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一个变化
我说，等我有钱要干啥，
我要进城去，
买他几辆福特水星，
给自己买辆福特水星，
一路奔驰到底。
——史蒂夫·米勒乐队
我以为阿尼会到我家来，因此周六一直待在家里——剪草、整理车库，甚至把家里的三辆车都洗了。看到我这么勤劳，妈满脸惊讶。在吃热狗加生菜沙拉的午餐时，她还说以后我应该多做噩梦。
我不愿打电话给阿尼，至少经历了那天和他家人的不愉快事件后，我暂时不想打电话过去。可是球赛的片头开始时他还没过来，于是我鼓足勇气拿起话筒。是雷吉娜接的，尽管她想表现得一切如常，可我还是感觉到她声音中的冷漠。我觉得很难过。她的独子被一个名叫克里斯汀的老娼妇拐走了，而他的兄弟丹尼斯竟是从犯，说不定我在这件事里还扮演了皮条客的角色。
“阿尼不在家。他到达内尔修车厂去了，今早九点就出门了。”
“哦，”我说，“哦，这我倒不晓得。”这口气听起来像是在骗人，不过不管我怎么回答，她都会以为我在说谎。
“他没跟你说吗？”雷吉娜以惯有的冷漠口吻问道，“再见了，丹尼斯。”
电话在我手上被切断。我看看话筒，把它放回去。
爸穿着他的紫色百慕大短裤，提了一打啤酒在电视机前坐下。今天费城人队和亚特兰大勇士队将有场激战。母亲和她的同学讨论功课去了（我想她们只是交换文章或诗集，相互激励一番）。伊莱恩去她朋友德拉家了。屋里静悄悄的，外面是灿烂的阳光和朵朵白云。爸递给我一罐啤酒，他只有很高兴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可是我心里一点也感觉不到周末的气氛。我在担心阿尼。他不在家看球赛，不沐浴在光线中，也不在院子里割草，而是在油腻、阴暗的达内尔自助修车厂里和那堆沉默而巨大的生锈烂铁玩游戏。充斥在他耳边的是铿锵的工具声和如同机枪般的气压钻声，说不定还有达内尔的气喘和咳嗽声。
所以说，天杀的，我是在嫉妒吗？就这么回事吗？
球赛进行到第七局时，我站起来往外走。
“你上哪儿去？”我爸问我。
是啊，我上哪儿去？去达内尔车厂？去陪他享受修车厂那些噪声和达内尔那头老肥猪的咒骂？去自讨没趣？去他的，阿尼也不是小孩了。
“哪儿也不去。”我说，这时我发现面包盒后面塞了盒奶油甜点，心头一阵窃喜，等今晚《周末夜现场》的广告时间，伊莱恩起身到杂物架前发现她的甜点不见时，不知会气成怎样。“哪儿也不去。”
我回到座位上，又开了罐啤酒，嘴里嚼着伊莱恩的甜点，连沾到奶油的纸盒都舔得一干二净。我们看见费城人队痛宰勇士队，（我仿佛又听到已去世五年的爷爷用那老人特有的咯咯声说：“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知不觉间把阿尼的事忘得干干净净。
真难得。
第二天下午伊莱恩和我在后院玩槌球时，阿尼骑着那辆俗不可耐的三段变速自行车来了。伊莱恩一直说我作弊，今天她脾气很不好，每次她月经来时脾气都不好。伊莱恩颇以她的月经为荣，因为过去十四个月中只有一次按时来。
“嘿，”阿尼从房子外面绕过来，“是黑湖怪物对科学怪人的新娘，还是丹尼斯对伊莱恩？”
“你说什么，老兄？”我说，“抓根球槌吧。”
“我不玩了，”伊莱恩扔下她的球槌说，“兄弟，他比你还会赖皮。”
她走了以后，阿尼说：“这是她头一次这样叫我。”
他跪在地上，脸上散发着光芒。我笑了。他想高兴的时候就能高兴，阿尼就有这长处，而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我想除了我之外，知道他这个长处的人并不多。我听过有些百万富翁会在黑市买偷来的伦勃朗真迹画作，然后放在只有自己看得到的地下室里。我不是说阿尼可以跟伦勃朗相比，而是说我知道那种能让某种好东西保持秘密不为人知的吸引力。
这两只猫都是以美国传奇音乐人物命名。Screaming Jay Hawkins是黑人传奇蓝调歌手，而Captain Beefheart则是前卫摇滚歌手。 我们打了几分钟槌球。其实也不是真的在打，只是随便玩玩。最后有颗球滚进灌木丛，两人就借机不玩了，我们坐在草坪的椅子上。稍后我家的猫“尖叫的杰伊·霍金斯”（它是牛心上尉的替代品） 从走廊下贼头贼脑地潜行过来，也许又想找只可爱的小花栗鼠来先折磨一番，最后再谋杀它。它的淡绿色眼珠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昨天我以为你会过来看球赛的，”我说，“相当精彩呢。”
“我在达内尔车厂，”他说，“不过我也听收音机转播了。”他模仿我爷爷的声音说：“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我笑着点点头。今天的他真的有点奇怪——也许是因为阳光的关系。可是就是有点不一样，就像晴空中不免飘着些云朵。比如说他看起来很疲倦——他的眼睛下方有黑眼圈，不过皮肤比平常好了三倍。他在工作时难免拼命喝可乐，当然他知道不该这样，可是往往无法抗拒诱惑。他的皮肤问题跟大多数青少年一样，往往随情绪而呈周期性变化。
