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我们正在清理水槽，化学课的学生应该在周末放学前把水槽清理完，但他们总是懒得弄。哈根森小姐停下手里的活儿，笑了笑，她好像有点尴尬。“因为搞科学的人也不能对迷信免疫，克雷格。我不想去折腾我不理解的东西。我祖母以前常说，除非一个人想知道答案，否则他就不该出声，我一直认为这是个好建议。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我不想对她说我还在惦记肯尼。“我是卫理公会的成员，有时候大家会讨论圣灵。不过在钦定本《圣经》里，圣灵写作‘圣魂’。我大概是想到了这个。”
“嗯，假如鬼魂真的存在，”她说，“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个个圣洁。”
我依然想当作家，但写剧本的野心已经熄灭。每隔一阵，我就会想起哈里根先生提到的那个笑话，编剧和小明星。它给我的影视业梦想蒙上了一片灰影。
那年圣诞节，老爸送了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开始写短篇小说。拆成句子看还过得去，但小说里的句子必须构成一个整体，而我的句子做不到。第二年，英语系主任指派我负责校报，我染上了名叫记者的热病，直到今天都没有痊愈，也许这辈子都治不好了。要我说，一旦你找到了你的归宿，就会听见咔嗒一声——这声音不在你的脑袋里，而是发自灵魂深处。你可以置之不理，但是，说真的，为什么要置之不理呢？
我开始长个子，三年级的时候，我向温迪保证“当然，我有保护措施”（安全套是U型船去替我买的），然后我们一起甩掉了童贞。我以年级第三的成绩毕业（整个年级只有142人，但毕竟是第三名），老爸给我买了一辆丰田花冠汽车（二手的，但毕竟是车）。爱默生学院接受了我的申请，对有志于记者事业的人来说，那是一所相当出色的大学。我确定他们至少会给我一部分奖学金，但感谢哈里根先生，我并不需要——算我走运。
在十四到十八岁之间，我闹过几场标准的青春期风暴，但实在算不上频繁——就好像在肯尼·扬科造成的这一场噩梦结束之时，我大部分的青春期焦虑也随之而去了。另外，你知道的，我家就两个人，而我爱我老爸。良好的家庭氛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入大学后，我很少会想到肯尼·扬科了，但我依然会想到哈里根先生。这并不奇怪，他毕竟为我铺好了走向大学的红地毯。然而在某几个日子，我想到他的次数会更为频繁。假如当时我刚好在家，就会去给他的坟墓献花。要是我不在，我会拜托佩特·博斯特威克或格罗根夫人替我去。
情人节、感恩节、圣诞节，还有我的生日。
每逢这些日子，我还会去买一张一美元的刮刮乐彩票。有时候我会赢一两美元，有时候五美元，有一次我赢了五十美元，但和大奖永远差着十万八千里。对此我没什么意见，就算中了大奖，我也会把钱捐给慈善组织。我买彩票是为了纪念哈里根先生，多亏了他的馈赠，我已经很有钱了。
拉弗蒂先生对信托基金掌管得颇为慷慨，因此我在爱默生学院念到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寓。公寓坐落在后湾，有几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在这个地段，就连小面积的公寓也不便宜。当时我在为《犁铧》工作。这是一份闻名全美的文学期刊，总编永远是一号人物，但堆积成山的投稿也还是需要人去读，这个人便是我。我喜欢这份工作，尽管大部分投稿都和一首经典烂诗的水平相当，这首诗名为《我恨母亲的十个理由》，烂得相当令人难忘。看到那么多有志于文学的人写得比我还差劲，我不禁受到了鼓舞。这么说好像有点刻薄。好吧，似乎确实如此。
一天晚上，我正在阅读稿件，左手边摆着一盘奥利奥，右手边摆着一杯茶，这时手机响了。是老爸打来的，他有个坏消息要通知我：哈根森小姐去世了。
我有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堆在面前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忽然间变得毫无意义。
“克雷格？”老爸问，“能听见吗？”
“能听见。出什么事了？”
他告诉我他知道的消息，两天后，《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网络版更新，我知道了更多细节。文章标题是《深受爱戴的教师夫妻在佛蒙特州遇难》。维多利亚·哈根森·科利斯去世前一直在盖茨瀑布市教生物学，她丈夫在附近的罗克堡市教数学。春假的时候，两人决定骑摩托车穿越新英格兰，每晚在不同的民宿过夜。回程路上，在佛蒙特州内与新罕布什尔州的边界处，家住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的三十一岁男子迪安·惠特莫尔越过公路中线，正面撞上他们。泰德·科利斯当场身亡，而维多利亚·科利斯，这个曾经在肯尼·扬科痛揍我之后带我去教师休息室，还违反规定给了我一粒奈普生的女老师，死于送医途中。
