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书》是帕慕克融合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写于1990年，表面上是一个侦探小说，实际上却是奠定了帕慕克写作的一些基本主题：身份认同和双重身份，东西方的文化融合和冲突，奥斯曼的历史，以及伊斯坦布尔城，等等。主人公漫步街头，苦苦寻觅失踪妻子的踪迹，接踵而至的街头景物，主人公脑海里不断涌现的回忆与苦苦思索，以及交替出现的专栏作家的专栏文字，共同编织了一幅绚丽多彩、质地繁复的叙事图景。
2．与《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虚构土耳其历史故事不同的是，《黑书》着眼于现当代土耳其历史，即1960—1980年代之间的土耳其。政治之演进、思潮之纷争、理念之嬗变，都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在小说中得以呈现。小说塑造了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一段当代人的历史，因而在土耳其国内非常流行，也备受争议。
3．《黑书》以极其宏阔的视角，包罗万象的内容，推理小说式的结构，以及普鲁斯特式的叙事质感，堪称帕慕克最有野心的作品。
4．帕慕克的小说都有很强的形式感，具有几何体般的美感，《黑书》在这方面也许是个极致。两条线索平行发展，看似无关，却有内在的联系，最终融汇在一起，完成一个推理小说的格局，而读罢全书，会有一种得意而忘言之感，形式的东西慢慢退去，故事和意蕴让人久久回味。
5．小说带有极强的自传色彩，参照作者的回忆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会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
不要引用题词，它们只会扼杀作品中的神秘！——阿德利
尽管扼杀神秘，杀死倡导神秘的假先知！——巴赫替
内容简介
这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版于1990年。小说叙述了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土生土长的律师卡利普寻找失踪妻子的故事。一个侦探小说式的开头——妻子如梦失踪，只留下一张字条，卡利普开始了搜寻，也就开始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漫游。他逐渐相信，如梦的出走与她的同父异母哥哥耶拉的失踪有关，后者是知名的报纸专栏作家。他开始探寻耶拉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探访耶拉曾经到过的场所，甚至用耶拉的方式进行思考，最后他潜入耶拉的公寓，穿他的衣服，接他的电话，最后甚至能假扮他来写作专栏。
这是小说的表层情节。而就像帕慕克在书中所言，故事背后自有其更深含义。卡利普对如梦和耶拉的追寻，似乎象征着对某一终极理想的探寻和揭秘，这与书中一度讨论的文字与意义之谜、面孔与意义之谜和耶拉专栏中宣称的“救主将到来的”的理论，有着同样的文化逻辑，因而也形成了一个多线平行的意义网络。与此同时，对自我本质的追问、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索，既通过小说本身的情节，又通过小说中耶拉专栏的文本，不断地强化，弥漫在整部小说中，由此又引发和连带着对伊斯坦布尔历史和命运的叙述，更由此扩大到对东西方关系和本质的思索。
