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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曾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成员，在前往格林纳达的整个飞行过程中，飞机一有动静他就忍不住发表评论，还回忆起他遇到过的飞行事故，并告诉我在紧急着陆时该怎么做。即便我在飞机起飞时非常冷静，等到飞机降落时，我也已经成了神经质。我很高兴来到我们预定的酒店，这里非常舒适。在一个有游泳池、鸡尾酒会和露天餐厅的热带岛屿上执行法医任务，我总觉得不太协调，当然我们很快就适应了。
我们与美国法医团队的第一次会面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对我们的第一印象，虽然只是在先前的印象中又加上了“烦人”这个形容词。我们要求美方提供先前调查报告的副本，却被告知他们目前无法找到副本，但“女士”应该放心，一旦他们找到了，我们就能得到一份。他们完全没有想要掩饰这样的说法有多么不合逻辑。
伊恩和我决定采取软磨硬泡的方法。我们每天都向他们询问是否已经拿到报告。每天我们都收到同样的回答，耐心又不失礼貌。有时候，为了打破单调，我们会问两次，或者轮流问，伊恩问一天，我问一天。或者我们都会问，假装我们不知道对方已经问过。我们就这样自娱自乐。
我们找到了掘墓人，向他询问他的发现、发现人骨的地点，以及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件事如此小心谨慎。他是个可爱的人，很乐意带我们去墓地。他告诉我们当他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发现了大秘密时，他又重新填上了这个洞。他跟我们说起了当地人的猜测，告诉了我们很多有用的情报，虽然很多都只是传言，但也有一些相关的细节并没有在最初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他告诉我们，大家都知道杰奎琳·克里夫特在被处决时怀着毕晓普的孩子。因为美国同僚并没有告知我们这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完全不曾想过还需要找出胎儿的遗骸。这就说明了与一切相关人员交谈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不管他们的参与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
我们一大早就开始了正式的挖掘工作，免得忍受中午炎热的天气。就在离地面不深的地方，我们挖到了预期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帆布尸袋。帆布尸袋看起来已经不是特别牢固，但我们利用护士为卧床病人换床单时用到的滚动技术，将它完整地抬了起来。当我们需要将遗体转移到尸袋中时，我们都会采用这种方法，尽量减少损坏。
尸袋刚被挖掘出来，美国人就准备收拾东西走人。这不是我们通常的做法。我们会全面检查埋尸地点，包括尸体的下方和四周。在尸袋已经破裂的情况下，由于动物活动和土壤中水道的影响，骨头可能在土壤中移动到各个方向。所以我们决不会认为袋子和袋子里面的东西就是全部的发现。
当我铲去一些泥土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些骨头。在一个使用多年的墓地里，发现其他骨头是很常见的事情。这些都是属于未成年的肋骨。当然，我们肯定会调查这些肋骨的主人，但我很清楚，它们不是胎儿的骨骼，因此它们不可能与杰奎琳·克里夫特的怀孕传言有关。
不过，我当时很想调皮一下。我从尘土飞扬、肮脏的洞里抬头看向我的美国同行闪闪发光的长筒靴，温柔地问他：“告诉我，你是不是也想找到胎儿的遗骨？”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跑向墓地一个偏僻角落，疯狂地打着手势，对着手机喋喋不休。虽然我不否认我方的还击形式很幼稚，但我还是忍不住露出一个自鸣得意的微笑。
当他回来的时候，我问他是否愿意为这些孩童的肋骨排序。如果他愿意，我就会直接把这些肋骨交给他。我以为他要晕倒了。很明显，他在处理儿童遗骸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以为这些肋骨真的是胎儿的肋骨。当我把骨头递给他时，我没有说明，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被告知还需要寻找胎儿的骸骨。他问我这孩子大概的年龄。