前一年夏天我在《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当实习生，主要任务是倒垃圾，但也为运动栏目和影评栏目写了几篇稿件。我打电话给主编戴夫·加德纳，他告诉了我一些报纸上没有刊出的内情。迪安·惠特莫尔曾因醉驾被捕四次，但他父亲是个对冲基金大亨（哈里根先生异常憎恨这些暴发户），花高价聘请了律师帮惠特莫尔摆脱前三次指控。第四次，他开车从侧面撞进了欣厄姆市的一家佐尼超市，然而他只是被吊销了驾照，连拘留所都没进。撞上科利斯夫妇的摩托车时，他不但醉驾，而且是无照驾驶。用戴夫的话说，他“醉得像块石头”。
“他会脱罪的，也就打一下手板而已。”戴夫说，“他老爸会处理的，你等着瞧吧。”
“不可能吧。”光是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事，我就已经恶心得想吐了。“要是你的消息准确，他这明显是个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的案子。”“你等着瞧。”他还是这句话。
葬礼在圣安妮教堂举行，哈根森小姐——在我心里，我怎么都没法称呼她为维多利亚——和她丈夫大半辈子都是去这家教堂，连婚礼都是在这儿举行的。哈里根先生很有钱，多年来在美国商界一直是个能呼风唤雨的人物，但与他的葬礼相比，来参加泰德·科利斯和维多利亚·科利斯夫妻葬礼的人要多得多。圣安妮教堂规模很大，可是葬礼那天人们只能站着，要不是英格索尔神父有麦克风，哭声肯定会淹没他的声音。两人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师，非常般配，更何况他们还那么年轻。
大多数悼念者也很年轻。我去了，雷吉娜和玛吉去了，比利·博根去了，U型船也去了。U型船特地从佛罗里达赶来，这个身材壮硕的家伙当时在那儿打小联盟。他坐在我身边，虽然没有哭，但眼睛红通通的，一直在抽鼻子。
“你上过她的课吗？”我低声说。
“中等生物学，”他也低声说，“三年级的时候，我需要攒够能毕业的学分。她开恩给我一个C。我是她的观鸟俱乐部的成员，申请大学的时候，她给我写了推荐信。”
她也给我写了，我心想。
“太不公平了，”U型船说，“他们什么都没做错，只是在骑车兜风。”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他们还戴着头盔。”
比利还是老样子，但玛吉和雷吉娜化了妆，穿上了大姑娘的裙装，显得更成熟了。葬礼结束后，我们在教堂外互相拥抱，雷吉娜说：“还记得你挨揍那天晚上她是怎么照顾你的吗？”
“当然。”我说。
“她让我用她的护手霜。”雷吉娜流下泪来。
“希望他们把那家伙关到老死。”玛吉恶狠狠地说。
“收到，”U型船说，“把他关起来，钥匙扔掉。”
“一定会的。”我说。然而事实证明，我错了，戴夫说对了。
迪安·惠特莫尔的案子于当年7月开庭。他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要是他同意去戒毒所，在这四年间通过尿检抽查，监禁就可以缓期执行。当时我已经回到了《盖茨瀑布市进取周报》，成为一名有薪水的雇员（只是兼职，但毕竟是雇员）。我负责报道社区事务，偶尔主笔专题报道。惠特莫尔的判决（要是那也能算判决的话）结果出来的第二天，我向戴夫·加德纳表达了我的愤慨。
“我知道，确实很糟糕，”他说，“但是啊，克雷格，你该成熟点了。咱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金钱一开口，人人都得听。惠特莫尔的这个案子里有金钱交易，那是肯定的。不过，你是不是还欠我一篇手工艺展会的四百字稿件？”
惠特莫尔去的多半是那种高级戒毒所，里面还附带网球场和高尔夫球拨球场，这样的惩罚远远不够。四年的尿检也远远不够，假如你能提前收到通知，花钱让其他人提供尿样，尿检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而多半会有人给惠特莫尔通风报信。
8月就这样在怒火中过去，有时候我会想到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一句非洲谚语：一个老人死去，就是一所图书馆被烧掉。维多利亚和泰德都不是老人，而这就更加令人伤感，因为他们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永远停在了那一天。参加葬礼的孩子有些是她现在的学生，有些则像我和我的伙伴们一样刚毕业不久。站在这里，我们心里都明白，有某样东西被烧掉了，而且再也不可能复原。
我想起她在黑板上画的树叶和枝杈，她随手就能画出那么美丽的图画。我想起我们在周五下午一起清理生物课实验室，又出于好心帮化学课学生清理另外半间实验室，我们嘲笑那股难闻的气味，她说搞不好会有某个化学课学生像杰基尔博士似的变成海德先生[25]，冲进走廊大肆破坏。我想到肯尼揍完我之后，我对她说我不想回体育馆了，她说可以理解。我想到这些事情，想到她的香水味，想到那个杀死她的混球会从戒毒所出来，继续过他的好日子，快乐得就像在巴黎度周末。
