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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皇权社会里，必会存在利益的分裂，国家利益（或曰君王利益）与社会利益（或曰人民利益）大多时候南辕北辙，这样就会有不同乃至彼此抵触的是非判断和价值观念并存，可称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前者虽然强大无比，占据表面上的绝对主导，却也遏制不了后者如野草般生长。可以判断说，宋江从其获得“及时雨”美誉，成为被下层敬慕的社会活动家的时候，不管其是否心甘情愿，已身不由己地注定了叛逆者的命运。
水浒乱弹之：“水寨大并火”
别怪王伦疑虑，晁盖等投奔梁山，正所谓“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乃是涉及到了梁山的未来走向，是两条路线抉择的大事。
想那王伦，本就不是敢作敢为，可独当一面的豪杰，无非集合了一伙走投无路或生计无着者经营着一家非法私企，做点见不得人的打家劫舍勾当混口饭吃，和现代社会中的老鼠会、互助会等本质上有更多相近处，介于非法组织与黑社会之间，在夹缝中艰难求存。成为公开叫板官方政府的对手和敌手，那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晁盖等一伙前来投奔，王伦虽款待殷勤，但一听完他们的所作所为，“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作应答。”如果说当初排挤林冲，乃是私心作祟，可以理解为出自一种自卑感，即林冲的能力太强，昔日的名望地位也都是他一个落第秀才没法比的，那对晁盖等则更多了恐惧：你等上得山来，必惹来官府侧目，我这老鼠会不就办不下去了？你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想牵连我梁山遭官军围剿？
看官多以为王伦心胸狭隘，忌贤妒能，实不知他从无举旗造反，公开与官方政府为敌的意愿，落草仅为谋一条生路。假如王伦昔日也如林冲一样蒙受奇冤，身负血海身仇，心中充满仇恨，没准他会闻之欣喜若狂，虚位以待，心想我终于有报仇雪恨的机会了。他会象林冲一样认为“今日山寨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呵呵。
既王伦享受着梁山黑组织的当前既得利益，也满足于这等既得利益，晁盖等人的到来就是对这种稳态的严重冲击和动摇，意味着黑窝点的公开化，非法组织从此转成为土匪巢乃至造反基地。这样的转变不是他所情愿的。套当下的政治话语，从“农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高度，这可理解为保守派对激进派之争，是一个关系到梁山是体制外求存还是公开造反对抗体制，是姓“和”还是“战”的立场问题。
实际上，王伦礼送晁盖等时说过的那番话，“感蒙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在下以为实肺腑之言，那是在暗示立场：我王伦是一个保守派，是不主张暴力di，请别在我的地头上干这个。当然，假如你晁天王革命成功了，我也是乐意见到di。
这个时候，压抑已久，且早已沦为旗帜鲜明的激进派林冲拍案而起,“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这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大并火”三下五除二即轻易完成。在下更以为这甚至都不叫“火并”，仅可称做“和平演变”。林冲推举晁盖所言，就是保守转激进的标志：“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他日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
从历史看，激进主义者通常都更能赢得人心，也暗合人性中的某种潜密意愿。所谓将相无种，草民亦有草民的尊严。既被掠取，何不夺回，既被禁锢，何不打破？别谈什么理性算计，屁股方决定脑袋，既失利益阶层选择激进该是最符合情理和逻辑的举动。
水浒乱弹之：“怒杀阎婆惜”
在当下的这个花花世界，包二奶或养情妇大约也是一种时尚，或者说，是财富地位的象征，成功男士之标志。在下与友闲谈，每论及某地某君挥金如土，妻妾成群时，友不禁面露羡慕之色，感叹：“好有钱，真大款也！”其实，又何止大款，衙门里的大吏能员，国私企之头头目目，凡事业有成，为社会敬慕的者，有包养之嫌的总有十之五六吧，何足为奇？