也许这一切都是阳光的关系。
“你去达内尔车厂修车了？”我问。
“也没修什么。只是换机油，检查引擎箱——它没有裂，丹尼斯。不知道是李勃还是谁没把机油箱螺丝拧好，所以油漏了一大半。周五晚上我没把活塞烧掉还真是奇迹。”
“你怎么弄到升降机的？达内尔不是说要预约吗？”
他把视线移开。“那不成问题，”他说，“我替他打了些杂工。”但他的声音中带着欺骗。
我想问他都是些什么杂工，但最后还是决定不要知道比较好。他所谓“杂工”大概不外乎替达内尔端咖啡或搬搬汽车零件。但我不想再扯入克里斯汀和阿尼之间，更不想知道他在修车厂那段时间过得如何。
另外我还有种感觉，那就是：随他去吧。这种感觉不是很明显。我想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你的好朋友不幸爱上一个十足的婊子，而且娶了她，而你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你，于是你只好关上跟你朋友之间的那扇门。关门之后，你不再管那朋友的事，他也不管你的事。而通常这种结果都是她极力赞成的。
“要不要去看电影？”阿尼说。
“在演什么？”
“双子星影院演的是中国功夫片。怎么样？咦——哈！”他假装向“尖叫的杰伊·霍金斯”踢出一脚，把那只猫吓得像子弹般飞出去。
“听起来不错。谁演的？李小龙？”
“不是，是另一个家伙。”
“片名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夺命亡拳、死亡飞爪之类的吧。谁知道？怎样？看完以后我们可以讲给伊莱恩听，说不定她会上吐下泻。”
“走吧，”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赶上一张票一块钱那场。”
“没问题。三点以前都可以。”
“走吧。”
Chuck Norris，美国动作片影星。 结果那是查克·诺里斯 的片子，还算不错。周一我们又回到州内铁路支线工作，我也把我的噩梦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我发现我见到阿尼的机会没有以前多了，这就像当你有个好朋友结婚后，你会慢慢和他失去联络一样。另一部分原因是那一阵子我和那个啦啦队队员之间也越来越火热。总之，我好像也陷入热恋了。
至于阿尼，他当然是每晚都待在达内尔的旧车厂里。
第9章 鲍迪·赖普顿
不管要花多少钱，
那对双排气管，
它让我的爱车哭泣，
我的宝贝凯迪拉克。
——“月亮”·马丁
劳工节的前一周是我们学期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周。那天早上我把车停在阿尼家门口准备接他上班时，看见他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脸上带着黑眼圈和一道伤痕。
“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想谈，”他闷闷不乐地说，“要不是我爸妈逼我，我也不会跟他们说。”他把午餐盒往背后一甩，一路上没再吭声。工地的伙伴都围过来逗他，问那黑眼圈怎么来的，但他只是用肩膀把他们顶开。
回家路上我也没说什么。我打开收音机，尽量假装他不在旁边。如果不是转入缅因街时又被吉诺那意大利杂种打劫的话，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阿尼发生了什么事。
过去我常被吉诺抢劫——它隔着车窗就能抢到你的钱。吉诺比萨店位于洼地街和缅因街的交叉口。每次看到那块广告牌，我就忍不住停下来，这就是我所谓抢劫。广告牌上的比萨飞在半空中，Pizza这个词的“i”上那点在晚上还会闪闪发亮。你说我能不上钩吗？我知道今天又被抢定了。因为今晚我妈要上课，晚餐八成是外带熟食，而且我跟爸都不是下厨的料，伊莱恩只会烧开水。
“我们进去吃比萨吧，”我把车转入吉诺的停车场说，“怎么样？叫一大张闻起来有腋窝味的比萨。”
“老天，丹尼斯，你真恶心！”
“干净的腋窝，”我补充说明，“走吧。”
“算了吧，我身上没多少钱。”阿尼没精打采地说。
“我请客，你甚至可以叫一客你最喜欢的鳀鱼，怎么样？”
“丹尼斯，我真的不想——”
“再加杯百事可乐。”我说。
“你知道可乐会弄糟我的皮肤。”
“是啊，我知道。大杯百事可乐，阿尼。”
那天阿尼的眼睛头一次闪出光芒。“好吧，大杯百事，”他附和着说，“如果你当真的话，丹尼斯。”
“两杯好了，怎么样？”我说。这手段实在卑鄙——就像拿巧克力喂胖女人一样。
“两杯，”他拍拍我肩膀说，“两杯百事，丹尼斯！”他拼命跺脚，还捏着喉咙尖叫，“两杯！快！两大杯！快！”