“很小。”我说。也许我有点太喜欢这个恶作剧了，但美国人对我们实在太不友好，我觉得我应该小小地报复他们一下。
在太平间里，我又以牙还牙地给他出了个难题，我只给了他一部分孩童的骨骼，让他去复原。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他一直捣鼓自己的手机，希望可以找到有用的信息帮助自己完成手头的工作。显然，他没有成功，因为他遇到的是“技术性”难题。复原儿童的骨骼，需要的不是什么技术，而是经验。我就这样让他工作到一天快要结束时，才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我自己动手复原了这具儿童的遗骨，从头到脚，花了大约15分钟。当我宣布这是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时，他倒是给了我一个淡淡的微笑。我已经表达了我对美方的不满，他也接收到了这个信息。想到自己已经清除了两方之间的障碍，我再次要求美方提供之前的调查报告，但仍旧没能如愿以偿。
我和伊恩两人与掘墓人相处得很好，那天晚上他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欣然答应。他也邀请了我们的美方同事，但他们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这是他们的损失。
当我们到达掘墓人的家时，慷慨的主人把我们带到花园里，一口大锅在篝火上咕咕作响。锅的四周摆满了面包，堆得很高，中间放着鸡肉和蔬菜，这样面包就能吸收所有的汤汁，味道特别好闻。然后他给我们倒了一杯自制的德梅拉斯皮克朗姆酒，这个夜晚变得更加欢乐。我们知道第二天一定会头痛欲裂，但这是值得的。
夜幕渐深，我们坐在月光下，围着篝火，喝着朗姆酒，吃着丰盛的食物，微风拂面。我和一个迷人的男士聊了起来，没想到他竟然是岛上一所私立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讨论解剖学、教育学和人类学的问题。在谈到我出现在格林纳达的原因时，因为政治敏感问题，我并没有说太多（然而事实证明，我想得太多，因为这已经是全岛的热门八卦），只是抱怨了美方同事毫无根据又令人愤怒的做法，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交出之前的调查报告。然而，就那样出人意料的，我听到他对我说：“我当时就在那里，我就有报告的复印件，你要我明天给你复印一份吗？”
令人惊讶的是，两个解剖学家、一个掘墓人的派对和自制的德梅拉斯皮克朗姆酒竟能生出这样的魔力。等到第二天，我们的美方同事该担心的就不是孩子的肋骨了。
第二天，我们带着宿醉，好不容易找到了教授的办公室，在那里，美方的调查报告安静地等待着我们。事实上，报告里的很多内容我们都已经知道，除了一些对没能找到毕晓普遗骨原因的猜测，报告里确实记录了克里夫特怀孕的信息，不过我们已经早就知道了。
伊恩和我回到太平间，我们的美方同事正忙着打包遗骨，我们仍旧例行公事地找他们要报告，当然他们还是给出同样的答案：“对不起，女士，还没有，还在找呢。”我从包里拿出报告，告诉他们可以复印我们找到的报告，因为我们非常乐意帮助美国补齐他们的记录文件。他们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整个团队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出房间，全都拿出电话，喋喋不休。奇怪的是，美方从来没有找我要报告去复印，也许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那份报告。
最后，谁都不用担心了。尸袋中的遗骸并不属于毕晓普、他的女友或任何内阁成员。
当美国人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时，他们对陆军总部发动了空袭，但没有击中目标，而是击中了附近一座收容医院的大楼。我们发现的孩子的肋骨很可能之前就已经安葬在那里，墓穴中的其他遗骨，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尸袋中的骨头，属于避难医院里几位不幸的病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因此丧命。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在尸袋中发现的尸体部分既有男有女，也有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件睡衣上的腰带，上面绣着医院的名字，让人心酸不已。
