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之庭以及他的女儿涂姝就住在那个服务站里。涂姝升读初中后，曾一度在学校寄宿，没多久校方就委婉拒绝，让她回家住了。涂之庭父女在服务站里和慈善队同住，后来服务站关闭，慈善队离开，由于租期没到，父女俩相依为命，继续在老屋里住了几年。
直至涂姝初中毕业前夕，涂之庭让女儿报考老家温州的高中，又写信央求涂姝的母亲把女儿接回去。诸事安排好以后，他在一天夜里投河自杀。麻风杆菌在身体和心灵上的后遗症对外人来说无法想象。当折磨到了极限时，这个父亲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好让女儿有新的开始。
“麻风村里的人也不太记得涂之庭了，只记得有这么个医生来做过服务。他们与世隔绝太多年了，也不太知道外面的事。”
薄文星在电话里向姚盼汇报调查进展，说明所知情况是村里村外多方组合而来。
“村里倒是有人记得涂之庭父女，他们开口会说：哦，记得，是不是那个跳河死了的麻风医生？”
他的上司在电话那头沉默。
挂断电话前，姚盼淡淡地问了一句：“那些还住在麻风村里的人……他们生活怎么样？”
“不太好，进村只有一座独木桥。”薄文星回答，他似乎在心里憋了很多话，“村里有一条小黄狗，看见人不会叫，也不会躲，只是看着我们，一直好奇地望。”
他停了停，又说：“我想对于他们来说，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无人知晓的孤独。”
次日上午，当姚盼和骆承文抵达下一个调查地温州时，薄文星再次打来电话。
“我请孙局协调了全国排查，唐明也帮忙联系了一些境外关系，另外三名受害人的踪迹都找到了，果然有交集！姚姐你们很厉害——”薄文星的语音在电话里带着一种明亮，“这样一来，前面几名受害人也不再是无人知晓了。”
第8章
阮芳草，三十七岁，越南籍。
爱斯美达拉，四十一岁，阿尔巴尼亚籍。
莎丽，二十六岁，印度尼西亚籍。
欧菲莉亚·默克尔·阿德，四十三岁，叙利亚籍。
曹玉兰，二十三岁，湖南郴州籍。
涂姝，二十八岁，浙江温州籍。
连环命案的六名受害人，前四名的名字曾经沉寂在黑暗里。她们即便在新闻报道和案件卷宗中被记载为一串半遮挡的字母符号，也似乎不具备意义，无人知晓。
因为受害人之间无交集，警方一度判断案件为无差别犯罪，而随着犯罪嫌疑人之死，大可就此结案。那时，媒体和网络大多对第五名受害人深表惋惜——名叫曹玉兰的花季女孩差一点能逃出生天，然后在结尾处顺带惋惜——其外还有四名外国受害女性魂归天国。名字从略。
她们是非法入境者，在异国他乡流浪，所以被犯罪嫌疑人选择为作案对象，仅此而已。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她们的名字可能一直是无人记得的符号。
然而，新的受害人不期而至，交集在让人震惊的地方浮出水面——那几名受害人的名字才终于占有一席之地。
阮芳草、爱斯美达拉、莎丽、欧菲莉亚，这四名国籍各异、毫无关联的女子都曾偷渡香港，也曾在内地逗留。但更具体的行踪无人知晓，连警方都觉得不值得继续追查。后来变得有迹可循，关系串联，是因为第六名受害人涂姝。
偷渡者生前的生活状况只能凭想象，她们大体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但警方后来查到，当陷入饥寒交迫等困境时，那四名受害人都曾到过慈善机构，领取衣服、棉被一类的捐赠物资，或者在一些外国人办的庇护站里投宿暂住。
而在她们到过的慈善机构里，都有涂姝的身影。
或者话应该倒过来说。涂姝曾在全国各地当过义工，她联系和服务过的慈善机构有数十家。警方根据线索指向一一排查，最后在包括“拉尼娜之家”在内的其中四家机构发现了四名受害人的身影。
总而言之，受害人的交集因此被发现——四名外国受害人均曾和第六名受害人涂姝在慈善机构里接触相识，且关系良好。
“涂小姐英语很好，温柔而有耐心。即便语言不通，她也努力和对方交流。我们这里一些沟通有困难的外国病人，都是涂小姐帮忙照顾的。涂小姐真的很好——她真心把她们当作姐妹。”
好些慈善机构对涂姝如是评价，也证实在涂姝照顾过的众多流浪人员里，包括那几名外籍受害人。警方在有关慈善机构里，找到涂姝和第一名受害人越南籍女人阮芳草，以及第四名受害人叙利亚籍女人欧菲莉亚的合影照片；另外两名受害人虽然没有留下照片，但从留下的若干登记资料看，也和涂姝在慈善机构服务的时间大致吻合。
这个情报被调查获知后，专案组进一步推想，受害人在离开庇护站以后，涂姝会不会也和她们有过联络。这个推想其后也被证实。
“这一个我有印象，一头乱蓬蓬的大红头发，应该没认错。”