《黑书》是一部迷宫般叙事繁复的小说，而其主题也同样呈现出意义的网络化格局。作者融情节、故事、历史、虚构文本、自传成分等于一炉，各种元素交叉并存，形式和主题都体现出强烈的帕式色彩和鲜明的原创性。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至少是有成为伟大小说的野心的作品。堪称作者集大成的作品。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已经被译为40多种语言出版。
《黑书》出版于1990年，是帕慕克写作历程中的一个旅程碑，该书在土耳其引起巨大争议的同时，也广受一般读者喜爱，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1995年该书法文版获得“法兰西文化奖”。
正文
如梦在甜蜜而温暖的黑暗中趴着熟睡，背上盖一条蓝格子棉被，棉被凹凸不平地铺满整张床，形成阴暗的山谷和柔软的蓝色山丘。冬日清晨最早的声响穿透了房间：间歇驶过的轮车和老旧公车；与糕饼师傅合伙的豆奶师傅，把他的铜罐往人行道上猛敲；共乘小巴站牌前的尖锐哨音。铅灰色的冬日晨光从深蓝色的窗帘渗入房里。卡利普睡眼惺忪地端详妻子露出棉被外的脸：如梦的下巴陷入羽毛枕里。她微弯的眉毛带有某种如梦似幻的感觉，让他禁不住想知道，此刻她的脑袋里正上演着何种美妙的事情。“记忆，”耶拉曾经在他的一篇专栏中写道，“是座花园。”当时卡利普就曾想到：如梦的花园，梦境的花园。别想，别想！如果你想，你一定会醋劲大发。然而，卡利普一面研究妻子的眉毛，一面忍不住继续想。
他想要进入如梦安稳睡眠中的幽闭花园，探遍里头的每一棵柳树、刺槐和攀藤玫瑰，或者尴尬地撞见一些面孔：你也在这里？呃，那么，你好！除了他预期中的不愉快回忆之外，带着好奇与痛苦，他也发现一些意料外的男性身影：不好意思，老兄，可是你究竟是在何时何地遇见我太太的？怎么，三年前在你家；阿拉丁店里卖的外国杂志中的图片里；你们两个一起上课的中学；你们两个人手牵手站着的电影院休息区……不，不，或许如梦的脑袋没这么拥挤也没这么残酷。或许，在她阴暗的记忆花园中，惟一一块阳光照耀的角落里，如梦和卡利普很可能正要出发去划船。
如梦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后几个月，卡利普和如梦都染上了腮腺炎。那阵子，卡利普的母亲和如梦的美丽母亲苏珊伯母，会分别或相偕牵着卡利普和如梦，带他们搭乘公车，摇摇晃晃驶过碎石路，到别别喀或塔拉布亚坐小船。那个年代，可怕的是细菌而不是药物，许多人相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干净空气可以治疗腮腺炎。早晨，水面平静，白色的划艇，划船的总是同一个友善的船夫。母亲或伯母总是坐在船尾，如梦和卡利普则并肩坐在船头，躲在随着划浆的动作忽高忽低的船夫身后。他们伸出同样细瘦的脚踝和脚丫子，浸在水里，下方的海水缓缓流过——海草、柴油引擎漏油所反射出的彩虹、半透明的鹅卵石，还有几张依然清晰可读的报纸，他们在报纸上搜寻耶拉的专栏。
卡利普第一次见到如梦，是在得腮腺炎之前几个月，当时他正坐在一张放在餐桌上的矮凳子上，让理发师剪头发。那段日子里，留着一脸道格拉斯·范朋克胡子的高大理发师，每星期有五天会到家里来帮爷爷修脸。在那个年代，阿拉伯人的店和阿拉丁的店门口买咖啡的队伍比现在长得多，尼龙布料仍由小贩兜售，而雪佛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那时卡利普已经上小学了，他会仔细阅读耶拉以“谢里姆·卡区马兹”为笔名写作的专栏，刊登于《民族日报》的第二页，一星期五次。不过他并非刚开始学读写，奶奶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教他识字了。他们总是坐在餐桌的一角，奶奶嘴里叼着从不离口的“宝服”香烟，吞云吐雾，熏得她孙子眼泪直流，她用嘶哑的声音揭开字母组合的神奇魔术之谜，烟雾使得拼字书里异常巨大的马匹变得更蓝更鲜活。这匹马的下方标示着“马”，它的体型大过其他如跛脚挑水夫和贼拾荒汉的拉车马等瘦巴巴的马。卡利普从前常常希望能把魔法药水倒在拼字书里这匹健壮的马身上，让它活过来。然而等他进了小学后，学校不准他直接跳读二年级，而必须从头学一遍同一本有马图的拼字书，那时他才明白，之前的希望只是一个愚蠢的幻想。