不，远远不够。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在房间的衣柜抽屉里乱翻，不想承认自己在找什么，更不想承认找它的原因。我要找的东西不在抽屉里，这让我既失望又松了一口气。我走出房间，又折返回来，踮起脚尖，伸手去摸衣柜最高的一层。这里放着一大堆破烂，我翻了翻，找到一只旧闹钟，找到从前玩滑板时在车道上摔坏的iPod，找到几副彼此纠缠的耳机和耳塞，还找到一盒棒球卡和一摞《蜘蛛侠》漫画。衣柜这层的最深处放着一件波士顿红袜队的T恤，对现在的我来说太小了。我拿起T恤，对，找到了，这就是老爸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那部苹果手机。当时的我还是个小虾米。充电器就在旁边放着，我给手机充上电，依然不去想我打算做的事情。多年后回想这一天，我明白了自己寻找手机的缘由。某次跟哈根森小姐一起清理化学课学生用过的水槽时，她对我说过，除非一个人想知道答案，否则他就不该出声。那天在衣柜里翻找手机，是因为我想要一个答案。
我对自己说，说不定手机连电都充不进去了，毕竟它放在那儿积灰已经好多年。但手机可以充电。那天晚上老爸去睡觉之后，我拿起手机，看见屏幕右上角的图标显示满电。
唉，回忆往事真是让人沉迷。我看到了多年前的电子邮件，看到了老爸头发还没变灰时的照片，还看到了我和比利·博根之间的往来短信。没什么有营养的话题，全是玩笑话，其中有“我刚放了个屁”之类的重大新闻，还有“你做代数作业了吗”这种深入灵魂的问题。我们就像两个拿着罐头瓶的孩子，瓶子之间连着一根涂蜡的长线。仔细想来，所谓现代通信工具也不过如此，供我们为了闲聊而闲聊。
我拿着手机上床，上次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我还不需要刮胡子，而亲吻雷吉娜是件天大的事。然而这张曾经太大的床现在几乎有点嫌小了。我望向对面墙上的凯蒂·佩里海报，贴这张海报的时候，在初中三年级的我眼里，她就是性感与趣味的化身。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小虾米了，但我依然是我，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假如鬼魂真的存在，哈根森小姐说过，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个个圣洁。
想到这句话，我差点就要放弃打电话了。但我随即又想到那个不负责任的蠢货，他会悠闲地在戒毒所里打网球，于是我拨出了哈里根先生的号码。没事的，我对自己说，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不可能发生。你只是在借此打扫脑内的衣柜，把愤怒和悲伤擦去，由此放下这件事，继续向前走。
然而在心里的某个部分，我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当铃声响起，而不是一片寂静的时候，我并不惊讶。当他的语音留言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惊讶，尽管这个衰老的声音来自将近十一年前我放进他寿衣口袋的手机：“现在我没法接电话，我会在时间合适的时候打给你。”
“你好，哈里根先生，是我，克雷格。”我的声音稳定得出奇，虽说我在和一具尸体说话，而这具尸体很可能真的在听我说。“有个叫迪安·惠特莫尔的人，他害死了我高中时最喜欢的老师和她丈夫。那家伙喝醉了，开车撞上他们。他们都是好人，她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我，但那家伙没有受到他应得的惩罚。我想说的大概就是这些。”
不，不止这些。我有三十秒左右的时间可以留言，我还没有把这段时间用完。于是我说出了剩下的话，我真正想说的话，我的声音变得低沉，听上去几乎像在咆哮：“我希望他去死。”
最近我在为《总汇报》工作，这家报纸报道奥尔巴尼及其周边地区的新闻，提供的薪水相当微薄。我为BuzzFeed或TMZ这些网络媒体供稿肯定能挣更多，然而我有信托基金当缓冲垫，而且我也喜欢为纸媒工作，尽管现在的大部分事情都转到了网上。你就说我这人恋旧好了。
我和弗朗克·杰斐逊交上了朋友，他负责处理报社的电脑故障。一天晚上我们在麦迪逊灌酒屋喝啤酒，我对他说我曾经能打通一个死人的语音信箱……但只能用那个人在世时我用的那部旧手机打。我问弗朗克他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没，”他说，“但有可能发生。”
“怎么个可能法？”
“我不知道，但早期的电脑和手机里有各种各样的古怪漏洞。其中的一些堪比传奇。”
“苹果手机也有？”
“尤其是苹果手机，”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因为一代是匆忙投产的。史蒂夫·乔布斯绝对不会承认，但苹果的人吓得要死，担心再过两年，甚至一年，黑莓手机就会完全统治市场。在第一代苹果手机里，有些手机只要输入字母i就会锁死。你可以先发邮件再浏览网络，但要是你先浏览网络再发邮件，系统有时候就会崩溃。”
“我就遇到过一两次，”我说，“最后只能重启。”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毛病。至于你说的这件事，我猜是因为死者的留言不知怎的卡在了软件系统里，就像肉丝嵌在牙缝里那样。你可以管它叫机器里的鬼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