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照顾了佩特。”她说。她指的是园丁佩特·博斯特威克。
“好极了，”我伸手去拿下一块饼干，“哈里根先生是个好人，对吧？”
“这话我就不敢说了，”她说，“他这人很公正，没错，但你可不想被他记恨。你不记得达斯蒂·比洛多了，对吧？你当然不记得，你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是住在拖车公园的比洛多家的人吗？”
“哎呀，没错，就是商店旁边的那个拖车公园，不过我猜达斯蒂没在那儿。他早就上路去过他的好日子了。佩特来之前，他负责园丁的工作，但还没干满八个月，哈里根先生就逮住他偷钱，炒了他的鱿鱼。我不知道他偷了多少，也不知道哈里根先生是怎么发现的，但炒鱿鱼并不是这次惩罚的终点。你肯定知道哈里根先生给咱们小镇带来了什么，他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但穆尼牧师说出来的连一半都不到，可能他不知道，也可能他知道但讲话的时间有限。做慈善对一个人的灵魂有好处，但做慈善也能赋予一个人权力，哈里根先生把他的权力用在了达斯蒂·比洛多身上。”
她摇了摇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出于敬佩。她确实有北方佬的那股狠劲儿。
“不知道达斯蒂是从写字台、袜子抽屉或者天晓得哪儿偷到的钱，但我希望他至少偷走了几百美元，因为那是他在哈洛镇、罗克堡市和缅因州能弄到手的最后一笔钱了。哈里根先生说到做到，在此之后，达斯蒂连去多兰斯·马斯泰拉的牲口棚铲鸡屎都没门。他这人很公正，然而要是你不公正，那就只有上帝才能帮你了。来，再吃一块饼干。”我又拿了一块饼干。
“孩子，喝点茶吧。”
我喝了两口茶。
“等会儿我去整理楼上的房间。需要换一条新床单了，不能只是扫一扫床上，至少今天得这样。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处理这座屋子？”
“天哪，我不知道。”
“我也是，完全想不到，没法想象会有谁来买。哈里根先生独一无二，这里的一切……”她展开双臂，“……也是一样。”
我想到电梯的玻璃外墙，认为她说得有道理。
格罗根夫人又拿了一块饼干。“盆栽呢？该怎么处理？”
“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可以拿走两盆，”我说，“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他的冰箱也是满的，咱们三个可以分一分——你、我，还有佩特。”
拿了，吃吧，我心想，为的是记念我。
她叹了口气。“我基本上只是在拖时间而已。慢慢地做这几项家务，好像事情很多一样。老天在上，真要说的话，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你呢，克雷格？你有什么打算？”
“现在嘛，我要下楼去给他的灰树花浇水，”我说，“要是你确定可以的话，等我回家的时候，我至少可以带走那盆非洲堇。”
“我当延确定，”她用北方佬的口音说“当然”这个词，“爱拿几盆就拿几盆吧。”
她上楼去了，我下楼去地下室，哈里根先生的蘑菇养在一组培养箱里。给蘑菇浇水的时候，我想到pirateking1半夜发给我的短信。老爸说得对，肯定是有人在捉弄我，但是搞恶作剧的人难道不该至少发点半通不通的内容吗，比方说“救命啊我被困在棺材里了”，或者像那个老笑话一样，“忙着腐烂呢，别来骚扰老子”？搞恶作剧的人为什么只发了两个“a”？要是念出来，听上去就像一个人在漱口或临死前咽气的怪声。这个人又为什么要发我名字的首字母[16]，而且还发了三次？
最后我拿了四盆哈里根先生的盆栽回家——非洲堇、红掌、豆瓣绿和花叶万年青。我把花叶万年青放进我的房间，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盆，再把另外三盆放在家里的其他地方。我知道，挪动这些盆栽只是在拖延时间。四盆都放好之后，我从冰箱里拿了一瓶思乐宝放进自行车的挂包[17]里，骑车去榆树公墓。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上午，公墓里空无一人，我径直走向哈里根先生的墓地。墓碑已经就位，一块并不显眼的花岗岩，上面刻着他的姓名和生卒日期。墓碑前有很多花束，都是鲜花（放不了多久），大部分别着卡片。最大的一束来自佩特·博斯特威克一家，这些花很可能就来自哈里根先生自己的花圃，但这是出于敬意，而不是为了省钱。
我跪在地上，不是为了祈祷。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拿在手里。我的心脏在怦怦跳，一下一下那么沉重，小黑点开始在我的眼前闪烁。我点开联系人，打给哈里根先生，接着我放下手机，把面颊贴在刚填实的泥土上，用耳朵搜寻塔米·威内特的歌声。