假使爷爷真的能够实现诺言，出门弄到魔法药水，装在石榴色的玻璃瓶里带回来，那么卡利普一定会把药水倒在别的图片上，像是布满灰尘的法文《写照杂志》，里面充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齐柏林式飞船、汽车、泥泞的尸体，或是梅里伯伯从巴黎和阿尔及尔寄来的明信片，或瓦西夫从《大千世界》里剪下来的长臂猿哺喂宝宝的照片，还有耶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种奇怪人脸。可是爷爷再也不出门了，甚至连理发店也不去，他一天到晚待在家里。虽然如此，他每天还是穿戴整齐，就像以前他出门去店里一样：大翻领的旧英国外套，颜色像他星期天脸上的胡楂一样是灰色的，还有西装裤、链扣和一条爸爸称为“官僚领巾”的细领带，妈妈总是用法文说“领巾”：她出身于比他上流的家庭。接着，爸妈会谈论起爷爷，语气好像是在讲那些年久失修每天都可能倒塌的木房子。谈着谈着，忘掉了爷爷，有时候他们会彼此大声起来，这时他们会转向卡利普，“你现在上楼去玩。”“我可以坐电梯吗？”“别让他一个人坐电梯！”“你不可以一个人坐电梯！”“我可以跟瓦西夫玩吗？”“不行，他会抓狂！”
事实上，他才不会抓狂。虽然瓦西夫又聋又哑，但他明白我并不是在嘲笑他，只是在玩“秘密通道”。玩法是趴在地上努力爬过床底下，到达洞穴的尽头，仿佛钻入公寓建筑的黑暗深处，我带着猫科动物般的小心翼翼，像个军人似的匍匐穿越自己挖掘的隧道，通往敌人的壕沟。可是其他所有人，除了后来抵达的如梦之外，都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我和瓦西夫会一起站在窗边，看电车的轨道。水泥公寓里的水泥阳台上，有一扇面向清真寺的窗户，它是世界的尽头，而另一扇正对女子中学的窗户，则是世界的另一个尽头。两者之间是警察局、一棵高大的栗树、街角和生意兴隆的阿拉丁商店。我们望着顾客在店里进进出出，并互相指认车辆，结果瓦西夫常常会兴奋过头，发出一声恐怖的咆哮，好像他在睡梦中跟恶魔搏斗似的，让我又害怕又难堪。这时，从我们的正后方——爷爷坐在他的丝绒扶手椅上，对面是奶奶，两个人抽烟抽得好像一对烟囱——我会听见爷爷向没在听他说话的奶奶下结论道：“卡利普又被瓦西夫吓破胆了。”接着，出于习惯而非真的好奇，他会问我们：“怎样，你们数了几辆车？”不过，他们谁也没专心听我详细报告总共有几辆道奇、帕克、迪索托和新的雪佛兰。
爷爷和奶奶从早到晚开着收音机，收音机上头趴着一座狗的小雕像，这只毛发浓密、怡然自若的狗看起来不像土耳其狗。伴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土耳其和西洋音乐、新闻、银行和古龙水广告以及地区乐透，爷爷和奶奶一路瞎扯闲聊。通常他们会抱怨手指间的香烟，好像在谈论他们从没停过而逐渐习惯了的牙痛，互相怪罪对方害自己戒不掉。如果其中一个人开始像溺水似的猛咳起来，另一个则会大声宣布自己说对了，先是得意洋洋，接着焦虑恼怒。不过迟早其中一个会平复下来，生气地说：“有完没完呀，看在真主的分上！我的烟是我惟一的享受！”然后，报纸上的某篇报道会被扯进来：“显然它们对神经很好。”接着他们或许会沉默一阵子，但这段可以听见走廊壁钟滴答声的寂静绝不会持续太久。下午当他们一边翻阅报纸一边玩比齐克牌时，他们仍然继续讲话。等公寓里其他人出现，一起吃晚餐听收音机时，爷爷已经读完了耶拉的专栏，他会说：“也许如果他们准许他用真名写专栏的话，他会多花一点脑筋。”“也更像个大人！”奶奶会叹口气，脸上摆出真诚的好奇表情，好像她是头一次问这个她每次都问的问题：“所以，他写得那么糟是因为他们不准他用真名？还是说，因为他写得太糟了所以他们不让他用真名？”