在下惭愧，年届而立却依旧为生计奔忙，事业亦是碌碌无为，对包养这类需大财力作后盾的事当然是有心无力了。故而总有一个疑问难释：万一有朝一日那二奶或情妇要闹将起来，不知该如何摆平？这种事首先于成功人士脸面上就不太好看，即便有什么私下协议，上法庭也是算不得数的。再假如，那二奶或情妇手中握有成功人士见不得光的甚么证据(一般而言多少都会有一点的)，那事情岂不更加难办？即便花大价钱可以暂时摆平，亦难保今后会不出岔子。又假如这证据着实不比寻常，非同小可，在下揣度，一劳永逸的法子大约就是学宋江的“怒杀”一途吧。
《水浒》里面，宋江亦为当时颇有声望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勉强可算作成功人士。虽谈不上大款，毕竟也是农场主的公子，何况那时的包养行情和成本比当下低了许多。故而“及时雨”先生一不小心就包上了一个也理所当然，“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又过了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
可惜好景不长，“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因为宋江“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偏偏“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这红杏出墙就难免了。
按说宋江未有大奶先包二奶，未及娶亲先养情妇，即便他在“性”趣、“性”致方面“不十分要紧”，该也是没什么可顾虑的，大不了拍屁股走人，一蹬了之。他自己也认为：“又不是我父母匹配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
就此了结？恐没有这么简单。即便什么也没发生，要了结这事至少也得花些银子，算个“青春损失费”吧。偏偏那一晚宋江与婆惜一夜冷战，头晕脑涨之下竟然留下了通匪把柄，事情可不闹大了。
谈判不成，“只这一声，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在下倒觉得，没那一声“黑三郎杀人也！”这事终归还得血腥收场，因带上了绿帽子的宋江，其憎恶怨恨之意难免早已蓄积，杀意已然潜伏，即便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今后宋江也还得忍气吞声，得面对随时的讹诈和秘密泄露，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这样的生活谁能熬多久？如古龙所言：“世上唯一能保守秘密的，就是——死人！” 灭口当是早晚的事，只不过那样的话宋江大约不用亲自出手，只暗示一声，就会有亡命兄弟出来做的天衣无缝。
在下的家乡出过这样一桩碎尸惨案:一位三十出头，仕途得意，身居衙门要害部门的李姓处长，因离婚后生活孤寂，一日与友去夜总会寻欢，与一小姐鱼水欢娱之下情投意合，遂购房将其包下，不久小姐怀孕，要求转正，想要个正式身份，这处长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二人日夜争执不休，乃至拳脚齐上，致恩断情绝。这小姐心有不甘，竟亲往处长所在衙门处投诉，并大哭大闹，不肯罢休，成了衙门里的一件奇闻笑柄。李处长眼见声望被毁，仕途受阻，不觉老羞成怒，杀意顿起，一夜约小姐出来谈判，一言不合即手起刀落，杀于郊野，事后更将其碎为数段，分别埋藏于多处。不巧有残肢不久就被人发现，此案遂立。经艰难发掘察访，李处长终于未能逍遥于法外。
“怒杀”留下了缺陷，没能成为一桩待查疑案，是因宋江还不够狠（毕竟是搞慈善的），没把阎老妈子一块做掉，好一了百了。在下也颇服那位阎老妈子，竟然反应如此敏捷，能面不改色，沉着应对，机智勇敢地与杀人犯周旋，硬是差点让宋江当场就落入法网。可怜这宋公明，包二奶没享到艳福，就由慈善家沦为杀人犯，从此开始了一段落魄亡命的坎坷生涯。正所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披麻救水，惹焰烧身。呵呵。
水浒乱弹之：“醉打蒋门神”
“醉打蒋门神”一回，关键词不是“打”，而是“醉”，值得回味处则不是“醉打”，而是为什么要打。
俗话说“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然这武松初到孟州便视牢狱潜规则如无物，对所谓“送人情”嗤之以鼻，“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上的大堂亦出言无状，一百杀威棒临身，竞不皱眉头，“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 果真一条铁铮铮的硬汉子。
不过这条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不多久被糖衣炮弹击倒，被富贵所“淫”了。杀威棒“寄下”之后，武松住进了单间，每日有专人伺候，好酒好肉款待着，没数日便软化了，态度立马改变，虽然他也明白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此举必有缘故，不过却已经认定对方“想他必是个好男子”。看起来，对武松而言“好男子”的标准很低，就是看不看的起洒家，给不给洒家面子。