我觉得我听见了，但也许仅仅出于想象，毕竟声音必须穿透他的外衣，穿透棺材的盖板，再穿透六英尺[18]厚的地面。然而我觉得我听见了。不，划掉——我确定我听见了。哈里根先生的手机正在他地下的坟墓里高唱《支持你的爱人》。
我的另一只耳朵，也就是没贴在地上的那一只，听见了他的语音留言，非常微弱，但在墓地一片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之中清晰可辨。“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他不会打给我了，无论时间合不合适。他去世了。
我起身回家。
2009年9月，我和朋友玛吉、雷吉娜和比利一起去盖茨瀑布市中学念书。我们坐一辆小小的旧巴士，因此盖茨市的孩子们很快就给我们起了一个“小巴崽子”的绰号。我终于开始长个子（长到离六英尺还有两英寸[19]就停下了，让我颇为难过），然而开学第一天，我依然是八年级最矮的学生。就这样，我成了肯尼·扬科的完美目标，他长得很壮，爱惹麻烦，那年留了一级，他的照片应该放在字典里“霸凌”的词条底下。
我们的
第一节 课不上课，因为要给来自“学区镇”的孩子开新生大会，也就是说，从哈洛、莫顿和夏洛教堂这三个小镇来的孩子。那年（以及接下来许多年）的校长是个脚步蹒跚的高大男人，一颗光头闪闪发亮，看上去像是打过蜡。他就是阿尔贝·道格拉斯先生，在学生的嘴里不是“阿凯”阿尔就是“酒鬼”道格。没人看见他喝醉过，但人人都坚信他喝酒就像鱼喝水一样。
他站上讲台，欢迎我们“这群优秀的新学生”来到盖茨瀑布市中学。他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学年里，有各种美好的事物在等待着我们：乐队、合唱俱乐部、辩论俱乐部、摄影俱乐部、美国未来农民会，以及我们有能力从事的各种运动（只能是棒球、田径、足球或曲棍球，橄榄球要到高中才能选）。他说每个月会有一次盛装周五活动，男生要打领带、穿休闲正装，女生要穿裙装（裙摆不得高于膝盖以上两英寸，谢谢）。还有一点，绝对不准强迫从小镇来的新生参加任何入学仪式。他指的就是我们。前年有个从佛蒙特州来的转学生被迫一口气灌下三瓶佳得乐，结果进了缅因州中心医院，因此这项传统已被废除。最后，他祝我们一切顺利，送我们走上所谓“学术冒险之旅”。
我本来害怕自己会在这所巨大的新学校里迷路，事实证明我想太多了，学校一点都不大。除了
第七节 的英语课之外，我所有课程的教室都在二楼，而且每一位老师我都喜欢。我一直担心自己数学跟不上，但这里的进度和我上一所学校的刚好接上了，因此也没什么问题。我对整个学校的感觉都挺好，直到第六节课之后换教室的那四分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我改变了想法。
我沿着走廊走向楼梯，经过砰砰作响的储物柜、叽叽呱呱聊天的同学和食堂飘来的牛肉通心粉香味。我刚踩上楼梯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一只手就抓住了我。“哎，新来的。别走那么快嘛。”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身高六英尺的巨魔和一张长满青春痘的丑脸。他黑色的头发油腻腻地垂在肩膀上，小小的黑眼睛从突出的额头底下盯着我，其中充满了虚假的喜悦。他穿直筒牛仔裤和磨损的机车靴，一只手里拿着个纸袋。
“接着。”
我不明所以地接过去。学生们从我身旁匆忙跑下楼梯，有几个偷偷地瞥了一眼留长发的那小子。
“打开看看。”
我看了。里面有一块布、一把刷子和一罐奇伟鞋油。我把纸袋还给他：“我要去上课了。”
“没门，新来的，你得先给我擦鞋。”
现在我明白了，这肯定是什么入学仪式。尽管校长今天一早刚刚明令禁止过，我还是打算乖乖照做。这时我想到了从我们身旁跑下楼的其他学生，他们会看见哈洛镇的这个乡下小子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布、刷子和鞋油。故事会飞快地传开。然而也许我还是不得不给他擦鞋，因为他的块头比我大太多了，另外，我也不太喜欢他看向我的眼神，那眼神仿佛在说：我很乐意揍得你满地找牙，新来的，只等你给我一个借口了。
这时我心想：要是哈里根先生看见我跪在地上，卑微地给这个蠢货擦鞋，他会怎么想呢？
“不。”我说。
“不？你可不想犯这种错误，”大个子说，“你他妈最好给我相信。”
“孩子们？哎，孩子们？有什么问题吗？”
来的是哈根森小姐，我的地理课老师。她年轻漂亮，大学刚毕业不久，但她有那种“别想糊弄我”的果断气质。
大个子摇摇头，表示没问题。
“一切正常。”我把纸袋还给大个子。
“你叫什么名字？”哈根森小姐问。她看的不是我。
“肯尼·扬科。”