“至少，没人知道他文章里羞辱的人是我们，”爷爷如此说道，他们两人时常选择这么自我安慰，“反正他用的又不是真名。”“没人会那么机灵，”奶奶则会用一种说服不了卡利普的姿态回答，“奇怪了，谁说他的专栏里讲的是我们？”不久之后——耶拉每星期都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于是他改用自己的显赫真名，把早期的专栏重新拿出来刊登，只约略改动了几个字。他的做法，有些人说是因为他的想像力已经耗尽了，或者因为他忙着玩女人和搞政治抽不出时间，或者纯粹因为太懒——爷爷会摆出一种二流舞台演员的矫情和厌烦，重复他之前讲过几百遍的同一句话：“谁会不知道，我的老天！每个人和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关于公寓大楼的那篇讲得根本就是这个地方！”这时奶奶才闭上嘴。
大概是在那时候，爷爷开始提到他越来越频繁重复的梦。叙述梦境的时候，他两眼放光，如同他们两个一整天闲聊不休时他讲故事的模样。他说他的梦是蓝色的，在奔流不止的靛蓝色梦境中，他的头发和胡子一直长一直长。耐心听完他的梦后，奶奶会说：“理发师应该马上要到了。”可是爷爷并不高兴提到理发师。“话太多，问题太多！”结束了蓝梦和理发师的讨论后，有几次卡利普听见爷爷低声喃喃自语：“应该盖在别的地方，另一栋房子。结果是，这个地方中邪了。”
很久以后，他们搬离了这栋“城市之心”公寓，把房子逐层卖掉。这栋建筑就像当地其他同类型的房子一样，慢慢搬进了一些小精品店、暗中实行堕胎的妇产科诊所，以及保险公司。后来卡利普每次经过阿拉丁商店时，都会一边端详建筑物阴郁黑暗的外墙，一边思索着究竟爷爷说这个地方中邪是什么意思。小时候，卡利普曾注意到理发师总会出于习惯随口问起梅里伯伯的事（对了，先生，你的大儿子什么时候会从非洲回来？），他也察觉到爷爷既不喜欢被问起，也很讨厌聊下去。这位梅里伯伯花了好几年总算从欧洲与非洲归国，然后再由伊兹密尔回到伊斯坦布尔和这栋公寓。卡利普感觉到，爷爷所说的中邪，其实是他古怪的长子，他抛下妻子和儿子远走国外，多年未归，而等他终于返家之后，却带回一个新太太和新女儿（如梦）。
许多年后耶拉告诉卡利普，他们当初兴建公寓楼房时梅里伯伯还在。他们自知虽然比不过哈奇·贝克的糖果店和他卖的坚果软糖，但仍旧可以卖架子上一排排奶奶腌在罐子里的温桲、无花果和酸樱桃。在尼尚塔石的建筑工地旁，梅里伯伯与他爸爸和兄弟们会面讨论，他的兄弟们有些来自斯克西的糖果店（他们先是把它改成一间糕饼铺，之后又改成餐厅），有些则从卡拉廓伊的怀特药房前来。当时不满三十的梅里伯伯，总在下午离开他的律师事务所，反正待在办公室里不是浪费时间争吵，就是在旧的诉讼数据上画船只和荒岛，也没有在处理案件。来到尼尚塔石的工地后，梅里伯伯脱掉外套和领带，卷起袖子，开始对收工前逐渐懈怠的建筑工人打气喊话。就是从那阵子起，梅里伯伯开始侃侃谈论学习欧洲蜜饯技术的必要性，订购金色包装纸来包栗子糖，与一家法国企业合股兴建一座彩色泡泡浴工厂，向美国和欧洲如感染瘟疫般相继破产的公司购买机器设备，以低价替荷蕾姑姑弄来一座平台钢琴，找某人带瓦西夫去法国或德国看一位著名的耳科和脑科专家。两年后，公寓终于盖好了，但还没有住人。这时梅里伯伯和瓦西夫却已搭乘一艘罗马尼亚船（崔丝蒂娜号）前往马赛。卡利普第一次看见崔丝蒂娜号，是在奶奶的一个盒子里，船的照片散发着玫瑰花香，八年后他从瓦西夫的剪报上再次读到它的消息，得知船撞上了一座海上油井，沉入黑海里。公寓落成一年后，当瓦西夫独自回到斯克西火车站时，他依然“天生”又聋又哑（“天生”这两个字，是荷蕾姑姑被人问到时所说的，卡利普始终不明白强调这个词的秘密或原因是什么）。然而他把一个游满日本金鱼的水族箱紧紧抱在腿上，刚开始他根本舍不得移开视线，一会儿看得连呼吸都仿佛要停止了，一会儿又看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五十年后，他将继续注视这些鱼儿的曾曾曾孙子。