一些肋骨，几张报告，我们让对方同事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忘记尊重周围的人，他们选择了分裂而不是合作。而实际上，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我们的目的都是查明真相，用那些伎俩着实没有必要。
[1]摇晃婴儿综合征：由于婴儿受到剧烈摇晃，导致其脑部产生损害，血管撕裂，脑神经受损，从而出现头痛、头晕、失忆、智力受损甚至瘫痪、死亡。此多为儿童虐待的一种形式。——编者注
第五章 舌骨和喉意想不到的零碎骨骼
人类的声音是灵魂的载体。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8）诗人
如果有一块骨头是犯罪小说作者最喜欢的，那一定是舌骨。因为它容易骨折，小说中有很多被勒死的情节，就是舌骨骨折造成。
舌骨位于颈部上方，颌骨下方，第三颈椎的正前方。如果你把手指放在脖子的两边，轻轻地挤压（不要太用力），你可能会感觉到两边都有阻力，脖子上会有不舒服的疼痛感。你手指下面的骨头是舌骨大角的尖端，它起到一个中转站的作用，使下颌骨下表面到顶端的肌肉、下颌骨下端到胸骨的肌肉，以及喉部周围的其他结构都能附着在这里。
儿童的舌骨由5块独立的骨头组成：一块在中间（舌骨体），两个小角在两侧，下面是两个大角。它大致呈C形，C的开口部分围绕着气管，面向后。舌骨小角在生命早期就会与舌骨体融合，但大角可能要等到四五十岁时才会与舌骨体融合。
攻击者的拇指和其他手指挤压颈部两侧可以折断相当脆弱的舌骨大角，但并非所有被勒死的人都会舌骨骨折，据估计，2/3的死者并没有舌骨骨折。事实上，这种骨折在年轻人中并不常见，在儿童中尤其不常见。即使死者有舌骨骨折，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是被勒死的，因为生活中也可能发生舌骨骨折。
珍妮的悲惨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父母双亡，她和哥哥被寄养在不同的家庭。她很小就有了自己的3个孩子，婚姻破裂后，她原本随意的生活开始陷入混乱。众所周知，她酒量很大，还滥用药物，经常突然失踪好几个星期，睡在朋友的沙发上，在废弃的房子里嗑药，如果手头有点钱，她就会去住酒店。她37岁时，有人报案说她失踪了，报案人意识到已经很久没见过她。
她最后被人发现住在一个北方城市郊区的一所空房子里。这所房子的邻居们经常向市政局投诉，说有流浪汉私自占用了这所房子，还有人在这里随意倾倒垃圾。珍妮最后一次露面之后19个月，公共卫生部门接手了这处房产，与一家公司签订了清理合同，准备将房屋重新装修再出售。在后院，垃圾和碎石足足有近2米厚。他们震惊地发现，在这些杂物下面，有一具人类的遗骸，蜷缩成胎儿的模样。尸体旁边有一个喷雾罐和一个塑料袋。
相关人员对遗骸进行了DNA取样，确认死者是珍妮。她似乎就死在房子的后院里，而且，那些随意扔垃圾的人把越来越多的垃圾从墙外扔进来，珍妮被埋在了这些垃圾的下面。
尸体的回收工作由法医考古学家负责，确保能找回尽可能多的遗骨。尽管在她的身体上发现了几处已经愈合的骨折，但关于死因，尸检结果没有给出定论。她显然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但不能确定的是，她的死是因为自身的不幸，还是人为的罪恶。
法医考古学家发现了4块舌骨碎片，并成功复原了它们——这是一件专业的杰作。舌骨小角与舌骨体融合，左右大角与舌骨体分离，但左大角已经碎成两块。当警察把这块骨头带到我们实验室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左大角骨折是死前、临死，还是死后造成。
死前损伤可能会有愈合的迹象，而临死或死后的骨折则不会。临死前的骨折通常不会折断得那么干净利落，因为骨头还是湿的。想象一下如果你试图折断一根带着绿叶的树枝，断口处通常都参差不齐，并不光滑整洁。但如果你折断的是一根干枯的树枝，断口处就会比较平整，人死后的骨折也一样，因为骨头也已经干燥。