骆承文和姚盼联系到涂姝上护士培训班时认识的一个朋友，当把几张受害人的照片递给对方看时，那个正在医院当实习护士的女孩点头说“见过”。
“涂姝和她坐在咖啡厅里说话，我是从咖啡厅楼下路过看见的，后来因赶时间没上去打招呼。”
那实习护士说见过的红发女郎是第二名受害人，名叫爱斯美达拉，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吉卜赛人。
“我猜就是救济对象什么的。”戴着紫色指甲片的女护士弯起嘴角，若有若无地嗤笑一声，“涂姝那个人就是爱心泛滥，我看见她给了那个人一些钱。她喜欢干这种事。”
骆承文摆开照片问：“另外这几位，你有见过吗？”
“没见过，我和涂姝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熟。”女护士答道，“你们还不如看她的微博。她经常发她和救济对象的照片，人家可是个小网红。”
姚盼问：“涂姝的微博有一阵没有更新，你知道她最近到过什么地方吗？”
“不清楚，可能是去哪里散心了吧。”
“散心？”
“她没和我说过，我听人说的，她妈几个月前去世了。”
连环命案的六名受害人里，已有五名建立了关联。这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不是随机犯罪，他所选择的侵害对象带有指向性，而这个指向性显然和第六名受害人涂姝有关。
考虑到四名外籍受害人的身份属性较为接近，警方暂时不能判定这种指向性是基于某种“便利性”因素，还是有其他更实质的目的。
另外，还有一名受害人没有找到关联——第五名受害人，湖南籍的二十三岁女子曹玉兰。
经过更深入的搜证，警方发现国内受害人曹玉兰和前四名外籍受害人在生活情状上有共通之处，但也有不同。
曹玉兰出生于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一个贫困村，父亲扎过土花炮，后来在镇里办的烟花厂上班，那烟花厂因为“三超一改”，一天早晨时分出了事故，她父亲就在朗朗白日里和一个仓库一同化为一蓬烟火。其后，曹玉兰的母亲远走改嫁，留下曹玉兰和年迈的祖母生活。祖母去世后，祖屋又被村里的同宗强取豪夺了去，高中没毕业的曹玉兰只身到外地打工。她在城市里流浪过，后来租住在拆迁区已成危楼的房子里。
曹玉兰同样无人知晓地生活着，唯有一点不同。她喜欢写作，上初中时就往报纸、杂志投稿，刊登过一篇六百字的散文；后来又在网文平台连载小说，注册的用户名叫“花火”，讲的就是民间花炮匠人的故事。可惜由于题材过于冷门，写得也慢，阅读者寥寥无几，平台也没有签约。但她仍旧坚持写，一周更新一次；直到她死去，故事也没有完结。
调查得知此事后，警察都在脑海里勾勒出那幅画面：一个瘦削的女孩穿着洁白的连衣裙，面朝四面污黑的墙壁，头顶悬挂一盏昏黄无盖的钨丝灯，平板锅里的方便面徐徐冒烟，她一直坐在那里孤独地写作，无人知晓……
曹玉兰和前四名受害人还有一点显著差别：她确实曾偷渡到香港，而且是在香港失踪。香港方面追查到一个人蛇团伙，证实曹玉兰两个月前跟随一个黑工组到香港九龙从事不良职业，而就在曹玉兰遇害的三天前，她夜出未归。两天后，她被困灰色房间的视频开始挂网传播，但那个黑工组一直瞒而未报。
这个情报使得香港内地联合专案组对前面几起命案的判断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
“现在来看，曹玉兰在视频里表述的都是真实情况。她说两天前，她在香港九龙被人从身后迷晕，其后被关禁，地点和时间都准确。她的表述和前四名外籍受害人在镜头前的含糊其词有差异。另外，曹玉兰在视频里，有面朝房门方向敲打的举动，其后也曾向该位置爬行逃离，这也和另外几名受害人的情状不同。”香港警长唐明综合情报后，在闭门会议上提出观点，“故此我们认为，和前四名受害人不一样，曹玉兰很可能没有和犯罪嫌疑人合作表演——她是真实被绑架的受害人。”
刑警薄文星在旁予以补充：“曹玉兰被绑架的地点确实是在香港九龙。犯罪嫌疑人把她迷晕后，应该是用走私船把她运回了内地，其后囚禁在一号现场。也就是说，和前四名受害人对比，操作是反过来的。”
薄文星停了停，略微犹豫，但继续说完：“而她被囚禁的视频，尽管也是录播，但只推迟了一天上传网络。所以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只死去了一天……”
骆承文和姚盼通过电话远程参加会议，两个刑警心里都感到一阵扭痛，但最后点头对新的推断表示同意。
会议结束挂断电话后，骆承文低沉地说：“这个女孩的呼救是真实的呼救……而我们确实是晚了一步。”
姚盼默然点头。