这样一来，施恩出来“看着武松便拜”，灌几句花言巧语的黄汤，武松即刻醉倒，以身相许，承诺：“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一条所谓好汉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死心塌地的亡命徒，雄纠纠地为施恩卖命去了。
送几餐好酒好肉，灌一点奉承黄汤便收复了一位名震四方的“打虎英雄”，驱使其不问是非，不辨皂白，或仅信一面之词，二话不说就情愿两肋插刀。虽说快活林之争只不过是黑道上的地盘之争，里面没甚么正邪善恶可言。不过在下却甚为遗憾，因为比之当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职业杀手、专业保镖时价，堂堂打虎英雄是不是也太便宜，太廉价了？
一部《水浒》，主旨就是两个字：“忠义”。“忠”是宋江后来加进去的，而“义”却是贯穿始终。可惜这个“义”在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廉价，其中没有原则，没有道义，甚至没有是非。所谓“有奶便是娘”，私德早已取代了公德，效忠卖命的驱动力仅为个人恩怨和利害得失。也难怪后来宋江每擒一将，只要使出“叱退左右，亲解其缚，扶于座上，纳头便拜”这十六字诀，就可以让对方心悦诚服，随即心甘情愿地归附，加入到“聚义”的行列中。这里的“义”无所谓道德、公义判断，是一种人的贬值出售，“士为知己者死”仅仅成为某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看你开不开得起价。
决斗蒋门神之时，武松当然没有真醉，那是惑敌之策，否则焉能施展出“玉环步，鸳鸯脚”这等非同小可的必杀技？不过在下又以为武松确实是在“醉打”，因此前他就已被黄汤灌醉，早丧失了自觉的理性判断与选择（也或许原本就没有），已成了一台纯粹的“打架机器”。
假如那蒋门神果真了得，连武松也非其敌，在下倒是相信武松这条汉子即便不敌也不会屈服的，即使蒋门神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决不会皱一皱眉头。可那又如何？白白一条性命枉送于黑道火并而已。再假如蒋门神方是监狱长的公子，对武松亦好生款待和尊重，武松转而“醉打”施恩，这基本100％肯定的事。就如“醉打”之后又有张都监格外“看重”，武松遂感激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服侍恩相。”
曾有网友著妙文一篇《武松是个小人》，尽数武松之杀戮成性，不法枉为之举。在下觉得，武松之不法，盖因其眼中无法，不仅没有王法，或者连天法地法亦没有，不过在下倒也欣赏武松的敢作敢为，不违职业操守，起码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此表明他至少还有心法，还识得行规。即便可以被理解为小人，那至少还是人。比之连心法都丧失了的，只会依仗权势或官方，看风使舵、两面三刀、口蜜腹剑之类的走狗或乏走狗强却又不知强多少了。
水浒乱弹之：“夜闹浔阳江”
《水浒》里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又有个说法，唤作“没本钱买卖”。照此说来，抢劫就是做生意，强盗也算商人了。
细想来，假如真的此山是我开，此树为我栽的话，收取一点买路钱也是应该的，因为既然投了资，至少要回收成本吧？想想当下，坐飞机要讨机场建设费，坐火车要讨空调茶水费，公路上更是层层设卡，甚至你走在街上，一时内急，欲找个厕所方便一下，也得至少有几角零钱吧？不然，嘿嘿……
所谓“没本钱”，自然是指此山非我开，此树非我栽，此山此树均乃公共资源，是为公有。不由分说据公为私，就是那强盗的逻辑，强行勒索路人财物，便是那“没本钱买卖”了。
虽说没本钱，可成本必不可少。占山为王，手下得养好几百号小喽罗，即便在那十字坡上开个黑店，蒙汗药也需下在酒菜里面，总之投资还是免不了的。成本最低的看来还数张横、张顺兄弟的买卖。
且说宋江在揭阳镇得罪了恶霸穆家兄弟，被一路追杀到江边，慌不择路就撞进了张横的水上黑店。以下的这一段对话就颇有玄机：
那梢公道：“有话明朝来说，趁船的要去得紧。”
那长汉道：“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
那梢公道：“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衣食父母。请他归去碗‘板刀面’了来！”
那长汉道：“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
那梢公道：“我的衣饭，倒拢来把与你，倒乐意。”