死前的损伤可能是死亡前遭受暴力或创伤的结果。死后骨折通常是由于处理尸体或挖掘尸体造成的。死前损伤会有愈合的痕迹，但死后骨折不会。然而，临死前的骨折有可能就是死者的死因，警方或许会因此展开凶杀案的调查。确定舌骨角断裂的时间，是找出珍妮死亡原因的关键。
用肉眼观察时，珍妮舌骨左侧大角的断裂部分看起来很干净，但在显微镜下我们却看到不同
的景象。骨折时，骨头还是湿的，所以当她还活着的时候，大角的圆面一直在试图自我愈合，但没有成功。珍妮在舌骨骨折后，还继续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可能只是几个月，并不是几年。
多处骨折愈合的痕迹表明珍妮可能遭受过家暴或其他攻击，但这也可能只是因为她嗜酒成性，经常跌倒造成的。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珍妮曾遭受攻击，但她有很多的医疗记录，都是因为跌倒被送进急诊室，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我的二女儿曾在市医院的骨科病房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她看到许多因酗酒或吸毒而骨折入院的病人，经常是在大雨天，或者道路刚结冰的时候。她回忆说，护理人员必须处理这些病人复杂的需求，同时还要对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保持警惕，因为不清楚这些患者都携带着哪些传染病，这会使护理工作难上加难。如果这些伤员正在经历脱毒期，他们会被铐在病床上接受治疗，警察也会在一旁监视。对珍妮本人以及和她经历相似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十分混乱，而对于那些想要提供帮助的人，他们的生活同样也会陷入混乱。
然而，仅是跌倒并不足以造成舌骨骨折，所以针对珍妮的情况，我们仍然认为她有遭受过袭击的可能。最终确定死因的机会渺茫，但不管珍妮身上发生过什么，舌骨断裂不会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
舌骨下方喉的主要部分是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软骨开始骨化变成硬骨。骨化可以产生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异常精致的花边状骨纹路。
甲状软骨，俗称“亚当的苹果”，古人认为有一块禁果卡在了亚当的喉咙里。进入青春期的男性确实拥有比女性更加明显的甲状软骨，因为软骨体积增大，我们的声音也会变得低沉。声带附着在甲状软骨的背面，所以喉结越突出，声带就越长，音色也就越低沉。
喉部的生长在女性中并不明显，当然也有一些喉结显著的女性。一般来说，虽然甲状软骨突出与男子气概密切相关，但对那些变性人来说，尤其是从男性变为女性的人，喉结是一个烦恼。他们经常用围巾、项链或高领衣服来掩盖喉结。有些人会选择通过手术切除部分甲状软骨，改变其大小。
甲状软骨的骨化最早可能出现在一个人30多岁的时候，但个体差异非常大，骨化的时间也没有太明显的性别差异。
环状软骨位于甲状软骨之下，与第六颈椎平齐。它的形状像一个印戒，后部宽阔，前部低窄。下面是一连串的软骨环，这些软骨的作用是保持气管的开放，这样我们就可以顺畅地呼吸，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软骨环也可以变成精致的小骨环。
舌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以及骨化的气管环，都是法医人类学家会遇到的零碎的人类骨骼，所以我们必须能够识别它们。
如果有异物进入呼吸道，颈部收缩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威胁。我记得有一次我为自己正在编写的一本教科书做调研时，读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患者在圣诞节期间因呼吸困难住进急诊室，他以为自己吞下了火鸡骨头。通过食道镜检查，医生在甲状软骨附近发现异物并取出。
结果不是火鸡骨头，而是一块贝壳。当被再次问到他究竟吃了些什么时，他想起来火鸡肚子里塞满了牡蛎。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在检查时会发现什么。