“无论如何——”骆承文抬起头，“我们现在知道了，在犯罪嫌疑人的加害名单里，曹玉兰也是一个特殊对象！”
于是至此，案件调查呈现出两个重点：第五名受害人曹玉兰和第六名受害人涂姝。
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嫌疑人万有光和这些受害人的关联，仍旧没有新的情报。
在这个调查节点，专案组组长于雷展现出一名老刑警的敏锐和章法。
“这一串子人肯定都有关联。一时串不起来，就画两个圈分开查。如果找到两个圈的交集，案子就破了！”
他指示前往外地调查的姚盼和骆承文组队，重点查第六名受害人涂姝和前四名外籍受害人的关系；又指示薄文星和唐明留在本地搜证，重点查第五名受害人曹玉兰和嫌疑人万有光是否存在连接点。
“你们两组，也同时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涂姝从外地来到本地的经过。”于雷通过电话下达指示，最后稍作停顿，“二是按你们的想法来，找找还有没有隐藏的关系人。”
第六名受害人涂姝近期的行踪存在待查环节。
涂姝辞职以后职业自由，她在许多慈善组织提供过服务，或义务或领酬，但关系不紧固，大约半年前，她曾跟随一支扶贫队到青海西宁的干旱地区援助，结束以后没有再参加过有组织的公益活动。根据一些零星的交通和支付信息，显示她近期到达本市区域，但大型城市加上周边的卫星城面积辽阔，何时到达、落脚地在哪儿等问题却一时查不清。由于缺乏线索，专案组甚至提出一个怀疑观点：受害人会不会在到达本市不久就遭到了控制和禁锢？
带队在本地搜证的薄文星向上级请示，是集中在案发现场的南乡镇周边排查，还是进一步扩大搜查半径到各县区。专案组组长于雷对此做出统筹。
“按原定的路子，你们两头继续并进查，该扩展就扩展，向中间压缩受害人行踪的空白期。”于雷在电话会议上，向薄文星和姚盼同时下达指令。
涂姝有个人微博账号，不时会发照片和短文，大部分是她参加公益活动的情况。她在参加完西宁的援助活动后，曾回到老家浙江温州。在那里，她心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后没有再更新微博。
“这些年，我拿过厚厚的奖金，见过恢宏的科技，也见过血汗的厂房。我知道一种生活总是建立在另一种生活之上。我也见证过贫瘠和饥荒。有些孩子看着我的眼睛，分明在说：没有水了，救救我……我真切地感同身受。我看见了他们，他们活着。而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今天妈妈走了。”
这是涂姝发布的最后一条微博。她回老家是奔丧。
为此，姚盼和骆承文离开上海，前往涂姝的故居浙江温州。
涂姝的父亲涂之庭自杀后，分离多年的母亲把她接回温州。涂姝报考了温州的实验高中，高中阶段在温州度过，直到毕业后考上大学，才到了上海。但户籍一直留在温州，和她母亲李年的名字一起写在户口本上。在那几年时光里，她和母亲同住相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
“寒暑假和节假日都有回来的，但这几年少一些了。”住隔壁的一对老夫妇向来访的警察回答，“孩子长大了，回来就少了。”
涂姝和她母亲住在一片平房区，靠近过境公路和城际铁轨，火车经过时阳台上的花盆会微微抖搂泥土。旧式的社区屋，每家每户都围了铸铁的防盗网，钻石型向外凸出，像个早已生锈却牢不可破的鸟笼。
那片房子原本是事业单位集资建的房改房，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地段变得越来越不招人待见，原本居住的公职人员早已搬走，新的业主也一波来一波走，房子换了一手又一手。现在剩下的住客，基本是上了年纪和经济条件一般的人。
涂姝的母亲李年十多年前买下这间房子，那时还有小半公职人员住在这里，感觉还体面。二十年多前，她和前夫涂之庭离婚，其后一直没有再结婚，早年自己做过一些工艺品的小生意，但没有赚到钱，从五十岁开始领社保退休金。
老夫妇请警察进门喝茶，两名警察摆手说“不打扰了”。
姚盼问老夫妇对涂姝有什么印象。
“印象不深了，因为没见过很多次，最近两年她妈妈也不在这里住了。”老妇人站在门外，坦诚回答，“但是那孩子是有礼貌的，见了面会和我们笑笑点头。这和她妈妈不一样……”
她眉毛白长，看上去不是喜欢嚼舌头的人，但停顿片刻，似乎还是忍不住把话说完：“她妈妈不太好相处，她衣着是很好看的，但不和我们打招呼。”
她的老伴在旁点点头：“嗯，她有点看不起我们周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