那长汉道：“张大哥！不是这般说！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你且拢来！”
那梢公一头摇橹，一面说道：“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却是不摇拢来，倒你接了去！你两个只休怪，改日相见！”
在张横眼里，宋江等哪是什么渡人顾客，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肥羊，是财物而已。
在下有幸参加过地方衙门的项目洽谈，耳闻过两家为利而争，其中的玄机和上面的对话简直如出一辙。再想想当下时时发生的收容之争、就业之争、抗税之争、坼迁之争，不觉感叹：“张横算什么，一小巫而已。”
事后，张横曾经论及其生财之道：“我弟兄两个，但赌输了时，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贫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等船里都坐满了，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也来趁船。我把船摇到半江里，歇了橹，抛了锚，插一把板刀，却讨船钱。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却先问兄弟讨起，教他假意不肯还我。我便把他来起手，一手揪住他头，一手提定腰胯，扑通地撺下江里，排头儿定要三贯。一个个都惊得呆了，把出来不迭。都得足了，却送他到僻静处上岸。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等没了人，却与兄弟分钱去赌。”
这场抢劫里面，张顺的作为叫做示范效应或威慑作用，二人一唱一和，引得众人纷纷就范。这一招是如此常见，可谓千古流传。即便今天的的骗子或劫匪也得其真传，履试不爽。在下在长途公共汽车上就曾亲身经历过数次，有回是骗子在车上用甚么套铅笔的虚设赌局诈人钱财，还有回是司机与售票人半路借故刻意加价。推而广之，比方股市，券商就是张横，大户就张顺；又比方脑*金，厂家是张横，电视广告是张顺，再比方垄断市场，衙门是张横，经销商是张顺，等等等等。
水浒时代是农耕时代，不比当下之商业时代，但有两样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一是人心，二是资源配置。银子万能的想法并非今人独有，可银子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而降，假如总量不能增加，或者说社会本质上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的话，为公为私，生财之道都得靠以明的暗的各种法子从其他人口袋里去取，取得走就是本事，呵呵。
水浒乱弹之：“义士尊晁盖”
上回的“乱弹”曾提及，即便是那“没本钱买卖”，成本开销亦必不可少，在下就倒回前面的第17回处，说说这买卖的运作和分配吧。
话说晁盖被林冲推为山寨之主，旋又大破来剿的官军，可谓喜事连连，好运不止。这日正在山寨中摆开筵席，大吃大喝，“正饮酒间，只见小喽罗报道：‘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 晁盖唤来，问有甚事。小喽罗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 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 三阮道：‘我弟兄们去！’晁盖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来。’”
上山才不久，又有先前劫来的“生辰纲”，却也挡不住“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才这么短的日子就“没金帛使用”了，由此可见，山寨头领们的日子着实逍遥快活，一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先使劲花再说，所谓消费促进生产，所言当真不假。此等“今朝有酒今朝醉”比之李太白竟更有胜之，妙处就在于不必把甚么“五花马，千金裘”这等的好东西“将出换美酒”。只要一声令下，那位头领带一百小喽罗出去走一遭就OK了。这不，“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帛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