第六章 上肢带骨长出翅膀的地方
当我们还是天使时，肩胛骨是我们长出翅膀的地方。
——戴维·阿尔蒙德作家
肢带骨的英文名称为girdle，更常用的含义是女性紧身衣，当我跟学生提起我母亲穿的倍得适塑形衣时，她们一脸茫然，所以这种类比除了暴露我的年龄外别无他用。
上肢带骨包括位于胸廓前上方的锁骨和位于胸廓后外侧的肩胛骨，将肱骨与躯干骨相连。下肢带骨包括一对髋骨，将骶骨和下肢的股骨连接起来。
有趣的是，构成上肢带骨的两类骨骼，既包括人体骨骼中最不容易骨折的肩胛骨，又包括最容易骨折的锁骨。
所有灵长类动物都有锁骨，部分哺乳动物没有锁骨，而像马、猪、河马等有蹄类动物则完全没有锁骨。比如，猫锁骨的退化使得猫咪的身体变得极为柔软，能够挤进较小的空间中。
对于人类来说，便于附着肌肉的锁骨，起着将上肢撑离躯干的作用。对于多数四足动物来说，位于身体下方的前肢仅有运动的作用，锁骨除了支撑之效别无他用，所以尺寸不大。但令人惊讶的是，锁骨并不是非有不可。事实上，我们可以取出锁骨，只要将肌肉缝合即可。对于骑马的人来说，当他们从马匹上跌落时，锁骨最容易被摔断，因此在过去，有些人干脆通过外科手术切除锁骨，以此避免骨折带来的麻烦。有一种看法是，与其冒着骨折的风险，还不
如没有骨头。
其实，锁骨骨折也会危及生命。锁骨是一根横向的S形长骨，其外侧1/3处的位置是最容易骨折的部位。更严重的是，这部分锁骨的下方正是大血管锁骨下动脉和锁骨下静脉通过的位置，骨折造成的尖锐碎片很容易刺穿血管。
罗伯特·皮尔爵士曾在1834年至1846年间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被称作现代警务之父（因此人们用其姓氏peeler和他的昵称bobby来称呼警察，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他就是因为锁骨骨折而丧生的。当时罗伯特得到了一匹猎狐马，这马脾气暴躁，特别喜欢踢人。当他还在和这匹马相互磨合时，有一天，他在骑马去白金汉宫附近的宪法山途中遇到两位熟识的女士。不幸的是，她们的马受到了惊吓。罗伯特的马也跟着躁动起来，并将罗伯特摔了出去，猎狐马一个踉跄，撞到了罗伯特身上，罗伯特的几根肋骨和左锁骨骨折，最终因锁骨下血管破裂导致失血过多身亡。
罗伯特于受伤3天后逝世，考虑到他可能还有不少挤压伤，我怀疑他更有可能死于并发症，但至今，大家仍旧认为罗伯特死于锁骨骨折。
锁骨是人体内最早形成的骨头，母亲孕后5周，胎儿的锁骨就开始形成，甚至在母亲自己察觉到怀孕前，孩子的锁骨就已经开始发育了。锁骨发育很早，孕后2个月已经呈现S形，从那时起，锁骨以每周生长1毫米的速度匀速发育。婴儿出生时，锁骨长度约为44毫米且极易辨认，所以锁骨是鉴定死胎遗骸孕周和胎儿遗骸年龄的一个指标。
大多数人对新生命的降临都满怀期待，但不幸的是，总有悲剧存在，人们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常常会发现被藏匿的胎儿或新生儿遗体，比如地板下、浴缸下、年久失修的烟囱里、无人居住的阁楼上，抑或被遗忘的橱柜后的旧手提箱里。为了掩盖意外怀孕的事实，刚刚降临的纤弱婴儿，无论是尚有呼吸的还是遗憾离世的，都被残忍地藏匿起来，仅仅是为了消灭证据，不被众人所知。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介入调查的很多事件都能追溯到70年之前甚至更久远，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虽然终止妊娠是非法且不安全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女性堕胎的决定，也不能阻止她们在街角小巷里寻找堕胎的诊所。发生这种情况，常常是因为贫穷，她们没有能力再多养活一张嘴，或是因未婚生子而感到耻辱。
发现这类遗骸会引发许多问题。首先跳入我们脑中的问题是婴儿的死亡时间和婴儿的母亲是谁。但是，从法律角度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婴儿的死亡原因和死亡年龄。核心问题是，孩子如果平安降生，它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而自然死亡，还是被蓄意谋杀。如果它未能出生，那么是因为终止妊娠，还是因为胎死腹中呢？