我笑得差点把车开进店里。下车时我心想，他为什么不能来杯可乐？这阵子他一定很久没敢喝了。相比两周前的周日下午，现在看来他的皮肤状况的确有改善。当然他脸上还有很多痘和凹凹凸凸的疤痕，可是比起以前是少多了——对不起，但我实在不能不这么说——此外，他的肤色也健康多了。一整个夏天的户外工作把他晒得黝黑。我想他可以喝杯百事可乐。胜利者有权放纵一番。
吉诺的老板是个名叫帕特·多纳休，脑袋上经常斜斜扣着顶黑礼帽的意大利人，他的收款机上有张写着“爱尔兰黑帮”的贴纸，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甚至供应绿啤酒（所以三月十七日那天，你根本很难走进吉诺比萨店，而且它的点唱机里还有罗丝玛丽·克鲁尼唱的《微笑的爱尔兰眼眸》这首曲子）。
这里点唱机的唱片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曲子。我想全美国再也找不到两毛五可以点三首歌的地方了。当我抽了点大麻，吉诺就是我最好的幻想场景——走进来点上三份配料丰富的比萨、一夸脱百事可乐、六七块多纳休自己做的坚果巧克力，然后我就能把那台烂点唱机里放的古董歌，全幻想成滚石合唱团或海滩男孩的曲子。
我们进去点了东西以后，就坐在那儿看三位大厨把面团甩入空中又接住。顾客不断进进出出，很多是刚放学的小鬼。这让我想到自己马上也要开学了。我不禁又惆怅起来，课堂钟声在我耳朵里回荡不绝，仿佛在说：丹尼斯，又开学了，这是你最后一次开学了，过了这一年你就算是大人了。我仿佛能听到置物柜的铁门乒乒乓乓关上，二楼秘书室的打字机响个不停，教学大楼的教室里弥漫着干干的粉笔味，校长米查姆先生在办公室通过广播宣布事情，还有天气好时在球场看台上享用午餐，以及一群表情呆滞迷惘的新生。你的高中生活就要结束了，你即将进入一个无法预料的新世界。
“丹尼斯，你认不认识鲍迪·赖普顿？”阿尼扯扯我的衣袖问。我们的比萨已经送来了，我却完全不知道。
“赖什么？”
“赖普顿。”
这个名字很熟悉。我拿起一块比萨，努力回想这人是谁。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想起来了。我还是新生的时候曾经和他吵过架。那是在迎新舞会上，中场乐队休息时间，我排队领冷饮时，赖普顿用胳膊肘把我挤开，并告诉我新生要让学长插队。他比我高一年级，块头很大，一脸卑鄙相。他的下巴是方形的，头发又黑又油，两只小眼睛挤在一块儿。从那对邪气的眼睛里我可以猜出他主修的是大麻和烟草。
我告诉他学长制在排队时并不适用，赖普顿约我到外面谈判。这时四周的人围了上来，队伍也乱成一团，仿佛意味着一场混战就要爆发。结果舞会的监督人把我们拉开。赖普顿发誓说要我好看，可是他一直没再找过我。我们只接触过那一次，不过后来我常在留校名单上看见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后来他是不是退学了，如果这种人没拿到文凭那可真是社会的福音。
我把这段经历告诉阿尼，他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手指轻轻触摸那已经变成柠檬色的黑眼圈。“就是他。”他说。
“你说打你的人就是赖普顿？”
“不错。”
阿尼告诉我他在工厂实习的时候认识了赖普顿。阿尼不幸的学校生活中，最嘲讽的一件事就是在他选修的课堂上一定会有全校最爱欺负人的大恶棍，而那些人天生的职责就是踹出阿尼这种人的内脏。
阿尼高二那年选了一门叫基础引擎的课（那时候联邦政府教育经费不足，我们只能学到工厂“实习一”的初级课程），有个跟他同堂的贱坯把他打得屎都出来了——我知道这种形容很粗俗，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高级字眼。那个贱坯叫罗杰·吉尔曼。阿尼被揍之后好几天不能上学，吉尔曼则避了一周的风头。现在吉尔曼因为抢劫罪正在监狱服刑。赖普顿也曾是吉尔曼那伙人之一，而现在他已成了他们的头头。
对阿尼来说，到实习工厂上堂课就像去一趟非军事区一样。如果第七堂下课时他还活着，他就会挟着棋盘飞快逃到棋艺社去跟人下棋。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欺负他，他在棋艺社也交了些朋友，可是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一群朋友。我发现爱聚成紧密团体的人通常来自自由镇较贫穷的地区（如果有谁跟你说高中生不会以家境分阶级，千万别相信他），而且他们总是沉默寡言、面容严肃，以致你常会误以为他们脑子不好使。他们大多就像一九六八年的嬉皮余党——把长发扎成马尾，穿烂牛仔裤、扎染T恤。只是一九七八年时嬉皮已不再想推翻政府，现在他们只想当好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