当时耶拉和他母亲住在公寓三楼（几年后卖给了一位亚美尼亚人），但是由于他们必须寄钱给梅里伯伯，好让他能够在巴黎街头继续他的商业研究，因此他们只好搬进公寓顶楼的小阁楼（最初做储藏室，之后改建成一间加盖屋），把原来的公寓租出去。一开始他们还时常收到梅里伯伯从巴黎寄来的信，信里附上水果蜜饯和蛋糕的食谱、香皂和古龙水的配方，吃这些糖果和用这些产品的电影明星和芭蕾舞者的照片，或是各式各样的包裹，里面装满薄荷牙膏、糖渍栗子、包酒的巧克力样品、玩具消防员或水手帽。然而，随着信件越来越稀少，耶拉的母亲心里已经盘算好要带着耶拉回娘家去。只不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收到梅里伯伯从班加西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才下定决心搬出公寓，回到娘家在阿克萨瑞的木房子。耶拉的外公在慈善组织的行政机构担任一个小小的职位。明信片上，正面棕白色的照片是一座怪异的宣礼塔[1]伊斯兰建筑中的塔，宣礼者每天五次从塔上召唤教徒们前来礼拜。[1]和一架飞机，背后的讯息提到他回家的路被炸毁了。战争结束后，他搬到摩洛哥，从那里又陆续寄来一些黑白明信片。其中有一张手绘的明信片，上面是一栋殖民地式的饭店，后来有一部美国电影在那里拍摄，故事里的军火商和间谍全都爱上了同一位交际名伶。爷爷和奶奶从这张明信片中得知，梅里伯伯娶了一位在马拉喀什遇见的土耳其女孩，新娘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也就是说，她是一位沙伊地，一位酋长，而且她美丽绝伦。（多年后卡利普再度观看那张明信片时，他已经能认出飘扬在二楼阳台的旗帜是哪一个国家的。他学耶拉在故事《贝尤鲁[2]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其中一区，乃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夜生活与娱乐中心。[2]的土匪》中的遣词用句，心里认定，就是在这栋长得像结婚蛋糕的饭店的某一个房间里，他们“种下了如梦的种子”。）六个月后他们又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寄自伊兹密尔，他们不相信是梅里伯伯亲自寄的，因为他们早已接受了他永远不会回家的事实。有人谣传说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改信了基督教，他们与一群传道士一起前往肯亚，到某个狮子懂得用三叉戟猎鹿的小山谷里，兴建新教堂，组织了一个结合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新教派。有些好管闲事的人认识新娘在伊兹密尔的家族，他们带来消息说，梅里伯伯在北非从事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业（像是军火买卖和贿赂国王），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的妻子是家喻户晓的美人，不仅让他神魂颠倒，他更打算带她到好莱坞，捧她成名，如今法国和阿拉伯的杂志里想必处处可见新娘的照片。事实上，在梅里伯伯的明信片上——它们在公寓大楼里传来传去，刮痕累累，如同可疑的纸币被众人蹂躏——他写道，他们之所以决定回家，是因为他太想家了，他想念他的床。他们觉得“现在”比较恰当，是因为他以新颖而现代的经营理念，得到了他岳父在烟草和无花果事业中的股份。后来这一张明信片上的字迹比黑人的卷发还要纠结混乱，而或许是由于终将引起家族成员冷战的财产继承问题，使得其中的内容到了每一层楼都被解读成不同的含意。然而卡利普自己读了之后，发现梅里伯伯在信中所写的，只是简单明白地解释他想赶快返回伊斯坦布尔，他有一个小女婴，还没有取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