财物到手，接下来就是分赃了：“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罗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这里按当下的计量标准来说事，做个假定，此次抢到的财物共计10万元，那么，留下5万元归公，其余的5万分为两半各2.5万，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也就是每份约2273元，剩下的最后一份方轮到喽罗们，再假定梁山寨中小喽罗共有五百，平分的话每人就分50元，这还未考虑喽罗们是不是也分等级，比如班长、排长之类是否会按级别分多一点？就统统忽略不计了。如此一来，分配上的差距超过45倍，十一人所得等于其余五百人所得，如此“均贫富”，是不是有点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梁山始终是这种分配制度，呵呵，忠告诸位最好别上梁山，如果没法混进那108个席位中的话。
至于晁盖，当然就不用去趁热闹了。既为一寨之主，剩下的那50％还不由他自由支配？如把梁山视作一个小社会，一个小王朝的话，其与那个把他们逼到这儿落草为寇的大社会，大王朝并无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当然，体制上的改革还是有一些，比如象“集体领导”，几位领导核心象吴用，公孙胜、林冲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象山内头领的小民主，凡大事均由十二人会议商议决定（虽说实际上也就核心圈说了算）。当然了，山寨中晁盖的领袖地位和权威，那是不容窥觑，不能动摇di。
现下的学界有一时髦话题，就是“革命有害论”。其中不乏对中国历代动乱的反思。不过以在下看来，若以构架的根本变化而不是政权兴衰更替来定义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话，中国从古到今并无真正意义的革命，有的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帝王戏而已，新兴的颠覆者也无非一个得志了的晁盖罢了。更何况，一旦晁盖真的得了志，大柄在手的话，放出去的那点权力和小民主也定会收回的，或以荣华富贵，封王进爵的方式，也或以鸟尽弓藏，斩尽杀绝的方式，视晁盖的性情喜恶以及昔日诸兄弟，众好汉此时可能会有的潜在威胁大小而定。
水浒乱弹之“宋江吟反诗”
刺配江州的社会活动家宋江，虽为囚徒，然金钱和人际关系这两桩立足社会之必备一样都不少，既得监狱长戴宗、狱警李逵的悉心照料和周到服侍，且手里亦不乏用于上下打点的银子。故即便身在狱中服刑，日子过得倒很也自在，时常还有渔霸张顺孝敬几条美味鲜鱼，直吃的拉肚子。正所谓“暖饱思淫欲”，生存权安稳之后，社会活动家果然有些不安分了，脑子里竟不由怀念起被剥夺的政治权，这就遭遇到飞来横祸，惹下了一场文字狱。
洵阳楼上，酒醉的宋江郁闷之余在墙上奋笔疾书，恣意发泄。其一为西江月，词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雠，血染浔阳江口！”写罢，宋江意犹未尽，“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来了首更猛的。这其二为绝句，诗曰：“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果然反诗！这诗若放到那“康乾盛世”，别说死罪，铢族都没得商量，即便在当下，恐亦是难容，不信诸位换个背景，再改几个词试试看？
那么宋江果真要反？事实却并非如此。否则宋江半道被劫上梁山时就大可以入伙，根本犯不上到江州来做囚犯。宋江吟反诗，本意原无非出于自感身世：“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古今的蓄意造反者，在下以为多为两类人：一是衣食无着，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这是主体；二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勃勃的功利冒险家，这是精英。宋江并不位列这两种人之中，他没有谋反的主观企图和意愿，哪怕是在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后。
不过，宋江的诗里确有诸如“他年若得报雠”、“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样赤裸裸的反句，难怪蔡九知府一看之下就认定：“这是个反诗！通判那里得来？”这是不是说明宋江生有反骨或藏有二心？也未见得。一种情绪的发泄，对正常人而言一般不会转换为行动，更多时候仅为一种“精神胜利法”。在下7、8岁时候在学校打架，有一回敌不过了，曾放言威胁道：“我要杀了你！”当然了，那时在下虽幼却识得好歹，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胆量，即使真的有刀在手也做不出来。那句话并不代表一种现实威胁，而是气急败坏之下的情绪宣泄罢了。