死产是指妊娠满24周及以上的胎儿在分娩过程中死亡的情况。而胎儿24周后终止妊娠被称为晚期流产。24周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英国法律规定超过24周就不允许引产，因为在高水平的医疗条件下，此时的胎儿已具备存活能力。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24周以上的胎儿是可以存活的。
测量胎儿锁骨，可以为这项法律区分提供可靠证据。胎儿发育到24周时，锁骨长约27毫米，即成年人拇指长度的一半，这是可以被精确测量的。如果胎儿还在母体中，可以通过超声波来测量锁骨长度，但测量结果一定要由专业医师来解读。对脱离母体的婴儿，可以采用X光或CT扫描。如果是尸检，则可以直接把锁骨取出测量。
在家中意外发现胎儿或者新生儿的遗骨会让房主很崩溃。就有这样一对夫妻，在苏格兰岛的郊区买了一间旧的石头小屋，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翻新整修，铺设防潮层，安装新的管道。挖到土基时，他们发现了一些类似骨头的东西。这个小岛有丰富的古墓和文物，所以他们向在附近工作的考古学家求助。这些骨头很小，有些是动物骨头，不幸的是，并非所有骨头都是动物骨头。所以他们紧接着报了警。
当地没有勘查现场的警力，罪案现场执法官员从陆地赶来需要几天时间，因此转而求助考古学家。这些枯骨被挖出后放到了纸板盒中，然后空运转移到150英里（约241千米）以外的因弗内斯，那儿有距此最近的停尸间。警方向我寻求帮助，希望我为其提供线索，在检测遗骨后，确定死者的年龄及死亡时间。因为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质量很差，所以我第一次拨打了电话，询问我应该看什么和看哪里。在不知道照片中拿着骨头的人是谁时，我再次拨通了电话，被警方告知他们是考古学家，正在挑拣遗骨，扔掉他们认为是动物骨骼的那些骨头。
但凡接受过法医培训的人都该有这样的常识，一是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丢弃，二是需要请教专家。如果这些考古学家对骨头所属判断准确，而我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那这种情况我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他们经验丰富，足以胜任辨别人类遗骨的工作，纸板盒中就不该有动物遗骨。但是我却在纸板盒中发现了掺杂其中的动物遗骨，这让我对这些考古学家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再次搜查案发现场，我并不觉得能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是在法医人类学家不在场的情况下。现实生活中的调查并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总会有重大发现。高级调查官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看到照片因其质量不佳而一筹莫展，因为完全复原照片十分困难。我告诉他，如果这是一桩凶杀案的话，很不幸的是，此案证据不全。听罢，他拿照片的手扶着下巴陷入深思。但即便有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我怀疑警方也不会就此规范他们的调查程序。
纸板盒中是一些小型动物的骨骼，多是鼠类，所以尸体可能曾是它们的食物来源。事实上，在一些骨骼上确实留有很明显的啮咬痕迹。新生儿有300多块骨头，而目前能找到的却仅占总数的两成，并且这些遗骸还不是来自同一个婴儿。我们一共找到了三根锁骨——两根左锁骨和一根右锁骨，这根右锁骨和另外两根左锁骨大小不同，并不匹配。
简而言之，这至少是三个不同婴儿的遗骨。如果三具遗体都完好无损地埋在地下，那至少也能找到900块骨头。没有找到的遗骨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了，可能被动物吞食，可能被冲走（遗骨所在区域极其潮湿），也可能在当地酸性的泥沼质土中被分解。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考古学家没有分辨出这些是婴儿遗骸而随意丢弃了。还有一种可能，这些婴儿在被抛尸时就已经不完整，之后我会检查肢解痕迹来验证这一假设是否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