“肯尼，你的袋子里装着什么？”
“没什么。”
“不会是搞入学仪式的玩意儿吧？”
“不是，”他说，“我要去上课了。”
我也要去上课了。下楼的人群越来越稀疏，上课铃很快就会响起。
“我知道，肯尼，但你稍等一下，”她把视线转向我，“你叫克雷格，对吧？”
“是的，女士。”
“克雷格，袋子里是什么？我很好奇。”
我想告诉她。不是因为什么童子军“诚实永远是最佳策略”的狗屁信条，而是因为他吓唬了我，我很生气，也（好吧，我承认）因为有个成年人在给我撑腰。这时我心想：哈里根先生会怎么处理呢？他会告密吗？
“哦，是他没吃完的午饭，”我说，“半个三明治。他问我要不要。”
假如她把纸袋拿过去，往里面看一眼，那我和大个子就都有麻烦了，但她没看……尽管她肯定知道里面是什么。她只是叫我们快去上课，然后就踩着刚好适合在学校穿的中跟皮鞋嗒嗒地走开了。
我迈步往楼下走，但肯尼·扬科又抓住了我。“新来的，你应该给我擦鞋的。”
我更生气了。“我刚才救了你一命，你该说谢谢才对。”
他的脸涨红了，但脸上那些即将喷发的小火山并没有因此变得不太显眼。“你应该给我擦鞋的。”他走出去几步，又转过身，傻乎乎的纸袋依然抓在手里，“去你妈的谢谢，新来的，去你妈的。”
一周后，肯尼·扬科和木工课老师阿瑟诺先生起了冲突，他抓起一把手持式木工磨光机扔向老师。和他在楼梯顶上对峙过之后，我发现他算是个传奇人物。肯尼在盖茨瀑布市中学就读两年，已被停学至少三次，木工课上的冲突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学校开除了他，我以为我和他的麻烦就这么过去了。
和大多数小地方的学校一样，盖茨瀑布市中学非常注重传统，盛装周五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活动，比如持靴日（站在IGA超市门口，请人们为消防队捐款）、一英里跑（在体育课上绕体育场跑二十圈），以及在每月一次的学生大会上合唱校歌。
这些传统中有一项是秋季舞会，它有点像萨迪·霍金斯节，女生要主动邀请男生。玛吉·沃什伯恩邀请了我，我答应了，虽然我对她不是那种喜欢（你懂的），但我还是希望能和她继续当朋友。我请老爸开车送我们去，他非常乐意帮这个忙。雷吉娜·迈克尔斯邀请了比利·博根，因此我们凑成了双重约会。尤其好的一点是，雷吉娜在自习室里咬着我的耳朵说，她邀请比利只是因为比利和我是好朋友。
我玩得非常开心，第一次场间休息时，我离开体育馆，去卸掉我灌进肚子里的潘趣饮料。走到男厕所门口时，有人突然用一只手抓住我的腰带，另一只手掐住我的后脖颈，按着我横穿过走廊，扑向通往教工停车场的侧门。要不是我及时伸出一只手推开防撞门杆，肯尼会用我的脸直接去撞门板。
我清楚地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天晓得为什么小时候的悲惨记忆总是难以忘却，我只知道我确实记得。这段记忆实在是非常糟糕。
从热烘烘的体育馆出来（更不用说那么多行将成熟的躯体散发出的汗味了），晚风凉得出奇。我看见月光把两辆车的镀铬部件照得闪闪发亮，它们属于当晚的看管人，泰勒先生和哈根森小姐（看管人的角色总会落在新教师头上，你没猜错，这也是学校的一项传统）。我听见96号公路上有辆车的尾气砰的一声喷出消音管。肯尼·扬科把我推倒在停车场的沥青地面上，我感觉手掌热辣辣的，应该是擦破了皮。
“给我起来，”他说，“你有活儿要干。”
我爬起来，低头一看，发现手掌在流血。
停车场里的一辆车上放着一个纸袋，他拿起纸袋塞给我。“给我擦鞋。擦了，咱们就算扯平了。”
“去你妈的。”我一拳打在他眼睛上。
记忆犹新，明白吗？我记得他揍我的每一下：一共五拳。我记得最后一拳如何打得我后背撞在煤渣砖的外墙上，我如何命令我的双腿撑住，但它们如何不听我的话。我贴着墙慢慢滑下去，直到屁股坐在碎石地面上。我记得那时体育馆正在放黑眼豆豆的《砰砰爆》，微弱但能听清。我记得肯尼站在我面前，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敢说出去你就死定了。”但我记得最清楚也最当一回事的，是我拳头打在他脸上那一刻，心里感觉到的至高无上而凶猛残忍的满足感。我只打中了他一拳，但那是多么带劲的一拳。
砰，砰，爆。
他离开后，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确定了一下手机没坏，打给比利。我只能想到这么一个念头。铃响第三声，他接起来，在佛罗·里达的吟唱声中扯着嗓门叫喊。我叫他出来，喊上哈根森小姐。我不想把老师牵扯进来，这点伤也不算严重，但校方迟早会发现，因此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说实话。我认为哈里根先生应该会这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