
我听了之后没说话,勺子搅动咖啡。
张总看看我:“我问你一点事情,你见过欧先生的女朋友吗?”
我摇头:“从来没见过。我给他打工的时候也没注意过呀。”
“满神秘的哈,他离婚也很多年了,没见他身边有过女伴呀。难道就这么自己生活了?认识他的人都好奇呢。”
“欧先生离过婚?前妻是什么样
的人?”张总这个老狐狸,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熊熊点燃了我的八卦之火。
“上海人。跟他年纪差不多大。当年两个人都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都是手眼通天,她的位置恐怕比欧锦江还要高一些,很厉害的。人也漂亮。”
“原来欧先生曾经在世行工作,难怪认识那么多人,能做那么多事情。”我点点头,“为什么会分手,您知道吗?”
张总眯着眼睛又露出那种极为八卦的表情:“女的进了监狱。”
“什么罪?”
“渎职。泄露了消息。案子是在比利时审理的,后来人被关在安特卫普。几年前听说出狱去美国了。”
“泄露了什么消息,能让一个世行的官员直接成了阶下囚?”
“他们弄垮了南美一个国家的货币。我不知道这中间她赚了多少钱。”张总说。
我彻底呆住了,半天闭不上嘴巴,好久好久,把张总都给逗笑了。
“那,怎么说也是夫妻呀,欧先生没被牵连吗?后来没想办法救她出来?”我问。
“小姑娘我告诉你,他们完全完全是两种人的!他前妻给金融大鳄泄露消息的时候,后来上了法庭的时候,他都不在旁边,他在非洲赈灾呢,哎呀呀到处跑,被军阀用枪顶在头上,还当过十几天人质,还得过黄热病,惨得不得了… …后来很正常就分手了。”
原来我印象里那个骄傲的毒舌的随时让人难堪的欧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头面,做出来的事情这还真是颠覆呢。
“就是这么回事儿,江湖上认识的人都要给他面子的,他… …”
“心肠好。”我接口说。
张总看看我:“你这么说也行。那,你那个卡地亚的袖口钮就退掉,或者你自己留着好了,我呢,下午就给你两张话剧票子,他明天在复旦大学有讲座,你就去找他,请他看话剧。当面跟他说,他不会拒绝的。”
我看看张总,我知道这个家伙在想什么,他之前虽然跟欧先生认识,却从来没有过生意上的交往,他这是想要我维护住跟欧先生的关系,我扯了扯嘴巴:“我不喜欢看话剧。”
张总道:“让你去就去。事情办不好。小心下个月奖金我给你倒扣回来。”
我还要反驳,张总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电话对面是女声,张总满脸堆笑地叫宝宝,我知道那不是太太。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张总给的戏票去了复旦大学。
欧先生的讲座在一个半圆形的阶梯大教室里,我坐在中后排的位置上,离上课还有二十分钟,身边就坐满了人。
铃声响的瞬间,欧先生进了教室。
他穿了一件乳白色的高领衫,外面是细小蓝格子的西装,黑色的长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